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赤壁赋题旨新探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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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題跋，文辭真摯、語意懇切，決非虛詞妄言，因而它對我們理解兩賦題旨至關重要。

而從整個賦文的寫作筆法上看，借景抒情、詠古寄慨，似有其深微隱曲之處；

再從兩賦中的客──故隱其友人楊世昌、李委等人之名的作法上（在這蘇軾創作中是罕見的），似是心有餘悸，擔心一旦事發、牽連親友。

這也佐證它的內容似有所影射。

那麼，蘇軾創作《赤壁》兩賦之際，緣何會有「多難畏事」、「未嘗輕以示人」的思想苦衷，並一再勸勉其友人「必深藏之不出」呢？

很顯然，內中必有深意在焉。

一、《赤壁》兩賦深意探微

《赤壁》兩賦的深意究竟表現在哪裡？

看來，似乎需要先做一番探索隱密的工作。

本來，對待蘇軾的豪放粗獷、真率無羈的作品，無需做甚麼探微的工作，但處在戴罪黃州的特殊境遇中卻事有例外。

其一，哀怨宋神宗被讒佞包圍，「尊主澤民」的報國壯志難酬。

當時，蘇軾身經「烏台詩案」文字獄的迫害被貶謫黃州，實際已形同政治囚犯，沒有行動自由，「平生文字為吾累」的特殊感受，使他寫作詩文時，常常運用托物寄意的隱晦方法，這形成蘇軾這一歷史時期創作風格的重要特徵之一。

譬如他曾借海棠自況，戲謔自己處於「粗俗」的桃李之中；

他曾借石榴花的素質，表現自己的高風絕塵和孤傷抑鬱的情懷；

他曾借孤鴻的形象，顯示自己雖遭貶謫，但誓不苟合世俗和對險惡環境決不屈從的高貴情操；

他曾借任憑風雨吹打，表示自己決不恐懼政治迫害的激憤之情……如此等等。

《赤壁》兩賦的迂迴曲折的筆法，便使它在一定程度上障礙了讀者對其題旨的正常理解。

蘇軾是一個自幼懷有「書劍報國」（見《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之二）和「致君堯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大志的人物，雖由於變法浪潮的衝擊以及「烏台詩案」的打擊，他並沒有真正走向意志消沉和超然物外，在極度困厄的貶謫生涯中，他的「尊主澤民」、「經世濟時」的理想亦時時泛起：

「願為穿雲鶻，莫作將雛鴨」（《給友人陳慥》）。

他在到黃州謝表中更說：

「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為異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這話說得可謂披肝瀝膽，刻骨銘心。

因此，他戴罪黃州，「雖廢棄，未為忘國慮也」（《與滕達道書》）。

至於所謂「睡足吾無求」等詞語，只是一時的牢騷話而已。

蘇軾作為一個封建士大夫，他的報國壯志總是寄托在「忠君」的基礎上，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身處逆境而不甘沉淪的情懷，卻構成了他此時此地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貫穿了《赤壁》兩賦的全篇始終。

在《赤壁賦》的開頭，蘇軾寫他與「客」泛舟赤壁之下，飽覽了「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的景色之際，頓時高誦起「明月之詩」、「窈窕之章」來。

「明月之詩」、「窈窕之章」，指《詩經‧陳風‧月出》，其首章云：

「月出皎兮，佼人（美人）僚（美好）兮，舒窈糾（窈窕）兮，勞心悄（憂）兮。

」（其餘二章內容基本相似）這首詩是寫主人公在皎潔的月光下，勾起了對美人的懷念和憂傷之情。

而後，作品又接著描寫當赤壁「月出於東山之上」、「飲酒甚歡」之時，詩人再扣舷而歌曰：

「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這段歌辭是繼誦《月出》的「佼人僚兮」之後唱出的，它顯然是有意模擬屈原的《思美人》及《湘君》（九歌）中的「桂棹兮蘭枻」等詩句而創作者。

詩人此時此地為什麼偏偏高誦「明月之詩」、詠唱「望美人兮天一方」的歌辭？

難道是詩人在玩山賞水之際，突然興從中來，眷念起他的美妾、或者要追求什麼新的情人？

當然不是。

這裡的「美人」，實際是借屈原之句指他心目中的「聖明天子」宋神宗！

我們知道，蘇軾平生非常敬仰和同情屈原的忠君愛國的節操，並非常欣賞屈原賦中一再用「美人」比喻楚君懷王的藝術方法。

這裡，蘇軾明顯是借屈原「思美人」的情感抒發他內心懷念宋神宗的抑鬱之情，他是在憂慮楚懷王被奸佞權臣蒙蔽、包圍而拋棄屈原的史實的重演。

而事實上，宋神宗當時也確實是被新法派中某些投機分子和權臣們所包圍了。

前、後《赤壁賦》寫於元豐五年的秋、冬兩季，在這個短短的時期裡，宋廷變法派表現了重大的政治轉向，不論內政外交，都陷入了嚴重的折困之中。

對內來說，變法派內部由於長期內訌，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個人野心家、投機分子如呂惠卿、章惇、蔡確等人相繼為相，朝政混亂、民怨沸騰，繼而宋神宗親政，卻又懾於豪門權貴的壓力，採取了妥協容忍的政策，受到了大批逢迎阿諛的權奸、政客的包圍。

據朱熹說：

「到元豐年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

」（《朱子語類》卷一三○）蘇軾的被捕入獄，險些被殺頭，就是由於宋神宗受到舒亶、李定等一幫小人的愚弄而造成的惡果。

當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就曾語重心長地勸諫宋神宗說：

「陛下固聖，而左右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

至於論事苟取容悅，偷為一切之計，人主將何便於此！

」（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七‧元豐五年六月）這說明宋神宗縱容、支持投機政客，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這樣的政治現狀，豈不與屈原受讒而遭流放的情境有某些相似之處嗎？

蘇軾作為一個忠君憂國的詩人，他雖然身陷囹圄，而對「君」的情思不絕如縷。

只可惜，他目前與世隔絕，無法見君；

而更重要者，他所思念的君王，又已經與他政見乖謬、分道揚鑣了。

所以，蘇軾只能在蹭蹬失意、悲憤交集的痛苦中，帶著「勞心悄兮」的情懷，失聲哀嘆著「望美人兮天一方」的可悲現實。

「望美人兮天一方」的哀嘆，表露了蘇軾的政治思想的幻滅，他感到無所作為，只有把滿腔的幽怨和悲憤，寄托於洞簫的伴奏聲中，從而獲得少許的精神慰藉。

於是，「倚歌而和之」的吹簫者，便奏出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悲音，這便是蘇軾欲把他內心鬱結的忠君憂民而報國無門的心情訴之於山水和人間的藝術概括。

這種悲憤的政治責難，這種對「聖明天子」（美人）的絕望的哀嘆，難道不使蘇軾產生不敢「輕以示人」和「多難畏事」的念頭嗎？

難道這不應該是蘇軾勸其友人「必深藏之不出」的原因之一嗎？

其二，借古喻今，諷刺宋神宗和變法派在邊事戰爭中急功好利、喪權辱國。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動機之一，是與他要抵禦外族（西夏、遼）侵擾，「用功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七‧元豐五年六月）有關。

抵禦侵擾、收復失地，實在無可厚非，蘇軾對此也是贊成的；

所以當戰爭一旦打響，他也期望僥倖獲勝，忽聞戰場捷報，他也歡欣鼓舞、拍手稱賀（見《聞洮西捷報》等詩）。

但是，就整個對外戰爭大局來看，蘇軾是持保留意見的。

他認為當前國內戰勝條件（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尚不具備，宋神宗年輕氣盛、急功近利，為求邊事速勝，竟驕縱盲動而必遭潰敗，也必將導致喪權辱國的嚴重後果。

為此，蘇軾特寫了《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勸諫宋神宗說：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

」如今朝廷「盛氣於用武」，則有諸多致敗的因素：

（1）朝中小人和「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

（2）「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

（3）「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徵稅之儲，上供殆盡」；

（4）「近歲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如果匆猝挑起邊界戰爭，必釀成「邊事方深，內患復起」的嚴重局面。

蘇軾這些分析，後來事實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但宋神宗當時竟置若罔聞，棄之不顧。

其實，這種危難景況，即連王安石也曾力主「待時而動」，勸諫宋神宗「用兵」要持審慎態度。

但是宋神宗卒不予聽，而於元豐四、五年間，肆意發動了北宋開國以來最大的兩次邊疆戰爭，結果，迭遭潰敗，使宋廷蒙詬受辱，國勢驟弱。

前《赤壁賦》正寫於第一次邊疆戰爭失敗之後。

當時，宋神宗在元豐四年（1081年）秋，調動了李憲等五支約三十五萬的大軍（包括運輸民夫共約六十萬）企圖一舉攻克興、靈二州，消滅西夏，但戰中將帥無能，互相嫉妒，缺乏統一指揮，最後在靈州城下，被西夏打得潰散逃竄，軍隊民夫死傷者不下三十萬，成為歷史上驕縱輕敵的一次典型的失敗戰例，性質上頗似曹操兵敗赤壁的史跡。

於是，蘇軾面對赤壁之戰的歷史故壘，借「客」之言，抒發了他否定曹操的弔古傷今之情，寄托了他對邊事失敗的可悲現實的批判和論斷。

當然，僅僅說明歷史背景與《赤壁賦》創作時間上的偶合，還不能真正說明《赤壁賦》的題旨與歷史事件的關係，必須找到歷史事件對蘇軾創作《赤壁賦》的某種生活誘因，才能說明《赤壁賦》確有概括歷史內容的創作意圖。

果然，今據蘇軾其他著作記載，得知蘇軾在創作《赤壁賦》的前夕──元豐五年六月底前後，有個跟從宋將高遵裕西征敗歸遭貶的張舜民（即張芸叟），被謫郴州繞道來黃州謁見蘇軾。

在蘇軾與之同遊武昌（今鄂城）樊山之際，張舜民向蘇軾詳盡地敘述了宋師敗退靈、武，「一軍皆潰」的近事；

當蘇軾讀罷張詩「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見《本集》書張芸叟詩）的慘情之後，他悲憤填膺，感慨萬千，故於七月十六日與「客」泛舟赤壁之際，借景抒情，寫出了冠絕千古的《赤壁賦》。

那麼，蘇軾在《赤壁賦》中又是怎樣對這些朝政史實進行了諷諭和概括呢？

文學創作決不是歷史事件的翻版，特別是詩賦短文，它不可能對史實進行全面的鋪述，而往往採取寓意寄慨；

更何況，蘇軾當時在黃州的處境是「杜門思愆」，他對戰事雖芒刺在背、不吐不快，但也只能使用「托事以諷」的隱晦手法。

這就使《赤壁賦》在概括時勢的題旨方面，表現了它特有的寄寓方式。

於是，兵敗赤壁的故事便被隨手拈來。

首先，在蘇軾的心目中，曹操是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權臣的典型形象。

蘇軾在其詩文中，以曹操比擬當朝權臣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但他並不專指哪一個人，而常常是針對整個變法派及其當權者而言者。

突出的如元豐元年在徐州寫的《答范淳甫》詩，其中有云：

「而今太守老且寒（作者自狀），俠氣不洗儒生酸。

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范淳甫，即范祖禹，與蘇軾同是反變法的好友。

此詩是蘇軾向友人報告近況並抒發其對變法派的憤慨而寫成的。

詩中全用與徐州有關的人和事巧設比喻，把矛頭直指當時掌權的變法派的首領們。

據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十六「案語」云：

詩中「呂布」，乃「譏呂惠卿、曾布，雖黨安石（曹瞞），終無成也。

」並解釋說：

「時淳甫在君實（司馬光）處，故打此讔謎，以博一笑。

」可見，這裡的「曹瞞」，是比喻了王安石。

但是，蘇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時勢的更迭而隨時把曹操比喻成其他變法派的執政人員。

如遭貶海南儋州時，蘇軾曾寫了《和陶雜詩》（其六），他又借「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鴻豫」的歷史陳跡，比喻和揭示了當朝奸相章惇、蔡卞之流的黑暗政治。

而在《赤壁賦》（包括《赤壁詞》）中的曹操，則顯然是指包圍、蒙蔽宋神宗的權奸小人如呂惠卿、章惇、蔡確，乃至舒亶、李定等一班權奸佞臣們，正是由於他們的愚弄「聖上」，操柄弄權，才把國家社稷推進到蒙恥受辱、日暮途窮的可悲境地。

當然，《赤壁賦》中的曹操，還有諷諭驕縱輕敵而慘遭失敗的含義在內（這恐怕也涉及到宋神宗，雖然蘇軾並無意把曹操專指宋神宗）。

歷史上的曹操，擁兵八十萬，氣吞宇宙，一舉滅荊，目中無吳，但他忘記北方將兵不識水性的弱點，他所遇到的對手，又是足智多謀、英武善戰的周瑜，他沒有明白「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結果，「帝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

」（引文見蘇軾《魏武帝論》）這些既往史跡，與恃強凌弱、驕縱輕敵、不善騎兵而慘遭西夏鐵騎踐踏致敗的宋神宗等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賦中的周瑜，作為曹操的對立面，他是被蘇軾推崇和頌揚的人物，其原因首先在於他是一個「志在靖難」（蘇軾《孔北海贊》）者，同時又是一個具體地敗曹於赤壁的英雄。

蘇軾既把曹操視作朝中權臣和亂政的典型，他必然要把反曹的人物當作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加以謳歌。

出自這種動機，不僅是周瑜，舉凡諸葛亮、孔融等人物也都在蘇軾的詩文中被備加讚賞。

有時，蘇軾出於忠君憂國的需要，他甚至將周瑜等人欣然自比。

「志在靖難」，這就是蘇軾屢屢在其賦和詞中大肆宣揚周瑜武攻氣勢的內在原因。

說到這裡，很有必要補充說明一點，即蘇軾曾在賦中也借「客」之言，有稱曹操為「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的看法，這與上述說法是否有矛盾？

在我看來，蘇軾是把曹操的武功與人品嚴格區分開的。

蘇軾認為：

「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

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

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如從「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的觀點來看，則「視公（指孔融）如龍，視操（曹操）為鬼！

」（蘇軾《孔北海贊》）這就是蘇軾的結論。

因此，我們決不能看到蘇軾曾對曹操說過一兩句好話，就以為蘇軾是在大節上肯定和頌揚曹操了。

縱觀前述，蘇軾以曹操兵敗赤壁借古諷今，它不僅涉及變法派，而且還涉及宋神宗，這樣的創作動機難道是可以「輕以示人」的嗎？

二、懷古傷今、狀物聯想，把事物內在含義典型化、概括化，

上升為人生哲理

闡明了曹操兵敗赤壁的借喻意義，《赤壁賦》的題旨似乎已經基本明確；

但是，《赤壁賦》作為一篇冠絕千古的名作，它的豐富題旨似乎並沒有就此停頓。

這是因為，任何一篇優秀的作品，它雖然必以現實生活為基礎，但它並不機械地反映生活；

而更重要的，是它在攝取生活形象的基礎上，挖掘它的內在深刻含義，加以典型化、概括化，而後使它昇華為有益於人生實踐的哲學理念。

蘇軾是一個善於運用奇妙的聯想，或懷古傷今、或狀物寫景，以抒發議論、闡釋哲理的藝術大師。

就《赤壁賦》全文的文氣和層次來看，它從曹操兵敗赤壁之論，立即轉入「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哀嘆以及「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的幻想，正反映了這種理念昇華的過程。

我認為，蘇軾這是在借歷史和現實的實踐經驗，進一步概括他的「變」與「不變」的人生哲理以為精神寄托，並擴而展之，使之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處世理念。

正因為如此，賦作便出現了題旨深化的趨勢。

茅鹿門說得好：

「長公有此一段見解（指「變」與「不變」），才借周瑜事相感發。

」（見《三蘇文範》引）這是很有見地的。

對曹操而言，蘇軾確實希圖今世再現志在靖難的周瑜，但這僅就其成敗的結果而言者；

而在具體作法上，蘇軾並不主張與變法派當權者進行一場殊死的刀對刀、槍對槍的速決殲滅戰。

為什麼這樣說呢？

蘇軾出自忠君的目的，他對朝中權臣從來是主張「寬之以待其變」的（這當然反映了蘇軾政治上的某些局限性）。

在《大臣論（上）》中，蘇軾早就說過：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又說：

「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

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

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

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

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

……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

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

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

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

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

」那麼，既然「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對待「國之小人」，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蘇軾接著又在《大臣論（下）》中繼續發揮道：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

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

聞之曰：

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

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

……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因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

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

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

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

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

莫不為之先，故君子怒而勢不逼。

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而君子不務寬之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

」

這就是蘇軾的「擊小人」之策。

蘇軾作為一個「迫於人」的智者，他的著眼點，乃在於「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亦即在自己內部逐漸積蓄和發展正義力量──守志如一，「不變」。

「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亦即在外表上順從小人之意，使其不覺而昏其智──促成小人之「變」。

等到膿包成熟，問題暴露，君子即可「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這是一種「用力也約，而無後患」的最可靠、最穩妥的擊敗小人的方法。

這就是蘇軾的「寬之以待其變」的策略，也就是賦中所體現的以不變應萬變的戰略精神，這種策略應該說，是有其樸素辯證法的合理因素的。

既然要「寬之以待其變」，也就不能操之過急，「急之以合其交」，是難得成功的。

蘇軾對這一觀點曾不止一次地闡發過。

又如他在《和陶詠荊軻》裡，曾通過秦始皇亡於暴政的歷史經驗，揭示出「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的歷史規律──蘇軾認為，待其惡貫滿盈，終當受誅。

於是，蘇軾在《赤壁賦》中才謳歌了「不變」終將戰勝「變」的哲學觀點。

這種「徐觀可安行」的一貫思想，便決定了賦作的紆緩而又激昂、曠達而又自信的基調。

另一方面，蘇軾是個善於將生活實踐升發為人生哲理的思想家，他還面對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山、水、風、月，結合著對歷史、時勢的認識和看法，形成他高超的「變」與「不變」的理論，作為他精神慰藉的思想支柱。

蘇軾從來是傾慕明月、清風、高山、流水的無窮無盡的，他說：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以「未嘗往」、「莫消長」與瞬息萬變的社會人事相比，自然便又有了人生渺不足道、似「滄海一粟」的感慨。

在這個意義上，蘇軾的認識又在昇華，即不論權臣曹操也好，英雄周瑜也好，都同樣是「如昨日耳」（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東坡三》），「今安在哉！

」從感情上說，作為權臣曹操，就讓他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逝去吧，而作為胸懷大志的英雄義士，在「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之餘，應該有其與世長存的良好命運。

怎樣獲得？

那就只有把自己的高潔品格與大自然的造化結合起來、融為一體──「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

只有這樣，才會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這也正是蘇軾最終概括出「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的理論依據。

於是，意與境會，情與理合，蘇軾便把他鬱積在內心的種種悲憤、惆悵加以自制，並把他的宏偉抱負、深謀遠見交織、融匯於他所渴慕的大自然的江山美景之中去。

因而，他以飽滿的熱情歌頌了大自然的「不變」（今天看來，這種「不變」只是相對而言者），實質上也就是對自己的守志如一的志向的謳歌；

同時，也就是在詛咒權奸小人的「必變」。

最後，蘇軾終於在「造物者之無盡藏」中、在「滿江風月不論錢」的大自然的無私薰陶中，得到了解脫、感到了溫暖、獲得了慰藉。

於是，蘇軾便在精神上放任曠達，無所憂慮了；

「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文章也便在這哲理與詩情高度完美統一的境界中戛然而止。

由上可見，賦中對兵敗赤壁的描述，決不是「山水之癖」的發泄，也不是「弔古不盡之意」的歇斯底里的發作。

清代詩人朱日浚《赤壁懷古》詩說得好：

「赤壁何須問出處，東坡本是借山川。

」謝功肅《東坡赤壁考》也說得好：

「發抒牢騷，假（借）曹（操）、周（瑜）以寓意。

」──可見，這是極為明顯的「托事以諷」的藝術手法。

因此我們說，蘇軾的《赤壁賦》是在模山範水之際，把他鬱結在內心的報國無路、壯志難酬的悲憤和哀傷等複雜感情給予了藝術的概括和總結──他是在痛定思痛的大幻滅之後譜出的血淚交織的大樂章，它是借山水景物言志詠懷的慷慨悲歌，故而全賦充滿了蒼涼激越的格調，也表現了深沉而積極的文思。

正所謂「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蘇軾《阮籍嘯台》），這是蘇軾一貫的創作主張。

再者，蘇軾決不是一個一味嚮往「遺世之想」的消極頹廢者，他賦中所謂的羽化登仙，也只是他「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的遐思表現；

他的「激越」情懷，正像他在賦中所描繪的「舞幽壑之潛蛟」，那深藏的壯志雄心和政治抱負，像潛伏在深壑的蛟龍，並不易被人發現，但它卻在暗中積蓄著力量，舞動著身軀，而一旦出水騰躍，將使浪翻舟覆，世駭俗驚。

《三蘇文範》眉批指出道：

「讀者嘆賞其辭，尤宜尋繹其趣」，這對我們探討兩賦題旨，應是一種鞭策和鼓舞。

其實，歷史上對兩賦「尋繹其趣」的人是有的，蘇軾的苦心孤詣，並不會杳無「知音」。

例如《三蘇文範》引文衡山曰：

「東坡先生元豐三年謫黃州，二賦作於五年壬戌，蓋謫黃之第三年，其言曹孟德氣勢皆已消滅無餘，譏當時用事者。

嘗見墨跡寄傅欽之者云：

多事畏人，幸無輕出，蓋有所諱也。

然二賦竟傳不泯，而一時用事之人何在？

」這樣一語道破的看法，不是堪使蘇軾含笑九泉了嗎？

三、《後赤壁賦》的再創作及其思想作用

前《赤壁賦》的題旨既已清楚，那麼，《後赤壁賦》呢？

我認為，《後赤壁賦》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情趣與前《赤壁賦》基本是一致的，只不過前《赤壁賦》側重於人生哲理的闡發，而《後赤壁賦》則偏重於藝術形象的渲染罷了──在《後赤壁賦》中，作者雖未再度提及曹操兵敗赤壁的史實，但它卻以藝術形象複製並加深著前《赤壁賦》的題旨和哲理，這是作文的「未始相襲」的要訣的反映。

《三蘇文範》眉批曰：

《後赤壁賦》「仍用風月為主，二字乃長公一生襟懷。

」這有力地道出了兩賦之間的內在聯繫。

但是，《後赤壁賦》決非畫蛇添足之作。

不然，既有了冠蓋千古的前《赤壁賦》，又何必再有《後赤壁賦》的續作？

很顯然，《後赤壁賦》亦當有其感時詠志的特殊旨趣──意猶未盡，「不能不為」者也。

《後赤壁賦》恰好寫於宋神宗發動第二次西邊戰爭而慘遭潰敗之時日。

這次戰爭失敗的後果更為嚴重，它使「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元豐五年九月、十月），而後並導致了宋神宗本人的抑鬱致死。

因而《後赤壁賦》在思想格調上要比前《赤壁賦》壓抑、深沉得多了。

當時，宋神宗信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