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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陈独秀在1915年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
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
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打出引文字幕）
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的呢？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进行分析。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
（字幕）
陈独秀就讲到：
“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
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
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打出字幕）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打出字幕）它用以往任何时候不曾有过的尖锐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发生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侵略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不义战。
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创造的无数财富被毁灭，伤亡的总人数超过2800多万。
由于经历了这样一场战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指出，在西方世界中，许多人感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
“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打出引文和梁启超的照片）这种情况，不能不对中国思想界发生影响。
李大钊就说过：
“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打出字幕）中国人是否还应当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继续走这条路，当然就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打出字幕），更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人们看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
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应当说，正是由于怀疑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才会想到要另辟蹊径，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方案，从而为他们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思想土壤。
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不是偶然的。
那么，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开始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采取某种怀疑态度以后，是否立即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呢？
不是。
当时的先进分子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所以还不具备讲社会主义的条件。
陈独秀就说过：
“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
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对毛泽东的这句话，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
事实上，他于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就说过：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
那时我们中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
”“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
（打出字幕和朱执信的照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大字字幕）
毛泽东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是怎样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播放十月革命纪录片片段）
十月革命正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遭到严重的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极度的彷徨和苦闷之时。
封建主义的老一套是过时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又走不通，中国的出路究竟是什么呢?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
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李大钊当时就讲过，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
”（打出字幕及李大钊照片）
十月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推动力量，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
是的。
首先，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就是：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打出字幕）
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国，而中国有许多情况和俄国相同或近似。
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
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
十月革命的实践告诉人们，“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
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由此想到，既然俄国的国情同中国相同或近似，那么，俄国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能这样做呢?
青年毛泽东就曾兴奋地指出，“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打出字幕和青年毛泽东的照片）
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是推动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李大钊曾经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人民，“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
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1919年7月，苏维埃俄国政府公开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俄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等。
这个宣言于次年3、4月间冲破中国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出来。
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得知宣言的内容之后，感到“无任欢喜”。
《新青年》杂志刊登的中国舆论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反映中，就有人这样说：
这个宣言体现了新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当由此前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
此外，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历史性胜利的事实，也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正因为如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了这个运动的主流。
不过，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
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在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生动的例证。
报告说，1921年1月1日起，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一起接连讨论三天，解决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等问题。
会议提出供讨论的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报告说：
方法问题讨论到最后，主席提议付表决。
结果是：
“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未决定者三人”。
据此，报告认为，“方法问题大体解决”。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这个材料确实是很说明问题的。
那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首先，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
其代表，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
十月革命之后，他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他说，一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
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努力地去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他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9月、11月，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与以往的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
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独秀原来是一个典型的欧化派。
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他上了严峻的一课。
1920年1月，他开始宣称，军国主义、金力主力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同年夏，他明确地表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同年9月以后，他发表了《谈政治》等文章，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由于陈独秀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名声，他宣告自己信仰社会主义这个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壮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声势，推广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
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的领袖人物。
后来，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
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打出字幕）这三本书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
《阶级斗争》，考茨基著；
《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打出这三本书的照片）他说：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广东的杨匏安，（打出杨匏安照片，写明生卒年）是中国最早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爱国青年之一。
1919年11月至12月，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比较确切的阐述。
它的发表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可以说是该文的姊妹篇。
湖南爱国青年蔡和森、天津爱国学生的领袖人物周恩来，是在欧洲、主要是在法国确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
（打出蔡和森、周恩来照片，写明生卒年）
再次，是一部分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是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
（字幕。
打出他们的照片，写明生卒年）
他们是在学习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学习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比如，吴玉章就说过：
历次斗争的失败，驱使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他回忆说：
“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打出字幕）稍后，他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就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
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真是激流归大海！
当时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
他们确实是经过了艰苦的上下求索，才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逐步发展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直至成了中国思想领域的主流？
（
社会理想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最先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得以传播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
共产主义理想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
中国封建时代还不具备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
但是，先秦道家老庄学说中保存着对于原始生活的怀念，提出了对于阶级剥削的抗议。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宣扬“大同”的理想。
大同社会的原则是“天下为公”，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是：
“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孔子憧憬的是一种使少有所养、老有所终、互相关怀爱护、和谐安定的集体富裕社会。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
此后，大同社会成了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勾画了一个去“九界”，除私有则产、消灭阶级、人人平等幸福的太平大同社会的蓝图。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理想尽管有空想与科学的区别，但就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生活富足安定而言，又有一致之处。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大同”思想的基础上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把两者相提并论的。
如蔡元培就认为儒家的大同思想是“一种社会主义学，‘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
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
”③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苏俄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国大同主义”》。
④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直接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到达世界的大同”。
可见，儒家大同思想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亲切的认同感，对马克思主义少了一层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首先是基于救亡图存、趋向现代化的实践需要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选择和认可了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个更加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内在地决定着主体对文本对象的认可和选择。
任何外来的文化，如果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即使是文化的精华，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是种子与土地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中国5000余年的文化与智慧,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两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
两者在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继承性上是统一的，皆包含着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理性颗粒。
所有这些，使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最终认可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儒家思想的背景,儒家文化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过几次中外文化大接触。
而在最近一次的文化交汇过程中，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作为1949年以来指导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官方哲学。
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的、革命的等实践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若干基本观点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相似相通之处，如儒家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社会理想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正如皮亚杰发生认识学所说，任何一种新知识的接受，其图式和知识体系都不能和旧有结构差别过大。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最终认可和选择马克思主义，与接受主体自身的文化底蕴相关，即“除了实践上的根据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新青年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
①本文尝试解答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有何相似相通之处？
这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何影响？
一，唯物论
一直以来，让西方人困惑惊讶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信仰无神论，中国人是如何摆脱死的恐惧又如何寄托精神实在是不可思议。
以往我们将这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实际上让中国人如此轻易接受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早有此渊源。
儒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重人轻神、重现实，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往往存而不论，或认为除可感知得物质世界之外别无本体。
孔子以“人本”代替“神本”，荀子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范缜对于神不灭的批判，提出了关于形神关系的正确理论，王夫之提出“天下唯器”的精湛观点。
“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这正是儒家哲学既没有涵出宗教又没有开出自然科学的原因，但却形成了儒学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和唯物的实在论传统。
可见，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儒家无神论思想和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使中国人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二，辨证法
儒家思想中，可贵的辩证思维很早就已产生。
孔子提出“两端”观念，同时孔子盛赞中庸之道，他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②老子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已成为人们的常识。
《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更是精粹更深邃的辨证观点。
宋代以来，张载提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深湛命题；
程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
邵雍宣扬“一分为二”；
朱熹更讲“一中有二”。
他们的学说中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辨证法。
到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了关于动静、新故的深刻观点。
这些成就都表明可以在儒家朴素辩证法传统中找到类似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胚芽。
所以，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哲学的辨证法并不感到陌生难解，这些正是中国人能够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井将之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给合的深层文化背景。
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正确地阐明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辨证关系；
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上述问题同样做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符合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见地。
首先在主客观统一方面，管子的“所以知”和“所知”是最早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
王夫之对“能”与“所”则对其表述得最明确和深刻。
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方面，先行于知，由行致知；
知之明也，因知进行；
注重实效，以行证知；
知行并进，相资为用等观点最为接近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的理论雏形。
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辨证统一方面，荀子的“天官薄类，心有征知”，王充的“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等命题粗略地接近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一正确的认识论观点。
此外，王充的“两论相订，是非乃见”，司马淡的“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相契合。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认识发展的过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方面的思想已经是相当丰富的，这为马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观念基础。
四，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贡献，但在此以前亦非全无端萌。
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许多思想家谈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关系问题。
《管子》书云：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王充的“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治期》）等思想都与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有吻合的地方，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肯定丰衣足食是道德觉悟的必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生活发展过程的决定作用。
荀子的“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
（《荀子.性恶》）其主要内涵是：
从古到今的历史变迁是前进的而不是倒退的，应当变革过时了的历史传统以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从而肯定历史进步和生活变革。
此外，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传统，则更体现出了作为物质生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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