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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传》读书笔记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哈耶克传》读书笔记：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财新网】（专栏作家周文渊）人生若只如初见 凯恩斯是一位绅士，他们不是一代人，在哈耶克面前，凯恩斯更像一位富有魅力的长者。
特别是在巴黎和会之后，《凡尔赛合约》签订的短短几个月之后，凯恩斯很快地写出了《和平的经济后果》，睿智地预言对于德国苛刻的赔款将会造成经济的崩溃和政治的不稳定，很快带来新的战争。
这是相当一针见血的批评，并且很快得到了应验。
这本书为凯恩斯带来了世界声誉，哈耶克回忆说，凯恩斯是“我们中欧人的英雄”，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书（《和平的经济后果》）文采斐然，因为它直言不讳，思想独立”。
这是很高的评价，思想的独立和原创性是对学者的工作能力的最高赞誉。
两位思想大师的最初联系实际上颇有戏剧性，1927年，年轻的哈耶克写信给英国剑桥国王学院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借一本写于50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埃奇沃斯名字怪怪的《数理心理学原理》，至于哈耶克为何会向素未平生又举世闻名的凯恩斯借书，一个可信的解释是因为维特根斯坦。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凯恩斯在剑桥的朋友，而哈耶克是维特根斯坦的远亲，他们在1910年前后认识。
维特根斯坦曾经在奥地利军队服役，一战期间驻扎在意大利前线，当时他写信给凯恩斯让他帮忙寄一本剑桥哲学家罗兰·罗素的新书，凯恩斯及时照办了。
远亲的经历无疑给青年哈耶克一种错觉，以至于他提出了这一个有失分寸的请求。
虽然这一次凯恩斯没有照办，但是他还是礼貌地回信给哈耶克：
“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理心理学原理》”。
虽不免有些失望，但哈耶克依然把凯恩斯平淡的回复视若珍宝，当成私人纪念品和事业奖杯般保存了整整65年。
在1927年的信件往来之后，他们很快就见面了。
1928年凯恩斯受邀参加伦敦剑桥经济服务中心召开的会议，在会议快要结束前，两人见面了。
高大有力的矜持人物哈耶克迅速地赢得了凯恩斯的注意，“我一提出严肃的反对论点，他就认真对待我，而且自此以后都尊重我。
”哈耶克说道；他聪明地把握了凯恩斯的心理“凯恩斯最初会以一种恐吓年轻人的态度，无情地碾压异议，可要是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他，哪怕他完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也会表现出更友好的兴趣来。
”哈耶克的野心初步得到了实现，他赢得了凯恩斯的关注，1929年哈耶克赠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对这个礼物，凯恩斯非常友善地写信道谢：
“非常感谢您赠送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其感兴趣。
不过我发现，你们的德文实在是难以搞懂！
”；要知道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位还不到30岁的默默无名的年轻人写信，而且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两次提到哈耶克。
作为晚辈，虽然哈耶克的观点可能与凯恩斯有分歧，但是最初凯恩斯还是给予了哈耶克足够的关注和尊重，这也是后来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其《货币论》所做评论时之所以大动肝火，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自己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如今哈耶克却没有带着“善意”来读他得书。
来自欧洲大陆的白衣骑士 青年时期在维也纳经历过的恶性通货膨胀给哈耶克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他对政府的扩张行为和干预价格体系产生了天生的敌意，这种切肤之痛显然不是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高声疾呼能够理解，虽然他对战后德国和奥地利国家的通货膨胀富于同情心。
哈耶克在维也纳第一个月的薪水是5000旧克朗伦（奥地利的旧制金币），但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拿到了15000克朗伦，到1922年7月份他的薪水已经涨到了100万克朗伦。
短短8个月，哈耶克享受了200次涨薪，作为币值下跌的补偿。
1919年1美元可以兑换16.1奥地利克朗，1923年5月份，1美元则可兑换70800克朗。
为了跟上需求，奥匈银行夜以继日地加印钞票；通货膨胀摧毁了成千上万像哈耶克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生活在一日之间陷入贫困的窘境。
如果你是青年哈耶克，遇到这样令人崩溃的央行，你还相信央行的底线和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吗，况且他是在自由主义的老巢——维也纳大学拿到的学位，哈耶克天生就对干预主义富有敌意，他一生所做的研究都是为了捍卫自由市场主义。
哈耶克之所以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因为另外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宾斯。
罗宾斯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中的思想领袖，1929年他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的职位，在此之后作为两个不同的传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
1930年工党首相麦克唐纳任命了一个5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负责评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
罗宾斯和凯恩斯都是委员，凯恩斯更是委员会主席。
凯恩斯在这个被称作麦克米伦金融和工业委员会的工作成绩极其出色，他需要说服保守的英国央行、财政部支持他的储蓄-投资缺口理论并将它的建议付诸实现，他在内部听证会和辩论中，不厌其烦地论证为什么实行高利率会导致投资收缩，低利率则为繁荣提供了环境；他呼吁为了增加就业，加强公路和电话系统的公共开支。
而且，在向委员会作证时，他否认了“进口关税就像毒品，一旦用上就再也戒不掉”的观点，相反他开始支持进口关税和提供出口信贷；凯恩斯在关税问题上改变心意，是他和自由贸易支持者罗宾斯产生深刻分歧的主要原因。
罗宾斯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罗宾斯不喜欢剑桥的激进想法，支持自由主义的观点。
面对凯恩斯提出的所有补救措施，罗宾斯的回答都一样：
不管它对英国工业、雇主、企业和工人的伤害有多大，都得让市场自己去调整。
如果真像凯恩斯说的那样，英国经济失衡了，那就应当让它随着时间自我纠正。
凯恩斯的所有处方只会拖延时间，恶化事态。
罗宾斯认为凯恩斯的关税提议偏离了英国赖以发展壮大的古老传统，会对国际合作这棵尚未成熟的嫩苗造成毁灭性打击，他觉得自己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阻止它。
结果就是罗宾斯拒绝为最后的报告签字，要求获准撰写一份少数派异议报告。
凯恩斯最初拒绝了罗宾斯的要求，但最后勉强同意将罗宾斯的报告作为主要报告的附录。
搞笑的是，这两位打得火热，但是1930年10月，首相麦克唐纳收到报告就把它束之高阁，忧虑让他动弹不得。
但是，野心勃勃的罗宾斯决定把辩论继续下去，他打算把哈耶克当作西部枪手从维也纳请来，瞄准棘手的凯恩斯，于是哈耶克挟奥地利特有的自由主义资本理论摇身一变成为罗宾斯的白衣骑士。
为什么是哈耶克，而不是其他经济学家，比如米塞斯。
一个方面的因素是罗宾斯很欣赏哈耶克的《储蓄悖论》一文，“罗宾斯盯上了我的主题，这是此刻需要用来跟凯恩斯对战的东西。
”另外一个原因是哈耶克相对年轻，米塞斯不仅年龄较大，而且根深蒂固地积习难改。
1931年2月，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了4堂讲座，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广为流传，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性著作都无法媲美的巨大成功”，很快哈耶克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紧接着哈耶克就扣动了战争的扳机。
你之蜜糖我之毒药 哈耶克将子弹瞄准凯恩斯1930年10月31日出版的《货币论》，本书的一个中心论题就是区分储蓄和投资，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往往出现不平衡。
一旦投资额大于储蓄额，就会因价格通胀产生繁荣，反过来如果储蓄多于投资，就会出现萧条状态，并伴随失业和通货紧缩。
凯恩斯论点的必然推论对管理经济周期有重要暗示，如果凯恩斯的理论正确，价格上涨可以通过储蓄来控制，萧条也可能增加投资来治愈。
凯恩斯认为，商业周期里繁荣和萧条交替储蓄的原因是银行的举动，而银行的手里同样握着药方。
凯恩斯的《货币论》也涉及国际货币和汇率制度，他提出要构建新的机制，一种“超国家的中央银行”，1944年这个概念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协议的形式结出了果实。
1931年5月，凯恩斯正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哈耶克完成了对《货币论》的猛烈批评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季刊》8月号上。
他迫切地想在新土地上扬名立万，这使得他和罗宾斯不谋而合：
彬彬有礼、完全讲道理地评价凯恩斯，是不会让大师动容的。
哈耶克的文章必须写得足够尖锐，才能发挥最大功效。
在书评的开场白里，哈耶克以无可挑剔的礼貌态度评价了凯恩斯及其诸多成就，然后在其后的评论中他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暗示凯恩斯是个无知狭隘的人物，困在导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粗俗的盎格鲁-萨克逊式思想里；哈耶克的愤怒在于凯恩斯改变并误用了奥地利学派的部分观点，并借此去推动干涉经济的主张。
在总共26页的书评文章中，哈耶克花了大部分篇幅来批评凯恩斯的论述“艰深、无章可循、晦涩”，而哈耶克在定义上与凯恩斯纠缠不休，对诸如“储蓄”和“投资”等基本概念，偏爱奥地利学派早已确立的说法，而不是剑桥使用的词汇或者凯恩斯自创的新说法。
实际上哈耶克对凯恩斯《货币论》最主要的不同意见还在于凯恩斯忽略了奥地利人的资本理论概念，尤其是资本货物“迂回”生产手段对价格和需求的影响。
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不需要达到均衡状态，哈耶克不同意；凯恩斯认为投资和差额非常重要，哈耶克也不同意。
除了这几点，哈耶克的书评并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在评论的最后，哈耶克切换了敌对模式，再次假模假样地说起奉承话来。
评论发表之后，哈耶克的枪暂时陷入沉默，他在等待凯恩斯上钩，哈耶克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多久。
看完评论，不得不说凯恩斯是有些愤怒的，在哈耶克26页的书评中，有34处凯恩斯用铅笔做的记号和评论，在书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
“哈耶克并未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
加入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
” 或许是因为出离愤怒，凯恩斯迅速的以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式回应了哈耶克，这份回应一半夹杂着对哈耶克《价格与生产》一文以牙还牙式尖刻的批评，一半是对哈耶克和他在术语的使用上找不到共同点感到懊恼。
凯恩斯的尖锐回应让整个学术界都扬起了眉毛，对凯恩斯行为的抱怨，起初仅限于资深研究员的公共休息室，不过当剑桥大学教授亚瑟·庇古哀叹凯恩斯的还击有失体统之后，许多学者对论战精神的不满就浮出水面。
哈耶克放下《货币论》批评文章的第二部分的写作，匆匆拟就了一份对凯恩斯反驳的回复。
哈耶克表达了热切学生所受的那种委屈：
他只要求对方澄清，对方却声讨谴责他。
之后，哈耶克再次强调凯恩斯对于投资概念的模糊，指责凯恩斯忽视了欧洲大陆的资本理论，他建议凯恩斯重新看看资本理论。
凯恩斯并不想继续这场公开论战，之后两人进入私人通信阶段。
1931年11月份，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对哈耶克的书评做出回应后，从1931年12月10日凯恩斯写第一封信，到1932年1月23日哈耶克对凯恩斯提出的问题做出最后回复，他们各写了5封信。
到最后凯恩斯对通信感到了厌倦，由于有太多别的事情要做，比如撰写日后名为《通论》的著作，凯恩斯急于迅速了结与哈耶克的争论，他的结论是他不太可能说服哈耶克修正想法上的谬误，不过凯恩斯也很乐于通过其他途径继续战斗，凯恩斯和哈耶克各自长剑入鞘一阵，但两人的追随者继续展开与两人分歧相关的辩论。
1932年2月，哈耶克在《经济学刊》上发表《对凯恩斯先生货币纯理论的思考》第二部分，这是一篇严肃的分析，批评了凯恩斯理论中的一些核心论点。
哈耶克首先指责凯恩斯在广播演说中主张直接刺激消费支出将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通胀猛增，他从前亲眼见证了恶性通胀摧毁了维也纳的文明秩序，破坏了家庭积蓄，这个代价未免太高。
哈耶克评价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因为资本和经济周期理论奥地利学派早就提供了通行的解释。
哈耶克指出，凯恩斯通过降低利率、提高投资、促进繁荣的想法是短视的，长期来看没有效果，因为资本生产结构的变化是长期现象，如果投资的增加不是出于增加迂回生产周期的目的而主动减少消费水平的结果，那么一旦银行体系不再为投资提供额外的融资，那么投资也没有理由持续下去，凯恩斯所描述的消费品需求增长也会告终。
凯恩斯反复强调在缺乏私人投资、储蓄和投资跟不上的时候，政府出资进行公共项目建设能够维持高水平需求，保住就业岗位。
哈耶克专门阐述了此点的含义，并非常肯定自己反驳的正是凯恩斯的中心论点之一，他指出“增加投资以对应这一本来就需要维持旧有资本的、‘储蓄’，任何此类举措，其效果都等同于将投资抬高到净储蓄通胀水平以上的做法，他强迫储蓄，误导生产，最终导致危机。
” 这篇评论准确地把握了两位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但哈耶克发出这篇文章太迟了，凯恩斯的《通论》大车已经开动了，他决定不再回应哈耶克，而是找了一只“猎犬”去跟哈耶克缠斗，那就是“马戏团”（凯恩斯在剑桥的亲密学术团体）里年轻的斯拉法。
斯拉法火力全开，受凯恩斯所托评论《价格与生产》，并将重点放到哈耶克的错误上；哈耶克迅速做出了回应，但纵观他们之间几个回合的辩论，很少有人能明白斯拉法和哈耶克在争论什么，这更像是一场闹剧。
怎么来看这一场持续了两年左右时间发生在伟大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决斗？
多数时候辩论变成了一场技术化、模糊、难以理解且脾气暴躁的冲突。
哈耶克卡在了后世称为微观经济学的思考上，着眼于构成经济的成本和价值等不同元素；凯恩斯则正在朝着思考经济运作的新路上飞跃，即把经济视为整体的宏观经济学，两人的思想没有交点。
昨日之异端明日之信条 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总是以思想观念的变化为先导，而风气的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的。
弗里德曼曾提出过现代经济学理念的三大潮流：
自由放任的兴起（亚当斯密潮流）、福利国家的兴起（费边社潮流）和自由市场的复苏（哈耶克潮流）。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冲击让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失望，更令人悲观的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使得民众对资本主义趋于悲观。
在英国的思想市场交易活跃的是两股潮流：
30年代带着社会主义倾向的费边主义和试图守住堡垒的古典经济学思想，诸如马克思等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像萧伯纳等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倡导的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把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拯救出来。
虽然凯恩斯在一战之后就开始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解决方案，他是一个天才的大众辩论家，但不管他多么努力鼓动政府利用公共工程去治愈失业，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而随着1932-1936年间，《通论》慢慢成形，凯恩斯也越来越认识到要想让财政部的官员们放弃对古典经济学不假思索的执著，他必须彻底反驳哈耶克及其同类人的思想。
凯恩斯对《通论》将深刻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传统政治分歧越来越有信心，凯恩斯相信，从知识上解释清楚干预经济何以能治愈大规模失业的顽疾，可以有效改善条件，无限期低推迟预言中的资本主义灭亡，他的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如何思考经济问题具有革命意义。
1936年2月4日《通论》正式出版，在开篇凯恩斯就切入战斗模式，宣称《通论》的目标是传统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否定了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萨伊定律，背后的逻辑是因为货币的流动性偏好，投资和储蓄的缺口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会产生生产过剩。
凯恩斯在《通论》中引入乘数概念，这个概念主要是打消传统经济学家对政府赤字的担忧；虽然批评了古典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凯恩斯在《通论》中也暗示古典利率将发挥重要作用，凯恩斯认为，实现充分就业后，古典学派的许多确定信念自然会再度盛行起来。
凯恩斯与社会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凯恩斯提出，当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实现充分就业时，个人自由确实会面临重大问题。
他写道：
“中央控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这当然涉及传统政府管理职能的极大扩张。
”“较之自由竞争和大规模放任措施条件下给出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从整体而言，《通论》所主张的生产理论更容易适应集权国家的条件”。
但凯恩斯对人的本性持乐观态度，不相信集权利率是自己理论的必然结果，也不相信他的改革会带来严酷的暴政。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和共产主义。
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他曾经质问：
“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最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来一切进步的种子。
” 《通论》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经济学家对经济运作的认识，并通过他们说服决策者采取措施增加总需求，很快凯恩斯就取得了成功。
不是在英国，而是在遥远的新大陆，美国。
短短几年，凯恩斯就吸引了许多美国年轻经济学家的心灵和头脑，1934年受他理论其他的论文只有20篇文章，1936-1940年，这个数字飙升到269篇；凯恩斯革命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席卷了美国诸多经济部门，而后又冲上了华盛顿特区联邦政府的制造点，更进一步随着二战之后美国的崛起，主流意识形态的风向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尽管哈耶克一直在试图抵抗，以守住自由主义的火种。
面对凯恩斯的《通论》，哈耶克保持了沉默，他没有立刻做出回应。
对于多年以后的质疑，哈耶克后来回应到，他之所以没有去回应是因为他认为要彻底对付凯恩斯的论点，需要一套精心阐述的资本理论，而在《通论》刚出版时，他正要出版一本自己的大部头，也就是后来的《资本的纯理论》，但是这本书并不成功。
更为重要的原因，1936年11月，哈耶克在伦敦经济俱乐部演讲“经济学与知识”，清楚地表明他得思考已经逐步转移到新的方向之上，这一新的思考为40年代《通往奴役之路》开启了序幕。
哈耶克卡在自己的纯资本理论之中不能自拔而凯恩斯风靡全球，这使得两人在经济学领域的论战趋于明朗，在《通论》出版之后的30年代后期，曾信奉哈耶克信念的人纷纷投奔凯恩斯门下，哈耶克的听众烟消云散；而哈耶克的研究兴趣也从纯粹经济理论慢慢转向政治哲学和社会演进方向，两人的论战基本结束。
1946年4月30日，复活节周日的上午，由于长期同时在多个领域操劳，凯恩斯虚弱的身体支撑不住，因为心脏病而英年早逝，哈耶克写信给凯恩斯的家人，形容凯恩斯“我所认识的真正伟人，令我无限仰慕。
没有他，世界会是一个远为贫困的地方”。
自20世纪40年代之后，更确切的说是《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后，哈耶克将他的矛头转向了社会主义体制和极权主义，他用一生去捍卫自由主义，守护自由主义的火种在20世纪至40-70年代漫长的岁月中穿过迷雾而不至于沉沦，7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也在西方社会得以复兴，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上出现的高通胀、高失业率使的传统凯恩斯理论破产，而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经济学更受欢迎。
这再一次证明，和商品一样，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偏好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比较缓慢。
正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得出的结论，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熟知的体制，从原则上说都不是不可触动的：
“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 作者为国泰君安固定收益部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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