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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
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得到不断提拔。
到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政绩非常显著；
一年后升任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长兼检查部长兼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由于孔子升迁过快，不符合当时官员晋升标准，因此为代理宰相）。
孔子执政仅三个月，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奸佞之人和刁民纷纷出逃；
同时，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
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设置送鲁哀公美女良马从而让鲁国国君沉溺与酒色中这样卑鄙的计谋，以此挤走道德至圣的孔子。
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受到了国君的礼遇，但由于孔子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急功近利的“霸道”不相符合，历经十四载不得重用。
于是孔子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
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可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的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任鲁国司寇；
后携弟子周游列国；
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
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
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
孔子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1、阶级矛盾尖锐
孔子的伦理思想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时相对于夏、商、周来说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发展，社会由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代由于当时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了牛耕铁器等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使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变革，奴隶社会逐渐衰亡，新兴封建制度逐渐兴起，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战乱纷争，民不聊生，人心不一，道德沦丧，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双重剥削下，生活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奴和残存的奴隶不断进行起义反抗，统治者逐步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力量，寻找新的统治武器，以便于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人民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创伤，也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伦理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2、传统礼乐制度的破坏
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加剧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征伐连年不断，辉煌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更是土崩瓦解，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道德自觉开始广泛丧失，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个时代要求就是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的客观条件，孔子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希望保留奴隶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实现社会不同阶层的整合和协调，并使用道德主义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
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振兴礼乐、教化民众的事业之中，提出了自己的伦理思想体系，试图重新恢复人们对于周礼的信心和尊重，以期实现他的有道之世的抱负。
一、孔子伦理思想的来源和目的
孔子伦理思想有两个重要来源:
其一是来自远古氏族部落的血缘宗亲观念;
其二是继承了西周宗法礼制的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社会从传说的黄帝开始到整个封建社会消亡,氏族集团这一古老的社会形态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被顽强地保存下来,因之,重视血缘宗亲关系,强调祖先崇拜,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传统。
这一传统在夏王朝家天下的王权私有制度正式确立之后不断得以强化,经由殷商时代的发展和充实,到了西周时代又经周公旦的完善和美化,便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传统。
西周以来这种成熟定型的文化传统是奠定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精神基础。
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不仅标志着家天下的社会秩序,还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
在邦家合一的古代中国,宗族权威又往往是一国政权的标志。
因之,服从宗法制度下的各种权威便具有了双重意义,那就是说宗法伦理原则也是天下国家的政治原则。
西周宗法正好体现了这种双重结合的古老文化精神。
孔子本人宣称他最崇拜西周礼制文化,对这一由氏族宗亲观念形成的西周伦理精神更是推崇备至,孔子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其“孝”与“忠”的伦理内核,显然是受西周宗法原则影响的。
在孔子看来,一个知礼明礼的人,必然是信守伦理精神的人。
信守伦理精神,遵循“孝悌”原则“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
学而》）孔子不但崇拜西周礼制的宗法伦理精神,而且还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持久生命活力的儒家主流思想,并为之充实了许多新的精神内容。
第一,孔子认为伦理精神的生长,要通过“教化”来实现,教化能使人掌握并运用这种传统伦理精神和原则,并能唤起人们的良知和善性,进而达到“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
学而》）的崇高境界。
第二,孔子认为伦理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仁”。
这是孔子对西周以来传统伦理学说的最大发展和贡献。
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孝悌”“忠恕”为仁,可见“仁”是孔子伦理精神的最高范畴。
孔子“仁”的思想包含了其所有伦理思想的内容,但是,仁又不只代表孔子的伦理思想,它还具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和精神,伦理之“仁”仅是其“仁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孔子虽然重视传统伦理精神,但又不否定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礼仪形式,而是通过强调其精神思想来强化和巩固宗法制度与西周礼制的社会政治地位。
这种强化过程首先从个体开始,而不针对任何群体。
孔子认为通过“克己”、“自讼”、“自省”、“修己安人”等一系列道德教条就可以塑造出大批具有“君子”人格的社会群体,就可以实现“复礼”的目的。
这是孔子对西周宗法伦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和推进。
孔子倡导儒家伦理思想有以下几个目的:
首先,是为其“复礼”的政治目的服务。
“或谓孔子曰:
‘子奚不为政?
’子曰:
‘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论语·
为政》）“或”，有人。
“奚”，为什么。
“书”，周书。
此章大意是：
有人问孔子：
“你为什么不去从事政务呢？
”孔子说：
“《周书·
君陈篇》说：
‘君陈能够对自己的长辈尽孝道，能够关心爱护兄弟，把家庭治理得很好。
’这也是为政，为什么一定要在位才算是为政呢？
”所以说孔子认为进行以“复礼”为目的的伦理教育工作比为政更重要,它可以培养出大批既能够修身齐家,又能够风范天下的有道君子。
奠定一种深入人心,本于人性的精神,这种来自于人性及其精神的伦理思想,是“礼”的真正灵魂,只有秉承了这种“礼”的精神和灵魂的人,才能完成复礼和重建西周礼制大厦的历史使命。
这是孔子倡导儒家伦理精神的首要目的,也是其全面恢复西周礼制的希望和寄托之所在。
这种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依靠个体伦理放射影响和不断扩展的治国模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性政治精神,且影响极为深远。
其次,是为扭转春秋时代“犯上作乱”、“弑父弑君”等违背伦理纲常的无道行为,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伦理约束机制，这被孔子看成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孔子伦理思想
1、重德的价值观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是特别重视道德价值的学派。
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德性主义特质。
孔子把道德当作解决当时社会“礼崩乐坏
”天下大乱的手段和途径。
孔子认为道德在社会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它高于生产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知识才能、艺术、宗教等一切活动，主要用道德统帅其他活动，这是一种道德至上论、道德决定论。
道德理想主义是儒家学说的主要特征。
关于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论语·
颜渊》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子贡问政。
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
“去兵。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
孔子认为在这三者之中，道德高于一切。
国家政治生活中宁可没有军事力量和生活资料，也决不能没有道德。
在价值观上，孔子坚持先义后利。
“义”就是合宜，是社会道德准则，而“利”在古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其含义往往多歧，孔子所言利主要是指个人私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里仁》）。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然能够以最高的道德原则为自己行为的准则，相反，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则只知道去满足个人的私利，而不知道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准则。
君子要“义以为质”“义以为上”。
要求将义放在第一位，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个人的不正当私欲。
孔子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用不正当的手段使自己富有、尊贵，这对我如同浮云一般（指不值得关心）
在个体生活和人生理想上，孔子强调并重视道德的独立价值，提出了“仁者安仁”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他的德福关系论。
仁者安仁是要人们不受贫贱富贵的影响，不无原则追求与切身利益有关的幸福，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安于仁德。
这种思想被后儒称为“孔颜之乐”的精神，强调道德生活的独立性和崇高价值。
孔子及其儒家的重德价值观虽有过分大夸大道德功能的偏颇，但长期以来去对中国文化的崇德特质，对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德教为先、修身为本的传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可以看到其思想的现实价值。
2、仁礼统一的道德规范体系
孔子创立了一个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休系，他提出了很多的德目，但他的中心范畴是仁与礼。
礼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华理秩序的设计，礼的制度与观念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上古社会的礼，主要体现一种宗教祭祀意义。
在春秋时代，礼多强调其“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社会政治含义，孔了的礼包含义，孔子批判继承了其中的合理因素，又给古代的礼乐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仁”，给礼注入仁的新精神，使礼乐文化深值于仁的基础上，孔子所谓礼，主要是指遵守等级秩序的生活规范和道德规范。
孔子关于礼的新见解主要有：
其一，正名说。
“名”既指名词称谓，更主要的是指人的“名分”。
正名的实质是以别异的精神来强调人们要固守的自己的伦分，按自己的名分去行动，安分守己。
也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把正名看成是推行等级规范的手段或方法，用等级称谓来保证人们遵守礼制，从而约束人们的行为。
其二，致和说。
“和”是“礼”的目标和境界。
在有等级差别的前提下，又要维持各等级之间的和谐，实现“礼之用，和为贵”。
其目的是缓和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之不趋于破裂，以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正名说主要强调人的身份等级，致和说主要强调的是君臣上下各种人等之间的和谐。
其三，“绘事后素”
说。
绘事要以素为基础。
礼的本质不其外在的形式，而是背后的内容。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个理论重在强调德对礼的内在强调作用。
仁作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发端于春秋时期。
在《左传》等文献中“仁”字已经比较多见。
仁在当时的含义包含把人当人看，对人爱，对人敬，约之以礼，躬行正直之德。
孔子继承了这种富有时代精神的观念，创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
仁学的创立，是人文意识完全觉醒，伦理文化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
仁的含义：
第一，仁乃全德之名。
如果说礼是一种外在道德规范的话，则仁主要是人的一种道德情感。
仁是所有道德的全称或代称，是一种全德之名，如我们经常所说的“仁人”就是有德之人的代称。
仁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孔子不自居为仁，也不轻易以仁许人。
第二、仁指爱人的思想意识和感情。
最典型的表述是：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
第三、为仁之方法：
忠恕之道。
“推已及人“，这是儒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被称为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
雍也》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礼从属于仁，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仁内礼外。
礼要以仁为基础,即：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
“一个人没有仁德,他么能实行礼呢?
一个人没有仁德,他怎么能运用乐呢?
另一方面，仁也要以礼为约制，它是仁的文饰。
爱人不是无原则的泛爱，而是要以礼为根据和标准，要按礼的规定去爱人。
爱有先后，爱有厚薄。
礼与仁的统一与结合，一方面使礼这种外在的规范、制度变了德性并具有自觉性；
另一方面，使爱人之仁也变成了在理性指导规约下的等差之爱，使儒家之仁成为一种等差之爱而区别于墨家的泛爱和基督教的博爱。
礼本身就是用以规定人与人之伦分别序的差等精神，仁的爱人正是靠礼的差等才得以现实化，与墨家的兼爱相比，更具体并切实可行。
受到孔子重视、提倡的德目有：
孝、忠、义、智、勇、信等，对此，孔子一一使之完善，提出了更为具体而切实的要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意思是：
恭敬而不懂礼就会徒劳无功，谨慎而不懂礼会畏缩拘谨，勇敢而不懂礼就会莽撞生乱，直率而不懂礼就会尖刻伤人。
三、孔子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构建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政治关系都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
孔子的伦理道德观主张家庭和睦，主张以孝悌来维系家庭。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即每一个有道德的人都要专心致力于“本”，本就是孝悌。
孔子认为每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
“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意指孝敬父母必须对父母和气，脸色柔顺谦和愉快，否则就不是孝子。
孔子关于家庭伦理的学说，要求家庭成员亲长辈、睦父母、友兄弟，大家友好相处，使整个家庭和谐幸福，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只有家庭稳定了，整个社会才会稳定。
（二）构建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
社会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际交往更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日趋重要，孔子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待人谨慎，讲信用，热爱众生，用亲仁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如果别人不了解自己或误会自己，也不去怨恨别人，不也是君子所为吗？
“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人不了解我，我不着急，着急的是我不了解别人，可见孔子主张，对自己严格要求，如果别人对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要去怨恨别人，应以自己的行为去改变别人的看法。
孔子把“忠恕”当做终身信用的格言，要宽恕待人，自己不愿做的，也不要强加于人；
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也要替别人考虑。
孔子认为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必须正确处理道德伦理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并把它看作是确立人格和提升人格的关键。
“义”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标准，由此开始在人际间双向的伦理关系中凸现出来。
孔子认为，人生都是追求富贵的，强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应以符合“义”为前提，在日常交往中，他明确地坚持“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精神与物质并重。
孔子把对“义”的态度作为判别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在他看来君子不但要具备“仁”的德性，还必须具备“义”的道德素质，为人处世、安身立命不应只看重个人的私利，而应见利思义，但孔子对于利并非只作简单的否定，也并非单方面强调义与利的对立，他同样注意到了义与利的统一，为了限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贪求，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孔子提出应当以“礼”为准则去实现社会利益的分配，倡导依“礼”来实践个人内在的道德素质“义”，认为合于“礼”的利益追求就是“义”，这样，在孔子的人际关系框架内，义与利就和谐地统一于礼的规范、约束之下，这种义利统一的思想，对于实现理想的人格和完美的精神境界，超越人际关系中狭隘的利益交换关系和功利化倾向，建立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孔子这些关于经济道德的思想，对当今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国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构建和谐稳定的政治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不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公民的道德自觉，“依法治国”便会成为一种纯碎的外在强制，就会出现孔子所讲的那种“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现象，只有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德治和法治统一，自律和他律并重，广大公民才会“有耻且恪”。
官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官德的状况很大程度上代表和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
正如孔夫子所言：
“苛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意义是：
“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
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因此要构建和谐稳定的政治关系，必须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激活党政官员的自律机制，努力提高其道德素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官德体系，进而充分利用官德对公众道德所具有的导向和示范功能，以优良的官风造就优良的民风，以党政官员的道德人格力量来推进社会整体道德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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