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杜诗观述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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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陈寅恪这里明确地把杜甫称为“中国第一诗人”。

可以说，这是他古代诗学观的根本观念，也是他杜诗学思想的最核心的内容。

众所周知，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历来与李白并称“李杜”，他们被看成诗史上双峰并峙、并驾齐驱的诗人，诚如韩愈《调张籍》诗中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也。

然而，也正是从唐代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杜优李劣”的观念。

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评价杜甫时即曾这样说过：

“（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

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

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

……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这里，元稹将杜甫说成是诗史上无与伦比的诗人，其实这也是把杜甫看成是“中国第一诗人”，元稹文中还将李白与杜甫比较，认为李白连杜甫之藩翰尚不能历，更遑论杜甫之堂奥了。

元稹所论，固然失于偏颇，但体现了自中唐以后杜甫一直被视为最大诗人、杜诗一直被视为古代诗学正统的事实。

陈寅恪这里虽未将李杜加以比较，但他以“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说明在他看来，杜甫是无与伦比的诗人。

他的这种杜诗观，与元稹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一脉相承的。

陈寅恪作有《元白诗笺证稿》，因此自然很熟悉元稹的诗文。

这样，他对杜甫的这种论述，便很显然应与元稹《杜君墓系铭》中的杜诗学思想具有渊源的关系；

而事实上，我们从陈寅恪《论再生缘》[2]一文中，看到他在论及“吾国诗中之排律”时，曾特地征引过元稹此文。

为说明的方便，兹将陈寅恪所引者转录于下：

《元氏长庆集》卷伍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略云：

“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

姚鼐《今体诗钞序目》略云：

“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不可谓少。

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

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

余往昔见（钱）蒙叟笺，于其长律，转折意绪都不能了，颇多谬说，故详为诠释之。

……

在征引元稹与姚鼐的文章之后，陈寅恪紧接着又加了按语：

“寅恪按，微之惜抱之论精矣，兹不必再加引申，以论杜诗。

”这里，陈寅恪虽是站在排律的角度征引元稹此文，但应该说还是体现了他对元稹此论的认同态度；

只不过相对于元稹立足于杜甫五言排律的声韵辞藻立言，陈寅恪则并不是站在“艺术禅学”的角度评价杜甫，因此虽同样以杜甫为第一诗人，但是在“第一”的内涵上，他与元稹又是有较大区别的。

总之，“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构成了陈寅恪杜诗观的核心内容，不仅体现了他的杜诗学思想，也同样是他的诗学观的体现。

由于陈寅恪深厚广博的古代诗学修养，他对杜甫的这种评价，是以他对古代诗学传统的理解为前提的，不能仅仅视作单一、孤立的评价。

这一点从下面的内容中，还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证明。

二、陈寅恪旧诗的杜诗渊源———“取法少陵”

作为身兼文人的学者，陈寅恪还雅擅旧诗的创作，这是陈寅恪的家学———“义宁陈氏之学”的重要方面。

陈寅恪的先祖陈宝箴诗文兼擅，皆有法度，为世所称。

其父陈三立更是清末宋诗派———“同光体”的代表人物。

受这种家学的熏陶，陈寅恪也工于诗。

他为诗宗尚宋诗，又出宋入唐，注重独创，强调自得机杼。

他的诗虽散佚较多，但现存《陈寅恪诗集》中收集有330首。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杜诗之间的密切关系。

著名学者程千帆曾这样评价说：

“寅恪六丈当代通儒，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

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冬郎之所效则少陵者。

晚经浩劫，所存仅寥寥百十篇，而近百年时运推移，人情变幻，莫不寓焉。

”[3]这种评价揭示了陈寅恪所受杜诗的重要影响。

在众体中，陈寅格尤长于七律。

笔者曾对陈寅恪的诗进行过统计，在其现存330余首诗中，七言律诗计有173首，在其全部诗歌总数当中，占据了60%以上的比例。

应该说，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杜诗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杜律在唐代及后世为律诗之极则，七律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杜甫的七律兼备众妙，地负海涵，雄阔高浑，最能代表和体现杜诗之艺术成就。

后世师杜者往往衍其一绪，而恃以名家。

诚如《岘亻庸诗话》所言：

“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

义山学之，得其浓厚；

东坡学之，得其流转；

山谷学之，得其奥峭；

遗山学之，得其苍郁；

明七子学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阔。

”作为极具才情的学者，陈寅恪的旧诗尤其是七律创作也深深得益于杜诗之沾溉。

当然，陈寅恪诗法杜甫，远不止在诗歌的形式上。

检《陈寅恪诗集》，中有《甲申春日谒杜工部墓》一诗，诗云：

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

一树枯柟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

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

归倚小车浑似醉，暮鸦哀角满江城。

由题中“甲申”可知，此诗作于1944年。

据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43年夏，日军战火逼近湖南，时任广西大学教授的陈寅恪，为躲避战乱，于是年秋携家眷取道贵州辗转赴川，途中身染重病，饱受艰难，腊月底始到成都（时公历已进入1944年）。

此诗即作于他初到成都时[4]。

据陈寅恪之女流求《流求笔记》所述，当时“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生活极为艰苦，且陈寅恪的右眼当时已失明，行动极不方便；

但即便在这样的艰难中，他仍去拜谒杜甫墓，这就不仅传达了他悯时伤乱、渴求太平的愿望，也见出杜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杜甫当年为避安史的八年之乱而至成都，陈寅恪也因为日本侵华的八年战争而同样避难到成都。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际遇，同样的情怀，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上演了极其相似的一幕。

所以陈寅恪此诗，既有对杜甫深刻的理解，又包含有悯时伤乱的情怀。

《陈寅恪诗集》里还有两首由杜诗兴感而作的诗，一是作于1956年的《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诗云：

林花天上落红芳，飘坠人间共断肠阿母筵开争骂座，太真仙去愿专房。

按歌未信宫商换，学舞端怜左右忙。

休问大罗云外事，春阴终护旧栽棠。

此诗题中的“唯见林花落”，出自杜甫《别房太尉墓》一诗。

“房太尉”，指的是玄宗朝旧臣房。

杜甫此诗主要表达了对这位前朝旧臣身后寂寞的伤悼之情陈诗由“唯见林花落”一句而致慨，借杜诗兴感，表达对现实的感受。

诗中“飘坠人间共断肠”之“共”字，将自己与杜甫绾结起来，也见出对杜甫“见林花落”时内心悲慨之深刻理解。

另外一首《戏续杜少陵秋兴诗“刘向传经心事违”句成七绝一首》，诗云：

刘向传经心事违，翁今儿古各相非何如东晋郗家好，父子天师道共归。

此诗作于1964年。

诗中“刘向传经心事违”一句，出自杜甫《秋兴八首》之三（千家山郭静朝晖）。

杜甫此句原是表达自己一生心事乖违之憾，而陈寅恪则借以讽咏1963年以来中苏两党交恶之事陈寅恪借续杜诗而表达对当时政治的看法，真可谓善用“古典”[5]者。

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陈寅恪熟识杜诗，可以随意引用。

在旧诗创作中陈寅恪每从杜诗中汲取营养，多有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者。

对杜诗的隐托和化用，可以体现杜诗对陈寅恪的影响。

笔者对《陈寅恪诗集》中隐括杜诗或化用杜句之情形作过统计，现将统计结果表列于下：

此表所涉及的陈寅恪的诗共40首，在《陈寅恪诗集》330首诗中，约占八分之一的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独具才情与追求的诗人，陈寅恪诗法杜甫，并非对杜诗亦步亦趋，“生吞活剥”[6]，陈寅恪作诗不是仅仅隐托杜诗融化杜句，而是迁杜入己，将杜诗融入自己的诗境中。

试看其《乙酉八月十一日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雠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此诗是1945年秋作者在成都获悉日军投降之喜讯后而作的。

从创作背景上说，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是极其相似的。

诗中作者抓住与杜甫在遭遇与情感上一致的契合点，以“闻讯杜陵欢至泣”一句融化杜诗“初闻涕泪满衣裳”，又以“还家贺监病弥衰”隐括杜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二句的回乡之意，从中不难看出二诗之间的关系。

然而，此诗虽有点化或隐括杜诗处，但又并非刻意地模仿杜诗，并非重复杜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而是要塑造自己的形象，故此诗虽有借鉴杜诗者，但不是照搬，而是有变化，表现在陈诗并非单纯地表达获悉日军投降的欣喜之情，在“家祭难忘北定诗”一句下，诗人注云：

“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因此，诗同时融入了家事之悲的内涵，故而结句云“喜心题句又成悲”，翻喜为悲，在感情上比之杜诗又更见深沉了。

由于杜诗的影响，陈寅恪的诗，也颇有杜诗沉郁顿挫之致。

比如其《甲辰五月十七日七十五岁初度感赋》一诗：

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

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

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

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

这首诗作是作者初度75岁生日之作。

前四句作者感慨世事人生，“百年”句点化杜甫《秋兴八首》其四“百年世事不胜悲”。

后四句自比“越鸟”，以“炎方”、“瘴海”喻自己处境之艰难，结句以孔安国唾壶为儒者所执之典，表达对学术事业被破坏之悲，篇终而接浑茫。

整首诗作者感怀人生，深沉郁勃，苍茫老健，颇有老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陈寅恪注重对杜诗之学习与借鉴，固然是其诗歌创作旨趣与追求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则是他与杜甫内在的精神、情感的共通性所决定的。

我们认为，这种共通性就是对家国丧乱与人世沧桑的深刻感伤。

杜甫处于唐王朝极盛而衰的历史转变时期，巨大的历史变故以及饱经离乱的身世遭遇，使他的诗重在表达忧国忧民与悲天悯人之怀抱，以及对世变沧桑与历史兴亡之感慨，而陈寅恪所处时代环境虽与杜甫不同，但其身世遭遇却极有与杜甫相似者。

蒋天枢先生论陈寅恪生平时说：

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

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

漂泊西南，备颠连之苦。

外侮内忧，销魂铄骨。

寄家香港，仆仆于滇越蜀道之中；

奇疾异遇，困顿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

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摈足，终则被迫害致死。

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

先生虽有“天其废我是耶非”之慨叹，然而履险如夷，胸怀坦荡，不斤斤于境遇，不戚戚于困穷，而精探力索，超越凡响，“论学论治，迥异时流”。

而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壹发之于述作与歌诗。

先生之浩气遒矣。

[7]

这段话不仅高度概括了陈寅恪一生命运之遭际，对其苦心孤诣与思想境界之把握也非常切当。

这种人生遭遇，使陈寅恪在对家国离乱及历史盛衰之感受方面，与杜甫是高度一致的。

正因为如此，陈寅恪才能从杜诗里寻求到深切的情感共鸣。

这样，当他以诗歌表达身世感受时，就会很自然地隐括或化用杜诗，此盖有不得不然之情形在焉。

陈寅恪论诗主情，尤重感慨。

由“吾侪所学关天意”、“文章声价关天意”、“文章存佚关兴废”等诗句中即可看出，陈寅恪每致意于抒发身世浮沉的人生体验与兴亡沦替的沉恸之感，像“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庚戌柏林重九作》）、“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兴亡哀感动人思”（《王观堂先生挽词》）、“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王观堂先生挽词》）、“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饯岁觥”（《丁亥除夕作》）等，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陈寅恪这种重在抒慨、表达兴亡之感的诗与杜甫后期诗之抚今追昔、特重感慨是一致的。

他隐括杜诗与融化杜句，从根本上说就是由此决定的。

其实，对前表所列杜诗稍加分析即可发现，陈寅恪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所涉及的杜诗，主要是杜甫后期的诗，且多作于夔州期间，只有《兵车行》、《咏怀五百字》等少数篇什作于关秦地区。

众所周知，杜甫后期诗，尤其是夔州期间的诗，是他晚年历遍人生种种苦痛，阅尽人间盛衰之变以后之所作。

夔州期间，他不再像早年因为“穷年忧黎元”而奔走呼号，使得诗旨过于激切或直露，以至于后世有“几近于骂”之讥[8]，而是超越具体的现实情事，升华至一种对历史人生作整体思考的高度。

诗中杜甫往往慨往悼今，感时伤世，既悲苦至极又从容潇洒，笔底波澜壮阔而又细入无间，最能见出日暮途穷时他激越悲怆而又留恋人生的丰富、深沉的情感。

此时杜诗中感时伤世与兴亡之感比以前更见深沉了。

陈寅恪对杜甫后期诗特加重视，主要即在于此。

在我看来，这不仅体现了陈寅恪的诗学精神与创作旨趣，说明杜诗尤其是杜甫后期诗，构成了陈寅恪诗歌渊源的重要方面；

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杜诗之隐括及杜句之融化，是他体认和挖掘杜诗精神、情感的一种方式，是他因为铭感于杜诗慨往悼今之精神而对其兴亡之感的阐发。

如果仅从诗歌渊源的层次上认识，那就严重地局限了它的意义。

陈寅恪在以诗证史时，主张对于古人要具“了解之同情”，而“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9]，而后始可进行研究。

这里，他所论的虽是学术研究，其实也通于诗歌创作。

他的《柳如是别传》，便是通过笺释柳如是之诗以进入其精神、生活世界的。

对于陈寅恪而言，诗与学术是高度统一的，因此他在诗中借鉴杜诗，隐括或融化杜诗，也包含了对杜甫的理解在内，或者说也是以理解杜甫、进入其精神世界为前提的。

他在《读〈哀江南赋〉》中精辟地指出：

“古事今事，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一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这里，说的是文学创作中古今相通、“古典”与“今典”妙用之情形。

陈寅恪非专门的文学评论家，其学术旨趣也非是一般的谈艺论文，非总结文学的规律，因此陈寅恪此言尤其体现了他的诗歌创作经验与体会。

这也就告诉我们，他的许多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之诗，皆可视作他“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一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从而追求与杜甫之冥化如一。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杜甫与陈寅恪是异代之知己，时异而情同。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陈寅恪之注重杜甫后期诗，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杜甫精神内涵的体认、挖掘与发挥。

明乎此，对陈寅恪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对杜诗“诗史”意义的阐发———“以诗证史”

“以诗证史”，是陈寅恪对历史研究的创造性贡献，也是其治学的最精华的部分之一。

运用这种方法，他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

可以说，陈寅恪学术堂庑之构建，与这种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在探索这种方法形成的过程时，我们注意到，它与杜诗具有密切的关系，应该说是人们在笺释杜诗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杜诗自晚唐孟棨《本事诗》始，既已有了“诗史”之称，所以在宋代“千家注杜”的盛况中，即多有从当时历史之角度阐发杜诗者。

比如黄鹤在注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时即云：

“天宝十载，募兵无应者，杨国忠遣御史系捕送军前。

旧制，百姓有勋，免征役。

于是杨国忠选取高勋，行者愁怨。

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此诗所以有咸阳桥拦道哭之句也。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集》）这种依据历史对杜诗诗意的解释，应该说在实践上为“诗史互证”方法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而到了黄宗羲那里，趋于成熟，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曾说：

“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

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

”这里，黄宗羲明确提出了“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概念。

在他看来，不仅史可以证诗，诗也可以证史。

黄氏此论可以说是“诗史互证”形成的标志。

而在陈寅恪之前，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是以“诗史互证”方法注杜的代表性著作。

钱氏基于“六经皆史”的观念，认为“驯至于少陵，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胡致果诗序》），故而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通过诗歌与历史的考证，解读杜诗，从而使“诗史互证”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而正式形成了。

与传统诗歌笺释中注重章句训释、注疏不同，“诗史互证”着力考察、挖掘诗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或从诗中发现历史，这就使诗具有了裨补史阙之功效。

对钱氏这种方法的意义，陈寅恪有着充分的认识与深入的理解。

他在《柳如是别传·

缘起》中这样说：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

”这里，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钱谦益有直接的继承性。

另外，在《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中，陈寅恪还对钱谦益与朱鹤龄之注杜作了细致的考察，总结钱注杜诗之特点。

他引《钱注杜诗》篇首所录诸家诗话中《古今诗话》“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一则，云：

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

陈寅恪还考察过钱氏的《列朝诗集》，认为钱氏撰此之旨趣，非在论诗，而是“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以存史”，体现出对钱氏学术旨趣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凡此，皆说明陈寅恪对钱谦益学术之重视。

应该说，陈寅恪所运用的“诗史互证”方法，就其渊源而论，正是源于钱谦益的《钱注杜诗》。

陈寅恪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治杜诗，共写了三篇文章，它们是《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均见于《金明馆丛稿二编》）。

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他依据《旧唐书》安禄山传、史思明传中所言的“杂种胡”，以及《新唐书·

回鹘传》所称之“九姓胡”，认为“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

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

又引杜诗中对安禄山、史思明的“杂种”之称，指出：

“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

《旧唐书》多保存原始资料，不多改易词句。

故在《旧唐书》为杂种胡，在《新唐书》则易为九姓胡。

考宋子京改字之由，其意恐杂种胡一词，颇涉通常混种之义，易启误会，遂别用九姓胡之名。

”这里，陈寅恪将杜诗与历史互相对照、证发，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杂种胡”与“九姓胡”以及在名称上形成差异的原因。

《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一文，则通过等征引史料，认为诗中“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二句中的“朔方健儿”，过去解以郭子仪、李光弼所统之朔方军是错误的，应该是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同罗部落。

该部落勇健善斗，在其首领阿布思为回纥所掠后，为安禄山厚募招降。

在安史叛军攻下长安后，该部落被派守长安，助纣为虐，未久而叛归旧巢。

他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与通常的以庾解杜不同，而是反过来以杜解庾。

他针对庾信《哀江南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

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

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八句旧注解以指萧詧，将“无赖子弟”视作指陈霸先所存在的与史实乖误之情形（参考倪《庾子山集注》），由杜甫《咏怀古迹》（其一）中“羯胡事主终无赖”一句索解，认为杜甫这里以“羯胡”指安禄山，实际也是喻指侯景，而杜甫此诗可以看作是一篇《哀江南赋》之缩本[10]。

诗中杜甫自比庾信，而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

通过一一比勘，陈寅恪进而得出了庾信“此赋八句乃总论萧梁一代之兴亡”的结论。

今按，杜甫此诗由庾信故居兴感，借描写庾信身世表达作者暮年萧瑟之感。

因此，诗中对庾信身世的描写，固有助于我们理解庾信《哀江南赋》之内涵。

陈寅恪由杜诗而索庾赋之解，与他所强调的“神游冥想”、“神理相接”是一致的，是一种极富于想象力的研究。

这种直臻诗人心灵之奥府而脱去表象之行迹的研究，看似主观性很大，一般人用之固不免流为臆说，而在陈寅恪这里，却超越了历史形相“个性之真实”，而臻于其素来追求的“通性之真实”，达到了极高明的境界。

此外，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中，为申论李白本为胡人，陈寅恪引用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二）“贾胡离别下扬州”一句，说明蜀汉在唐代曾为胡商行贾之区域，其地当时多有胡人往来侨寓，也是“以诗证史”之佳例。

陈寅恪以“诗史互证”的方法，阐发杜诗的“诗史”意义，站在杜诗研究的角度看，虽然稍显具体、零散，似乎无关杜诗宏旨，未及钱谦益《钱注杜诗》之浩繁丰富，但若就对“诗史”意义挖掘的深度来说，则《钱注杜诗》反远不及陈寅恪。

盖《钱注杜诗》重点在于“以史证诗”，通解诗意，着眼于诗意之把握，故其所牵涉之史，皆为个别、孤立之史实，彼此关联不大，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观；

而陈寅恪阐发杜诗之“诗史”意义，则偏重于“以诗证史”。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极高明而难以企及之处，在于他弘通的眼光与深邃的识见。

他对中国史的研究，是将中国放在世界的范围内，从世界史的整体高度与角度研究中国史；

而他对杜甫的研究，对杜诗所牵涉之历史的考察，也是超越了杜甫研究的范围，站在中国史的高度进行的（他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以杜诗解庾赋，最能见出其不受时代局限之弘通史识）。

因此，我们不能只从杜甫研究的角度来看待陈寅恪阐发杜诗“诗史”意义之价值。

实际上，陈寅恪对杜诗“诗史”意义的阐发，是他的历史研究整体的一部分。

陈寅恪的史学及历史观的重要特点是尤为重视种族与文化、民族迁徙以及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他的杜甫研究，即围绕此研究主题而展开，可以说是他整体的历史观在具体事例上的落实和体现。

比如，其《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所考察的“杂种胡”之义，以及《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中“朔方健儿”，即相互关涉，前者牵涉到安禄山种族之渊源，后者则牵涉到当时河朔之地各胡族部落之内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