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50 年代海派文化的繁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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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海派文化的繁荣

20世纪50年代海派文化的繁荣

钱乃荣

谈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化的文章见得很多，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50年代的海派文化。

本文试图回顾和追述50年代上海海派文化的真实面貌，探讨海派文化在50年代的繁荣及其后来的急剧衰落的原因。

50年代的海派文化，既生根于三四十年代深厚的土壤，又加入一股清新奋发之气，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弘扬，在成熟中继续获得发展。

50年代海派文化的特点是：

散播面广，民间的参与度高，文化气息浓厚，群众热情踊跃，雅俗共享同乐，中外元素渗透，表现了海派都市文化浓郁的上海和江南地方特色，与其他地区的乡土文化、京派文化有明显的差异。

它是40年代文化的惯性延续，又是新生活时代精神的硕果，表现了富有活力、多样化争艳、市民化低价参与的显著特点。

一、公众娱乐

具有近50年传统的上海电影文化在解放之初的上海，延续其欣欣向荣的势态。

40年代布满上海街区的影戏院依然开放，又在劳动人民集中居住区域开设了新的电影院或电影放映场点，一些工人文化宫中也安排电影放映专场，电影的票价长期维持三角一张，这使电影的放映从解放前主要对象为白领等上层人士的娱乐迅速转变成完全市民性的娱乐活动。

50年代观看电影的盛况在许多上海平民记忆中是十分有回味的。

当时一般晚上都有两场“夜场电影”，观众踊跃。

各家电影院门口都成为市民人头攒动、黄牛活跃之地，甚至群众连夜排队购票，先睹为荣，看不到头轮放映的抢买第二轮影院较便宜的票的情形，屡见不鲜。

上海电影制片厂内明星群集，有白杨、王丹凤、赵丹、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刘琼、石挥、韩非、顾而已等，导演桑弧、谢晋、郑君里等，都正值壮年，在生活安宁、地位提高的环境下，努力拍戏，演技臻于成熟。

上海电影制片厂还一度分为“天马”、“海燕”、“江南”三个制片厂。

当时，摄片仍多，题材丰富，如《乌鸦与麻雀》、《我这一辈子》、《为孩子们祝福》、《鸡毛信》、《渡江侦察记》、《山间铃响马帮来》、《金银滩》、《母亲》、《幸福》、《女篮5号》、《护士日记》、《海魂》、《家》、《祝福》、《李时珍》、《林则徐》、《不夜城》、《雾海夜航记》、《为了和平》、《铁窗烈火》、《罗汉钱》、《天仙配》、《追鱼》、《三毛学生意》等，均为上海生产的优秀电影。

《铁道游击队》的《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女篮五号》中的《让青春闪光》，《护士日记》中的《小燕子》等以及当时重新播放的“五四以来优秀电影的插曲《天涯歌女》、《夜半歌声》，都成为广泛传唱的流行歌曲。

《九九艳阳天》在1957年在上海被群众评为受群众欢迎的歌曲第一，公布时改为《社会主义好》第一，该歌第二。

50年代举行过“亚洲电影周”，印度电影《流浪者》、《两亩地》成为热片，插曲《拉兹之歌》流行街头。

大量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名片，也成为群众购票的热点，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等也引起轰动。

在这个时期，青少年中掀起搜罗明星像片和剧照、电影说明书的狂热。

1957年《上影画报》创刊，使读者更多地接触到演员形象和影片剧照，对新电影老演员有更多的沟通。

中小学还组织一角钱一张票的星期天儿童场电影专场。

上海人，从少年到老年，观看影片各取所需，都成为其主要的娱乐活动。

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产生、汇聚和迅速成熟起来的沪剧、越剧、评弹、浦东说书、沪书、上海说唱、滑稽剧、方言话剧、锡剧、甬剧、淮剧、扬剧等江南江北10多种戏剧曲艺，一起形成了繁荣的海派文艺。

50年代戏剧、曲艺的民间化，达到登峰造极。

解放初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戚雅仙的《婚姻曲》，沪剧《罗汉钱》、《大雷雨》等成为家喻户晓的戏剧，人人都会哼上两句。

戏剧、滑稽剧剧目和演出盛况不亚于40年代后期。

书场遍布，评弹演出在城区的书场、郊镇的茶馆听众济济。

从50年代初期一本很小的沪剧唱词选中可看到这一年的沪剧演出盛况：

当时有艺华沪剧团的《刘巧儿》，努力沪剧团的《田菊花》、《姑娘的爱》、《翠岗红旗》，勤艺和艺华沪剧团分别演出的《小女婿》，上海沪剧团的《罗汉钱》，勤艺沪剧团的《红花绿叶》、《山野春晓》，爱华沪剧团的《母亲女人》、《幸福年》、《葡萄与嫁妆》，艺华沪剧团的《珍珠泪》，长江沪剧团的《沙漠情歌》、《活人塘》、《李二嫂》、《赵小兰》、《纺棉花》，建新少壮沪剧团的《恨海》，丁是娥蔡志芳唱的《小二黑结婚》，顾月珍唱的《纯洁的爱情》、《红香姑娘》，小筱月珍、王雅琴、丁是娥唱的《白毛女》，一下子涌现那么多的现代戏，各显神通。

此外，还有旧戏王雅琴王盘声唱的《冲喜》，王雅琴小筱月珍的《寒梅吐艳》，邵滨孙石筱英、陈松麟筱爱琴唱的《啼笑因缘》，勤艺沪剧团的《方珍珠》，上海沪剧团的《大雷雨》，艺华沪剧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沪剧创新活力依然旺盛。

一些解放前著名的文艺创作家迅速转行参加剧本音乐创作，因此50年代上海戏曲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创作剧本。

如创作流行“时代曲”的许如辉投入了沪剧、越剧等戏剧的音乐设计，有《罗汉钱》、《为奴隶的母亲》、《少奶奶的扇子》、《妓女泪》、《陈化成》等。

鸳蝴派文学家平襟亚等创作《十五贯》、《杜十娘》、《王魁负桂英》等长篇弹词，还写过不少优美的弹词开篇成为名篇。

著名文学家苏青在尹桂芳所在的芳华越剧团编写了《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越剧剧目。

原在衡山路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聚集了黎锦光、严华等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名手精英，编辑了大量一流的戏曲、歌曲唱片，一元一张的“中国唱片”购买处成为各处新建的“新华书店”最热柜台，总是拥挤着试听和购买的人群。

戏曲和歌曲唱片的大量发行和电唱机的出现，使原来只好在名贵的“留声机”里放唱的戏曲唱片很快在工厂播音室和民间家庭传播普及。

无线电和唱片的影响，有力推动了民间的戏曲学唱运动。

1956年在刚填没的棚户区臭水河“肇家浜”的一长条填土上，几乎天天有民间小剧组在群众围观中演戏，热闹非凡。

不少青年也是追星族，剧场里各派粉丝追捧名角。

爱好者学唱各派演员名唱腔唱得惟妙惟肖，他们就是如今公园里老年戏曲自唱活动的基本成员。

一些名演员的最成熟唱腔都在50年代和60年代前几年形成。

1959年上演的沪剧《雷雨》汇集群星，唱腔各显春秋，成为沪剧里中外名著改编戏中最为成功的一部戏，也是各种戏剧改编曹禹《雷雨》最成功的一部。

兴趣影响深远，1956年在市中心的向明中学大礼堂国庆联欢中，有高年级学生借来戏装演出的《梁祝十八相送》、滑稽剧《开无线电》。

王安忆在她的长篇小说《富萍》中记述到在十分贫民化的地区街道组织晚上戏剧演出，此时争抢坐位的拥挤盛况，真比小菜场排队抢买黄鱼还要热烈。

沪剧、评弹等的演唱活动还经常配合形势宣传在街头民间进行。

那时，上海私营书局密布、新华书店发轫初建，出版了大量的新书，读书气氛浓郁；遍及全市的“新华书亭”设立，对新文化的普及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如注音扫盲读本，大量的小人书连环画的涌现，苏联少年生活学习故事，各种童话故事，带来了新上海的蓬勃朝气。

上海旧书店、旧书摊，旧报刊杂志，依然活跃，在国营的大型上海旧书店里，在深巷中民间开设的旧书滩上，淘书之乐融融，像老城隍庙的旧书摊铺到1958年后还存在。

它们对青少年人生及其海派意识的养成发生了极大的感染和影响。

50年代的新创歌曲，朴素无华而充满朝气，如：

《歌唱二郎山》、《远航归来》、《勘察队员之歌》、《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草原之夜》等等。

开国歌曲，如：

王莘词曲的《歌唱祖国》，郭沫若词、马思聪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袁水拍词、瞿希贤曲的《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招司词、瞿希贤曲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马可词曲的《我们工人有力量》等，雄壮豪迈、大气从容。

加上苏联歌曲，少数民族歌曲，传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催人振奋。

在公园，在学校工厂，常常听到手风琴伴奏下的合唱声。

西洋音乐、歌剧水准也都有提高，如1958年诞生的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融合了优美的越剧曲调创作的、中西合璧的顶级名曲。

各地民歌、广东音乐、新奏乐曲如京调、紫竹调、花好月圆、少数民族舞曲等，汇成大流，在上海纷纷制成“中国唱片”，传播到全国各地。

50年代，集体舞盛行。

这显然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从小学生起，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表演和跳舞，这些简单舞曲曲调轻松，活泼易学，如《集体秧歌舞》（32356676）、《狂欢舞》（163,243）、《蒙古舞》（555535，516553）（6616566165）、《匈牙利三人舞》（671632173）、《匈牙利集体舞》（31111432）《朋友舞》（5111765，5222321）等，加上种种集体游戏活动，成为当年群众性文娱活动的主要形式，培养起一种人人参与的集体意识，陶冶了开放和活泼的性格。

节日里有的学校大操场上，男女同学圈起两个大圆圈跳着5ii，355的《青年圆舞》（王克伟编舞、陈天戈作曲）；1959年国庆十周年夜，在人民广场上有大型的集体舞狂欢，广播里播送着新创作的《祖国之春》（曾加庆作曲）和《友谊圆舞曲》。

50年代是一个崇尚班组集体友爱的年代。

集体游艺，在工厂，在里弄，在公园蓬勃开展。

比如在公园，每晨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曲”播出，许多群众以个人形式参与的早操活动自动展开，傍晚是少先队喇叭声响彻夜空，晚上是工会等组织的集体游戏活动，如“叫号”游戏，“传绢头”活动等等，形式内容多样，个个情绪昂扬。

又加上新婚姻法颁布的巨大作用，青年人的个性获得一定的解放，上进心和友爱心增强。

更令人神往的事，像夏天晚上争圈地盘在草地上观看露天电影放映的盛况，对于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狂欢的节日。

50年代，旧社会留下的私营溜冰场、落弹房、舞场、乒乓室依然存在，只是清除了黑社会势力，使这些场所变得安全清洁，票价便宜，使有兴趣者继续得到用武之地。

穿着“小脚裤管花衬衫”或衣装头饰上标出新奇的“小阿飞”和玩技“懂经”、魅力独特的“老克拉”，依然十分活跃其中。

各区的“工人文化宫”开张，成为工人业余活动的最好归宿。

其中的棋牌室，游艺室，活动室、图书室，都吸引了众多的中青年工人在文化上的参与，熏陶他们成为工厂中的群众文化带头的活跃分子。

每年一度举行的灯谜比赛（其中也有上海话谜面或谜底的灯谜）、书法、春联、都市摄影作品、漫画作品比赛等，造就了一批爱好业余生活的骨干。

1958年上海工人文化宫、上海青年宫和上海文化出版社还办过《游艺》杂志，推动市里群众性的多种游艺活动的开展。

除此以外，各区的区级图书馆也是中学生假日最好的去处，还有街道办的图书馆，有些重要文章可以就近读到。

50年代，地区居委会组织的社区活动相当活跃，尤其是节日前后，里弄张灯结彩，各种彩纸灯笼迎风飘舞，各街道的挂彩也有竞争性。

街道地区和居委会组织群众举行节日联欢文娱活动，有的盛况空前。

如组织海派文艺的自唱自娱，请剧团来演戏。

笔者儿时就挤在人堆中引颈观看过地区业余才子的变戏法、杂技表演和自排自演的多场沪剧《碧落黄泉》演出，还有在一段国庆致词中将十几名地区活跃人士的人名嵌入其中，有奖猜名，至今印象深刻。

五一、十一节日原来都有区游行，群众早早拿了椅子在弄堂口等候看游行。

游行队伍十分活跃，各家公营私营的厂家纷纷展示自己单位的风貌，如仪仗队的暗地交劲争雄，还有秧歌、腰鼓、舞狮、踩高跷等民俗色彩的加入。

海派文化还有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世界”，一个是“新、老城隍庙”。

那儿是两个民间神往的文化娱乐天地。

50年代的上海，市民文化娱乐享受是多层次的全民行为，尚保留着40年代的底气。

游乐分档次，各得其所，南京西路是最富阶层的购物吃喝、文化娱乐天地，南京东路层次稍低，一般市民可去“大世界”玩，票价便宜，贫民可去城隍庙游玩，不收门票。

大世界一张低价的入场卷可以观看各种舞台的戏曲和民间杂艺，城隍庙商场可以看活孙出把戏，奇怪的动物，买各种文化娱乐玩具，直到1958年以后城隍庙楼上还陈列“十八层地狱”、“黑、白无常鬼”整条阴界，还有算命测字摊，九曲桥畔那些旧书小店和旧书摊上，还能掏到各种踏遍铁鞋无觅处的书籍。

不同兴趣和层次的群众娱乐，诸如养八哥、斗蟋蟀、玩小虫、种花养鱼，都可找到有权威性的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