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古奉高探古及阙疑综述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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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东幸河南，登上中岳嵩山，随员奏称山上有喊“万岁”的声音。
武帝便以此为祥瑞，“东上泰山”，行封禅事。
到泰安的时间是前110年三月，但并没有立即上山，只是“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便“东巡海上”。
至四月“还至奉高”。
一年内两到泰山，得以封禅。
《史记》中所指“东上泰山”，指东岳泰山或是泰山郡均可。
至于“还至奉高”，也就是说在汉开帝封禅前奉高县城就已经存在了。
由此置奉高在封禅后的说法就不成立了。
对于武帝三月另置封高的说法，也不能让人信服。
（一）泰山封禅作为旷世盛典，《史记》和《汉书》对于汉武帝来泰山后的记述十分详细，对于置县专供泰山的大事不可能不记。
（二）如三月份置县，四月份便驻跸奉高，尚嫌仓促，按当时的效率，民夫都难以征齐。
（三）天子巡游，一应细节部署，提前早有谋划，不可能一蹴而就。
据此笔者认为，封高县的设立应是武帝来泰山前的某年。
最有可能哪一年呢？
汉武帝在位54年，既富雄才大略也有残暴偏狭，且“尤敬鬼神之祀”。
封禅泰山的动议可以说自即位始，“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
”只是当时的窦太后“治黄老言”，从中作梗，“诸所兴皆为废。
”但汉武帝并未作罢，从即位起的三十年里，一直为封禅泰山作着各种准备。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铸八剑，分埋泰山等五岳。
”《古今刀剑录》。
“元狩元年（前122年）济北王刘胡“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
天子受之,更以他县偿之。
”《汉书•郊祀志》。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汉天子封禅泰山的意图已经是明朗化，并多方着手相关准备。
对于济北王所献泰山，先隶济南郡，再析济南郡，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厘济南郡南部置泰山郡。
郡治曾是作为济北国（郡）治的博县（此时济北国都已迁至今平阴县东北部）。
《晋书•卷十四》载：
“泰山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九千三百。
”置泰山郡的同时，于瀛、博共界割置一县，隶属泰山郡，赐名奉高，专祠泰山。
并于前109年将泰山郡治迁至此处。
至于将年号由“元鼎”改为“元封”，则是封禅后5月份的事，与泰山祭礼相关联。
如此推论，作为专祀泰山的奉高，从前122年算起，至605年隋炀帝“迁岱入博”，改奉高为“玉注镇”止，实际存在727年左右，早传统说法12年左右。
二、关于奉高城选址推想
泰山附近，奉高并非最早的古城，而是古博城，位于泰山区邱家店镇旧县村。
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地方。
在汉以前，这里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博、博邑，秦时改为博阳县，为济北郡郡治，相当于省府的位置。
辖区相当今山东省德州、茌平以东，东平、泰安、莱芜以北，邹平、阳信以西及河北省沧州、海兴以南地。
泰亡后项羽置济北国，这里为都城。
汉初改为博县，又先后为济北郡治，博阳郡治、济北国都城、泰山郡治等。
城址规模，据泰安文史专家马辉估算，东西约2000米，南北长约1250米。
比清时泰安古城还大（清时泰安古城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700米,周长约3400米,面积约0.7平方公里。
据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府志》推算），是历史上最早建置在泰山附近的城镇。
在古奉高城出现之前，至少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一直是泰山南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样一个古城。
汉武帝为什么要搁置不用，另起炉灶呢？
原因史书并无记载。
笔者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一下推断：
刘邦建国后对异姓王先封后杀的同时，大封刘姓诸王，并立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其中便封了刘肥（汉高祖刘邦的庶长子）为齐王。
高祖死后，吕后专权，刘肥的几个儿子起事反吕，意欲推刘肥为帝。
朝中大臣抢先一步，灭了诸吕势力，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
齐王几子只好息兵罢战，表面上承认汉文帝政权，却是心怀芥蒂。
同姓为王的结果并不能“藩屏帝室”，反而尾大不掉，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安全。
汉文帝也已警觉到齐王及其诸子意图，对他们的反吕有功，并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反而按照"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的策略，析齐国之地以建小国。
济北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成的。
济北王叫刘兴居，都博阳。
济北王对汉文帝更加不满，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其御兵亲征匈奴之际，起兵叛乱。
汉文帝派兵围剿，济北王事败自杀，济北国也就因此被削除了。
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刘肥诸子在世者六人同日封王，六国一郡（琅邪），七分齐国。
同时也再封济北国，以刘肥子刘志为济北王。
十年后，景帝三年（前154年），暴发“七国之乱”，主力军还是刘肥的后人（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菑川王），看来最初帝位之争的仇结一直未解。
后兵败，皆伏法。
济北王刘志因为是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所以赦而未杀。
后被徙为菑川王。
改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
刘勃亦是反王（淮南王）之子。
刘勃之后是其子刘胡，也就是向汉武帝献泰山的人。
综上所述，作为济北国都城的博县有汉以来有三次作为叛城，济北的历任国王虽与武帝为近亲血脉，但在关系上却是随时可能同室操戈的政敌。
因此无论从政治上、安全上、感情上还是敬祀上，汉武帝是很难接受以这里作为大本营行封禅事的。
这就有了另筑一城，专祠泰山的打算。
至于为什么在今范镇故县村选址，笔者认为至少有五个方便：
一是方便取水。
自古择水而居。
其东侧有自东北向西南流的瀛汶河，西侧有自东北向东南流的石汶河，两河于遗址南面交汇流入自东向西南流的牟汶河。
汉天子动辄千军万马，水源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是方便交通。
这里西接博县，东望赢城，不但有官道相通，水路交通也十分便利。
几条汶河相互贯通，与济水相连，可以“浮于汶，达于济。
”《书•禹贡》。
三是方便建城。
1956年泰安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商周时期的赢城遗址，采集有商周鬲等陶器物片。
1979年又发现汉代瀛县故城遗址。
说明这里久有人居。
奉高城前，应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生活设施和人口，便于新城建设。
另，此地处于两河交汇处以北的三角高地上，既利泻洪分流，又可以就地取材，取土石筑城。
三面汶水又是天然护城河。
四是方便进山。
汉武帝与秦始皇走的不是一路，而是独辟蹊径，从泰山东麓大直沟的地方上山，从山阴下山。
五是方便东巡。
汉武帝不仅要封禅，还要求仙，东至海上，冀遇蓬莱，东巡更加便利。
三、关于“先有故县（奉高）后有旧县（博县）”及“三迁定址”的讨论
同样作为泰山周围的古城，有专家认为奉高是今泰城最早的前身，而离今泰城更近、建城历史更为久远的博城当作别论，原因是泰山不在当时博县内。
民间对此亦有争论。
在奉高，古城遗民认为“先有故县后有旧县”。
到博县古城，那里居民则称“先有旧县后有故县。
”孰先孰后，当作如何解释？
对此从旧县、故县及泰山的三角关系进行一下分析。
博县建城早于奉高是确凿无疑的。
春秋时便已在旧县故地建城。
而奉高则是在汉时建城于故县旧址。
泰山作为齐鲁界山，归属也是多次变化。
春秋时期，原属鲁（泰山主峰在鲁国之境），至春秋之末，则属齐国（“鲁尝为齐所伐，故齐南有泰山”）。
至秦，泰山先属齐郡，后割属济北郡，治博阳（今旧县），这时的泰山主峰就在博阳县境内。
济北郡还设泰山司空官职，负责泰山祭祠事宜，办公场所当然也在博县城内。
至汉，济北王向汉武帝献泰山及周边诸邑，其中便包括博县。
武帝受之，先归济南，再析为泰山郡，这个过程中泰山主峰仍在博县境内。
之后为行封禅事，才割泰山及赢、博共界四十余里，新置奉高县。
这时泰山才归奉高专属。
有专家称是割赢、博两县，这是不确切的。
只是析出了泰山东北四十里的地界以为奉高之地，之后赢、博两县仍存。
由此，泰山原在博县（旧县）的说法是正确的。
再由此可以认为建于邱家店镇旧县村的博（博邑、博县）古城，既是目前有考泰山山阳最早建制的城镇，也是泰城最早的前身。
至于“三迁泰安”的说法。
应是以郡治迁移为准，泰山郡治从博县（旧县村）至奉高（故县村）为第一迁（汉元封二年，前109年），从奉高至博县为第二迁（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改泰山郡为东平郡，领博、梁父、岱山三县，废除奉高县。
），博县至岱岳镇为第三迁（宋开宝五年，972年。
唐时将博县改为乾封县，并设岱岳镇。
宋时将乾封县治由旧县迁至岱岳镇），并在岱岳镇筑城，便逐步有了我们现在有泰城。
至于北魏时曾一度将泰山郡治移置钜平县（今岱岳区大汶口镇附近），因时间较短且未成规模，可舍此不计。
因此“三迁泰安”的说法还是成立的。
四、汉时古奉高规模及遗址研究
自封禅起，武帝一发不可收。
从元封元年起的22年间，汉武帝九次亲临泰山，八次进行封禅或修封祭祀。
笔者认为，汉武完全意义上的封禅是第一次，其余七次，只是算是修封或祭祀。
期间，1次禅肃然山、1次禅蒿里山、3次禅石闾山（今岱岳区大汶口镇东大吴村境）。
提八次封禅应是笼统虚言。
不仅汉武大帝自己要来，还要“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让诸侯们在泰山建房舍，将汉代有爵位的人与泰山联系在一起。
这种推动与宣传，使奉高城盛极一时。
再加上光武帝刘秀建武三十二年（56年）封泰山、禅梁父山（徂徕山东今新泰境），章帝刘恒、安帝刘祜祭泰山，也是来回“宿奉高”。
封高古城成为中央政府直接培植的东方名城，并随历史演变先后作为泰山郡郡治和奉高、岱山县县治。
而作为泰山附近最早建城的博邑（泰山区邱家店镇旧县村），在历史的长河里与封高相对作此消彼长的演化。
（一）古城址。
根据1956年发现的奉高城遗址测算，奉高城东西长800米，南北宽600米，面积48万平方米，《泰安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记载，汉魏时的奉高城，四周有城墙围护，城内楼阁廊宇，气势磅礴，布局严密协调。
西城门有3层，分别有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镇守，塑像逼真，造型优美。
城南有“金神庙”，城北有“三教堂”，祀老子、孔子、释迦。
各种泥塑神佛上百个，有十八罗汉、二十八宿等。
每逢初一、十五，四方乡民前往祈祷者络绎不绝。
在笔者第一次至旧县村的随行考察中，当地村委书记孙永东领我们寻到古城址现存的一对石门砧所在，具体方位东经117.327567，北纬36.203385.门砧现埋于地下三、五十厘米的深度，据当地村民讲，有专家专门来进行过考证，两砧石南北相距2.4米，可能是奉高故城的掖门或旁门。
其他遗迹再无可寻。
（二）明堂及行宫
明堂作为礼制建筑，是古代帝王宣教、祭祀、朝会、庆赏、选士的建筑。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
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
济南人公玊带上黄帝时明堂图。
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
通水圜宫垣；
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
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
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
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
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
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
礼毕，燎堂下。
而上又上泰山，有秘祠其巅。
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
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史记•封禅》）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
”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时所坐明堂是周明堂。
因处险不敞，于第二年新造明堂。
史书对汉明堂的记述是很详细的。
至于具体位置，《史记》提供的信息是“汶上”。
《汉书》、《晋书》、《资治通鉴》提供的信息基本一致，“汉明堂在奉高县西南四里”。
清叶圭缓《续山东考古录》谓汉明堂在故县村南石碑村汶河旁。
今天的石碑村在古奉高西南约2公里，这个位置与史家的分析相吻合。
也就是说汉武帝所建明堂遗址在今邱家店镇石碑村的位置。
在泰山东麓西城村东，也有一处地名，被当地人呼作汉明堂，且东有明堂河，西有明堂泉，村西首山崖亦有摩刻"
明堂泉"
。
专家考证的遗址东西长180米，南北宽80米，高17.6米，文化层堆积厚达1—3米，东北侧是石壁，其余三面剖面上均能看到红烧土、灰坑等痕迹。
曾出土周及汉代遗物。
当地人皆传为汉明堂故址。
其实这是误传，这里应为汉奉高宫遗址。
对于泰山明堂，相传创建于上古黄帝时期，汉武帝建明堂也正是基于黄帝所建明堂式样。
3000年前周成王封禅泰山之时也于山脚下建明堂，作为天子巡狩封禅时朝会诸侯之所。
《泰山小史》有记:
"
周明堂在岳之东北，山峪连属四里，今遗址尚存。
这个位置与西城村所处一致。
对于出土的文物，据有关记载“1921年，李家泉村民韩富甲兄弟在明家滩整修地堰时，挖出周明堂遗物玉器盘、碗、鼎等11件，被济南茹古斋购去变卖，后流散国外。
”由此可以认为明家滩一带为周明堂遗址。
在战国时期的前314年左右，齐宣王欲拆毁周天子之泰山明堂，孟子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王欲行王政，勿毁之矣。
”劝止齐宣王。
为什么这里还会有汉代遗存，且当地人一直认为是汉明堂呢？
西城村又称西谢过城村，与东谢过城相依（东城村），现在已为城区，历史上亦久负盛名。
这与孔子有关。
据《史记正义•孔子世家》记载，周敬王三十年（前500年）鲁定公与刘景公会于夹谷（今新泰谷里），孔子相礼，据理力争，将齐国所掠的灌、郓、龟阴之田归还鲁国。
鲁于汶阳筑城，名谢过城（今东城村），以旌孔子之功。
至汉时，这一带属奉高县。
武帝封禅后曾诏曰：
‘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为治邸泰山下。
’让各诸侯在泰山附近大兴土木。
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这一带应有许多连片成群的官邸建筑。
作为汉武帝也会于所行之处（包括泰山东南之新甫山一带，新泰市泉沟境内）建若干行宫。
据《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1963年于西安市西郊出土一汉宣帝铸泰山宫鼎。
考证其鼎初置奉高泰山宫，后迁长安上林苑。
又今编《泰山通鉴》（2004年），说汉武帝封禅后，“于奉高境内建宫室，以为东巡驻跸奏事之所，名‘泰山宫’，又名‘奉高宫’（古址在今泰安市东郊东城村）”。
看来，武帝在此确有行宫，宫以泰山名，因处泰山下；
以奉高名，因处奉高境内，因地以名是司空见惯的称谓。
当代泰山学者周郢也认为，世俗所谓“汉明堂故址”，实为汉武帝行宫所在，亦即西汉鼎铭中之“泰山宫”。
如此看来，这一带先有谢过城，再有泰山宫（奉高宫），很可能同时存在过。
至于当地人称作“汉明堂”，当是误传。
（三）北墠村遗址
在对封高古城址的考察中，对唐北墠村的“墠北桥”、“墠北崖”“村博物馆”进行了探究。
在考察过程中有几点思考。
1、关于村名的思考。
在范镇，目前至少存在着六个北墠村，前面皆加以姓氏区别：
唐北墠、刘北墠、韩北墠、杨北墠、张北墠、贠北墠。
其中前五个为一个行政村，姚北村单独为行政村。
有了北墠村，其他建筑或地形因此命名，于是便有了北墠崖、北崖桥、北墠河（汶河在当地叫法）等。
“北墠”两字当作何解，的确是很令人费解的。
有文章称汉武帝到泰山封墠时，曾在此筑坛祭地，祭地称“墠”，之所以称“北墠”，因汉武帝曾在奉高城以南的梁父山祭地，在奉高城北郊祭地，便留下了北墠之名。
这可作为一种解释。
但只是一种推测，似也是一种强作解人之语。
首先，没有发现史书中有相关的记载。
史书对于汉武帝及光武帝封禅的记述是很清楚的。
汉武帝八次封禅或修封祭祀泰山，第一次（前110年）礼祀梁父山，封泰山，禅肃然山（莱芜市寨里镇王许村附近）。
第二次（前109年），过祠泰山，作明堂于泰山。
第三次，（前106年），南巡还至泰山修封，于明堂祭高祖。
第四次（前104年）修封泰山，于明堂祭上帝，禅高里山（即蒿时山，今泰城西南，已被掩盖）。
第五次（前102年），修封泰山，禅石闾山（在岱岳区大汶口镇东大吴村境）。
第六次（前98年）修封泰山，祀明堂。
第七次（前93年）修封泰山，祀高祖、孝景皇帝于明堂，禅石闾山。
第八次（前89年）修封泰山，祀于明堂，禅石闾山。
东汉光武帝于公元54年过泰山，命官员祀泰山及梁父山，自己并未封禅。
至公元56年，东巡奉高，登封泰山，降禅于梁父山。
其次，虽然不排除在北禅村这块地方筑坛搞一些祭祀礼的可能，但不可能是祭山坛（应该在奉高城西明堂附近的地方），更不可能在此行封禅大典中的“禅”礼。
对“封禅”，唐代张守节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
其中对于“禅”：
“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从方位上看，六个北墠村处于奉高古城的北面，隔瀛汶河相望，均处于汶水冲积带，地势平整，既史上无名，又无小山可供行禅事。
再次，从奉高城的布局来年，奉高城在汶水环绕之中，犹如护城河。
北墠村一带在古城东北河外，根据对马第伯《封禅仪记》的理解，这是一片具有三个功能的区载：
封禅时是部分官员及外围部队驻扎的地方；
各地诸侯及当地显贵置府邸的地方；
奉高城物资供应和配套服务的地方。
李鹏院长分析得应有道理，他认为这一带至今保持着悠久的种菜传统和手艺，应该与奉高城有关系。
另，从现存范镇村落来，该村现有39个行政村，57个自然村。
除两村外，其余皆为明代以后建村。
可以推测这一带与周围其他区县差不多，由于战争、瘟疫，再加上这里特有的水患，明以前原居民已几乎无存，奉高古城作为土筑城池，自隋唐以来逐年土崩瓦解，败落不堪，只剩一地荒凉。
新迁居民再立新村，取什么样的村名自然取决于创村的始祖。
如唐北墠村为明初唐姓由河南汤阴县迁此定居建村，贠北墠村为明初贠姓从河南迁此定居。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时外人最初迁居此地，因处于奉高城以北，又因奉高城封禅旧事，便起名北墠村；
又因各姓散落各处先后成村，便前以姓氏，以唐北墠、贠此墠、刘北墠、韩北墠、杨北墠、张北墠区分。
先有此论，再作考究。
2、北墠崖
在唐北墠村西北临河处，在一条土路的两侧，各有一片片土地明显高出其他地面，总面积四、五十亩地的样子（目测），现为蔬菜大棚和菜地，具体方位约在北纬117.351568、东经36.212336。
据说原来这片地要高出地面一米多。
这里便是被称作汉武帝筑坛祭地的场所，之所以以北墠命名便是因为这块地方。
但笔者同样有很大疑惑，一是作为祭坛，会有这么大一方圆？
现在的村民经常会在地里捡到瓦块或瓦当碎块，这已被李继生先生认定为汉朝物件。
那么作为一个郊外祭坛，说到底就是一个大土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瓦块呢。
所以笔者还是认为，这里更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些房屋建筑群，之所以埑高地势，不过为临河防洪而矣。
调查过程中，当地有位80多岁的老人（杨卫昌）倒是讲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说这片地方只所以高，是为防洪用的，就是个大河堤，村西的汶河原先叫分洪江，原先老人们讲“先有分洪江、后有乔家庄”，至于确切意思，老人也不清楚。
河内原先行船，曾在里面挖出过古船帮，等等。
这也可以作为这块高地后来形成的原因，值得借鉴。
3、季札子墓。
季札为春秋时吴国宗室，吴王梦寿四子子，封于延陵，故称延陵季子。
季札“见微而知清浊"
（司马迁语），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其让国、观礼、挂剑等佳话为世人历来推崇。
季札作为“周末第一文化大使”（南怀瑾语）。
多次出使上国。
大约在前524年（鲁昭公十八年）季札在使齐返鲁的途中，其长子病卒，按周礼葬在嬴、博之间。
季札子之葬促成了两位圣人的会面。
孔子尝言：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季札作为泰伯后人，大约长孔子26岁。
其德行与学识同样为孔子所仰。
听说季札要为其子举行葬礼，礼当如何，自是孔子极其关注的。
这年孔子大约26岁，身在鲁国，专程赶到葬地以观其礼。
对此《孔子家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吴延陵季子聘于上国，适齐。
于其返也，其长子死于嬴、博之间。
孔子闻之，曰：
“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
”往而观其葬焉。
其敛以时服而已；
其圹掩坎，深不至于泉；
其葬无盟器之赠。
既葬，其封广轮掩坎，其高可肘隐也；
既封，则季子乃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
“骨肉归于土，命也！
若魂气则无所不之，则无所不之！
”而遂行。
孔子曰：
“延陵季子之礼，其合矣。
”
后人在葬处立碑“孔子观礼处”。
专家们对于上述分析基本是一致的。
所不同季札有三次出使（前544年、前524年、前515年），有学者认为孔子观礼是在前544年季札子第一次出使时，孔子当时正值幼年，不足以信。
还有种说法是前515年，此次季札使于晋国，没到齐鲁来，此处不论。
迄今比较大的争议是孔子观礼处（季札子墓）的具体方位。
一为赢说。
即今莱芜市莱城区口镇垂杨村高台地上，西临莱明路，西南隔路为港里村，南临港里河。
最重要的事件是明莱芜陈甘雨、傅国璧两位知县对孔子观礼处的考证。
前者立《使齐伤感碑》，后者则立孔子观礼处碑，并建垂杨书院，皆以此处为当年季札子墓所在。
傅国璧“余近搜莱志，访耆硕，得兹地隶邑西北三十里许集名吐子口，则知为延陵季子葬子之地。
吾孔子于斯焉观之。
”明嘉靖《莱芜县志》卷四载：
“延陵季子长子墓，在县西北三十里。
吴季札使齐，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即此。
前有碑可考，近年间为水所没。
”应为同一所指。
1964年，村民将坟土运到南边的港里河造了地。
距地表2米深，挖出有前后室的甲字形墓。
墓室两间，每间长约3.5米，宽约2.5米，深4米余。
墓室壁用砖砌成，顶用砖发碹，底铺大方砖，墓室地板有20厘米厚淤泥，没有发现随葬品。
墓室北有一甬道，墓道高约2.8米，宽约0.6米，长约10米。
墓道和墓室保存基本完好，墓砖有四出头纹，为汉代墓式（当地研究为汉代重修）。
内情不详，后用土掩埋。
1973年莱芜县调查显示：
原坟封土高约6米，封土下方上圆。
从以上资料来看，在垂杨村确有一处大冢。
从明代以来，被认为是季札子墓，也是孔子观礼所在。
但也有疑问题：
一是《礼记》注云，“季子乃随时处中之道,盖旅葬之节。
”作为一个俭葬典型，但从墓的形制规模高度来讲，似不相符。
二是发现时的古墓为汉墓或汉重修墓，里面到底有无墓主，墓主是谁，皆不可知，也无其他线索推论此为春秋时季札子墓。
至2000年后的明朝，此处也已是“断碑古迹填没水涯。
”，只能“访耆硕以推断”，但亦有可能就是一处汉墓。
第二种为博说，也即奉高（故县）说。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奉高县北有吴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
”南北朝时期的伍缉之《从征记》曰：
“嬴县西六十里有季札子儿冢。
冢圆，其高可隐也。
前有石铭一段，汉末奉高令所立，无所叙述也，标志而已。
自昔恒蠲民洒扫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遗矣。
惟故砆存焉。
按今治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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