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导外事翻译工作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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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翻初稿的人粗心大意就会给整篇译文留下很多“陷阱”。
我们几乎隔三差五都要被“敲打”一下：
专名没写对，这个译法查了没有？
打字缩行太短……
翻译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是在周恩来的“敲打”下逐渐形成的。
听说，早在1951年，在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缅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页纸上出现两种译法：
吴敏敦、吴敏登。
周恩来在上面指示：
“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
”我佩服周恩来连这么一个小错都能发现，我们天天同文字打交道，却还常出差错，太不应该了。
英美、欧洲等国的人名按照发音翻译就行。
日本人的名字最难译，他们用的是汉字，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但发音完全不同，只能死记硬背。
日本领导人有时换得很频繁，在外事活动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日本人名，翻译连“忽悠”的办法都没有。
周恩来体谅翻译的难处，就指示新华社编著《常见日本人名、地名手册》，发给每位翻译。
在外事活动间隙，周恩来还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
冀朝铸、唐闻生等高翻就碰到过这种“考试”，对我们启发很大。
有一次，听他们讲到周恩来考他们的地理知识，要求他们从东到西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
英语翻译往往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国家比较注意。
当时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的不多，在外事活动中也难得提到它们，所以我们不太关心拉美国家的情况。
冀、唐两位高翻未能通过周恩来的“考试”，周恩来要他们回来后好好看地图，以后还要“补考”。
在政治会谈中，中央领导经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类似“绥靖政策”“闪电战”“苏台德区”等，都有固定的外语表述，不能随便译。
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如克劳塞维茨、梅特涅等，需要了解他们是谁，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等。
这些历史词汇和历史人物也经常是周恩来的“考题”。
他还告诫外语干部要懂得外语环境。
“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你要搞语言，就要懂它（有关地区）的历史、地理。
”
有一次过家鼎给周恩来当翻译，说起赵朴初“居士”，老过不知道什么是“居士”，周恩来就解释说：
“居士是不出家的信佛的人。
”老过译为“laymanBuddhist”，顺利通过。
另一次，周恩来与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会谈，我作为“见习翻译”，也参加了。
周恩来提到木薯淀粉的利用问题，高翻冀朝铸傻眼了：
木薯的英文怎么说？
毕竟是老翻译，他不慌不忙地想用解释的办法“忽悠”过去。
“贵国有一种植物含淀粉量很高……”话没说完，便被我国驻该国的大使打断了，大使提醒说是“cassava”，把老冀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除了一般的知识面外，周恩来还特别关心翻译对外交业务是否熟悉，情况是否了解。
外交部内各种机密文件，如有关国家的情况调研、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等，都按级别准许阅读。
翻译处多数是年轻人，级别低，大部分文件都不能看，所以翻译时对背景、我方立场等往往一知半解。
周恩来发现了这一问题，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领导要让翻译了解情况，翻译要结合业务。
他还说：
“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翻译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他强调翻译要熟悉业务。
为了让翻译熟悉业务，周恩来指示，在地区司准备接待某国领导来访时，要请有关翻译参加讨论。
重要文件的翻译，要有领导为翻译答疑。
对于口译，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在每场外事活动前，翻译都要看有关文件。
我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他去做翻译。
外宾到达前，周恩来问他：
“看文件了吗？
”吴建民老实回答说：
“没有。
”周恩来有些不高兴：
“为什么不看？
”吴说：
“翻译处没有这样的文件。
”周恩来火了，狠狠批评了在场的主管部领导：
“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
不让翻译了解情况，是最残酷的。
……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 第二天，翻译处阅报室桌上多了许多文件，办公厅按照周恩来指示送来了有关文电和简报。
我们可看的文件比其他单位都多，使我们不仅知道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了解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
在看文件的过程中，我们还相互切磋对有些提法的理解，外文译法，提高译文的水平。
外交翻译政治性强，周恩来要求“完整准确，通顺易懂”。
“完整准确”不等于“对号入座”，他主张吃透讲话（或文件）精神才能译好。
前辈翻译家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印象深刻：
1952年，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总理亲自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还通过秘书打电话到翻译室，片名不要直译，建议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西方家喻户晓，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外鲜有人知，借用莎翁作品的题目，有助于外国观众理解。
周恩来这一点拨，使我们更懂得“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是交流的桥梁，“对号入座”有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还必须注意使用外国人懂得的语言。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译成外语？
开始我们译为“MaoTsetung’sThought（当时还没用汉语拼音）”，即“毛泽东的思想”。
也有人对“思想”的译法提出了疑义，大家讨论得很热闹，却没抓住要害。
最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
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译为MaoTsetungThought为好。
后来，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表述，“毛泽东”3个字改为汉语拼音。
那时我们在翻译处里感到很幸福，因为周恩来对翻译很重视，很关心。
他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要求翻译发挥主观能动性。
他说：
“在外交谈判中，谈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译也重要。
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
”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译，周恩来总要询问翻译处有什么意见。
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或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他鼓励翻译提意见、提问题。
翻译中共九大文件时，周恩来主持了4次同翻译的座谈会，讲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译的问题，并征求对草稿的意见。
周恩来这样做，是有意引导翻译多关心外交业务，提高政策水平。
我是幸运的。
在开始外交生涯的关键时候，有机会耳濡目染周恩来的教诲，对外交翻译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识，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终生受用。
对年轻翻译的鼓励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在外交部食堂吃完晚饭后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恩来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
格雷姆，让我做翻译，要我好好准备。
毛泽东、周恩来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
1967年正是“十年动乱”期间，白天周恩来要见好几批“红卫兵”，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见外宾。
“礼节性”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只是友好交谈而已，时间不会很长。
这次派我去，可能是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且会见交谈内容不是很难，可让我锻炼锻炼。
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1903年写了一本《黑人的灵魂》，影响很大，被称为“黑人力量的启蒙书”。
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情中国革命，曾两次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
杜波依斯晚年加入了加纳国籍，1963年在加纳去世。
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也是著名的黑人学者、教育家。
给周恩来当翻译？
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
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翻“砸”了怎么办？
紧张于事无补，不能有太多的顾虑。
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听说我要给周恩来做翻译，便鼓励我说：
“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不要怕。
怕也没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
我想，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
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
我开始“临时抱佛脚”，四处找材料看。
其实能看的参考材料少得可怜。
接待单位全国友协送来的材料也很简单。
从雪莉?
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
于是，我就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记一些关键词汇。
我还找了近期周恩来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将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
晚上10点前，通知下来了，要我在某时某分到人民大会堂报到。
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
不一会，厅里的灯全打开了，这意味着首长到了，我们赶紧站了起来。
周恩来步履匆匆，直接进入侧厅。
此前，周恩来同“红卫兵小将”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没顾得上吃晚饭。
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
吃完后，他还要刮胡子。
周恩来很注意形象，他的胡子很浓，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他认为这是对客人的尊重。
“文革”期间，许多有关外事活动的规定都被打破，着装随意，穿一件“的确凉”衬衫，一双布鞋就可以见外宾。
有一次，翻译处一个翻译穿着长袖衬衫，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去给周恩来当翻译。
周恩来进来一看见他就说：
“把袖子放下来，怎么？
要打架啊？
周恩来从侧厅出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有些疲惫。
在我的记忆中，周恩来见外宾时，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浅灰和铁灰。
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楚图南会长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后，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
周恩来站起来问了一句：
“谁做翻译？
”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周恩来似乎有些吃惊：
“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
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别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整齐地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先是合影，周恩来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合影。
从我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
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暄话都译了一遍，自觉有了“底气”。
我还总结了自己刚做口译时的教训，由于紧张，声音就很小，在座的人听不清，都会朝我这边侧身倾听，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己也更紧张了。
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译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
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
听说周恩来的英文很好，对有些关键词的英译早已“胸有成竹”，如果译员用的词不合他的意，他会纠正。
周恩来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周恩来是否要纠正我，没有。
周恩来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
送走外宾后，周恩来回头问我：
“你是哪儿的？
”我说：
“我是外交部的。
”周恩来又问：
“什么地方人啊？
”我回答说：
“浙江人。
”他说：
“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
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
”周恩来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将业务干部都定为外交官
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第一批赴纽约参加26届联大的代表团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
中美之间20多年没接触，我们对美国情况不了解，在纽约没有我们的机构，没有依托，全靠我们自己去开拓。
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很复杂。
周恩来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考虑得非常仔细，组团时专门指示，为了保护自己，代表团中所有业务干部都定为外交官。
吴建民是三等秘书，我和其他一些年轻人是随员，最低级别的外交官。
我们被破格提升为外交官的消息震动了外交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基本上是从部队或地方干部中挑选的，外交部本身的业务干部能当上外交官的是凤毛麟角。
我国外交官的护照封皮是红色的，俗称为“红皮护照”，持“红皮护照”，可以享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规定的外交官豁免权，包括不受人身侵犯、出入境免检等。
周恩来不仅亲自过问参加26届联大代表团的组成，而且对代表团到纽约后的工作等都十分关心。
11月3日晚上，也就是我们接到派我们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知的第二天，外交部办公厅来电话，要我们立即准备好，周恩来要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
会见地点定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旁边的小礼堂。
周恩来先问了一些具体问题：
打前站的先遣组走了没有？
要同友好国家代表团联系，请他们帮忙，代表团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还可请我驻加拿大使馆帮忙，他们去纽约更方便些；
到纽约后怎么跟国内联系？
周恩来问得很细，什么都想到了。
周恩来在对我们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安全问题。
他要大家时时提高警惕，互相帮助，懂外语的要主动帮助不懂外语的。
他甚至对代表团的着装也提出了要求。
他说，代表们在联合国开会时，应穿中山装，体现中国的风格，在其他场合，从安全考虑，可以穿西服。
周恩来提出着装问题是有缘由的。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严重，把样式新一点、色彩鲜艳一些、剪裁合体一些的衣服都列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中国的极“左”思潮传到了遥远的欧洲。
1966年，一位奥地利左派党的领导写信给毛泽东，说中国外交人员男的西装革履，油头粉面；
女的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不像无产阶级。
同年9月9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了11个大字：
“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这有名的“九九指示”对外交部冲击极大。
从那时开始，许多外交礼仪都被打破，参加外事活动可以穿布鞋、衬衫或“的确良”、卡其布外套，出入人民大会堂。
毛料衣服、锃亮的皮鞋成了“修正主义”的标志，要批判、打倒。
周恩来对我们的着装指示实事求是，消除了大家的顾虑。
9日下午，代表团从首都机场坐中国民航专机出发，到上海换乘法航班机飞向远方。
毛泽东要求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机场送行，还要求各部委、各军种、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去机场参加4000名群众的欢送队伍。
如此隆重的场面欢送一个以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规格之高是空前的，足以说明中央对此事的重视。
周恩来带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与代表团一道绕场一周，欢送的群众在寒冷的天气中挥舞着国旗和彩带，向代表团致意。
代表团全体同志深感祖国的信任和责任的重大，大家都十分激动。
代表团正副代表开始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礼宾司安排下，匆匆从后舷梯上飞机。
周恩来眼睛很尖，看见这些年轻人在上飞机，举着手一指，说：
“怎么走了，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统统下来！
正在舷梯上的和已坐在飞机里的人全都高高兴兴地下了飞机，能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握手道别，是莫大的荣幸。
吴建民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请总理保重身体！
”周恩来亲切地回答说：
“谢谢！
”吴建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与周恩来握手。
“过来，过来！
一起照相”
1975年，我奉调回国，回到翻译室，仍干我的“本行”。
6月底7月初，泰国总理克立?
巴莫访问中国，我是随团翻译。
7月1日，克立?
巴莫总理到305医院拜会周恩来。
305医院为周恩来接见外宾，专门在一层布置了一间客厅。
此时，周恩来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然坚持站在门口迎接客人。
他经常穿的浅灰色中山装，显得有些肥大了，脚上不再是擦得很干净的皮鞋，而是一双黑布鞋，因为他的脚肿得穿不进皮鞋了。
会见完毕，他陪着泰国总理到会见厅外的大厅，签署中泰建交公报。
大厅里摆着签字的长桌，长桌后是照相阶梯，两国的有关领导早就在阶梯上站好，等双方总理出场。
周恩来的眼睛向四周扫了一下，看到我和礼宾司一些工作人员站在桌子对面，就对着我们说：
“过来，过来！
一起照相！
”礼宾司长立即跑过来，让我们赶快上阶梯照相。
病魔缠身的周恩来，仍然不忘翻译和普通工作人员！
签字仪式完毕，泰国总理向周恩来告辞。
为了早点让周恩来回病房休息，我匆匆向外走去。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嗳，你！
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在叫我。
我不好意思地走到周恩来身边。
周恩来握住我的手问：
“你回来了？
”我不禁一愣，难道周恩来总理还记得我去纽约了？
我强忍着泪水轻声说道：
“总理保重！
”周恩来回答：
”说完，他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客厅方向走去。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当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一噩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1日，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举行。
大殿前排起了长蛇阵，人们在寒风中等着，为的是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最后的道别。
我在大殿负责引领外国驻华使馆及其他外国友人进入大殿。
我一次又一次地带他们到周恩来骨灰盒前，向周恩来骨灰盒鞠躬。
我觉得周恩来似乎就在我的身边，对我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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