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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马克斯·
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亦即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李修建张云江译，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是这一系列专著中的第一部分。
韦伯选择从文化这一特定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包括政治），意欲说明文化（具体地说就是新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建立、发展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维护上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读书笔记进行汇总整理，简要介绍韦伯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及理论概况，并就韦伯的理论在当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实价值提出简要观点。
关键词：
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现实价值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是马克斯·
韦伯一系列宗教—经济论文集的开山之作。
《新教伦理》发表于1904至1905年，正是资本主义如日中天的成熟发展阶段，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欧）都沉醉在资本主义的辉煌中。
许多思想家都试图探寻资本主义（这里指的是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成功的原因。
而韦伯则独树一帜地从宗教的角度，第一次系统论证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
一、研究问题的引入
在书中，韦伯首先通过广泛的历史比较和横向文化比较发现，在近代欧洲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合理化趋势，这种趋势在经济领域就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这种经济变革是与一种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精神内涵相一致的。
韦伯指出，在资本主义精神成为指导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准则之前，社会伦理观一直由传统主义所把持，但是在近代，这两种伦理观的地位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韦伯认为，只有在宏观文化中存在着强大的精神作为支持时，这种转变才可能发生，而在寻找这种精神支持的过程中，韦伯考察了宗教。
在导论中，韦伯例举了科学、史学、艺术、建筑、行政系统等方面，提出了西方世界与其他地区的明显对比——这种对比同样存在于现代生活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以及独特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
基于此，韦伯提出本书关注的问题：
“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
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
通过统计数字的考察，韦伯发现，在现代企业的经营者和资本的所有者当中，新教徒占据了绝大多数，韦伯认为，这种现象只有通过宗教教义的比较才有可能加以解释。
通过比较，韦伯发现，天主教伦理不可能支持资本主义精神，而新教伦理却和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帮助它战胜了传统主义。
通过这样一个研究，韦伯一反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从精神气质的角度给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
二、资本主义精神
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韦伯首先引述了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经典论述。
如“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滋生繁衍性”、“勤劳节俭、守时公正、精细诚实能提高人的信用，使他成为别人钱袋的主人”、“对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严格控制，注意细节，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自己的信用，进而增加自己的金钱”。
从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即应当以各种美德尽量赚钱，同时抑制本能的享受。
这种态度是一种目标合理性行动。
韦伯认为，弗兰克林的观点绝不仅是一种商业上的精明，也不仅是个人立身处世的规则，而是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
富兰克林的话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也就是说在全社会范围之内，这种观点已经上升为一种独特的经济伦理观，即理性地追求利润，合理地增加自己的资本，并将之作为人生目的和道义上的责任。
凡是遵守这种伦理观的行为就被视为美德，而违反这种伦理观的行为就被视为渎职。
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确认在经济活动当中，只要不违反法律，赚钱营利就被视为职业的美德和能力的体现，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和道德的标准。
（一）“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
资本主义精神虽然表现为对金钱和利润的追求，但它不等于贪婪。
贪婪是人的本能的活动，它驱使的是一种激情的行动，而不是一种有节制的合理的行动，贪婪的行动在一切国家的一切时候和一切人身上都是存在的，而资本主义精神强调的是在追求利润时的一种合理性的节制。
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目标合理性，获利是人的天职，应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目标和手段相分离。
韦伯认为，这样一种有节制的合理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不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在各个时代都可以在个别人身上发现这种强烈的动机，但是只是在近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它才变成一种群众的心理动机，变成一种整个民族一致接受的精神状态。
“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
韦伯认为宗教方面的原因使得这种精神更快的被接受。
这也就促进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对于其他的地区资本主义精神受到了排斥，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很缓慢。
“这些国家（例如意大利）的劳动者缺乏自觉性，这点以前是而且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这种缺乏自觉性就是没有把赚钱作为天职，没有作为天职，那就仅是一种疯狂的贪婪，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需要那种既有赚钱欲望又要有纪律、自觉性的劳动者的。
因此无纪律的或者缺乏自觉性的劳动者就成了很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阻力。
在资本主义精神取得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之前，抱有这种态度的人不仅得不到别人的支持和鼓励，而且会遭受他人的指责和排斥。
到了资本主义精神上升为社会经济伦理之后，情况出现了根本的改观，抱有这种态度的人获得了人们普遍的理解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韦伯指出，作为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资本家精神，而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共有的普遍心态，是人们共同接受的道德准则。
韦伯把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对立并且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斗争的态度和心理反应称为传统主义。
（二）与传统主义的斗争
韦伯认为，人们并不是天生就希望赚取更多的钱，而是希望按照习惯化的方式生活，赚得维持传统生活所需要的钱。
韦伯引述了桑巴特的观点，他提出促使人们经济活动的有两大基本原则，一个是满足需求，二是谋利的原则。
韦伯用这两大原则来说明传统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韦伯举例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明传统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阻碍作用。
他从劳动者“计件工价”举例，当单位价格提高，劳动者却是降低劳动效率，不思进取。
这也导致了贫困促进劳动的错误看法。
低工资是会导致效率的降低的。
然后又举了德国女工适应习惯以至于不想通过创新来提高报酬的例证。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前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点。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有集中精神的能力、对个人工作绝对必须的责任感，与严格地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以及与能够极大提高工作业绩的冷静的自制和节俭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传统主义的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经济活动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这体现出了一种实质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形式合理性或目标合理性，所以传统主义进行的生产是简单的和重复的生产，而资本主义精神所推动的是一种扩大的生产。
接下来韦伯又从企业家的角度来分析传统主义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阻碍。
资本主义精神必须足够强大才避免了传统主义的蚕食。
在这一过程中，把追求利润看作是一种责任的心态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得到最合适的表达，同时企业又从这种精神中获得发展的动力。
在与传统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这种互相鼓励战胜了传统主义。
“这种过程更多的体现在靠个人奋斗发财致富的暴发户身上”。
通过历史的考察，韦伯指出，传统主义精神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它是伴随着猜疑、仇恨的，在传统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一个革新者常常会遭到别人的诽谤和诬陷，最终会落到无人理解遭人鄙视的境地。
所以韦伯指出，新型的企业家只有性格坚强，具有超人的忍耐和自制，才能顶住世俗传统的压力。
韦伯认为，仅仅凭借零星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无法同强大的传统主义抗衡的。
韦伯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仅靠经济环境的变化不能解释这种观念的转变。
在韦伯看来，经济环境本身是在特定观念指导下的社会行动的某种结果和组织方式。
他也反对用理性自身的发展来解释，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超过了传统主义，但是韦伯认为合理性具有相对性，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
韦伯推论，资本主义精神要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伦理，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它必须在某些地方发生，而不能仅仅在孤立的个人身上出现。
其次，当资本主义精神崛起的时候，只有在宏观的文化当中存在着强大的精神作为其支持者，才有可能打破传统观念的统治。
（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内在条件
在探讨资本主义取代传统主义的问题时，韦伯想到了宗教。
宗教是关于人生终极意义和生命价值的系统阐释，所以如果能从宗教中找到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某种终极目标的启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一个理解。
韦伯从统计资料中发现，在现代企业的经营者和资本所有者当中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当中，新教徒占了绝大多数。
韦伯发现，在欧洲许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发达地区，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之中都反奉了新教。
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在解释这种相关性时，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发展经济必须摆脱教会的控制，向传统教会的统治提出挑战和怀疑，而新教正好在这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对于这种解释，韦伯提出了反驳，韦伯认为宗教改革没有解除宗教对世俗生活的控制，而是以新的控制方式替代了旧的控制方式，这些新教派以对行动整体的控制替代了天主教松散的流于形式的控制，对于新教的这些严厉控制，现代企业家不但不反抗，反而保护它，信仰它，可见以摆脱宗教束缚作为经济发展的理由是说不通的。
第二种解释是新教徒之所以集中于经济活动领域，是由于社会原因和政治条件造成的。
也就是说新教徒是一种底层的阶级或者是一种少数派，所以他们只能在经济领域中体现自己的才能。
对于这种解释，韦伯也提出了反驳，他说如果政治压制能够激发经济才能的发展，那么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当他们受到政治压制的情况下，都应该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事实上，天主教徒在受到压制时，并没有表现出经济发展的热情，而新教徒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他们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他们都表现出发展经济的倾向。
所以韦伯认为，不应该从外部的政治环境中去寻找原因，而应该从宗教信仰的内在精神中寻找解释。
第三种解释说天主教对来世的追求和禁欲特征十分突出，所以天主教徒对尘世的美好事物漠不关心。
韦伯认为这种解释虽然涉及了宗教信仰的内在精神，但是失之于笼统，它没有抓住这两种教派的区别。
韦伯说，笼统地用天主教对来世追求的强度强于新教是没有根据的，从禁欲角度来看，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更是严厉地反对生活享受，提倡严格的禁欲生活。
第四种解释是新教信仰的入世苦行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活动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力，而天主教缺乏这种关系。
韦伯认为，必须深入地比较这两种教派在宗教思想方面的特点和差异才能进一步验证这样一个解释。
所以，韦伯沿着这条思路，对天主教和新教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
三、苦行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对禁欲主义宗教进行一番认识后，韦伯了解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恩宠状态的观念。
各禁欲主义教派获得的恩宠的具体方式不同，但都反对通过圣事、忏悔、个人的善行获得。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
与自然生活方式对比，由此产生推动力，激励个人获得恩宠，并把禁欲主义融入生活中去。
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宗教生活不再是使徒生活，而是可以融入在世俗生活中，这为职业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清教徒的天职观
清教徒认为每个人必须把每一时刻都用于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浪费时间。
劳动是上帝指定的人生目的本身。
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不劳者不得食”的戒律。
清教徒认为职业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另一重要的标准是私人获利程度。
若是上帝为你选择了一条道路，就可以尽力的获利，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由此获得的财富不是为了无所事事和享乐，而是履行职责，在道德上就是合法的。
这种思想明显为资本主义积累财富提供辩护，并且对资产阶级奋斗确立道德上的合法性。
而且上帝为劳动者选择的道路不应改变，这也为专业化的职业分工提供道德上的依据。
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
清教禁欲主义严厉反对享乐。
这威胁到了专制主义。
因此受到统治者的反对。
为了反抗压迫，清教徒制定了禁欲品行原则。
在很多事情上，清教徒都要判断某项活动是否符合禁欲的要求或者是否是为了享乐。
清教徒对文化、科学、艺术等都存在怀疑，对经院哲学尤其痛恨。
但是随着教会转向温和的国教会，禁欲主义影响也不如以前，受到了政治权力的打压。
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的对抗着；
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
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
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看做上帝的直接意愿。
因此，它所“表达的是对合理获取财富的维护，以及对非理性获取财富的打压”。
为追求财富提供宗教上的依据，总之是为了资本主义获利做辩护。
而且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并且是资本用于生产投资，这都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可能。
正如韦伯所认为的：
在清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
它在这种经济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
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宗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产生了”。
资本家只要其行为没有道德上的污点，就可以尽情地追求财富，并认为是一种责任。
而且财富不均被认为是合理的，是不同恩宠后的结果。
对于劳动者而言，尽管获得的报酬低，但是也是受到认同的，是为了信仰而劳动的，尽管是为了资本家劳动，仍是一种天职。
（二）加尔文宗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加尔文教起到了重要作用。
加尔文教反对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商业性的，借贷性的，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提出了一种观点促进个人追求财富，即通过自身的能力和主动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获利，强调这种个人主义的动机。
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发展。
总之，“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
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及时从新教禁欲主义中发展出来的。
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具有禁欲主义的性质。
“禁欲主义使得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并且不断增长”。
然而韦伯指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持也能够继续下去了。
这个时候的资本主义不需要任何辩护了。
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的推动下，先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展，然后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共同推动了西方文化和经济的演进，这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在这本书中，韦伯通过宗教这一特定的角度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从全书看，韦伯分析思路的主要脉络可以这样表述：
新教教派——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吻合——新教伦理孕育资本主义精神。
尽管韦伯的部分观点过于片面，过分强调了新教伦理这类精神、文化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加以鉴别，但从书的内容来看，韦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
这也说明社会现象本身具有复合性，因而分析只能从多角度展开；
而从每一角度的展开也只能是“相对真理”，但这并不能否认它们的价值，他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现实价值
韦伯思想自诞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便受到广泛关注，结构功能学派的帕森斯对韦伯思想的“美国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掀起了新一轮韦伯思想的研究热潮。
国际学术界试图从韦伯的思想逻辑出发，研究传统上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这些国家中儒家思想与经济腾飞的关系。
（一）对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启示
韦伯给后人提出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教与现代化关系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
研究韦伯提出的问题，可以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进而更全面地思考有利于我们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以往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往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式的理解，普遍流行经济决定论的观点。
而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和方法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观。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他和马克思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他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如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再者，从方法论意义上讲，韦伯在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尽管存在着盲点和误区，但他运用比较文化的视角，强调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且发现伦理精神是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而建立了重要的社会发展的解释模式。
这种方法论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韦伯阐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关系的方法，引导人们多思考伦理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但韦伯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只是一家之言，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其他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途径。
因此，研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可以启发我们思索如何从文化传统中挖掘和吸纳有利于社会现代化的合理因素，同时摒弃其消极的因素，这也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也是巨大的，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反作用、重视这种反作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建道德价值体系，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树立崇高的敬岗爱业等精神，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样才能更好更准确地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更全面地思考精神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而不至于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沼。
（二）对文化全球化冲击下民族传统文化继承的启示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社会学经典名著在中国的传播，既使我们在社会学等领域获得了思考问题的新方法，也迫使我们正确面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缺陷。
也许这就是文化全球化传播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帮助。
但是，文化全球化最多只能影响，并不能消弥民族文化间的差异而产生纯粹单一的，同质性的全球文化，因为文化主体的国家，民族是多样的。
我们置身全球化日益加速和深入的年代，面对西方世界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倡导“文化主权”已经应该成为我们在文化领域乃至国际关系领域不容忽视的主题。
我们应该处理好如何继承，创新文化传统，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如何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甚至可以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一样，分析出若干符合现代化的精神来。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导的儒、释、道三教，绵延数千年，已积淀和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教在民间，其教义更被融汇贯通，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间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点也可以随手拈来，比如说：
（1）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与现代化精神的吻合。
有书评家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本质就是说新教教义所特有的理性主义才导致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我们的“中庸之道”，“礼、仁、义”等无一不能发展出理性；
（2）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与现代化精神相吻合。
现代化要求人们积极入世，这应该比清教徒们的清教主义要积极得多；
（3）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意识与现代化要求的秩序性相吻合等等。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代名词，软实力已经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之中。
在十七大报告中，软实力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述形式出现，与之相关的重要论述还包括“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以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等。
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确立从国家层面推动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并作出相关系统部署。
在评价探讨全球汉语热催生孔子学院、中法中俄互办“文化年”等一系列重大现象和事件时，国际舆论的普遍看法是中国软实力日趋走强。
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地球村重要一员的中国，如何以更加主动的姿态，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萃取提炼，同时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寻找一种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并将其精髓展示给世界之需求，正变得日益迫切。
但是，只有当一个国家将文化精髓内化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认知后，方有可能将其外化为国际符号，并且当这种价值观念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后，才意味着软实力的真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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