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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县志稿》（民国二十四年本）整理前言
整理凡例
《萧山县志稿》（民国二十四年本）
卷首
卷一·
疆城、卷二·
山川、卷三·
水利、卷四·
田赋（上）、卷五·
田赋（中）、卷六·
田赋（下）、卷七·
建置（上）卷八·
建置（下）卷九·
古迹卷十（上）·
学校卷十（下）·
学校卷十一·
纪事卷十二（上）·
县属各官表卷十二（下）·
官师卷十三·
选举卷十四·
人物
（一）卷十五·
人物
（二）卷十六·
人物（三）卷十七·
人物（四）卷十八·
人物（五）卷十九·
人物（六）卷二十·
人物卷二十一·
人物卷二十二·
人物卷二十三·
人物卷二十四·
人物卷二十五·
人物卷二十六·
人物卷二十七·
人物卷二十八·
琐闻卷二十九·
琐闻卷三十·
艺文卷三十一·
艺文卷三十二·
艺文卷三十三·
艺文卷末·
旧序
序言
文摘
西河自苏家潭而南为塘河，一名南门江，南抵白露塘，北抵苏家潭万历志：
西河下原注正德志云：
南通崇化诸乡之水，北通运河。
又菊花河在县南一百步，受街衢之水，南注苏家潭。
其东西二山：
东日东蜀山，西日西蜀山，即古之潘水也。
《汉书·
地理志》：
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
《水经注》：
潘水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自外无水以应之。
《县志刊误》：
涨潘桥在县南十五里，以潘水所经得名。
西山之阳实有名潘泉者，其水东注，经浦阳江入海，今名潘泉井。
县南诸河之通南门江者，有埭上河，在治西南十五里，西至横筑塘，东至南门江，为县治至义桥之要道。
旧时崇化、来苏两乡开放湘湖，凡童家湫、黄家霪诸穴，其水道必经此河。
有西山河，治西十五里，由县治达石岩要道、石岩斗门，开放湖水，由此达崇化诸乡。
有南山河，治南十四里，由埭上河分支，经东庄周入南门江，通来苏乡。
旧为来苏开放湖水之水道，有来苏河，治南十里，西通南门江，东通钱清江。
湘湖出水之道，其东经埭上河、西山、河南山河，入南门江；
其北由村口闸、盛家桥、望湖桥入运河；
其西南由历山南穴流出，经前后吴村，至西江塘而止，名西河。
由杨歧闸流出，西至渔浦街而止，名北河。
南与亭子头穴之水汇合，至后坛南分为二：
西至杨家滨、西江塘而止，东至峡山头、堰基坝而止，名南河。
由凤林闸流出，经峡山头分为二：
一至义桥市、西江塘而止，一经天昌闸、潋堰闸，至新坝市、西江塘而止。
《宋史·
汪纲传》：
萧山有名运河，西通钱塘今运河不通江，东达台明，沙涨三十余里，舟行则胶，乃开浚八千余丈，复创闸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泄于涂。
则尽瓷以达城闺，十里创一庐，名日施水，主以道流。
于是舟车水陆不问，昼夜寒暑意行，利涉欢欣忘勋。
河渠志》：
萧山县西兴镇通江两闸，近为沙壅塞，舟楫不通。
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兴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浚闸里运河十三里，通便纲运，民旅皆利汪纲浚治运河，在宁宗嘉定间。
此云乾道中，相去数十余年。
复恐湖水不定，复有填淤，且通江六堰史文未详堰名，今各堰因革随时，亦难细考。
纲运至多，宜差注指挥一人，专以开撩西兴沙河系衔。
及发捍江兵士五十名，专充开撩沙浦，不得杂役，仍从本府起立营屋居之。
按据史文，似宋之沙河在闸外，运河由之以通江。
唯所称通江两闸，不知究在何处。
旧志沙河注云：
沙河在西江塘内沿江一带，直抵海塘，与运河相为表里。
又云：
沙河与运河毗连。
今沿江沿海塘内俱有支河，即其故道，似与史文不合也。
县中湖沼除湘湖、白马湖外，俱详《水利门》中，不复述。
谢承汉书日：
余暨有涉皇山。
旧志云：
今无考。
县志刊误谓即越王山，盖音相近而误。
此亦想当然之事耳。
《越绝书》日：
豕山疑在余暨界。
今其地无考，附录于此。
附录《钱塘江义渡碑记》应宝时撰：
钱塘义渡，古未之有。
同治三年，粤匪初退之后，杭绅胡君光墉，时方主善后事，垂念钱塘江中渡船，以多得钱为利，人众载重；
又不论潮涨风大，黑夜贪渡，往往至倾覆，虽悯之，无法可拯也。
于是请于制府中丞湘阴左公，有义渡之设。
萧山在清代隶属绍兴府。
绍兴在清代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其进士数量在清朝名列前茅。
当代学者对于绍兴的研究很多，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山阴、会稽等县。
由于萧山在1958年以后归属杭州市，学者在研究绍兴时自然就忽略了这一曾经在清代绍兴府占有重要位置的地区。
萧山与杭州隔钱塘江相望，自古即是吴越之分野，是由杭州往浙中、浙南以及福建的客商必经之处，也是闽浙学子北上进京赶考的驿站。
萧山的水路交通是连接中央政府和浙江学子的重要纽带。
因此，萧山的地方文人和经济在清代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如民国时萧山县知事陈曾荫在民国《萧山县志稿原序》中云：
“萧山，一唐之紧县也，与省会隔一衣带水，声名文物自昔称盛。
”①自清初萧山就在政界和学术界涌现了不少名人。
清朝初期，著名学者毛奇龄（1623～1713）在多方面均有建树，阮元更是被尊为清学的首创者；
清朝中叶，朱氏兄弟朱筠（1729～1781）和朱珪（1731～1807）作为乾隆和嘉庆两朝的重臣，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重要贡献（朱筠对于包括戴震、洪亮吉（1746～1809）在内的众多学者的支持对当时整个学术界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朱珪作为嘉庆的老师，在反和珅的斗争中作用巨大）。
而当清朝走向衰败之际，汤金钊（1772～1856）作为道光时期重臣，担任过吏部尚书、礼部尚书以及工部尚书等职，并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
清朝末年，汤金钊同族汤寿潜（1856～1917）力主变法革新，写下《危言》四卷提出众多建议，并成为清末民初浙江地方要员。
可以说萧山在整个清朝在政治、学术领域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萧山地方志作为记载萧山人物传记以及其他信息的资料性文献，自然对研究清朝历史有着相当大的意义。
目前存世的编撰于明代至民国时期的萧山县志共有6部。
明代的嘉靖志、万历志皆由地方官员负责编撰，分类相对简单。
万历志包括天文、地理、建置、食货、人物、列传和杂志七大类。
嘉靖志与之类似。
清朝虽然是地方志编撰的鼎盛时期，但是编撰于清代的萧山县志却只有两部———康熙志、乾隆志。
其中康熙志分为18门，而乾隆志分类达30余种，但错误纷杂，毛奇龄甚至针对康熙志撰写了《县志刊误》。
因此民国3年（1914年），萧山本地文人在地方官员的组织下，开始编撰新的《萧山县志稿》，并于1935年完成了编撰工作。
这一县志稿被称为民国志。
这一县志和乾隆志相比，在分类上相对简略而合理。
除了6张地图以外，共分为13大类：
疆域、山川、水利、田赋、建置、古迹、学校、纪事、官师、选举、人物、琐闻和艺文。
虽然记载了一些清以前的内容，但主要还是清初至清末的史料。
在《萧山县志稿》之后，有俞樾弟子来裕恂以一己之力于1948年完成的县志稿，为萧山旧修县志殿后之作，包括《萧山县志稿》14卷，《志余》1卷，达76万字。
《萧山县志稿》主要编撰者之一杨士龙在《萧山县志稿•跋》中明确地指出县志编撰的体例：
“清代修志，能驭以史法，独辟蹊径，自创义例者，实惟会稽章实斋先生，卓然名其家。
姚君兹编，虽未必规仿实斋以自立，异然亦有不苟同与流俗者。
”姚莹俊在民国《萧山县志稿•后序》中也尊称章学诚为“修志专家”，而绝口不提戴震以及其他方志大家。
由此可见，民国志编撰者对于方志的理解大体上与章学诚的方志思想相似。
章学诚将县志本身视为历史的一种，表明在他看来家谱是县志中人物传记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
这样就初步奠定了《萧山县志稿》中关于人物记载资料来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可为后世研究萧山人物特别是清代人物提供极佳的参考。
朱士嘉在《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一文中也指出章学诚非常重视当地文献和地方档案的价值，并且强调方志编纂者自己对于人物价值的判断。
民国志的编者在遵循章学诚方志编纂原则的基础上编写了人物传记，因侧重于目的，自然与正史有所不同。
民国志编成之时，当时的萧山县长张宗海和知事陈曾荫都非常肯定县志对于本地发展可能产生的的积极作用。
《萧山县志稿》对于朱、陆两家迁徙的过程记录详略的对比值得引起重视。
《萧山县志稿》中不但详细记录了朱、陆祖上从萧山迁往京师的过程，而且叙述了他们的远祖从外地到萧山的时间和过程，甚至还记录了他们在萧山境内村与村之间的搬迁细节。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民国志人物传记的素材来源于地方材料和家谱。
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志对于朱、陆的祖父或父辈如何从萧山到京师过程的描述向我们揭示了清朝非常普遍的一个历史现象。
民国志的这一特点可以成为研究清代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关系的重要材料。
从地方政府来说，详细记录本地人如何进入中央政治势力圈子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京师大臣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对清朝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清朝，萧山属于绍兴，而绍兴的进士数量和幕僚数量在全国都处于前列。
詹姆斯•科尔（JamesHCole）认为清朝时绍兴文人之所以热衷于成为幕僚的原因有二：
一是有许多绍兴人进京赶考，但是中进士的比例毕竟有限，而那些落第者又不愿意两手空空回乡，加上京城有不少同乡担任官员，因此这些落第者会选择在同乡手下担任幕僚，给自己将来的政治生涯打基础；
二是当时浙江省举人的考试竞争激烈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所以很多绍兴文人通过捐款等手段在顺天寄籍，从而以顺天人的身份获得举人资格，进而参加进士考试。
许大龄在《明清史论集》中指出，早在康熙时期，通过捐粮或捐款而寄籍成为京城人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这也是清朝财政的重要来源。
他们获得顺天府的户籍后，并不能马上参加考试，所以不少人会暂时做幕僚以积累政治经验。
朱筠之祖父朱登俊和陆叙钊的例子与科尔所分析的情况
生。
这些信息有利于我们分析官商之间的关系，地方经济发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士绅阶层形成的过程。
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已经指出，家族结构是使人成为官员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如果我们试图从家庭背景着手来分析某些官员，《萧山县志稿》就显得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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