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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史

民国教育史

本卷提要

　　从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教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逐渐地过渡到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重要转折时期。

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运动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演变。

从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来看，外国列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正在消退；各个时期执政者的政策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但真正推动教育发展演变的，则是先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

　　民国时期的教育，在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它从局限于学校的近代教育的尝试，发展到注重实践和个性发展，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教育。

在民国时期众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举措中，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因为更注重下层民众，拥有广泛的教育对象，因而比较有效地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和方向。

本书着重于论述民国时期教育发展过程的形态和进程。

　　一、民国教育概述民国教育史是指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教育发展演变的历史。

民国教育承继了中国数千年封建教育的沉重负荷，在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的历史背景下，寻求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方法。

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从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来看，外国列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正在消退；各个时期执政者的政策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但真正推动教育发展演变的，则是先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

　　基于这种认识，本书主要论述教育思潮、教育运动、主要教育家的思想、教育制度及设施等，以反映教育的发展情况。

作者认为，教育思潮、教育运动及教育家们的思想主张，影响和推动着教育制度及设施的变化更新；而教育的发展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教育制度的更新和教育举措推行的结果。

外国列强的活动，则是这种变迁的背景因素。

　　这种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有着质的不同。

“五四”以前，是近代教育即资产阶级教育的短期尝试阶段。

逐渐了解西方的中国人，针对西方教育和传统教育的整合取舍命题，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这个改革试点上，在生源、课程、授课方式及指导思想等方面都做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但多为启蒙发微工作。

“五四”以后，则是现代教育全方位展开并最终实施的时期。

与近代教育相比较，现代教育注重生活、实践及个性的发展，更积极地追赶世界教育的最新潮流。

最明显的就是认为教育不应局限在学校，而应当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教育。

对此，现代社会各阶级阶层各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

共产党因为更重视下层民众的教育，拥有了广泛的教育对象而获得成功，从而最终从方法上转换了现代教育。

具体说来，可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变动，将民国教育史划分为6　个时期：

民国元年至八年（1912—1919　年），是近代教育即资产阶级教育的实施阶段。

这种失败的尝试，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了反思传统教育的重要参照物。

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　年），是现代教育的发端时期。

马列主义的传播、勤工俭学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都体现出了教育的现代气息。

但社会各阶层信奉的教育思想已发生分歧，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都影响了相当的社会层面。

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1922—1927　年），这种分歧继续发展，但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三民主义的大范畴中得到共存。

到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927—1937　年），这种分化终于明朗化。

改造民国教育的各种方法都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国共双方在各自的统辖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及随后的“三民主义”教育，偏重对教育的整顿和控制；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则注重教育的大众化；中间阶级也开始试行其乡农教育和平民教育主张。

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937—1945　年），现代教育特别是“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竞争，已显出优劣。

国统区的教育危机和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最后，到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45—1949　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溃败，“三民主义”教育也从大陆总撤退，民主、科学、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成为解决大陆教育问题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可见，民国时期的教育，首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由粗具形态的资产阶级近代教育演变为杂然纷呈的社会化的现代教育。

　　其次，民国时期的教育头绪繁多，变化复杂。

受社会环境迅速变动的影响，教育思潮如浪如涛，教育运动风起云涌，教育名家层出不穷。

社会各阶层都拿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也有好多没有明显的阶级阶层属性。

所以民国教育绝非单线而是多线条的迅速演进，而且因为教育的逐渐社会化和现代化，而愈演愈繁，愈演愈烈，愈演愈新。

　　还有，民国时期的教育具有明显对峙性。

封建教育与近代教育（主要包括洋务教育、新政教育及革命民主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数十年对立，特别是后来国民党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科学大众比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之间的对峙和冲突，都是其重要表现。

对峙的重要原因是寻求合乎国情的教育，而且必然通过竞争角逐以决优劣存亡。

　　民国教育史上总结性的成果较少，即便有也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

这是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的必要性所在。

　　民国时期体育的发展，受其本身特性的影响，有相对的独立性，笔者试图从不同地区展开论述。

　　二、近代教育的终了和总结教育史是关于教育发展的专门科学。

它包括教育政策及制度设施、教育的发展普及状况、重要的教育思潮及主要教育家的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是一个重教育的文明国度。

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以杰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驰名中外。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教育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历代统治者颁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张载、王安石、朱熹、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也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促进着教育的发展。

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备受尊崇，成为四民之首。

但封建时代受教育的层面越来越窄，教育也越来越走向教条僵化。

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繁盛景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隋朝实行科举制选拔官吏后，教育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

到宋明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以四书五经为规范的八股考试更成为扼杀人才、选用奴才的工具，教育已经成了统治者愚弄民众维系统治的手段，走进了死胡同。

　　清代教育制度基本上因袭明制，学校和科举相辅相成。

中央的国子监及八旗子弟的官学、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小学及大小书院、以及私人设立的“私馆”和经馆，不是为取得科举资格，就是为科举做准备和补习，学校实际上是科举的附庸。

科举制度则更加腐化。

考试作弊已经习以为常。

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

“老师冒充学生下场顶替考试，已经全然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了。

”买取贡生、监生、举人等名额的事更是屡见不鲜，并美其名曰“捐纳”。

加之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提倡义理、考据和词章等“无用”兼“无实”的学问，士林风气败坏，“旧学”已成为强弩之末，旧的教育制度已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了。

变更传统教育已成为大势所趋。

（一）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近代教育较之传统教育，改变较多也较明显的就是教育内容。

适应时代的要求，顺应救国救民的呼声，在道光二十年至民国八年（1840—1919　年）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教育逐渐挣脱以宋明理学为规范的科举制度的束缚，不断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并参照中国传统教育的有益经验，以寻求一条拯救教育、拯救中国的有效途径。

具体他讲，近代教育改变较多的是学校。

洋务学堂、时务学堂以及后来的学制改革，就成为近代教育在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前后和辛亥革命时期变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实，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前后，好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讨论教育的变革问题。

他们就是以地主阶级改革派著称于世的龚自珍（1792—1841　年）、林则徐（1785—1850　年）、魏源（1794—1857　年）等人。

他们因为最早“睁眼看世界”，有机会最早了解到西方世界的一些情况，从而提出振聋发聩的新颖见解。

如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都令时人耳目一新。

他们的看法涉及到人性问题、知行的先后问题、对古典经学的整理问题、科举制度的存废问题、以及对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人文风貌、经济发展如何看待等等新命题。

由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行为，开了风气之先，时人和后人对他们极为推崇。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自珍之一时期。

”林则徐被赞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更是当之无愧。

至于魏源，因为他的思想最系统，最先进，不仅提出要学习西方的人文风貌、军事技术、工业技术，而且认为应该鼓励自由贸易，允许民间自办新式工业，以完成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全过程，所以他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都有过深远的影响，《海国图志》还使日本获益非浅，以致诱发了决定日本命运的明治维新。

　　但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多停留在口头上，很少付诸实施；而且因为受条件和时代的限制，他们对西方也多是一知半解，其见解难免有粗浅孤陋之处。

　　真正尝试实施近代教育的，是狂飚般兴起的太平天国。

他们以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为出发点，以天下人都是耶和华的儿女，都是平等互爱的兄弟姊妹的拜上帝教教义为武器，对封建制度包括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批判。

指出满清皇帝只不过是“阎罗妖”，所到之处，“去鬼神祷祀，无卜筮术数”①更去孔子牌位，禁阅和焚毁儒家经典，并以拜上帝教的教义为基准，修改删消四书五经，使“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之下。

”②在破的同时，太平天国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

首先颁行了新的教材和经书，如《新旧约圣经》、《真命诏旨书》、《天条书》、《三字经》、《幼学诗》以及军事方面的《武略》、《真圣主诏明大小兵法水旱战法》等，

　　①　陈果夫认为此书所列习俗“大都含有全国共通性”，因此我们在后面各节日的“概说”中皆加以列举。

但鉴于此书具有“整理旧俗，厘订新俗”的用意，所以它所列各种习俗已经过主观加工，并不完全是客观原貌。

　　②　陈果夫：

《国民生活历》，台湾东方文化书局1976　年影印本，第13—14　页。

改革了教育内容。

其次，以太平天国官书为依归，以选拔实用人才为目的，建立了“无论何色人，均准与考”录用的新的科举选官制度。

再次，太平天国还极力倡行明白易懂的文风，文书中用大量简化字，官印用宋字，文书加标点符号，洪仁玕还特颁《戒浮文巧语谕》，这些，实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还有，太平天国实施了一系列大众化教育措施。

如设立育才馆或义学，倡行“带徒弟”的制度；定期组织儿童到礼拜堂学习，多渠道地改革儿童教育；倡导妇女教育，男女平等，妇女一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带兵打仗、做官治土；太平天国的歌谣和“讲道理”等方式，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教育效果。

　　除了注重教育的大众化、民主化、平等化，太平天国还注重教育的时代性。

太平天国坚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学习西方。

把西方科学技术列为三宝之一。

积极延揽容闳等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参政，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更提出了设新闻馆、学馆等一系列学习西方教育的主张。

如天假时日，太平天国将会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道路。

　　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教育，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

在曾国藩（1811—1872年）、左宗棠（1812—1885　年）、李鸿章（1824—1901　年）、张之洞（1837—1909　年）的倡导下，在19　世纪60　至90　年代，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教育。

洋务教育包括西文、西艺和留学等方面的内容。

　　洋务派举办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校，培养西文人才。

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　年）、广州同文馆（1864　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等。

这些学校一般以招收正途人员为主，年龄要求渐趋年轻化。

学习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后来也扩大到法、德、俄等国语言，并由浅入深地学习西方的历史、地理及科学技术。

　　西艺方面，主要是设立了一些军事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

如上海江南制造局及其附设的机械学校（1865　年）、福州船政局及其附设的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水师学堂（1866　年）、广东陆师学堂（1886　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　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　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　年）、南京陆军学堂（1895　年）以及技术方面的天津电报学堂（1879　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　年）、湖北铁路局附设的化学堂、矿学堂（1892　年）和工艺学堂（1898年）等。

同时，注意介绍和翻译西学知识，形成了江南制造局译书局、北京同文馆译员班及来华西人的“广学会”三个西学传播中心。

　　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洋务派派出了多批学生赴西方留学，最著名的是留美幼童和闽厂生徒。

经容闳的倡导和奔波，詹天佑等120　名幼童从同治十一年（1872　年）起，分四批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期“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容闳《西学东渐记》）。

由于保守势力作梗，这些学生在光绪七年（1881　年）被提前撤回。

光绪元年、二年（1875、1876　年）派赴英法的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则多已成年，学多有成，不少人成了北洋水师的骨干。

后来出使英、法、美、德、俄、日大臣也带学生出洋。

必须指出，洋务教育也烙上了封建性的印痕。

首先是其指导思想，张之洞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认为“中学”即经史之学，必须放在首要的主体地位，“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在张之洞看来，“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电、化，西艺也”，“政尤急于艺”，而最切要的是“兴学校”。

可见，西政根本不涉及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谈不上改革现行制度了。

这就难怪早期维新派一直批评洋务派学的只是西方的皮毛而已。

其次，念念不忘中文学习，是洋务教育封建性的重要表现。

所有的洋学堂学生和留学生，都得用相当时间学习“圣谕广训”，并不时“望阙行礼”；注重学生的资格和出身，注重规范学生的“道德”等，更昭著了其封建性。

同时，洋务教育也有相当的买办性。

国内学校长期由外国人主持，如下韪良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　年。

学生出洋也由外国人率领，日意格和被梁启超斥为“似蝎、似鼠、又似蛆”的傅兰雅，都任过留学生监督。

学习内容也只知适应，而不懂选择和如何变为己有。

　　但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洋务教育第一次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破了传统教育长期以经史禁锢人心的沉重氛围，在中国近代教育兼采中西以求发展方面，迈出了功不可没的第一步。

　　戊戌时期的维新运动则在更新的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制度。

在维新运动中，起初的宣传鼓动、后来的论战及改革内容都涉及到教育的改新，而其领袖们的思想主张无疑起着指导作用。

　　维新派的鼓吹活动主要有三种方式，办学会、兴学堂、办报纸。

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　年）。

全国共设立学会24　所，著名的有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北京的保国会、湖南的南学会和湘学会等；设立学堂19　所，有康有为早期讲学的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等；报馆8　所，如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和《国闻汇编》、谭嗣同在湖南主编的《湘报》等。

　　这些成功的宣传活动导致了守旧派的反对和洋务派的阻扼。

维新派高举天赋人权的大旗把孔子改观为倡言变革的“素王”，从而提出了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变法目标，认为只有这才是保国、保教、保种的良法。

与洋务派的变“末”不同，他们提出变“本”，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时务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不同，维新派从人权天赋的角度出发，提出民本君末等一系列民主思想，冲击了封建的三纲五常。

谭嗣同更提出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大胆主张。

　　维新派认为变法迫切需要“开民智”，所以后来实施的变法内容多涉及教育的改新：

废八股，改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变”的人才；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改各级书院为中西学兼修的大小学堂，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学堂，奖励捐建学堂者；筹办京师大学堂；设立农学会，刊发农报，创办农务学堂，促进农务；在产丝茶区设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设立翻译局及编译学堂；鼓励出版书报，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开放言论鼓励上书；筹设医学堂；鼓励设各种实业学堂，鼓励新著作和新发明。

　　维新运动对中国教育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从此掀起的兴学校热，实为教育史上的又一新台阶。

当时已出现了私人办学的现象。

如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兴办的西学学堂（1903　年改为北洋大学）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是以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就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

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软弱，反对派的过分强大，戊戌维新中这最强的强项，也一样难免失败的命运。

　　历史的书页翻到了20　世纪，衰微中的统治者和崛起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花大力气于教育。

　　满清统治者首先废除了科举制，建立了一套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

　　废科举的举措有过多次，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都有过这样的诏旨，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才明“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废止了实行了1300　年的科举制度。

　　与此同时，新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壬寅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

分学校为7　级；蒙学堂4　年，寻常小学堂3　年，高等小学堂3　年，中学堂4　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　年，大学堂3　年，大学院无定期。

儿童6　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20　年。

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学堂附设的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

壬寅学制受本身因素和清政府的影响，未得实行。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1903　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第一个在全国颁行实施的学校教育制度。

“癸卯学制”共分3　段7　级，长达近30年。

第一段为初等教育：

分蒙养院3　年，初等小学5　年（学生7　岁入学），高等小学4　年，共3　级13　年。

第二段为中学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　年。

第三段为高等教育：

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　年，分科大学堂3—4　年，通儒院5　年，共3　级11—12　年。

与此并行的有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系统。

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及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学堂性质）两等，修学8　年；实业教育除艺徒学堂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外，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三等，修学共15　年。

此外，还设有译学馆及方言学堂，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学约5　年；为新进士学习新知识设立的进士馆，为已仕官员设立的仕学馆，都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新的教育体系的建立，带动了国内教育的发展。

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三十四年和宣统元年（1909　年），全国幼稚生的人数分别为918586、1179958、1522793　人，而后两年的女学生分别为755、13498　人，处于明显的增长趋势中。

宣统元年（1909　年），全国官立高等学堂已达123所，其中法科学校47　所；学生22262　人，法科占12282　人。

这与当时的法政热有关，也呈现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①。

　　这种发展还跟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厘订有关。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

尚书为长官，左右侍郎为副。

下设左右丞等各项事务官。

下辖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等5　司，司下设若干科，并有视学官视察全国学务。

　　省级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裁撤学务司，设立提学使司。

设提学使一员，下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会计课和图书课。

另外，设视学、议长、议绅若干名，巡视各州县，并辅佐提学使。

　　同年设府厅州县劝学所，设总董一人，由县视学兼任，下设若干劝学区，由劝学员负责。

　　①　据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181、182　页。

　　至于教育宗旨，清政府曾厘订两次，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应“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

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学部规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可见，两次教育宗旨都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范畴。

但是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制度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厘订，都足以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体系取代了封建的科举制而确立起来。

　　在此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八国联军的重创以及戏剧般的日俄战争，促使清政府鼓励学生留日；加之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宪政的即将实施，留学日本成为一种热潮。

最高年份的留日学生高达一万多人。

因美国退还庚款，胡适等人自宣统元年（1909　年）起先后被派赴美利坚。

赴欧的留学生也日趋众多，留学运动在清末掀起了一个热潮。

为此清政府也开始整顿留学教育，多次明文限制留学资格，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就规定只有中学堂以上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出洋；颁布了各种管理留学生章程，以明确游学监督的权限和义务。

同年，学部还拟定了留学生考验奖励章程，考试留学国外高等学堂毕业生，最优等给予进士出身，优等和中等给予举人出身。

此外，各省还制订了考试留学生出国的制度。

可见，清政府在想方设法地控制国内学生和留学生，结果却正好相反。

因为出发点和方法的不同，革命派获得了成功。

　　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要求“革命与教育并行”，倡行革命教育，用革命的教育来动员群众同情和支持革命活动，反对传统的封建性的“奴隶教育”和改良派的改良主义教育。

据邹容分析“革命教育”包括推翻满清统治，恢复天赋的自由平等人权和培养政治法律观念三层含义①。

由此，革命派指斥封建教育为“奴隶教育”，清朝统治者开设的学堂为培养奴隶的“奴隶学堂”。

为了培养自由独立的国民，革命教育就要求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网罗。

他们提出历代君王都是“独夫民贼”，必须破除封建神教和封建迷信，指孔子为独夫民贼的宠儿。

为此，他们推崇墨子为“小基督”②提倡复兴墨学。

他们还提倡“女权革命”、“振兴女学”。

　　可以看出，革命派的理论比较零散，缺乏系统，而且这种革命教育的主张是在与改良派的论争中逐渐提出的。

对改良派先推行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程度再进行革命或改良的看法，他们坚决反对，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灌输教育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正因如此，革命派很注意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行革命活动。

革命派认为“中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前列”，“下等社会”是革命的“中坚”，要通过演讲和文字宣传等方式，实施对下等社会的教育：

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给以新手段；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以新习惯；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

为此，革命派组织了一系列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进行革命宣教活动；联络秘密社会和新军，以壮大自己，瓦解敌人；印行革命书刊报纸，传播革命思想。

冯自由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报一览》中就罗列了报纸67　种，杂志49　种，图书115　种。

革命派的社会教育活动收到了相当的

　　①　娄子匡：

《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58—59　页。

　　②　梁启超：

《墨子学案》，第43　页。

　　效果。

　　革命派也注重学校教育，把学堂作为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