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王逸舟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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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检索有关这一领域的理论文献，看看它们的各自观点和启示；
然后，探讨若干理论逻辑或者说定理的有效性，看看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差别中出现的若干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最后，分别从领导人的个性和一般人的心理两个层次，着重论述人性对外交和国际关系带来的某些后果，特别是所谓“不确定现象”。
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期待的，并非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只是拉出某些可供进一步研讨的线索，或提醒人们注意被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忽略的地方。
检索与提示
国外研究者在本文探讨的领域已有广泛涉足，虽然还谈不上有共识的、系统化的权威见解。
这里仅列举若干角度和观点，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也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反映出个性探讨和心理研究的倾向：
――政治中的人性论。
英国教育家和政治家沃拉斯就曾经批评过政治学研究“只见物不见人”的缺失，强调了研究政治中的人性的重要性。
他的名作《政治中的人性》（1908年版），可以说是这位英国人克服传统缺陷的一个身体力行的重大成果。
他在书中指出：
“对一个一、二百年前的政治思想家来说，现在唯一缺少的一种研究方式，是按照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来研究政治。
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从柏拉图、边沁到米尔，都对人性有独到的看法，并把那些看法作为思考政治的基础。
但是，现代的政治学论文，无论探讨制度也好，讨论财政也好，没有一篇具有像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那样的开场白：
‘大自然把人类置于痛苦和快乐两位主宰的统治之下’，也没有一篇具有像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大前提’，即‘人人都想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得更多的财富’。
在大多数作品里，人们甚至无从知道作者到底是否有意识地拥有任何人性的概念。
”沃拉斯批评道：
一方面，“分析政治的人仅仅分析体制而避免分析人”，另一方面，“现代的心理学教科书充满了无数从家庭、学校、医院以及心理实验室汲取的例证，但对政治几乎不提；
。
社会学对政治学的影响至今仍微乎其微。
”他不仅着眼于“破”，而且实实在在地进行了“立”的工作。
沃拉斯在自己的著作里，开创性地探讨了一系列重大命题，如与传统的“唯理智论”相对立的“政治中的冲动与本能”问题，“政治人的非理性推理”问题，“政治和政治家的道德”问题，“官员的无意识”问题，“人的视力、记忆力与民族的同一性和认同感”问题，等等。
《政治中的人性》，可以被视为近八十年来以人性角度探索政治现象和国际关系行为的开山作和经典之一。
――“人类动物园”的类比。
持这种看法的人（比如英国动物学家DesmondMorris）认为，以动物学观点研究人及人类社会，可以发现人的遗传本能在今天的都市化社会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现代人类仍然是当初的原始部落人。
正如动物园里受监禁的动物一样，人类也处于一种受监禁的状态，受制于自己的本能及思维编织的罗网。
所以，现代人类社会实际是一所庞大的人类动物园。
研究者同时发现，人类划分“已群”和“他群”来自人类的生物本能，但人类以族群划分的状态更严酷，也造成了更多的自相残杀悲剧；
由于原始部落规模小，而且有广阔的活动空间，所以这种划分己群、他群的本能很少酿成暴力冲突。
人类发展成超级部落后，人口膨胀，活动空间减小，加之超级部落间发展的不平衡，为一部分超级部落提供了以强凌弱的条件，因而造成民族间的战争与种族间的歧视。
这种将他群视为异群的过程，被莫里斯描写为“自行兑现的预言”。
――社会生物学。
这种观点认为，不了解人类行为的进化和遗传，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人类生活得以组织的内在原理。
“聪明的办法是先从行为的生物基础开始。
”社会生物学家研究昆虫、动物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的遗传根源，并力图找出个人的遗传基因同社会进程、社会之间的联系。
有些研究人员指出，一切有机生命都有特定的基本生物需要，依其物种的特点而定；
其中，人类社会成员的生物需要最为复杂。
世界上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用于满足基本的生物需要，而人类的生物需要很快转变为更高一级的、往往更难满足的心理需要，如归属感、自尊心和荣誉感及个人抱负的实现等等。
人类社会中诸多政治、经济的竞争与冲突，大多是由于为满足生物和心理需要的物质需求量超过供给量的缘故。
著名的达尔文进化论，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凡是产生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生物进化模式的理论，都必然得出大自然“残酷无情、弱肉强食“，以及”暴力侵犯与战争在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结论。
不少人认为，适者所以生存，还部分取决于它们在冲突环境下保持互助与合作的本领。
――“攻击本能说”或“人性本能说”。
为什么某些个人的行为特别富有攻击性？
为什么国家会发动战争？
一些生物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试图用“人性本能说”或“攻击本能说”对此加以解释。
他们认为，人有可能在其遗传基因或心理结构中含有一种不可消除的攻击“本能”或倾向。
至于它是一种天生的、无时不在的东西，还是只有受到外界因素刺激后（受到挫折时）才会激发的东西，这派学者观点又有许多差别。
有人认为，人同其他许多攻击性动物（如猛虎狼鹰等）一样，属于“领土性生物”，而人类以部落、宗族或民族、国家形式占领领土的驱动力，是一种古代生物种类的天生行为模式，“是人类进化史上的自然选择过程赋予我们的天性”。
这种天性频频表现出来，如对私有财产和民族遗产的强烈依恋。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有机体本身没有“好斗本能”，“然而，在体内存在一种生理机制，它只有在受到刺激后才能引起争斗”；
这种攻击是一种学习过程，多次的成功能增加争斗的动机，成功越持久，动机越强烈。
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训练或约束使趋斗运动中枢处于抑制状态。
与上述所有观点相反，许多生理学家、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拒绝同意说，人类本能中生来就有暴力、侵略或主宰他人的冲动。
他们认为人类行为主要不是由先天因素造就的，而是文化环境的产物。
有的学者提出，我们都是人，都具有同样的人性，但有些社会安居乐业，另一些社会却混乱不安，有些民族长期从事战争，有些民族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
198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西班牙委员会的主持下，来自五大州12个国家的一些著名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甚至专门发表一份声明（SevilleStatement），强调战争或其他暴力源于人性和物种属性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缺少科学依据的。
――核威慑的心理要素分析。
通常认为，核威慑概念最终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政府决策机构的人士倾向于根据理性办事，而不是逆理性行动；
他们在正常情况下会对代价和收益进行经济学家所推荐的比例分析和利益评估。
然而，这里除了理性之外，还牵扯到“惧怕”。
从心理学角度看，惧怕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它反映出人的生物性一面。
就象雄性动物在遇到攻击或向异性求爱时常常做出特殊的身体姿态或表情一样，专家们指出，当核国家发出特殊的语言信息、外交举止甚至领导人的特殊行动时，核威慑往往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或显得十分有力。
威慑既是一个军事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政治概念；
它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军事－技术形势，而且决定于潜在的侵犯者内心的感性认识和评价。
基辛格特别强调了威慑的心理层面。
他指出：
“作为一种威慑，一个意在虚张声势但被（对方）认真看待的姿态，比实为威胁但被解释为虚张声势的情况更有用。
威慑要求把权力、使用权力的意志及潜在侵犯者对二者的估计结合一体。
” 但是，威慑也可能遇到非理性的情形，比如，“假使领导一个国家的是一个好乱开枪的妄想狂患者，或是一个追求个人或民族的自我毁灭和牺牲的人，或是些热衷于参加某种形式的国际性俄罗斯轮盘赌的决策者，或是些对敌方的情况所知无几、与敌方的联络残缺不全以至其决策过程完全被揣测主宰的领导人，或是那些认为牺牲本国大部分人口和资源是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合理代价的人”。
不过，究竟何为“理性”与“非理性”，研究者之间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
有些人主要从道义或伦理的角度设想核时代的“理性的”政策选择，另一些人用这个词同鲁莽轻率的举止相对照；
有人认为，在核时代条件下，对冲突的任何非暴力解决方式，都属于“理性”行动，而选择暴力解决则是“非理性的”，但对这种看法同样存在不同意见。
不管怎么说，这些看法都重视心理层次的“惧怕”范畴，把它作为分析核威慑作用的不可或缺的子项。
――领导人的病理学追踪。
国外一些分析家十分注重追踪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把它作为观察政治事件和政策变动的一个重要工具。
曾以《病夫治国》一书闻名的法国人阿考斯和瑞士人朗契尼克这样说过：
“对于近几十年政治事实的分析仍然表明，具有强烈个性的国家元首可以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无论在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中才是如此。
因此，首脑的精神平稳和肉体平衡的质量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他们列举了一系列的重大国际事件，试图说明：
假使历史人物的健康状态不是实际发生的那样，我们所见到的许多历史事件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两位作者在列举了当代最有名的28位领导人（其中有列宁、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纳塞尔、周恩来、毛泽东以及几位美国总统如威尔逊、哈定、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艾森豪威尔等人）的情况后，指出：
“负有责任者的肉体和精神的平衡，他们的洞察力，他们应付危局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使人类免受他们的身体虚弱及可能的失误的影响，成为头等大事。
在国家甚至集团之间因分歧而产生的重大政治危机面前，民主国家的立法议会以及国际组织，可以从中斡旋，并期望发挥作用。
然而，当严重的疾病意外地击中国家元首时，却没有任何保证使人民免遭其害。
我们已于1976年陈述过了（指他们的第一本书《病夫治国》――引者注）。
现在又有了新的情况。
这些情况可以证实，一位总统肌体上的麻烦能够无可救药地危及一个变化中的国家命运。
危害统治者的肉体或精神的混乱所造成的后果，总是由无辜者来承担的。
权力磨人，有时则杀人，患病的统治者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病人。
”专家们指出，即便是身体状态一如常人的领导人，在老百姓所不可能承受的紧张压力面前，也有可能产生精神和肉体的异常状况，并进而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福祉。
――“挫折感”和学习理论。
国外有许多心理学家专门从人的挫折感中寻找个人与国家的攻击行为的根源。
比如，有人认为，广大的发展中区域所以存在严重的冲突潜能，是因为经济穷困造成的挫折感所致；
也有人相信，恐怖主义所以较多地在一些特别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方出现，不仅是因为贫穷落后本身造成问题，更由于它们使许多人感到无望且无助，在“破罐子破摔”、“我没有好死，你也甭想好活”的绝望心态驱使下，采取极端的行为。
专家们指出，挫折感实际上在任何社会的任何个人那里都会发生，关键看有无合适的调节方式和学习适应过程，使个人从受挫中恢复过来，恰当地处理与他人或与社会的关系。
“挫折－攻击”模式受文化的制约；
不论是造成人们内心挫折感的因素，还是攻击性冲动引导的方向即“攻击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
每个社会都对个人的自发行为施加某种社会控制。
“根据这一假设，每个社会都使它的成员内心产生挫折感，这些挫折感最终导致惧怕、仇恨和暴力侵犯行为。
每个文化必须制订自己的办法，以解决管理社会成员的攻击冲动的问题。
”在这种前提下，不少心理学家提出了更加复杂的所谓“学习理论”（learningtheory）。
学习理论里面又分许多学派，其中一种强调：
“学习理论认为，人类的机能活动靠三个系统加以调节。
它们是，前例诱发过程，反应反馈影响，指导和调节行动的认知活动。
人类的攻击侵犯是一种学习行为，它象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一样，受到刺激、强化和认知控制。
”比如，要想把社会化的人转变成能攻善战的军人，必须有一套精心设计和严格执行的训练方案。
那些从小就懂得应当憎恶杀生的人，现在起必须把战场上的拚杀视为合理。
为达到这一目的，士兵被教导说，他是为亲友、为祖国和文明而战，或为宝贵的价值理想或宗教信仰而战，或为民主自由而战。
军纪军规则要求他们绝对服从。
按照这种理论，有些政治心理学家（如著名的拉斯韦尔）认为，战争和革命是集体不安全感的排泄渠道，并同其他一切消除群众性紧张状态的途径分庭抗礼。
拥有既得利益的掌权阶层为了排除不安全感，会宁愿发动对外战争；
只要世界目前的政治结构存在下去，暴力就永远不会停息。
另有一些学习理论家比较乐观，他们更看重人的习得过程的好处。
比如，他们指出，在核时代到来以后，各国尤其是核大国通过彼此交往沟通，也通过对核力量、核战略的逐渐认识（所谓“复杂的核学习过程”），逐步建立了有效的管理系统和威慑学说，从而造就了核时代不发生大规模冲突（核战争和世界大战）的有利后果。
――意象论（imagetheory）和“镜象论”（mirrorimages）。
“意象论”告诉人们，国际冲突的背后，往往有“国家意象”在起作用。
这些意象反映出一种有选择的认知过程，同时也可能反映出某些曲解。
人们通过教育制度、民间传说、传播媒介和社会化的其他渠道，接受了对其他国家的正统观点，而正是这种历史的、正统的观点，造成了对其他国家的根深蒂固的认识甚至偏见。
在这里，意象不过指某种物体或认识对象在人的认识系统中的有组织的表现，是个人对某种物体或认识对象表象的观念构成。
心理学家有时把集团间的紧张状态和导致集团间冲突甚至国际冲突的决定，归因于个人的心理状态；
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受到政治的摆布，受歪曲的认知常常比准确的认知更容易哗众取宠。
国家意象可以不止一个，权势者有权势者的意象，普通百姓有普通百姓的意象。
通常认为当权者的意象更容易影响国家意象的塑造，但实际情况往往比较复杂。
博尔丁指出：
“如果以为意象是权势者通过玩弄某种花招强加在大众头上的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意象从根本上说是个大众意象的问题，或者可以称之为‘民俗意象’（folkimage），它是通过家庭成员和关系密切的团体传递的，权势者这样，普通百姓也是如此。
尤其在那些历史悠久、富有传统的国度里，权势者是大众意象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意象强加给他人。
”相比之下，“镜象论”更直接地体现了国际政治家运用心理学方法的成果。
人们所以对它感兴趣，是由于它成为理解美苏对抗和冷战的途径之一。
多尔蒂等人介绍说，镜象概念基于这样一种假定：
美苏两国人民长期处于知音的对抗状态，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和歪曲了的观念。
而实际上，他们各自的观念十分相似，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认为自己善良正直，爱好和平，凡事克制，同时认为对方狡诈阴险，穷兵黩武，有帝国扩张野心，因此不值得尊重或谅解。
对敌人持这样的看法成了每个公民的道德义务，谁要是怀疑就必定受到谴责。
双方都在为预想中的一战而积极准备，力图集中超过对手的军事力量，以置敌于死地。
双方都把即将来临的战争看成是对方的敌对意图一手造成的结果。
――国际关系中的直觉与错觉。
上面所说的“国际不安全感”的盘旋上升，在一些国际政治心理学家那里，也被称作人的直觉与错觉的某种综合作用之结果。
他们指出，国际政治有时与下棋过程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受到对对方心思和战略的猜测的影响，而这种猜测经常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
不少政治家和普通人的直觉是，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历史上或现实中与本国有过这样那样磨擦的国家――加强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含有侵略扩张的意图在内。
他们多半相信，本国的军事现代化仅仅带有“国防”性质，是针对那些有扩张意图的国家的。
一旦形成这种印象，那么，连某些模糊的、前后矛盾的信息都会加强这种印象，甚至对方的在他人看来属于中立的或友好的举止也可能受到怀疑，认为是“口蜜腹剑”，或被当成是没有意义的现象而忽略不计。
由于对手之间都按同一个方向消极地猜测对方，最终导致了“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
所以有人说，国际关系的主题不是邪恶而是悲剧；
各国常常享有共同的利益，但人性的消极面却使它们不能发现这种共同利益，相反却是用“放大镜”寻找彼此间的差异和分歧，局势演变的结果使它们走向冲突与战争。
这种由直觉引起错觉的情形，被巴特菲尔德作了出色的分析：
“有一种霍布斯式的恐怖特征，那就是你可以真切地感到你对他人所怀有的极度恐怖，但你不能体验到他人也有的那种逆向恐怖，你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他竟然也这么紧张。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无意伤害他，你除了保障自身安全外对他一无所求；
但你决不可能意识到或适当地想到，既然他无意窥视你的内心，那么他就决不会象你那样相信你的本意。
由于双方都这么想，就象中国的九连环，相关复杂，环环相扣，双方都看不到他所处的实际困境，因为各方都只是想象对方抱有敌意和丧失理智。
”由于很多政治家认为别人都会象他们一样理解问题，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宣传机器）强化民众对他国的防范和宣传增强本国军力的必要，结果是扩大了实际上并不大的国家利益间的矛盾。
正因如此，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多伊奇指出，“知觉和错觉”的命题，是他经过多年观察感受到的“国际关系的十二个基本问题”之一。
这一命题包括的范围是：
各国的领袖及其人民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及其活动的？
这种理解的现实性或虚幻性如何？
在何时？
在哪些方面？
在什么情况下？
政府和选民在什么条件下具有洞察力？
在涉及什么事情时他们会理解迟钝或缺乏识别能力？
在何种程度上，国家可成为大众欺骗之源、神话之源或自欺欺人之源？
以上这些情况对政府和民族国家控制自身行为及预测其活动后果的能力会产生什么影响？
什么是政府领导人的“失误平均值”？
领导人由于依据某个事实的严重差错而作出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的情况多久会出现一次？
怎样才能尽可能减少失误，并对事实理解得更实际些？
就我所知，多伊奇的论点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有着广泛的共识。
类似的研究课题和思路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粗粗拉出一些大的线索。
可以看出，这些流派和见解广泛借鉴综合了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病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战争学、信息论、系统论、决策论、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不同“工具”，从多个侧面展示了外交及国际政治中的丰富人性及其复杂影响，为人们深入探讨国际舞台上不同角色互动的规律性，认识世界事务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奠定了基础。
定理及其缺失
人的个性在什么环境和背景下会影响决策或发挥更大作用？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一般而言，经济、社会越发达的国家，“角色”的作用越大；
在越不发达的国家，“个性”的影响力显得越显著。
在这里，“角色”通常指的是政治系统对个人的定位，也即“职务”对个人的要求或个人担任特定位置后应当履行的义务，如合法的地位、宪法赋予的权利、职业训练造成的习惯和行为方式；
比如，在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对常备军和军人的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戒律是，军队一般情况下只履行国防即防范外敌的使命（某些灾难性的国内情况除外，如面临大地震、水灾和社会失控的局面），军人在服役期间绝不参政、不干政。
角色一般是由角色承担者所在的组织、特别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在比较发达的国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较高，因为对个人担当的角色有比较明确的定位和说明，各种角色之间的分工相对也比较合理、有效，个人在履行职责时必须遵守角色应当遵守的规则，否则有可能遭到失去职位的下场。
在不太发达的国家，社会组织多半是新建的，规模不大也谈不上完备，缺乏结构严密的政府机构和组织程序，也缺少对个人担任公职时应当怎样做的系统说明；
在这种社会中，尤其在比较封闭的国家，领导者的个性变得比较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当权者很少受到舆论监督和利益团体的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社会的领导人往往拥有特殊的历史遗产或搏斗经历。
前者如非洲的许多部落社会里的酋长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他们在本部落、本国家的巨大权柄和威严，经常超出工业化国家普通人的想象。
后者如乌干达前统治者阿明或伊拉克的萨达姆，只有具备非同凡响――不论用我们的眼光看是好是坏――的魅力、胆量和人格，他们方可从群雄争斗的乱象中脱颖而出，其权势历经沧桑而不衰。
这种领导人多半有特殊的神话、魅力与才能。
在较发达国家，制度化程度越高，或者说各种规范与建制越健全，个人对制度赋予的角色义务之履行越准确，不同人的个性所起的相对作用就越有限，社会、民族和国家所遭受的领袖可能之失误的打击就越小；
事例之一是，尼克松政治行为的不轨，或者克林顿个人品端的缺陷，象世人所见到的那样，并没有造成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剧烈震荡和严重损失（有时甚至“坏事变好事”，推动了政治制度及程序的进一步改进）。
在这里，注意的重心是制度，是角色和程序，或者是制度化、角色化和程序化的个人。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欠发达社会，领导者个人魅力的光环越耀眼，他的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越大，实际上他的背后包含着愈发的脆弱和不稳定，因为这时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仅系于一人之身。
“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
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
”典型事例还可见古代中国的各个篇章，在那里，充斥着圣王贤相（如“包青天”）造福芸芸众生的传说，同样充斥着昏君恶治导致社稷失序、百姓遭殃的悲剧；
政权的更迭与君主的替代，带来的是政治的失序与社会的混乱。
人们在这里关心的焦点，是领袖人物品性的好坏，在于个人魅力或能力的大小，相形之下，角色、程序和制度显得比较次要。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之后，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指出：
“复杂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序。
所谓广度，指的是这些政治组织和程序所能包容社会活动的范围。
如果仅由少数上层集团包办各种政治组织并依据一套固定的程序行事，所谓广度就是有限的。
相反，如果大部分人口都加入政治组织遵循政治程序行事，其广度就很可观了。
制度就是稳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
组织和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
“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
”在价值评判层次上，多数政治学家们给政治制度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以更高的估价。
不过，我们在理解这一定理时，不应当把它简单化、绝对化，迷失探索人性与政治之关系问题时应当遵循的方向。
它只是较发达区域与较不发达区域的比较而言，或者说，仅仅就“角色”和“个性”两个范畴的区别性而言，但它并未说明（或者说并未排除）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内角色与个性之不同作用的多样性。
显而易见，即便在发达国家，领导人个性、价值观、人格、政治风格、智力和以往经历的不同，同样会造成重大区别；
在许多时候和情况下，个人的思考与努力变亦能够超越角色、程度和制度施加的限制，并使后者具有个人独有的风格与特色，一些具有特别强大支配力和灵活手腕的政治家甚至使自己凌驾议会制度和其他制衡手段之上，形成“民主体制下的独裁方式”。
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Gramsci），曾经把这种现象称作“恺撒主义”。
即使达不到“恺撒主义”的程度，一些西方政治家凭借各种方式超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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