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导读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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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山之作是《金瓶梅》、巅峰之作是《红楼梦》。
（二）《三国演义》：
兴废争战的雄伟史诗
1．罗贯中的历史观与悲剧意识
英雄史观、道德史观：
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有志图王者，只有加强内在的德性修养，实施仁政，以民为本，才能据有天下，所谓“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仁人无敌于天下”等等，都意在说明“仁义”乃是夺取天下，保住君位的必备条件；
反之，若行“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虽得之，必失之”。
罗贯中反复强调：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在小说中，他明确主张尊刘抑曹，歌颂以刘备为典范的仁君仁政，鞭挞以曹操为代表的暴君暴政，虔诚地渴望以仁义为本的刘备集团能平定奸邪纵横的浊世乱道，解民于倒悬，重建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社会秩序。
可是，历少却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让他心目中邪恶势力的代表曹魏集团夺取了政权，统一了天下，而他倾注了一腔痴情的刘蜀集团，竟然悲惨地败亡了。
残酷的历史事实对他奉为圭臬的道德理想的无情嘲弄，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和困惑中。
天命史观：
朝代的兴衰，历史的循环，历史人物的命运等，都摆脱不了天命的主宰。
司马徽却笑道：
“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
”与刘备辞行时更是说了一句：
“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
”
第37回，写诸葛亮的好友崔平州对刘备说：
“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
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第38回，孔明说：
“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
第49回，赤壁之战后，孔明说：
“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
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
第57回，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
“周瑜死矣。
”至晓，告于玄德。
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
小说结尾：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唯物史观
恩格斯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
2．《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
这可以说是《三国演义》研究中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历来众说纷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就已出现过“为蜀汉争正统”说、“拥刘反曹”说、“反分裂，求统一”说、“忠义”说等几种主要观点。
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又陆续提出十几种新观点，诸如：
“天下归一”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讴歌封建贤才”说、“歌颂乱世英雄”说、“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忠义变异”说、“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人才学教科书”说、“三本思想”说、“悲剧”说、“定命”说、“反映民族心理意识”说、“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宣扬用兵之道”说、“赞美智慧”说、“保国安民”说等等。
《三国演义》主题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众说纷纭的现象？
推究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演义》本身具有极为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蕴，以至于上述各说均能从中找到赖以立论的依据，触及其思想意蕴的某些侧面；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研究者对于“主题”有着不尽一致的理解和界定。
“主题”一词本来是翻译引进的艺术术语，专指文艺作品的主旋律，后来才引申为一般文章的主要精神或基调。
主题是一个开放、流动、不确定的概念。
在古人那里，它可以叫“主旨”或“主脑”，侧重指作者的创作意图，如李渔《闲情偶寄·
词曲·
立主脑》所云：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
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
”它也可以指作品整个形象体系所显示的客观思想意义，其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或相一致，或有距离，甚至截然相反。
它还可以指读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所领悟到的中心意旨、情感趋向或意绪氛围等。
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对《演义》的主题有着不尽一致的认识和把握，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研究者在研究“主题”时，要首先交代一下是在哪种意义层面上界定“主题”内涵的，即自己所说的主题究竟指的是什么，否则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争论；
而事实上这关键的一点恰恰为多数研究者所忽视。
当然，即使研究者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主题”这一概念，可由于其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相异，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不同，故而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认识，也仍然会见仁见智。
《三国演义》主题研究的诸种说法，毋庸置疑，会有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领略《三国演义》丰富的思想意蕴，但这并不意味着《演义》主题的说法越多越好，更不是说对《演义》主题的诠释可以随心所欲。
对于文学作品主题的认识，如同对其他科学规律的认识一样，是以某个特定的对象为基础的，必须要受作品本身的制约，这里需要强调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那种脱离作品实际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不管如何标新立异，都是不可取的；
而瞎子摸象，各执一词的做法，也同样不足为训，因为作品本身的思想蕴涵是十分复杂的，不能只看到其某一个方面的意蕴就匆忙下结论，如同摸到大象的腿，就说大象像柱子一样，尽管大象确实有一部分像柱子，但是大象整体是否像柱子，恐怕还得全面地研究、分析完毕，才能下结论。
所以，即便是根据作品的实际描写，经过认真思索得出的主题结论，它们也有着高下优劣之分，或探讨的比较全面，或只着眼于作品的局部，或分析比较深入透彻，或还在作品的表面兜圈子，或更接近作品的实际情况，或只是个人的主观臆见。
总之，对于主题研究，我们提倡的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将局部与整体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着眼于事物的主导方面，进行全面总结的科学方法，只有这样，才庶几可以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3.关于为曹操翻案问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术界曾就如何评价曹操展开过热烈争鸣。
争鸣是由郭沫若借新编历史剧《蔡文姬》等为曹操翻案引起的。
1959年1月2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称曹操是民族英雄，但是“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1959年2月19日，翦伯赞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
《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
……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
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三国的历史。
”1959年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一文，承认《演义》是一部好书，但认为“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
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
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
”对于郭、翦二老的意见，刘知渐、李希凡、袁世硕、苏兴，以及八十年代以后，程毅中、黄钧、沈伯俊等人纷纷撰文，予以辩驳，认为替曹操“翻案”，混淆了历史与小说的区别，从史学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因为《演义》在描写曹操的恶德劣行时也突出地表现了他过人的胆略和才能，兼顾到他性格的各个侧面，总的是做到了把艺术真实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故而“翻案”之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争鸣，不仅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评价历史人物，而且也促使许多学者对《演义》的材料来源、曹操形象的塑造，以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引人思索的是，郭沫若一生写过多本历史剧，曾主张以“失事求是”为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因此谁会真的相信他竟连历史与小说的区别都分不清呢？
看来，他当时为曹操翻案确实受到了毛泽东同志要求为曹操翻案等思想言论的影响。
同时，“翻案”恐怕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即《演义》在过去人民生活中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而一般读者又多习惯于以读史的眼光来读《演义》，认为历史上的曹操就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因此要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就必须向人们指出《演义》中的曹操是对历史上的曹操的歪曲，应该恢复历史上的曹操的本来面目。
就此而言，为曹操“翻案”，虽然研究方法有误，但也并非没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似未可全盘否定。
4．怎样理清小说的结构线索
（1）基本上按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来演绎和展示三国的兴衰成败；
（2）以刘蜀集团的兴衰为主线，以曹魏、孙吴集团的成败为副线，三条线交叉、穿梭，共同编织成一种辫子式的结构形态。
（3）对影响三国分合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进行重点叙述，使之成为全书的主要叙事骨架。
（4）为主要人物立传，让曹操、刘备、关羽和诸葛亮等依次成为构筑故事情节的核心人物；
特别是诸葛亮，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出山后的主要故事，实际上就是其隆中决策内容的具体演绎，而他死后，姜维九伐中原，也是“受丞相遗命”，“以继其志”。
（三）《水浒传》：
草莽英雄的人生传奇
1.《水浒传》的江湖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仗义疏财，济困扶危”；
“吉凶相救，患难相扶”；
“不分贵贱”，“无问亲疏”；
快意恩仇，不讲恕道。
2.梁山好汉为何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关于“反不反皇帝”的问题。
主要有三种意见：
（1）《水浒》反对皇帝。
理由是《水浒》将宋徽宗写成了坏皇帝的形象，写成了贪官污吏的总后台和保护伞，同时写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梁山政权，写了梁山政权如何在实际斗争中如何打击了宋王朝的统治力量，违背了天子的旨意，损害了天子的“威严”。
（2）《水浒》不反对皇帝。
理由是：
《水浒》对于宋徽宗虽有某种程度的批判和暴露，但并非要把他推翻，书中对宋徽宗还有不少赞词；
水浒英雄反对贪官污吏的目的并不是“反皇帝”，而其接受招安更是高度的忠君行为。
（3）《水浒》在反不反皇帝上是矛盾的。
梁山好汉在不反帝制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反不反皇帝上并不一致；
宋江不反皇帝，也不等于《水浒》就不反皇帝；
而在对待宋徽宗的态度上，《水浒》既揭露了他昏聩、荒淫的一面，又对他有所恭维称颂。
因此，《水浒》对待皇帝的态度是有矛盾的。
3.为何要写受“招安”？
有人说作者本人是赞成招安的，觉得只有招安才是义军的理想出路；
有人说作者不赞成招安，否则就不会用凄楚的调子来描写义军招安后的悲惨下场了，他这么写是为了宣告招安之路行不通，使后继者从中汲取血的教训；
也有人说作者对招安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既肯定、赞扬招安，另一方面又对招安有所批判。
（1）《水浒》写招安，于史有据；
（2）招安御敌，符合宋元时期汉族民众的愿望；
（3）为国建功，是梁山好汉们的人生抱负；
（4）效忠朝廷，反映了作者固有的文化心态；
（5）功高被戮，是忠奸斗争的自然结果。
4.天罡地煞等说法，该怎样理解？
宋元以来宗教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以及宗教与民间各种造反力量的结缘，刺激、诱发了民间说书艺人和《水浒》写定者的想象力，使他们在讲述水浒故事时，有意为梁山好汉的造反行为披上了一层宗教的神圣外衣。
《水浒》的宗教描写，其主要意义就在于，它让人们看到了一支民间武装是怎样借助于宗教的力量而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简要言之，这就是：
用天罡地煞之说，神化队伍的主要成员（所谓罡煞，就是天罡地煞，即道教的北斗丛星，据称北斗丛星为天地之秤，天罡维天之正，地煞镇地之平。
天罡地煞还是道士斋醮时常请来驱魔的神将。
此外，道教还有天罡是凶神，北斗注死之说。
故罡煞亦正亦邪，亦凶亦吉。
梁山好汉是秉承天命而下凡的“罡煞”。
他们下凡的历史使命就是“替天行道”）
利用天书、神谕等将造反行为定性为“替天行道”，使其具有一种天经地义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小说第42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就写九天玄女这样面谕宋江：
“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
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
”这既是借“神谕”来匡范梁山好汉的人生进取方向，同时也是对梁山好汉“造反”行为所作的定性，即他们不是犯上作乱，而是替天行道。
此后“替天行道”一词在小说中先后出现了40余次，并成为梁山好汉从事武装斗争的政治旗帜。
梁山山顶上即竖有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
当队伍壮大时，再依靠天书文字也即“天命的安排”来排定座次，以形成一个稳固的领导团体。
这样的描写，其实可以说是宋元乃至整个封建时代民间武装与宗教结缘之状况的一次较完整的艺术写照，其在政治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5.“板块·
连缀”式结构
百回本：
聚义梁山（1-70）·
谋求招安（71-80）·
征讨辽国（81-90）·
征讨方腊（91-100）
百二十回本：
征讨田虎（91-100）·
征讨王庆（101-110）·
征讨方腊（111-120）
（三）《西游记》：
神魔之争的浪漫遐想
1.迷人的童话艺术风韵。
（1）童话般的世界。
例如花果山、水帘洞、龙宫、天庭、五庄观、平顶山、无底洞等等。
（2）具有童心、童趣的主角。
（3）动物的王国。
（4）神魔斗争的游戏化。
如孙悟空与二郎神赌变化，钻在狮子怪的肚子里，以及平顶山用假变的葫芦换小妖怪的宝贝，等等。
2.生命意识的自觉与张扬
长生不老的渴望；
个性自由的张扬。
3.现实批判色彩：
妖魔、神佛、法宝的影射、象征意义。
妖魔，是社会上各黑暗、邪恶势力的幻化。
妖魔与神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少妖魔本来就是神仙下凡，由神仙变化的，如黑松林中的黄袍怪既是天宫二十宿星神之一奎木狼星下凡。
而不少妖魔则是神佛的侍从、亲属或坐骑，它们或神仙无意失控，溜到人间为妖，或是神佛有意放纵来考验师徒四众的，不管出于何因，他们都凭借与神佛的特殊关系，借助神仙的法宝、势力和庇护，在下界胡作非为，残害良善。
孙悟空很明了这其中的奥秘，故而常到天上去追查他们的来历、底细，找他们的主子问罪。
更有意味的是，每当孙悟空费尽千辛万苦将妖魔擒住，欲铲除他们时，他们的主人便不期而至，不仅救走妖魔，从孙悟空手里索回法宝，而且还编造“为下界消灾”的理由，掩饰这些妖魔所犯的罪过。
这些显然都是对彼时普遍存在的上下勾结，纵徒为恶，姑息养奸，官官相护的丑恶现实的旁敲侧击。
妖魔手中的法宝，是权势的幻化写照。
3.丰富深邃的哲理意味
《西游记》通过叙述孙悟空由闹三界到西天取经的传奇经历，宣扬了一门修心的学问。
在小说中，作者经常用“心猿”来指称“孙悟空”。
一些回目就明白地表现了这一寓意，例如第7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五行山下定的“心猿”是谁？
就是孙悟空。
第14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这是指孙悟空皈依佛教，保佑唐僧取经。
第41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这是指孙悟空被红孩儿鼻孔里吐出的三味真火烧伤了。
而正文中穿插的一些诗词赋赞以及有关的叙述，也直接以“心猿”来指代“孙悟空”。
如第7回：
“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
那么孙悟空究竟有没有人心的一些特点呢？
当然有。
孙悟空来去自由，可以任意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心灵的写照。
孙悟空的人生历程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这种心灵的成长过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闹天宫”，就是放纵心灵，为所欲为；
第二阶段“压于五行山下”，就是收心定心，把本来放纵的心性给定住。
第三个阶段“西天取经”，就是修炼自己的心性。
怎么修炼呢？
就是要把修心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妖魔鬼怪都扫除掉。
从这个意义上说，妖魔都是修心的障碍。
小说中就反复这样讲：
“菩萨、妖精，总在一念之间”；
“心生，种种魔生；
心灭，种种魔灭。
”魔鬼是怎么产生的呢？
你一念之差，魔鬼就在你心中产生了。
魔鬼又是怎么消灭的呢？
当你的一个坏念头消失了，魔鬼就随之消灭。
是成为菩萨，还是成为妖精，都是在人的一转念之间。
《西游记》中还有这样的一首诗，说：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所谓吃斋念佛，实际上，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唐僧就说：
“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
”可见《西游记》在总体上十分清楚地宣扬了“修心炼性”、“明心见性”的人生哲学。
这种人生哲学能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
首先，它告诉我们，要想修成正果，必须要有比较高远的人生目标定位。
孙悟空人生的目标定位就是到西天求取真经。
有了高远的目标定位，然后就要坚持不懈去追求。
追求的过程中，总会有很多种诱惑，诸如金钱、美色，以及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等。
《西游记》有这么一回，写黎山老母、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共同设计了一个迷局，变成了母女四人，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拥有一个很大的山庄，良田千顷，牛羊成群，说是要“坐山招夫”。
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迷局呢？
就是要考验唐僧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富贵和美色的诱惑。
西天取经途中，孙悟空是典型的禁欲主义者，他是不贪美色的，唐僧由于有虔诚的佛教信仰，所以他可以用宗教的色空观念来克制自己心中的欲望。
沙僧呢，心如止水，不为美色所动，他只想到取经。
只有猪八戒经不起诱惑，他不听师父的决定，自己偷偷去找那个母亲，要娶她三个女儿做老婆，结果引来了很多麻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取经途中，要能够克制各种外来的诱惑，并且要不怕艰难险阻，才可能修成正果。
与此同时，一个人还要努力控制自己的各种欲望。
人的欲望是形形色色的，其中有一种欲望，相当于“庄稼”，它对人是很重要的，“庄稼”有收成，才能够保证这个人生存得比较好。
但也有很多欲望，相当于庄稼周围的“杂草”，如果任由这些杂草疯长，庄稼就会被吞没了，颗粒无收。
所以，我们要像铲除杂草一样，铲除繁杂的欲望。
要把主要精力都聚集在培植“庄稼”上，这样，你才可以获取人生的大丰收。
我讲的意思，就是人总是要学会取舍的。
不能够什么东西都想得到，那是不现实的。
另外，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肯定还会受到种种负面情绪的干扰，甚至还会出现两者心理矛盾的严重冲突。
《西游记》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真假美猴王的故事。
孙悟空在保唐僧取经途中，受了很多委屈。
唐僧经常念紧箍咒，折磨他，所以他感到非常郁闷。
辅佐这样一个和尚，真的不是自己心中所愿。
所以他自然产生了两种想法，一种是继续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一种是干脆把唐僧打死。
所谓真假美猴王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这两种心理的斗争。
这种斗争是针锋相对的，难分难解的，连观音菩萨都没有办法分辨，最后还得请如来佛祖出面，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孙悟空的心路历程给予我们的启示：
首先是要收心，心不能太散，因为人的精力和才华都很有限，你把有限的精力和才华放到很多事情上面，肯定搞不出名堂，所以需要收心。
收心之后，要有一个比较高的人生定位。
一个人最可悲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想要做什么，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成大器呢？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高远的人生目标定位。
有了目标定位之后，就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勇敢的跋涉了。
我曾经把《西游记》给予我的人生启迪概括为这样一段话，即：
“每个人都有非常想取的‘真经’，因而每个人都有一条西天取经之路。
能否取得‘真经’，关键就在于能否排除取经路上的艰难险阻，抵制各种欲望的诱惑，朝着‘真经’所在的方向，义无返顾地跋涉、前进！
（四）《红楼梦》：
哀感顽艳丽的末世悲歌
1.精神家园的建构与毁灭
（1）贾宝玉其人
贾宝玉的前世：
顽石·
通灵宝玉（假宝玉）·
贾宝玉
贾宝玉的今生：
“不通庶务”、“怕读文章”、“愚顽”、“行为偏僻性乖张”
厌弃读书、科举、做官的人生道路；
厌弃整个男性社会。
女性观：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
（2）诗意的栖居
大观园·
女儿国·
诗酒风流
小说第23回就说：
“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
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
护花使者·
大观园中的女儿花（“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葬花吟》；
以牡丹、红杏、梅花、海棠、荼縻、莲花、芙蓉、桃花，来象喻宝钗、探春、李纨、湘云、麝月、香菱、黛玉、袭人）。
对于这些无尘的女儿花，宝玉义不容辞地充当起了“护花使者”，极力用平等、博爱的精神来呵护她们。
清末二知道人即说：
“宝玉一视同仁，不问迎、探、惜之为一脉也，不问薛、史之为亲串也，不问袭人、晴雯之为侍儿也，但是女子，俱当珍重。
若黛玉，则性命共之也。
（3）精神家园的毁灭
大观园终于伴随着外在势力的入侵、破坏，女孩子们的或离、或散、或死、或亡，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了。
而这个精神家园的毁灭，最终使贾宝玉失去了栖身之所，他对污浊的世俗社会已无可留恋，所以最后他只得悬崖撒手，出家而去。
人生对于贾宝玉来说，确真是一场幻梦啊！
只不过这场幻梦却浸透了无限辛酸的泪水，涂染了极其浓厚的悲剧色彩。
所以，王国维说：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的确，我们可以说，《红楼梦》是带有近代民主、平等、博爱精神的人生追求，在当时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人生悲剧；
是自由、浪漫、美好的爱情悲剧；
是千万个不幸女子的悲剧；
同时也可以说一出家庭和社会的悲剧。
2.堪叹古今“情”不尽
《红楼梦》就是一部以“情”感人的小说。
作者在第1回就指出该书“大旨谈情”。
不过，这个“情”并非仅指男女之间的恋情，它的内涵异常丰富、复杂，举凡父母儿女之情、夫妻之情、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男女之间的亲密友情，以及主仆之情，甚至人对自然的种种感应之情，几乎无所不包。
诚可谓“厚天高地，堪叹古今情不尽”（第5回）！
当然，作者侧重表现的还是以宝黛爱情为核心内容的“儿女真情”。
这种儿女真情也经过了含酸带醋的暴风雨洗礼，并最终被世俗婚姻礼法和价值观念扼杀。
《红楼梦》不仅写了如此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同时还写了宝玉与湘云、妙玉、晴雯、金钏、芳官、五儿等少女之间的特殊感情。
这种感情往往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包含了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可贵精神。
《红楼梦》所写的“情”，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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