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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差别思考Word下载.docx

他把这些思想也带进了写书当中,和他的经济学专业融在了一起。

梁小民希望经济学,可以变成一种很好玩的东西,经济学知识能够成为人们的闲话。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其实我们过去在《世纪大讲堂》也做过好几次,就是对于日本经济的思考和中日经济的比较,那么纵观现在整个的中国的经济形势,毫无疑问,刚才像开场白说的那样,我们GDP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了。

是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当然是一个让国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可以说一百多年以来的,我们的一个梦想,已经开始实现了。

但是也有人为这个东西感到担忧,好像从报纸上看,连我们政府都为这个事情不是很兴奋。

对。

为什么?

因为不是很兴奋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人均GDP,实际上现在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日本还是我们的十倍。

而我们要赶上这个水平,应该说还是相当不容易。

第二个呢,虽然现在我们经济总量达到这个量,但是我们现在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还不少。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我想这个消息如果出现在十年以前,或者是十多年以前那所有的国人,连政府,连我们的学界,连我们的老百姓一起,肯定都会非常兴奋,为之欢呼雀跃。

但是这一次这个消息公布以后,我确实注意到,在媒体上头,从我们政府到我们经济学界,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克制的一种理性。

思考更多,兴奋更少。

其中思考最多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经济总量到了这个水平以后,我们经济结构中间固有的那些顽疾,似乎并没有多少改观,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应该,就是说当经济总量到了这一个水平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结构如何调整,真的让我们的经济上台阶。

包括让这一个经济的总量,最后能够惠及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好像这些问题大家想得更多。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水平上头,我们2011年的经济工作的重点的调整,应该是哪一方面?

2011年中央非常重视,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就是把我们经济中的,过去一些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我们做一个调整。

什么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呢?

你比如说过去我们是靠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来出口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放到我们经济发展的重点。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转型,在今年是中央工作的重点,不但今年是重点,整个”十二五”期间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转型都是一个重点。

那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经常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是吧?

但是我看过您的有一些文章,似乎您对凯恩斯主义是持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你甚至有些,在有些方面,说某一个时候,说我们要用凯恩斯的时候,你还是站在反对的立场?

那么请问,您为什么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家?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经济,实际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完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

这就是现在我们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而要完成这一步,那么对凯恩斯主义就应该说是不能够完全采取。

而且我也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背景是西方国家,而我们国家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很难,也不可能把凯恩斯主义,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指导方针。

而且应该这样说,国人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解,其实是有歪曲的。

就是理解的不全面,你比如说我讲一点,凯恩斯说的干预经济,实际上是个临时政策,这就好像你有了病了,需要打一针给你治病一样。

是个急救法?

它是急救、救急的。

救急的。

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救急的东西,变成长期的东西了,换句话说就不是有病了打针了,是为了经济兴奋天天打针。

那么这就有问题了,那谁也知道一个人如果天天打针,谁也受不了。

虽然是你这个打针的期间,你可以生气勃勃,看得非常有活力,但是实际上是会使你的生命,其实缩短,其实经济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对。

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和日本有关,也是和中日比较有关。

那么上世纪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的泡沫就是破灭了。

这个破灭的过程中,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在总结,总结了二十年了,一直是一个谈不完的话题。

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说是美国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那么现在说这轮到中国了,因为中国已经冲到上面,变成紧随美国的老二了。

那么美国开始对中国开始也要发生这种影响,而且中国现在出现的很多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和二十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似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样,其实日本经济出现停滞,根本原因还在自己,并不在美国。

而在于它对美国的依赖性太高,所以它九十年代初以后日元升值,那么给它的出口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这时候日本经济就陷入了一个停滞。

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前些年的发展,主要是靠出口这个主要动力,那么我们现在,所以政府也提出,我们要把依靠国内市场为主,转变为内需为主。

那么这就表明了我们要摆脱。

依靠国外市场为主。

依靠国外市场为主,转变为内需为主,依靠国内市场为主,这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日本这样的问题。

因为日本显然就是对外依赖性过大,尤其是依赖美国。

所以一旦它的汇率升值了,那么它的出口就遇到困难了,这时候国内经济就出问题了。

就出问题了。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中央一再强调我们要把依靠国外市场变为依靠内需。

好,下面我们以掌声欢迎梁小民先生开始他今天的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中日经济差异再思考》,大家欢迎。

一、日本经济出现停滞的原因

非常高兴到这儿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想现在是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无论怎么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那么永远是有历史意义的。

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到应该真正地静下来想一想,那么日本经济自从达到这个水平之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那么它们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同时我们也说,有哪些东西,日本经济比我们有优点,我们应该,尽管超过了日本,也应该学习的。

我想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日本经济为什么出现今天的停滞局面?

那么从这里边我们吸取什么教训?

那我想这个日本经济出现这个停滞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那么既有政治的,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在这儿探讨。

那我们觉得说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停滞,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日本缺乏创新的能力。

那么我想我提两个问题大家想一想。

第一个,我们战后,一些对于生活、生产所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技术创新,有哪一项是日本做出的?

那我们大家看呢,可能没有。

那我们说呢,第二个就是日本人并不笨,所以日本人也有不少获得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的,有得物理奖的,也有得化学奖的。

可是既然日本人不笨,为什么他们在影响生产和生活的创新方面,没有做出成就来?

所以说日本的经济停滞,和它的缺乏重大的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突破是相关的。

那我们说,为什么日本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呢?

我想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那么既有文化的、制度的,也有经济的。

但是我认为,很重要一点,就是日本的经济,叫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仍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说,说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在技术创新方面,那么能不能离了政府,我们说离不了政府。

有一些重大的科技创新,它需要的投资很大。

那么同时需要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所面临的风险也大。

那么这样的创新,企业不可能承担。

那么必须要政府做一个主导力量,去实现这些突破。

但是我们说,还有很多创新,它属于实用型的,也就是怎么样把这些科技创新用在现实中,生产出产品来。

那么这种创新,那我们说,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个特点,完全是由企业自己去创新,由企业自己去主导,而在日本呢,包括这些创新在内,实际上都是在由政府主导,其结果,那么必然不成功。

我想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集成电路,其实当年美国、日本都看到了,未来集成电路的技术,在未来经济的发展中非常重要,所以都要发展这个技术,那么日本走的什么道路呢?

日本走的道路就是由政府为主,是以政府为主,然后组织各个企业,那么共同来进行集成线路的技术突破,但是做了很多年,最后没有成功,那么美国政府没管这事,因为这个并不属于需要投资很大的,那么需要这个风险很大的一种这个科技的投资,因此美国政府没管,那么美国的企业自己看到了这个方向,非常有前途,因此他们自己进行了创新,那么结果呢,是美国仍然处于领先的地步。

那我们说为什么这一类的科技创新,它不能由政府主导呢?

我想有这么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创新应该创什么?

也就是什么东西有市场前途?

在选择创新的项目上,尤其是实用型技术的创新上,实际上政府并不如企业高明,因为企业它在它的经营活动中,它对于市场的感觉非常的敏感,因此它可以敏锐地认识到,哪个方向是赚钱的,那么它选择这个方向,那么这时候它就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然后实现突破,很直接它的商业利益就带来了,这是选方向,企业比政府选得准。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成本收益上,企业的目的是要赚钱,因此它在创新的过程中,实际上它会精确地、很精心地考虑它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它的创新所用的钱必然少,而达到的效果比较好。

但是我们知道,政府是用群众的税收的钱,因此就缺乏这种成本收益的计算,那么花的成本必然很大,而收益并不一定大。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技术创新,你要能够赚钱,必须把它运用到生产实际中。

也就是从技术到应用这中间是一个过程,而企业自己创新,我自己创新自己用,因此这个过程非常短,换句话说呢,创新一见效,马上就出来成本,马上就有利益。

而政府创新成功了,把这个项目再推广给企业,企业还不一定接受,那么这个过程就拉长了。

所以我们说,说日本经济之所以停滞,从根本上说,它是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而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就是政府在主导市场经济,那么这就使得企业家失去了活力,因此他们不能够进行很多重要的创新,那我想这一点对中国也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中国和日本有一点是相通的,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都是采取的政府主导的模式,而且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政府主导,比日本还要强得多,那么既然日本靠这个路子,我们说最终经济出现了停滞,我们要避免这个停滞,那么我们就要避免政府主导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一直持续下去,这应该,稍微多加两句,就说呢我们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以中间经过一个政府主导的阶段非常必要,也就是我们从计划经济不可能一下变成完全的市场经济,而中间必然一个过渡阶段,那就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但是我们说,这仅仅是一个过渡,如果你把这种过渡变成了一个持续的状态,那么这就会(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走出这种,那么这个政府主导的模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市场化的改革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走出这个模式,主要是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不要直接干预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不要是官员,而是和企业家一样,来进行企业的创新。

我们说第二个,就是要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么让民营企业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我想呢,如果我们在计划经济以后,经过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然后再走向,那么由市场主导的、由企业家起主要作用的市场经济,那么这时候我们中国经济就可以避免日本式的停滞,迎来中国经济新的阶段,所以我想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思考。

二、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

另外我们也得看到,实际上日本经济,还有很多的优点,我们没有学到,那么日本经济有什么优点呢?

我想其中特别一点,就是日本经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倍增计划,那我们说日本经济,从1955年到1960年,经济增长的同时,工资的增加每年是5.6%,那么在1960年以后,一直到1965年工资的增长,每年是10.6%,所以我们看,它的工资增长的,那么在六十年代以后,甚至比它的经济增长还要快,那么这就实现了什么?

就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不仅实现了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且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幸福感的提高,我想日本这个经验,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让人民的收入增加得更快。

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党中央也提出了,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不要追求GDP,所以各地政府都在明确,不把GDP作为追求的目的,那么追求什么呢?

追求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那我们怎么样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呢?

关键就是要提高工资收入。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边,日本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比如一个经验,就是政府要用强制力量来迫使企业提高工资,而不能够放之任之,所以这时候政府做的各种规定,让企业提高工资,那我想,这一点其实对经济是有利的,也就是使这个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变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那么另一方面,日本企业本身也重视把增加职工的收入,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那我们知道,七十年代以后,美国人老在说,日本的企业效率特别高,因此他们到日本纷纷去学习、去取经,那么去的人回来都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呢?

就是日本的企业效率高,就是因为日本的激励机制有效,所以我们提高大家群众的收入,使我们的收入倍增,不仅要依靠于政府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而且还要依靠于企业本身的积极性,我们企业得认识到,说现在企业,不能像周扒皮那样,扒一点算一点。

这种做法是没用的,你说民工有多少钱?

你能扒多少啊?

他一月两千块钱工资,你全扒掉了,他不吃不喝,你也就一人这样两千块钱,那我们靠什么呢?

我们靠我给你高工资,那么你就有工作积极性,企业的效率提高,我们赚的钱会更多,企业得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像日本政府那样,从政府的层面和从企业的层面,共同努力为增加人民的收入而做出贡献,那我想我们这一点,那么目标已经很明确,因为我们中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富民,那么温总理在他的多次谈话中,也一直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在六十年代所做出的经验,对我们也是有启示,有意义的。

所以我想日本经济发展到今天,它一定对我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我们总结日本的经验和教训,然后来用于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那我想中国经济还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潮,那我们说中国经济现在是世界第二经济体,那么再过若干年之后,那我想我们就可能会变成世界第一经济体,同时我们不仅经济强大了,我们人民生活的水平也提高了,让我们中国真正成为天下最快乐的一个天堂,我想这是大家各位共同的意愿,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儿。

三、现场访谈

好,非常感谢梁小民教授言简意赅的,对中日经济进行了一个比较,在这个比较中间的话,我特别注意到梁小民教授,他的重点是在一个点上,就是关于这一个经济体的技术创新能力,那么美国和日本相比,当时候在日本的这一种,好像咄咄逼人的这种经济进攻态势面前,甚至大家都说,可能这个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就要发生了,是吧?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是美国人笑到最后。

那么当然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就是您刚才是从制度上头说,是因为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真正实现自由主义这个经济学理想的一个市场。

市场经济。

其它的经济体都没有美国这么纯粹,尤其像日本这种东亚式的这种经济体的话,其实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是政府主导型。

就这一点就基本没有改变过,就凡是这一种后起的这一种国家,赶超型的国家,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包括我们中国也是。

那么您觉得这种赶超型的历史阶段中间,政府主导在某一种历史阶段,是不是还是有它的合理性?

非常需要,因为落后国家要赶上先进的国家,那么必须有一段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靠什么呢?

靠国家。

跨越式发展。

那我想不仅是日本,其实当年德国能够赶上欧洲的先进水平,甚至赶上美国,其实也是靠国家,所以我们日本也是这种模式,那么赶上去了,所以我们中国采取这种模式,也是很正常的,换句话说,你不能一开始就全靠企业,因为那时候企业很不成熟。

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一段只能这样做,但是当你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基础了,这时候必须转向更多地依靠市场。

是企业主导。

依靠企业主导型的,为什么企业特别重要呢?

我想这个米塞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他说市场是怎么回事呢?

它就是企业家,那么他是主体,所以他在寻找生产要素价格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差距从中获利。

企业家人格其实就是市场人格?

就是市场人格,所以他是要赚钱的,他怎么赚钱呢?

也就是我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低,我的产品的价格高,但是我们知道生产要素价格不由他企业家决定,因此它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所以它的价格是不能由他决定,但是他能什么呢?

他能让这个要素的使用更有效,靠什么有效呢?

靠技术,所以他追求这种利润的动力,就使他要在寻找技术创新的机会。

这就是他的技术创新动力?

这就是他的动力,这就是他的动力,而这个动力对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他缺乏这个动力,没有技术创新,完了,就被市场淘汰了,有这个动力,你就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了,所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逼迫他做这一步,而日本的企业就缺乏这一点。

对,刚才您在谈到日本的这个经验的时候,特别提到一条,就是日本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间,随着GDP的增长,同时实现了日本国民工资的倍增,这么一个长远的这样一个计划,实行这样一个计划,甚至在某些年份,可能工资增长还高于GDP。

高于GDP。

高于GDP,所以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整个日本国民的幸福指数,曾经一度在世界上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

非常高,而且即使如此,停滞了20年,我去年到了日本,到日本,它实际上正处在这个停滞的过程中,我们说的所谓日本消失的20年,但是你看日本国民心态很平衡。

生活也不错。

生活也不错,大家没有觉得好像,我非要像中东那样起来闹事,没有起来闹事,这可能与当时候就是工资与GDP同步增长,然后使国民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平,和持续了一定的幸福指数,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相关的,应该说日本这个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应该发展从明治维新开始,但是一直从明治维新到二战,都是以强国为目标。

所以呢你知道。

前半截是这样的。

全是这样,而且明治维新后经济发展很快,你看有能力发动对华战争。

发动好几次战争呢。

这个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对华战争、太平洋战争。

东南亚什么的,它有这个能力,说明它国家力量相当强,但是可以说当年日本人的生活水平相当低。

你现在看,回顾那一个时期的那个电影,日本国民也都是勒紧腰带的。

是啊,一直呢到五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我们中国的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是日本的三倍,日本的三倍。

所以那时候日本,实际上也是这个,像战后它首先目标,也是振兴日本经济,振兴日本经济重点也在强国上,所以开始也没太注意这个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在五十年代后期政府认识到这一点了,必须进行转型,所以从五十年代后期以后,我们看标志性的是六十年代,你看这个1960年到1965年工资增长10.6%,而GDP并没有这么高,那么这就使日本的人民生活水平在这过程里边,迅速发展起来了,我想我们国家也在实行这种转型,就是我们在,可以说以前也是注意国强、国富,那么然后对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并没有特别重视。

所以我想这有很多数字,这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前些年一直是下降的,一直是下降的。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梁教授在这里我想,我们要细分一下,是哪些人的收入一直在下降?

而有些人没有下降?

比如说都是工人,大型国有企业的工资没有下降,而且是在直线上升,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这一些,包括一般低端服务业,这个工资水平是一直在下降。

一直在下降。

那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说我们中央提出的,我们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际上我们收入分配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占的比例过高,过去经常说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GDP增长平均10%,但是财政收入呢?

20%以上。

增长百分之,过去讲30%,财政部说这不对,国家数字这不对,但是今年数字出来了,最少是20%,为什么呢?

今年的增长率10.3%,今年的财政增加21.3%。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这个得改变,第二个确实因为城乡之间,各行业之间,不同的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太大,但是你得知道,收入高的人,你说的增加那部分人,人数并不多。

很少很少。

为什么不多呢,我给你说我们统计局的规定,标准就是年收入6万以上到50万以下,叫中产阶层,6万以上50万以下叫中产阶层,这个阶层多少人呢?

22.5%,这也是统计局的官方数字,那么你说比60万高的人,能不能超过百分之一、二?

超不过。

你把这两部分人加起来,25%,四分之一,而剩下的四分之三全是低收入,而这一部分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增加得很慢,前一年曾经做过调查,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是有父亲和儿子,那么不同时代出来打工,八十年代初父亲出来了打工,打一半回去了,到20世纪初儿子出来了,拿的工资一样。

一样。

这就说明这个十几二十年期间,工资基本没有增加。

这个问题应该说,如果是四分之三的人收入都是这种状况,那我想这个社会它就不是和谐社会,它也不是一个幸福社会,它也达不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公平、公正的指标。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中间,所谓工资它是有个形成机制的,也就是说这个资方愿意给劳方多少比例,作为工资支付,这实际上是双方博弈的结果,

双方博弈的结果,双方博弈的结果的话呢,建立在一个理性基础上,这种博弈实际上是一个讨价还价。

谈判。

是一个谈判机制,一个谈判,那么就决定着谁的谈判权重、高,谁可能在这个方面就可能长一点,或者是退一点对吧?

但是事实上这种谈判我们知道;

一对一的谈判是不存在的。

这才出现所谓的工会,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二十多年中间,除了大型的国营企业本身原有的那个工会以外,其他的行业里头是没有工会的。

没有工会。

所以没有谈判机制,也就没有工资形成机制。

其实我们的工资形成在过去,基本是企业说了算,我给你多少工资爱来不来,这种机制,没有谈判的意思在里头,当然这里边一个原因,就是前些年劳动力富余,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这个问题确实使工资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人没有谈判的能力,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我们普遍在讲刘易斯拐点来临了嘛,那么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了嘛,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完善工资的谈判机制,国外谈判机制应该这样说,实际是三方,劳方、资方和政府。

政府。

这就是说双方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或者是有一方的要求,实际上不一定合理,这个时候由政府来进行调解,换句话说政府是作为一个中间力量存在的,它既不能帮助资方,也不能帮助劳方,或者说它既应该帮助资方,也应该帮助。

也应该帮助劳方,

劳方。

我想这个问题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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