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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thirdsectorbegantospringupinlargenumbersatallplacesoftheworldfrom

1980s.Ithasinfluencedeveryrealminthehumansociety.Sofarasitsemergencebackgroundiscon2

cerned,therearemanyfactorsrelatedtopolitics,economy,societyandculture,butdisplayeddiffer2entlyinChinaandthewesterncountries.Inthewesterncountries,theemergenceofthethirdsectorremediedthedefectofgovernmentandmarketafterthecompletedevelopmentofwelfarestateandmarketeconomy.ButinChina,thefirstsectorandthesecondsectorweretakingshapeafterreformandopeningpolicyinthestrictsense.Thethirdsectoremergedatthistimewasdoomedtoworkinghardtopromotetheperfectionofthefirsttwosectors.

Keywords:

thethirdsector;

government;

market

  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列维特提出,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第三种社会组织。

如果把人们的社会活动分为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这三大领域,那么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组织也可分为三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其中,政府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组织是第二部门,第三部门就是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总称,由此也产生了“第三域”、“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些与“第三部门”相同或相关的概念。

第三域是针

对人们的活动领域而言的,是除政治、经济活动领

域以外的第三域。

因此,第三域和第三部门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均指非政府的、非营利的民间组织。

非营利组织(non2profitorganization,简称NPO也经常与第三部门交替使用,指称一切政府部门和营利部门以外的组织。

非政府组织(non2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简称NGO在狭义上更侧重于其国际性,《1987-1988年国家组织年鉴》认为,非政府组织为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的、国际性运作的、有组织的机构。

广义上的非

收稿日期:

2008210207

作者简介:

刘桂云(1978-,女,讲师,研究方向:

社会学研究。

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和第三部门基本是一致的,指“那些非政府的、非营利的、带有志愿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1]。

但是,就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公认的确切定义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

一、第三部门在西方兴起的社会背景

第三部门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就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组织而言,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新生事物。

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政府与企业之外的民间组织自古就种类繁多,如中国的会馆、行会、学社等,另外还有一些政治性的组织,如青年团、救国会;

西方国家也依托于教会、行会建立了许多传统的慈善组织。

但严格意义上的第三部门是在国家和市场的二元格局确立之后,在前两个部门已经形成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上,都不能否认它的痕迹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美国著名学者萨拉蒙的调查表明:

在法国,单在1990年就建立了60000多个社团,而在1961年却不到18000个。

类似地,在德国,每100000人口的社团数量从1960年的160个增加到1990年的475个,翻了近三倍。

在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运动,无论是民权运动、环境保护、消费者运动、妇女运动还是保守派运动,都在非营利部门建立了自己的根基。

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社团的数目也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第三部门的兴起还表现在它的影响力上:

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到公民权利的保护,从促进经济发展到保护社会环境,甚至从国家政策的制定到国际谈判,第三部门在各个领域都充当着重要的角色,这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度忽视它的重要性。

萨拉蒙所说的全球性的“社团革命”正在悄然兴起,而且,“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

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第三部门……这些团体的激增可能永久地改变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它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提供的物质服务。

”[2]244

任何一种新兴力量的出现都与产生它的时代密不可分。

20世纪的后20年,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成为第三部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重要背景,主要表现在:

(一国家的有限性

20世纪50年代,西欧和北美兴起的福利国家制度涉足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此前作为慈善组织服务对象的范围因为国家福利的渗入而逐步缩小。

但到了80年代,福利国家越来越暴露出其缺陷,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日益庞大的福利开支加重了政府和公众的经济负担,使政府无力解决由社会保障带来的各种问题。

但同时,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极其完备的福利国家也造成了私人投资领域的萎缩,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经济活动能力不断降低,对政府的依赖性扼杀了个体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这样的矛盾,就必然形成政府无力保障而又不得不保障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除了物质性的社会保障之外的各种呼声和要求,政府并不能全面顾及,其庞大的组织和机构难以真正地深入到民众之中,切实了解个人作为社会公民角色的多元化追求。

同时,政府的这种大规模运作也增加了它管理社会的成本,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

因此,在政府力量达不到或政府管理造价很高的地方,“第三部门”这样的自愿组织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部门弥补了国家管理社会的不足之处,但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政府的作用。

西方有些学者认为,第三部门部分地执行了国家的功能,第三部门的扩张就是在减少国家的作用,将最终导致国家的瓦解。

事实上,政府和第三部门的关系是以合作为基础的,二者互相依赖、互相影响。

政府足够的财政和法律的支持为第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第三部门也部分地实现了政府渴望社会公平与稳定的良好愿望,相互合作,促进二者共同发展,这将是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基本格局。

(二市场的局限性

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描绘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制度能自动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完美世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摆脱束缚、自由竞争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慈善组织的保护。

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越来越富有,社会资本总是向着既定的方向流动。

在同一过程中,市场也造就了竞争中的失败者,而市场的趋利性决定了它本身决不会为穷人服务,那么,这一群体抵御风险的力量来源就出现了空缺,这一空缺在福利国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必然就成为第三部门关注的对象。

66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市场经济奉行自由交易原则,但也需要各种不同的中介组织,沟通买方与卖方,协调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第三部门的中介组织正在进入以营利为导向的商业活动中。

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很难明确地划清界线,这就给第三部门的研究者带来了困难。

在许多专家学者中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衡量第三部门的标准,对一些组织的归属问题也就难以达成一致。

这些非营利组织除了自身进入市场之外,有的还通过具体活动推动民众参与市场竞争,如通过对贫民的救助,使其有效地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部门为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作出了许多努力。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第三部门和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影响的。

第三部门的兴起是时代的产物,市场经济社会兴起的第三部门必然不能离开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

简单地把第三部门的快速增长看成是市场经济失败的一种反应是不合理的,只能说市场经济不是全能的,它的不足之处必须有新的组织去弥补,适应新形势的第三部门因此而兴盛。

(三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

进入20世纪以来,生态、人权、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大量出现,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志愿组织也相应产生。

民间环保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其成为第三部门中的一个亮点。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保护,民间性的环保组织纷纷建立起来,自觉地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同时这些组织还通过宣传活动使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也促使政府更加重视环保问题。

为了维护人权,解决新时期的人权问题产生的社会组织也有很多,特别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保护,许多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组织作出了大量贡献。

这些第三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影响力也在增强,“非政府组织运动的显著作用和影响在1984年召开的另一个经济峰会(与每年召开的七国政府首脑会议并行的组织、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环境峰会、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人口峰会、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峰会和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2]271另外,科技的进步、电视、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世界上某个地方的一项重大举措,就可能

会立即引起其他地方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针对政府和市场,也会是针对第三部门的。

通讯技术的发展加强了世界各地同类或不同类的第三部门的联系,便于对民众进行组织和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第三部门的组织能力。

与科技进步相伴随的是教育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第三部门成员的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高。

由此可见,第三部门的崛起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加,也是能力上的增强。

(四多元化的价值观和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理论,人的基本需要可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受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当人类的低级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更高级的需要。

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一部分人产生受尊重的和自我实现的高级需要时,而另一部分人生理和安全的低级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

前一种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完善自我,就自愿地形成了一些慈善性的组织,发扬利他精神,支持和帮助后一种人摆脱贫困,满足他们的低级需要。

这样,第三部门组织就在人类平等、博爱、正义、高尚等价值追求下产生了。

因此,第三部门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有明显的区别,其行为目的不是追求经济效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于“自身价值实现”,追求“社会美德”。

[3]另外,社会的发展也使个人的角色更加多元化。

不同的人对社会问题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

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中,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整合社会显然是困难的,而旧的社会组织也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于是新型的第三部门组织产生,它们通过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为自己的存在赢得了一席之地。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多种价值观下的多种需求,也是第三部门在当今社会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五公民社会理论的流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再度流行。

它强调民主、自由,强调公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强调公民个人的自主权及其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自治性,反对国家对公民社会的限制和干预。

有的公民社会理论者甚至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是完全对立的,他们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国家权利的扩张将是对个人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以上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基础上的公民社会。

基于国家—

76

 第2期             刘桂云:

经济—公民社会三分法的公民社会还反对市场经济的过分扩张,反对过分夸大市场经济的作用。

要建立和发展公民社会,必须有代表公众利益的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为人们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产生于民间的第三部门自然承担了这一责任。

第三部门以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特征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并作为沟通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也为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实践的场所,因此离开第三部门就无所谓公民社会。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第三部门兴起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三部门”也被称为“公民社会部门”。

此外,第三部门的兴起还与它本身的优点分不开。

第三部门的组织机构小而灵活,管理和运作所需要的费用低,其成员具有自主参与意识和利他精神;

第三部门还可以作为社会创新的实验场,其实验结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二、第三部门在我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在全球性“社团革命”与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大潮的影响下,我国的第三部门蓬勃发展。

以社团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各种社团和群众组织的数量非常少,50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在6000个左右。

到了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

到1997年,全国县级以上的社团组织即达到18万多个,其中省级社团组织21404个,全国性社团组织1848个。

[4]中国第三部门的涌现,一方面体现了全球性发展问题的突现,如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等,引起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环保组织的建立。

另一方面,则与我国改革开放后特有的历史背景有关,这是研究我国第三部门的兴起所必然要关注的。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经过了多年的摸索,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也发生了由“全能政府”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成为了第三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重要背景。

(一政企分开是我国第三部门兴起的重要前提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庞大的政府体制管理着社会的每个角落,作为第二部门的企业的各种权力统统由政府行使,失去了其独立性。

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第二部门没有了,当然就更谈不上第三部门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政企分开。

邓小平说,“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

”[5]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实际上是官办机构,对内没有任何自主权,对外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政企分开就是要政府放权,恢复企业活力,使其自觉参与市场活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政企分开也转变了政府的职能,真正做到权力下放,提高了社会效率,也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

政企分开,使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划分越来越清晰,这就成为我国第三部门兴起的重要前提。

(二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改革实践,强调了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和具体化。

我国的第三部门同样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起源于传统计划经济的改革,所以许多第三部门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几乎同时产生。

[6]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使企业完全进入市场,享受充分的活动自由,而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

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第三部门组织如行业协会、行会等纷纷出现。

这些组织和企业密切相连,它们通过各种活动为企业及其劳动者争取权利,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

如2001年以来,温州的服装、制革、鞋类、灯具、眼镜等行业协会均制定了行规行约,倡导会员企业依法经营与服务,规范了本行业的经营规程。

在应对外国反倾销中,温州行业协会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7]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国有企业改制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城市拆迁改造中的被拆迁人对安置方案不满、农民工拿不到辛苦工作应得的工资、企业与员工之间出现诸多矛盾等,要解决这些问

86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题,维护社会公正,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如果政府直接出面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又可能被一方认为政府已经与另一方成为“利益共同体”,致使部分群众产生与政府对立的情绪,使矛盾解决的成本和难度加大。

第三部门则能够使民间诉求组织化,通过与其它部门或群体的对话协商,进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而产生巨大的力量。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第三部门本身就成为发展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第三部门的兴起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离不开政府,但政府的职能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上。

其中,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要对老弱病残、失业者、贫苦人群实施社会救助,也要保障全体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政府办社会”、

“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在改革后已不复存在,劳动者曾经依赖单位获得的福利保障没有了,个人和家庭需要承担的责任明显增加。

所以,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上许多人都忧心忡忡,一些弱势群体甚至连解决温饱都有困难。

这就需要有一些新的社会组织出现,以承接过去由政府统揽的社会职责与功能,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

第三部门因其公益性、非赢利性和志愿性而具有较高公信力,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些组织、团体通过发起社会捐赠、组织志愿服务,大量吸收社会资源,为弱势群体提供多种服务,维护了社会稳定并减轻了政府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职能的转变解决了后顾之忧。

同时,第三部门还可以发挥整合作用,把公众的个人意志聚合起来,“以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8]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近年来,我国的第三部门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显示出其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有时这些组织通过其卓越的活动甚至可以影响公共决策。

如2005年夏季,民间组织“地球村”为促进节约能源发起了呼吁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不超过26℃的活动,直接促使了中央政府部门建设“节约型社会”政策的出台。

[8]因此,在我国,第三部门的兴起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同时,第三部门的发展也促使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

三、结语

我国的第三部门与西方国家的第三部门兴起于同一时代,处于共同的国际大环境之中。

为了解决共同的时代问题,这些第三部门之间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借鉴经验,为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和第三部门本身的发展而努力。

但另一方面,我国第三部门的兴起还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背景。

西方国家的第三部门是在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的;

而在我国,当第三部门兴起时,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还没有完全成熟。

这也决定了我国第三部门的主要任务必然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而是要和政府密切合作,为建立规范的市场体系服务,也就是要把促进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完善作为自己当前的主要任务,把第三部门自身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市场体制的健全联系在一起,实现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共同现代化。

因此,必须对我国的第三部门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不能用西方第三部门的模式来套我国的现实,而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部门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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