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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也里可溫,有緣人也。

3.劉文淇《志順鎮江志校勘記》:

「所謂也里可溫者,西洋人也。

…即天主教矣。

」陳垣云:

「謂也里可溫即天主教者,莫先於此」。

4.洪鈞《元史譯文補證‧元世各教名考》據鎮江北固山下殘碑證:

「也里可溫當即景教之遺緒。

5.多桑譯《旭烈兀傳》:

「蒙古人稱天主教為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刺比文、回紇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阿勒可溫,即也里可溫。

其後論證云:

〈大興國寺記〉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溫教』之詞,則也里可溫之為教,而非部族以可斷定。

復有麻兒也里亞(瑪利亞)及也里可溫十字寺等之名,則也里可溫之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無疑義。

《元史國語解》所釋為福分人者,或指其為『奉福音教人』也。

多桑《蒙古史》註云:

亞雷伊遷世界征服者之歷史謂蒙古人呼基督教徒曰Arcoun,又亞爾美尼亞之士鐵歡阿爾比利安歷史亦稱曰Ark’、haioun,關於此語源,殆為多伊利亞之希臘語Arkhon之轉訛也。

果然,則長安景教碑之阿羅本,是也里可溫之古音乎?

巴拉超士既謂也里可溫是蒙古語之 

Erkeun,是其初專指聶斯托爾派之僧侶,其後為基督教徒之總稱。

 

也里可溫者為蒙古人之音譯阿刺比語,實即景教碑之阿羅訶也。

從上述引文所見,陳垣乃從典籍的記載,斷定也里可溫為基督教,為稱「福份人」或「奉福音教人」;

並另從語言學的角度,判斷也里可溫為景教碑中所言之阿羅訶。

對於此一說法,張星烺並不十分認同,而認為應是「上帝教或天主教」之說較福音之說佳。

其說法如下:

烺案:

景教碑之阿羅訶,西人考證為敘利亞文Eloh.,希伯來文Elohim之譯音。

其義即上帝也。

景教碑文借用佛教經典名辭頗多。

阿羅訶三字亦見於《佛說觀無量壽經》。

(AmitayurdhyanaSutra)佛經此節之阿羅訶,他經多譯作阿羅漢,簡稱曰羅漢。

梵語Arhat=Arhan之譯音也。

其義猶云佛菓(ThefruitofBuddha.)也。

景教徒借用佛經名辭,以譯敘利亞文上帝也,今人稱羅馬加特力教為天主教。

若也里可溫果由阿羅訶轉音而

來,則其譯義當云上帝教或天主教也。

西方學者如伯希和者,亦由語言的角度略窺其意,認為蒙古帝國裡的基督教徒名曰tarsa,即景教碑中的「達娑」,亦即丘處機西遊記中的「迭屑」;

另又常名ä

rkä

n,即中國載籍中的「也里可溫」。

所謂「迭屑」或「也里可溫」之音,為古敘利亞文字源,其近代形式則以Ercpf或Erkü

f為名稱。

又馮承鈞言,中世紀時,稱東方基督教徒曰Arkaion,亦即剌失德丁著錄蒙古人所用之Arkaoun,皆中國載籍「也里可溫」之對稱也。

此名與阿兒渾(Argon)(持有治權的基督教徒階級之稱,猶言伽思木勒Gasmoul)似不無關係。

另方豪據北平比國田教士FatherMos-taert所考,認為「也里可溫名字非阿拉伯文,亦非康居文,乃蒙古八思巴文,蓋凡元碑漢文也里可溫名字,八思巴文皆用複數」。

是「也里可溫」一辭,應為蒙古八思巴文。

關於「也里可溫」一辭的語源,似乎學者至今仍未見確論,然以教派言之,早先或如張星烺所言,認為元代基督教徒在中國有二派,一為聶斯脫里派(Nestorians.),即唐時之景教徒。

一為聖方濟各派(Franciscans.),即明代天主教

之先河。

元史之也里可溫,乃其總名也。

而其他的基督教派,如雅各派(Jacobites)、

阿美尼亞派,及希臘派或稱麥勒乞特派(Melkites)等其他基督教派,則大抵在中亞一帶傳播。

綜而言之,當時在蒙元中國的統治領域內活動的基督教徒約有四派,即:

聶斯脫里派(NestorianChristians)、阿美尼亞派(Armenian)、拜占庭與雅各派(ByzantineandJacobiteChristians),及羅馬公教(RomanCatholicChristiams)。

在元代,皆統稱為也里可溫。

(2)也里可溫教的淵源與流傳

如前所言,基督教之入華有三段不同的時間,是故,它並未像佛教自傳入後,具有延續性的流傳與發展,而是屬於一種間歇式的,即曾經流行、間斷;

再流行、再間斷;

再重來,如此反覆。

後來之傳教者,總是不知前人已有過的耕耘。

探討元代也里可溫教對世界走向的作用,自不可不知其來龍去脈。

然論其淵源與流傳,此處則偏重於聶斯脫里派──即唐代所稱景教言之。

依照伯希和的看法,中亞東亞基督教歷史的發端,應始於在明天啟五年(1625)前所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所記載的景教。

景教,目前學者多已公認其為聶斯脫里派(Nestorians.)。

故述其源流,正也是聶斯脫里派東傳的歷史。

聶斯脫里派原始自安提阿學派的聶斯脫里,他在公元428年當上了君士坦丁堡主教。

其神學主張,乃在於強調基督具有神和人兩個本性,而且二者分別形成神、人兩個不同的位格,因此,作為人的耶穌為瑪利亞所生,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而作為神的上帝聖子的基督,則非瑪利亞之子,也未在十字架上受死。

也因此,他並不同意瑪利亞為「上帝之母」(eeornos),認為瑪利亞沒有生育「神」,只生育「人」,一個神的器官。

這些神學思想在當時受到虔敬信徒和隱修士們極大的反對,而成為與教廷分裂的根本原因,再加上當時教會內部的妒嫉與爭鬥,使得基督教西派教會,與和聶斯脫里敵對的亞歷山大里亞學派認為有機可趁,遂利用巧計,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公教會議上,把聶斯脫里判為異端,

逐出教廷,所有相關思想、書籍一律銷毀,教徒亦不得自稱為基督徒。

其信徒後

來輾轉逃亡至波斯帝國境內,得到薩珊王朝的保護,形成了聶斯脫里派,建立教會。

此後教派得到提摩太一世(TimothyΙ780-791/793)竭力推動而東漸,因此約在九世紀時,亞洲大陸已有十三個教區,而十三世紀時,則擴大到二十五個教區。

又朱謙之言,聶斯脫里派自從傳至以弗所,受了敘利亞思想的影響而性質一變;

更傳入波斯,而性質再變。

其以以弗為中心,次第擴張傳播於東方亞洲各國,包括敘利亞、波斯、中國、印度、阿拉伯等。

在景教碑中,標誌著自唐貞觀九年,即公元635年阿羅本抵華,以迄於立碑時的教會歷史,依照景教碑中的記載,景教流傳至中國時,得到當時太宗皇帝的重視,「使宰臣房公玄齡總杖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並於貞觀十二年(638)秋詔令「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而諸州亦「各置景寺」,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當時的盛況,可謂「法流十道,國富元休。

寺滿百城,家殷景福」云云。

景教在唐大約流行二百餘年,究其當時興盛的原因,乃肇於以「華化」方式傳道的努力,即無論在倫理觀念、救濟事業,甚至是言語用辭等等,皆能配合中國人的觀念和習慣。

然而,在武帝會昌年間,基於經濟、政治、提倡國教等種種理由下,對外來宗教禁絕後,這些努力畢竟落空。

外國教士,不是「送還本處收管」,便是被迫轉往邊疆尋求立足點。

蓋其時景教之傳播,主要是依賴官方的力量,而教徒則是由於教會的救濟而信奉景教,當這些有利的條件消失之後,景教的流傳便自然的斷絕了。

以致於在十世紀時,阿拉伯的旅行作家阿布爾‧法拉吉(Abu’lFaradj)的記述中,提到他所遇到一位宗主教所派遣的基督教教士納吉蘭(Najran)到中國整飭教會事務時說,在中國,基督教已歸于滅絕,基督教徒死於不同情況,教堂被毀,全中國只有一位基督徒僅存。

而該教士因發現無人助其收拾局面,遂匆匆而歸。

景教雖然在中國遭遇如此挫折,但在中亞一直是存在的。

裕爾認為,早在大主教蒂莫西(Timothy)時代,基督教在裡海附近國家便十分活躍,其後突厥可汗及其他小國王公皈依基督教,其時基督教在這些民族中的傳播一直不為人所知,直到11世紀初韃靼克烈部皈依基督教。

依伯希和言,則當時中亞的克烈部(一作怯烈Kerä

it)和汪古部(一作雍古Ö

ngü

t)多信仰聶斯脫里教,而這兩個信仰基督教的部落,其後又與成吉思汗家族結合。

另依格魯賽(René

Grousset)的敘述,十二世紀末,在突厥蒙古諸部落中,至少有三種部落信奉景教,除伯希和所述二者外,還有阿力麻里的突厥部落;

此外,天山南路中信奉回教的突厥人中也有景教徒,在金山的乃蠻中、戈壁的畏兀兒部中、西夏的唐兀部中,均有景教徒。

這些景教徒,終又隨著元帝國的盛大再次入華,展開了輝煌的另頁。

二、也里可溫教徒的活動之一

在中國及中亞的奔馳

在陳垣的《元也里可溫考》中,曾列出也里可溫在當時所享有的優惠,如軍

籍之停止、徭役之蠲除、租稅之豁免;

或依僧例給糧;

或立崇福司,掌教領官;

有時政府亦降御香、賜段子於也里可溫寺及掌教者;

有時亦命也里可溫僧至御殿做佛事(襲釋家語)等等。

凡此,皆可見當時政府對也里可溫教的尊崇。

然則,在元代受到政府尊重的,並非只有也里可溫一教。

吾人若以元典章所列類目乃以「釋道」為標,其前後為釋、道、白蓮、頭陀、也里可溫之排序觀之,則元政府所最重視者,仍然還以佛釋為首。

如果再觀之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引述,更可清處的看到元代統治者對宗教的看法:

全世界所崇奉之預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謂其天主是耶穌基督,回教徒謂是摩訶末,猶太教徒謂是摩西(Mosï

e),偶像教徒謂其第一神是釋迦牟尼(CakyaMouni)。

我對于茲四人,皆致敬禮。

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最真實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

事實上,胡其德認為,蒙古族自有其「長生天」──即「騰格里」的信仰,而元政府對宗教的態度,主要是為了統治上的方便,在觀念上,採取了「一元化」的思維,將各教派人士視同蒙古的「告天人」,其膜拜的神明則等視於「長生天」;

在宗教政策方面,原則上採信仰自由的方針,其實際的作為,則將宗教戶與其他戶計區隔,賦予免地稅、商稅和差發等特權。

這種厚愛,猶有互惠互利的考量,

蓋統治者除了需要宗教代為告天祈福外,亦有要求僧道首長約束屬下之需,因

此,「單純性」和「實用性」是蒙古可汗宗教觀念與政策的兩大主軸。

此外,胡文之末,更提出一個宗教之所以得到元政府厚愛的關鍵因素,他認為:

「在元代,統治者與豁免賦稅僧道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特殊的私人關係。

在政策搖擺不定的情況之下,此種私人關係變得十分重要」。

特別是也里可溫教,雖然從上列敘述中,吾人可見元政府在政策上其實對各種宗教大抵是一視同仁的,但是在私人的情感因素上,即便是統治者本人信仰佛教或其他宗教,但對基督教仍舊時時投以關愛,甚至在攻城屠城之際,亦唯有基督徒得以倖免。

這種結果的呈現,遂令吾人不得不去思考所謂「私人關係」的影響。

對於基督教所得到的特殊關愛而言,這種關鍵的「私人關係」因素,便是得自信仰基督的親友,以及統治者本身對親友的信任感。

關於蒙古統治者與基督教關係的密切,前人多所言之,除前文已引之伯希和,謂當時中亞信仰聶斯脫里教的克烈部和汪古部,與成吉思汗家族的結合外,沙海昂亦言:

「蒙古之有基督教徒,其證甚夥。

就中若剌失德丁書謂不僅王罕是基督教徒,其統轄之克烈部亦奉同一教義。

同一史家并謂貴由汗有兩大臣亦是基督徒,曾召聚西利亞、小亞細亞、斡羅思之不少教師在朝。

貴由汗母親亦奉基督教,旭烈兀妃亦然。

旭烈兀曾為之在波斯重建一切教堂,而蒙哥、忽必烈之母亦為基督教徒。

」更有學者勾稽條文,由史籍中檢索出元朝帝室后妃信奉基督教者有二十三條,共約三十人左右,其中如太宗六皇后乃馬真氏名朵列格涅(禿剌起納)為貴由汗之母,或旭烈兀元妃脫古思可敦等在政治決策上皆具影響力,對皇室之作用自不待話下。

以下乃以統治者為標的,略由皇室與臣屬兩面,分述基督徒之位置及其與統治者之關係。

(一)、1155~1227年,成吉思汗

﹝皇室﹞

─后。

乃蠻族景教徒。

菊兒八速可敦。

太陽汗之母。

蔑兒乞人景教徒。

忽闌可敦。

─妃。

朵列格涅(禿剌起納)。

後為太宗窩闊台六皇后

乃馬真氏。

克烈部景教徒。

亦巴哈。

未事成吉思汗以終,後為蒙古兀魯兀部之那

顏(元史作朮赤台)妻。

─侄孫。

景教徒。

乃顏(Nayan)。

後助海都與忽必烈征戰敗亡。

﹝臣屬﹞

─征服克烈部、乃蠻,統一蒙古。

─聯合汪古部、契丹人以征服金國。

按:

成吉思汗本身乃較傾向於本族的騰格里信仰,其之於基督教,主要在於透過聯姻的方式得到政治、軍事的結盟或安撫,以達到征服的目的。

而由於他與

信奉基督教部族的聯姻關係,使得家族在後來的發展上,產生了與基督教在情感上緊密結合的結果。

(二)1229~1241年,窩闊台(Ogodai)

原成吉思汗妃,後賜窩

闊台,為六皇后乃馬真氏。

貴由汗之母。

於窩闊台死後,自1242至1246

年間秉政,並延長監國時期,以便準備貴由的被選。

─皇廷會議祕書長(帝國丞相)。

鎮海。

曾於1221-1224年間偕

丘處機應成吉思汗之召,從中國東部到阿母河(Oxus)。

蒙古初建國時,與契

丹人耶律楚材同受倚重,凡帝之聖旨,未經鎮海用回紇文副署,不能公佈於中

國北方。

於朵列格涅監國時失寵。

─東波斯總督。

回紇人。

闊里吉思。

被朵列格涅處死。

─使者。

敘利亞基督徒。

列邊阿答(西蔑庸者)。

於1233-1234年間被派往波斯大不里士,請求皇帝勿再屠殺承認蒙古帝國的基督教徒,並在穆斯林城市中建立教堂、豎立十字架、規定日夜鳴響的木鈴,埋葬死者時伴以福音書、十字架、

蠟燭和聖歌,使教徒們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優惠。

在窩闊台這一段落,吾人可以發現具有基督徒身份的兩位重要人士影響了政治的走向。

一是皇妃朵列格涅。

由於監國,她便直接介入了皇權的爭鬥當中,並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使她的兒子順利登上王位。

一是鎮海。

其行政處理之能力,極得窩闊台之倚重。

然最後仍不免於捲入皇室之間的權力紛爭而遭不幸。

(三)歿於1232年的拖雷

唆魯忽帖尼。

亦巴哈之妹。

蒙哥、旭烈兀之母。

元史卷33文宗紀:

「天曆元年九月,命也里可溫於顯懿皇后神御殿作佛事。

又卷38順帝紀:

「甘肅甘州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於內,請定祭祀。

甘州府志卷2:

「初世祖定甘州,太后與在軍中,后歿,世祖使於十字寺祀之。

蒙古人之「別吉」,又有「別乞」「別姬」之異,即族長或家長之意,唆魯忽帖尼亦有是稱,故有「別吉太后」之號。

十字寺為基督教堂,「作佛事」乃

如今日教堂之祈禱。

從上述引文,吾人可以清楚的看到唆魯忽帖尼的虔誠,以及子孫們對其信仰的尊重。

(四)1246~1248年,貴由(Gouyouk)

─母。

柏朗嘉賓抵和林,兩謁乃馬真

皇后,以皇后教徒也,故蒙溫諭慰,且賜賚皮衣及紫布一匹。

─后‧蔑兒乞人景教徒。

斡兀立海迷失。

於貴由死後負起攝國聽政的職責,於1250年在塔爾巴哈台,即窩闊台王室的封地上,接見法王聖路易的使者。

於蒙

哥政變中被處死(1252年5~7月間)。

─女‧葉里迷失(Yelmis)。

嫁汪古部景教徒君不花。

幫助柏朗嘉賓向蒙古皇

廷傳達使節的目的。

於蒙哥政變中被處死,惟其後人終元之世皆在朝為官。

─景教徒。

教師。

合答。

幫助柏朗嘉賓向蒙古皇廷傳達使節的目的。

於蒙哥政變中被處死。

─顧問。

敘利亞僧正。

管理宗教事務‧列邊阿答。

─敘利亞西部人景教徒。

愛薛(Ngai-Sie)(耶穌Jé

sus洗名之譯音)。

─管理基督教事務。

貴由的母親與妻子,顯然都是擁有強勢行政能力的景教徒。

除了家庭中濃厚的基督教氛圍外,其身邊臣輔亦多基督教徒,伯希和嘗多次言之矣!

然吾人更可注意到的是,在貴由朝所任命的這些景教徒中,有多位是重覆服務於他主,並在某段時間中得到成就與敬重。

但是,這些教徒們並不因為他們的教友身份或工作能力而獲得特別的榮恩,反而由於擇主而棲,遂淹沒在皇室循環的政變當中,而傷害他們的,亦往往同屬基督教徒。

顯然在成吉思汗家族中,人際之間結合的力量,並非絕對取決於相同的宗教信仰,而是以獲得權勢利益為優先考量,再以相同的宗教信仰為遊說、為手段。

統治者或者基於成長環境、家庭情感而對基督教抱持好感,然而一旦遇到利益衝突,宗教仍不免於被遺忘的命運。

(五)1251~1259年,蒙哥(Mangou)

要求拔都選舉拖雷與自己所生的長子蒙哥為

大汗,拔都從之,委託其弟別兒哥宣佈蒙哥為大汗,而將王權由窩闊台王室轉

為拖雷王室。

蒙哥掌權後,盡除貴由左右奉基督教之臣,然亦不因此仇視基督

徒,以母為景教徒之故,而對景教優待,並完全信任景教徒孛魯合。

─妃之女侍。

於匈牙利被俘。

蒙古可敦。

為魯布魯克遇見時,在哈剌和林服役於蒙哥之一皇后所。

─弟。

阿里不哥。

是帝室王子最崇基督教者,於魯布魯克與穆斯林辯論時,公開支持前者。

─丞相。

孛魯合(Bolghai)。

支持阿里不哥,於1264年為忽必

烈處死,但其後人被赦。

蒙哥因其母信仰景教之故,而在情感上對景教徒較恩厚,也任命一位景

教徒為相,但他同時也贊助佛教和道教,1251-1252年間,道士李志常受到寵信。

在1255年的宗教辯論大會及1256年的佛教高級掌教會議後,他對佛教徒們說,佛教是手掌,其他宗教則是手指。

其後被委任為佛教及道教領袖者,均以能忠於蒙古利益者為是。

因此,雖然他對基督教懷抱著好感,而景教徒的丞相在政治上亦自有其左右意見之能力,但在宗教政策方面顯然卻沒有能得到具體的好處。

蒙哥對宗教的態度,仍完全是著重在「實用性」的政治目的。

(六)1230~1294年,忽必烈(Kouilai)

─女。

月烈(Yü

k)。

嫁汪古部景教徒愛不花(Aï

-buqa)(愛不花大母為成

吉思汗女阿剌海別,無子),生闊里吉思(Georges),闊里吉思娶忽必烈孫女

忽答迭迷失、鐵木耳汗之女愛牙迷失。

1298年為鐵木耳與察哈台兀魯思王室

首領都哇作戰時被俘而亡。

據孟高維諾信札,闊里吉思王後由聶斯脫里教改信

羅馬教,並為之建造教堂。

1325年鄂利克(OdoricdePordenone)經汪古部時,

以為其地乃約翰長老之國。

孛羅(Pulad)。

─擢秘書監(1263年)、領崇福使(1291年)、授平章政事(1297年)、封秦國公、卒進封太師拂林忠獻王。

敘利亞西部人景教徒。

愛薛。

工星曆醫藥、通西域諸部落語。

或為1279年忽必烈禁止穆斯林在中國傳教諭旨的策劃人之一。

1285年曾受命出使波斯。

其子數人亦為景教徒,皆為朝廷要員。

─鎮江府路總管府、虎符懷遠大將軍。

馬兒薛里吉思(MarSargis)。

於1278年被任命,1281年在鎮江建造一座教堂,於揚州、杭州亦造景教堂。

忽必烈及其系子孫大多是虔誠的佛教徒,但卻不影響他對基督徒的好

感。

由於家族與基督教緊密結合的淵源,使得他儘管信奉佛教,但在生活習慣上卻無法與基督教分離,例如在馬可波羅的敘述中,即提到忽必烈在基督教的節日裡,讓駐在宮帳中的景教徒為他獻上他將頂禮和至誠親吻的福音書。

1298年,甚

至成立專門機構崇福寺,以管理全國的基督教,並給予教士們免稅及其他特權。

誠然,如前胡其德文已經指出,這些宗教策略乃出於政治實用的考量。

聰明的基督教徒並非不了解這一點,然而他們也利用了這一寵遇,來使基督教得到更

多的保護與發展。

比較唐宋五代及元等歷朝的基督教情形,吾人不能不承認由於元代皇室對基督教的友善,使得基督徒在這段時間當中極度活躍。

(七)東韃靼帝國──旭烈兀(Houlagou)

旭烈兀曾與瓦兒丹(Vartan)私談,提起幼年及母親信奉基督教之事。

脫古思可敦。

初嫁拖雷,未婚而拖雷死,遂依蒙古俗

為旭烈兀妻。

《多桑蒙古史》引《世界史略》云:

「報達城之屠殺,基督教徒得免…,緣旭烈兀妃脫古思可敦世奉基督教,曾公然庇護同教之人也。

旭烈兀曾以報達城中副掌印官之邸舍贈給景教大主教。

又云:

「旭烈兀死後四月又十一日,脫古思可敦繼死。

史集云:

『妃信奉基督教之怯烈部人也,常庇其同教之人,旭烈兀因之亦優待基督教徒。

當時基督教徒在其國中建築教堂不少,脫古思可敦斡耳朵門外常有教堂一所,時聞鐘鳴。

』所以旭烈兀與其妃之死,亞洲之基督教徒皆痛惜焉。

同書註引《世界史略》云:

「一五七六年…旭烈兀死,其賢明寬厚與其武功,可謂並世無兩。

是夏,其妃脫古思可敦繼亡,此保護基督教之兩大偉人之死,大地全土之基督教徒皆同聲悲痛。

同書註又引斡兒帛良(Et.Orpé

lian)之《斡兒帛良朝史》云:

「信教大王,世界之王,基督教徒眾望所歸之旭烈兀汗,歿於一二六五年。

未久,其可尊敬之妃脫古思可敦繼死。

茲二人皆為狡詐的火者(Khodjea,即竹維因人苫思丁謨罕默德)所毒殺。

…顧旭烈兀頗愛基督教徒,所以信奉正教之一切國民皆自願服從之。

同書註又引海屯《東方史》第27章云:

「旭烈兀破報達後,命人善待基督教徒,而壓制一切回教徒。

其妃名曰脫古思可敦,…篤信基督教。

曾毀滅回教教堂,其壓制回教徒之甚,致使其不敢露面。

又《蒙古史略》第二卷云:

「旭烈兀之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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