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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被贬,还在十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

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

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

炎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

但是,炎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

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

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汩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

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汩罗遇风》)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

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

同是汩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纲络中的一点,只有颤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

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

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

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

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

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

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待在一起。

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们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

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谑自己: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

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汩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汩罗江了。

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

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

毕竟劳累,在四十七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

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

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业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

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

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

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

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

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

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

“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

”为此,他下快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帐。

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闻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

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如何万里竞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邈古难传去国神?

?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

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

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他说:

“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

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

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

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

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

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

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

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

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脉异音。

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

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

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

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赏析:

《柳侯祠》通过游鉴柳州柳侯祠古迹,抒写了作者对中国贬官司文化和贬官文人命运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为话题,回顾了柳宗元这一唐代伟大文学家被权势差遣,两遭贬谪流放、四处飘零的命运,展现了中国文人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

文章自然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游历柳侯祠。

作者说他是应柳宗元的邀请而去凭吊柳侯祠的。

接着依次介绍了柳宗元的石塑及石塑底座镌刻的先生的手迹,还有罗池、柑香亭、柳侯祠及衣冠墓。

然后重点介绍柳侯祠,由祠中石碑上所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都已漫漶不可辨识而联想到柳宗元的贬谪。

这和一般的游记开笔写法是一致的,由介绍游历景致入手,写景状物,然后由此引出对与景致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的思索与探究。

第二部分回顾柳宗元的两次贬谪,并从中申发对文人独立人格价值意义的思索与探究。

作者首先介绍了柳宗元的被流放地——柳州恶劣的自然环境:

寸草不生、人迹罕至,“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并且指出柳宗元是从湖南永州的贬放地经一纸诏书召回长安,然后又“赶了长路”被贬到这个“远未开化”“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的南荒之地来的。

接着作者又回顾了柳宗元贬放湖南永州的10

年,指出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丧魂落魄”,然而“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他的独立人格意识苏醒的产物《永州八记》使“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建构”。

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他的骨子里仍朝向回归朝堂,纳入社会主渠道,在独立人格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追求这一对矛盾对立中,后者占了上风,使他的再一次被贬的悲剧,上升到滑稽。

作者在这一部分末尾感概道:

柳宗元“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但他却无法预料“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人们将为他建立祭祠,供奉他千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以遗憾、甚至忿恨的笔调指出本应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的文魁,却仅仅因辞章入选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成为四处飘零的文化孤魂,他们在僵硬专制的统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独立,是全无个人意义的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

这就使文章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上升到了对人格意义以及独立自由人格对文化构建的意义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对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审视柳宗元的被贬。

他认为在蛮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他“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

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更多的是“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

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虽然死时才47岁,而凭着他千古传颂的诗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缭绕。

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许多后代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复苏造就了深远长久的影响,并绵延至今。

由此作者感慨道:

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宁静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慨:

嘈杂只能每繁衍浮躁,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

唯有远离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才会苏醒,才会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运时才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找生命的底蕴。

唯有这时,“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

作者在这里深刻揭示了在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找到了独立自由的个体意义,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国的文人才是真正铸就灿烂中华文明、点化民族的精灵。

读完全文,我们不难感悟到作者的深意。

作者没有去下历史学或文化学领域中常见的断语和结论,而是用对柳宗元放逐命运的追溯作为历史背景,来进行他对文化人格的审视和探究,呼唤精神人格的独立。

如果我们真正洞察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特别是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他们明显的人格缺陷,就会觉得余秋雨在现时强调这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不啻是一种呐喊。

篇二:

柳州”柳侯祠“游记

20XX年8月6日

《“柳侯祠”记》

作者:

前几天,一直苦于三下乡无处可去,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柳州有什么可以调研的传统文化,这时才发现,我对自己这片生活了十几年的土地原来也这么不熟悉。

其实,在柳州并不是无处可去,柳州还是有很多可以去看去玩的地方。

比如说:

柳州的文庙、东门(古城墙的一部分)、柳州江边的夜景、与历史人物柳宗元有关的柳侯祠等等。

可能是因为在柳州生活了那么久,也多次去过柳侯公园却没有进到柳侯祠看看的缘故,我将此次的目的地定在了柳侯祠,希望这次,能够好好的游玩一翻,感受一下古人的生活环境。

柳侯祠主祠位于柳州市中心柳侯公园内的西隅。

主祠又分为前、中、后三个大殿。

我首先来到了柳侯祠的主祠。

站在柳侯祠门口,看着这古风古气的建筑,虽然是后来重修的,但是却也能让人感受到古人的生活。

这样的古代建筑,在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里,已经很少见了。

而如今置身其中,如同梦回唐朝一般。

曾经,是否也就在这门前,车龙水马,人来人往;

是否门口

对面就是搭着棚子在卖小吃的小贩;

是否月黑风高时,门前点亮着两个大灯笼。

看着这柳侯祠,心中在想:

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充满着幻想,走进柳侯祠……

从正门进去,便是前殿,前殿中间,立着一块石碑,名为“荔枝碑”。

碑文为唐代韩愈撰《柳州罗池庙碑迎享送神诗》,是祭奠是祭奠柳宗元时吟唱的歌词,描绘了庄严隆重的祭祀场景以及秀丽多姿的柳州山水。

看着碑刻上的碑文,字迹早已模糊不清。

但是,可以模糊得了碑刻的字迹,却模糊不了柳州人民对柳宗元的肯定和怀念。

据史料记载,柳宗元因参加政治革新运动,在运动失败后先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改谪柳州刺史。

在柳州生活了四年后病故。

在柳州任职的四年中,他兴文教、释奴婢、修城郭、植树木、移风易俗、政声颇著。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虽官场失意,他却并没有自爆自弃,没有放弃为国为民的理想。

在柳州这一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从前殿出来,前边便是中殿,两边是连接前殿中殿的走廊,而走廊墙上都是一些碑文石刻,上面都刻着一些诗文。

官场失意也许打破了柳宗元的梦想,却成就了一位文人。

中殿摆放着四尊石像,其中一尊就是柳宗元的石像。

柳宗元石像摆放于中殿正中。

他端坐在桌前,威风凛凛。

而另外三位则是带刀的士兵。

在中殿右侧,有一条小道,通向后殿。

若是不仔细寻找,还真是不知道有这么一条小道可以通到后殿。

在后殿,我看到了一些柳侯祠这个位置的早期的照片。

当时的这里,还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简直就是一片荒地。

看着相片中的场景,再想想现在脚下的这篇土地,很难想想这居然是同一块地方。

从后殿出来后,便从主祠的后门离开了,正对着柳侯祠后门的,就是柳宗元衣冠墓。

柳宗元逝世后第二年(820年)灵柩归葬长安,柳人在柳宗元灵柩原来停放处修建了衣冠墓,作千秋凭吊。

现墓在清代墓址上重建。

墓呈圆形,以方块青石砌成,直径4米,高2米,“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毁坏,直到1974年才修复。

如今所见的墓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是郭沫若1974年12月所题。

柳侯祠并不大,但这次在这里走过,却好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我想,对柳侯祠的保护,并不仅仅是对这个古建筑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柳宗元文化的保护。

柳宗元被贬柳州,不得不说早已心灰意冷,回京城的希望更是渺茫,这对一个身怀抱负的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在这样的心里压力下,柳宗元却没有因此而堕落,虽心里郁郁寡欢,但在柳州政务管理和改革上却不含糊。

柳宗元的功绩,让我们肯定,柳宗元的精神,让我们感

动。

篇三:

暮谒柳侯祠

序词————

渔家傲.暮谒柳侯祠

漫草荒烟遮陌路,苍松翠柏拥孤墓。

祠里柳侯魂永驻!

西日暮,余晖尽染擎天柱。

吏部悲声吟庙赋,东坡颤手书碑录。

铁锁斑驳绝客步。

回眸处,罗池荡漾无舟渡。

柳州盛夏的黄昏和南宁的并没什么不同。

明亮的天色,灼人的夕阳,难退的热浪,以及这天色、夕阳、热浪笼罩下的喧嚣烦躁的车水马龙。

看着宾馆窗外那已经熟悉得带了几分倦腻的柳州城景,我向同来出差的同事道出了自己的游意。

不知是几天忙碌所积累的疲劳弱化了听觉,还是中午那场应酬的酒意还在麻木中枢神经,同事愣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

“柳侯公园?

吃惊的语气还略带嗤笑:

“亏你想得出!

我住柳州二十多年,对它最后的记忆还停留在近二十年前戴着红领巾唱着少先队歌进去搞班队活动的那一阵!

现在年轻人谁还去那——谁还记得去那?

就像南宁的人民公园。

“也许,就像南宁的人民公园。

”我独自离开前丢下一句话:

“可有一样不同——柳侯祠,人民公园没有柳侯祠。

应该说,我是带着些许情绪走进公园大门的。

并不只是因为同事对柳侯公园的淡忘、轻视甚至蔑视,更多的情绪来自一直萦绕于心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余先生十多年前的苦,或许我仍然没能明白透彻,然而透过《文化苦旅》中有关柳侯祠的章节,还是品味出了一丝苦涩——“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

异音,一成傲气,三分自信,不至全然黯暗,便是余先生对柳宗元一班自古文人的赞叹般的苦叹。

在这苦叹中,文,自古只是“文以适道”的文,甚至只是“文以饰道”的文——无论正饰、反饰。

然而文以载道呢?

一路胡思乱想,我已忘却了那熟悉的柳州盛夏夕阳一直在灼烧我的背脊,却清晰地感觉到在生平第一次走进柳侯公园的一刻,那灼人的烈焰陡然消失了。

因为那片绿荫,柳侯公园的绿荫。

其实,就像柳州人淡忘柳侯公园一样,久生南国绿城的我也不该对这片司空见惯的绿荫如此刻意留神——事实上是我在撇开夕阳烈焰的纠缠、躲进绿树成荫的那一刻,想到了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盛夏黄昏明亮的天色没给绿荫生成悄怆幽邃的机会。

公园内的人也没有少到与一墙之外的车水马龙有天壤之别的地步——闲庭信步的三两游客,健步如风的晚练健儿,相掺而行的散步老者,匆匆而过的借道归人,还有那舞锤弄铲翻修亭道的民工。

只是初进公园的那条林荫小道,依然把我带进了《小石潭记》那份幽静之中——青石小道,虽无台痕上阶之绿,不失斗折而蛇行,蜿蜒远去;

南国大树,却有蒙络摇缀之姿,更显参差而披拂,婆娑迎来。

微风徐起,单叶偶落,不坠林中之道,却沾路边之塘,惊起一声蛙叫,几许蜓飞。

塘基似在修葺,池水诚苦无多。

残荷败叶想依岸,游草浮萍欲漫天。

偶有翠鸟现。

世人评论唐宋四家之文章学思云:

“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先不论是否得体,且另辟蹊径,喻之以四人功名落地之所、浮生立冢之处,却是惊人的贴切。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才思如海,官至吏部伺郎,终寝于京城宦海之中,得其所也。

苏轼才惊天人,不逊青莲,却是际遇最苦,贬琼州而还,徙归途而没,听江潮而寂,流其名也。

欧阳修六十耳顺而归田,易号六一而憩居,枕《秋风赋》之萧瑟而永寂,听《醉翁亭》之微澜而长眠,善其身也。

唯柳宗元,其文也精致如泉,其思也清静如泉,以未知天命之英年,停梓于岭南柳州罗湖清泉之畔,留其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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