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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带领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这是一个机器生产盛行的年代；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电气时代”拉开序幕，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越，由生产量转为生产技术的改革；
21世纪，全球化与信息化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每一个时代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或一段话来概括，也许有些以偏概全，但“特色”一词不正是用简洁明了的话语去形容某一事物吗？
内藤湖南先生在书中将三皇五帝以及夏朝归结为上古传说时代，殷商的特色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占卜，王室凡事定要算一卦。
书中提到“罗振玉指出，殷墟的书契就是那些为占卜而写到甲骨上的文字……最多的是关于祭祀的，竟然有306项。
告是向神或祖先报告。
”由甲骨文及金文的记载便可看出商朝对祭祀及卜筮的重视，据说武王伐纣前已有人卜出这一卦。
西周时代开始分封制，而周礼却并非这一时期的特色，虽然有周公制作礼乐之说不过是制定了大纲，是比较简单的内容，而《周礼》中所描述的大多是孔子理想的国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乱不断逐渐出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在这一时代里，内藤先生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
平民力量的发展，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在此思想的火花竞相迸发却忽略这一时期平民的发展，世禄与君权的发展促进平民力量的觉醒，有才能的人可以发挥其作用，出身低贱的士兵可以得到重视。
至汉代，作者常将汉朝与日本相似国情进行对比，这也是贯穿全文的一大写法。
这里主要描写汉朝的政治制度，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完善汉朝的政策，这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突出点为贵族政治社会，再到宋朝，由士兵夺取政权，却崇尚文，抑制武将的权力扩大。
到元朝，作者对周边少数民族局势描写的笔墨较多，对于这一朝代，不论是蒙古族还是后来的历史学者都互相各有偏见，这时明显的特色就是对中原本土人民的种族歧视政策。
明清近世史主要叙述清朝，从满清如何壮大再到清军入关最后写到晚清灭亡，内藤先生是见证晚清历史的人，因此对清朝的描写也是最为详细的。
作者认为“清朝帝王的独裁权力，可以说是它的特点。
此外，帝王作为个人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清朝的帝王的哦接受十分完善的教育，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
”清朝康雍乾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贤君，帝王与内治充分是这一时代的主题。
“此外，就各种书籍中所说的恶事而论，就像在中国把所有应验的语言全都归于孔明、刘伯温，把奸诈全都归于曹操，公正的裁决全都归于海瑞一样，把所有恶事全都推给纣王有失公允。
”崔述所言是很符合常识的判断。
一提到施行暴政的君主我们往往被灌输的是关于纣王的暴政行为；
黑面包公往往是公平正义的化身；
作为一代枭雄，曹操也一直被冠以“奸诈”的名义，中国戏剧脸谱中白脸代表奸臣，歌曲《说唱脸谱》中就唱道：
“白脸的曹操”，但真正的史实并非如此，曹操其实善人用人，知人善人，能够想方设法招揽人才，使人尽其才，如官渡之战中招揽袁绍军的许攸做谋士；
采取屯田的办法发展生产，有利于老百姓的生存，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鲁迅先生也曾评价他：
“曹操至少是一位英雄”。
对于历史人物我们以前通常片面的去看待，或者是站在所谓正义的一方去评价敌对方，就像初高中时代我们认为刘备所代表的一方是正义的应当一统天下，曹操是奸臣应被铲除，三国纷乱之年，谁能说谁就是对谁就是错？
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是现阶段的我们所缺少的，站在一个时代一个背景中去体验一个历史人物的处境我还尚未做到。
书中说“崔述认为：
‘《微子》中讲的事出来嗜酒外，其他事与其说是王之过，不如说是殷人之过。
都是民众的风俗之弊，并非对纣王而言。
虽说如此，但上述官吏互相学做恶事，不听老成人之言仍是其本，即原因在于王不知用人之道。
’内藤湖南先生是赞同该说法的部分，中国自古认为一个帝王的失德是造成国家衰败以至于灭亡的罪魁祸首，他认同崔述所说的民众的弊风之罪，不应将全部罪过归咎于帝王。
大体来说，从周代初期持续到春秋的重祭祀之风渐渐淡化，祭祀留于形式，代之对灾祸的预言兴盛起来，即由以古代祭祀为中心的信仰变成相信预言，是宗教发展的必经之路。
个人认为这句话说的过于绝对，相信预言就是宗教发展的必经之路吗？
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要求人们通过修行改变心境，达照法师所著的《佛教修行方法》中这样写道：
“佛教的思想理论，都是可以实证的，因为佛法所讲的都是每个人生命的内在实相，包括了生命内在的真实和内在的超越。
如果离开生命内在的真实，那就无从谈论佛法，更无从体悟佛法的真实客观性。
佛法不共于一切宗教的部分，就在于佛法主张：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也就是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实践来完满生命的意义。
佛法就是这些实践的理论与方法。
”人们相信佛教并不是因为它可以预言到今生来世，而是通过调理内在追求快乐，解脱自我。
另外佛教是斋戒祭祀，佛教用语中称“祭祀”为“供养”，信佛之人大多会在家中供奉佛像。
然而佛教的发展并不是因一信仰变成相信预言而得以发展的。
现在世界上仍有许多用科学无法解答的谜题，当今中国社会也有风水玄学，南方人颇为信之，风水玄学者利用易经八卦预测吉凶，卜筮算命，这是从古流传下来的，其中有些可以根据科学理论但有些则不能，但这不能否认玄学中没有科学理论依据的就是不正确的，中国人讲究信则有不信则无，风水玄学可信但不可迷信。
其中也讲究祖上与祭祀方面的相关礼仪及注意事项，而这一可预言未来的信仰却并未发展成宗教派别。
兼并当然是起因于秦始皇这一伟大人物，但同时也可以说秦始皇代表了兼并的时势。
我比较赞同以前初中历史老师所说的一个观点：
历史促成一个英雄人物的出现，而不是英雄造就历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功虽大但这并不是他一人的成就，不能历史辉煌全都集于一人的荣耀。
就算没有秦始皇，未来也会有人结束春秋战国分裂割据的状态；
就算没有拿破仑，历史也会推动一个类似于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去推翻雅各宾派，并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只是时间迟早与时机问题。
此外，秦时还出现了隶书。
这是由于官狱事务繁多，需要使用简省的文字，因此隶书是用于徒隶的文字。
所谓徒隶，是指没有为官资格的下级，由此便产生了即使是没有文化素养的人也能书写的隶书。
至汉，隶书成为大为通行的文字，由此文字得到统一，进一步成为今天楷书的由来。
作为“书同文”这一伟大政策的延续，隶书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
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原本的秦篆书写过于繁琐，隶书提高了书写效率，更重要的是将文字传播到文化素养较低的人群中去，为日后文字真正的统一奠定基础，这里的“统一”是指广泛的人数已有对新文字的认知。
就像辛亥革命，虽说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但也只是部分人所知，中华大地上还有多数人不知民主共和所谓何物。
一旦某一文化发展至民众其力量是无从想象的，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大众文化，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着重点，大众文化的发展代表着一定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潮流。
隶书的平民化大概也是其至今也能够被使用的原因之一吧，但是像小篆，起码我们这代的人不会书写有时甚至连辨认都难。
然而富者兼并土地，又导致了富豪逐渐占据势力，统治乡曲，放任一方的后果。
因此在这种太平景象背后，隐蔽着奢风日盛、贫富悬殊的事实，这就是经济上完全实行放任主义所带来的后果。
实行完全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原来不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自然经济世界都会导致趋同的结果，即表面繁荣昌盛而社会贫富差距过大。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矛盾，标志着作为资本主义理论主导的亚当·
斯密理论的终结，资本主义并不能只靠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配资源，一位的放任政策最终会使社会经济系统瘫痪，不论资本主义经济亦或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汉初的无为之治虽使社会稳定，经济逐渐复苏，但到景帝时，许多问题已显现出来，经济的发展需要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调节，在放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以适度监控市场，有机调和。
其次是长久的武帝时代。
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内外形势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武帝喜欢的学问已异于文景。
文景是黄老之学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则非常喜好儒学。
帝王的个人喜好对治国之策有着一定的影响。
汉文帝时期，因其为谦和之君，许多人进谏他重修礼乐，创立新制，但他认为“自己尚无其德而不用其说”。
对于匈奴的屡次挑衅，汉仍按耐住不出兵打击，尽可能的避免与周边少数民族发生事端、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喜好黄老之学，而将无为政策发展到最大化，社会休养生息。
到汉武帝，因其尊崇儒术，多采纳儒家学派的仁人志士为官，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理论推到一个空前繁盛的时期。
再说宋词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宋朝历代皇帝对诗歌的特别喜好。
皇帝不仅亲自参与创作和评论，还制定了一系列奖赏政策，其中开国先祖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誓碑，决心要将“兴文教”作为坚定不移的国策执行下去。
苏轼父子三人更是这项政策的受益人。
皇帝性格残暴，施行酷刑，百姓多受苦；
皇帝多仁爱则国昌，而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崇尚法家的多注重刑罚体制，喜好儒家的多施行仁政，国策的实行与制定往往与统治者的价值取向。
当时身居宰相之位的公孙弘也是公羊学者，他推崇公羊学并应用于政治。
他的政治就是一统主义无所不在，理想是一切都由政府法令规范，不允许一点自由，尤其不可在民间做拉拢人心，树立威望的行为。
卜式向政府申请捐献财产，被他斥为反人情，就是出于这一思想。
这种思想未免也太过极端了吧。
人们的行为是需要政府法令加以约束和规范的，可是毫无自由如此苛刻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百姓如何受得了？
社会可以是法治的，但也要讲究人道主义，不然这和暴君施行暴政有何区别？
最终只是官逼民反，毁了自己的江山社稷罢了。
再说“在民间拉拢人心，树立威望的行为”，我所理解的是：
社会处处统一，所以不需要有人做出拉拢人心，树立威望这等行为。
有些道家无为而治的感觉，已经统一了就不需要再去人为的干涉它，任由其发展，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且不说拉拢人心用意何在，即使在天下一统的局势下，并不能认为社会处处一统，政府完全管理下的社会就是稳定的，百姓安居乐业，有居安思危的想法固然是有些许必要的。
我认为，虽然拉拢人心多少有些逆反之意，但是树立威望不能完全否定，地方官如果不能做出一定的业绩来让百姓信服于他，又如何管理好该地？
而威望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该地政府的公信力，以此类推朝廷官僚系统自下而上公信力提高，更加有利于政府机关办事。
统治者如果在民间都没有威望，又如何让百姓甚至于周边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臣服于己？
关于卜式向政府申请捐献财产，我不理解为什么这就是反人情。
汉武帝征讨匈奴，军费耗资过大，卜式出于爱国之心甘愿将自己一半的家产上交给国家支援边疆，公孙弘却认为这种无偿行为是不近人情的，人的所有行为就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去谋划的吗？
在某些爱国与援助层面上的行为是自愿与无偿的。
写到这我不理解，这跟公孙弘主张的“政治就是一统主义无所不在”有何关系。
秦始皇一人独裁虽无弊害，但当实行独裁政治时，天子若不英明，则难免演变为大臣或外戚专制。
进入汉代以后，惠帝时已有吕后之祸，文、景、武帝时，由于天子英明，未发生大臣、外戚专擅的现象。
只是当时，由于外戚偶尔参与政治而流于骄奢，曾出现过皇帝对其处以刑罚或杀掉的事情。
中国古代朝代更迭，其中外戚或宦官参政多为害。
一国之君若无主见，相信他人所言很容易被他人利用，纵观历史长河，汉明帝之后的君主多以短命，年幼时便即位，一个小孩子又能如何很好的治理朝政呢？
此时权力便过渡到皇帝背后的辅导人太后手中，若是太后野心较大，渴望权力，则会使尽浑身解数对付与她不和的人，将后宫所用的阴毒之术带到朝廷中来，只想着怎样夺得权力并维护自身利益，又怎会顾及到百姓的利益呢？
又有太后娘家人当政控制小皇帝，美其名曰代理朝政，实则是上演真假皇帝的戏码，小皇帝不过是操纵的一枚棋子，这盘棋的核心还是被保护的帅。
政权流落到外戚手中，待到小皇帝长大成人感受到大臣带来的威胁时，想要铲除是需要费很大功夫的。
如北周皇帝宇文邕自幼在其叔父宇文护的爪牙下残喘而活，待其羽翼逐渐丰满便想着要脱离宇文护的掌控之下，实现独立自主。
如果说曾杀害过三任皇帝的宇文护是一头贪狼，那么宇文邕就是一头饿狼，饿狼忍耐已久蓄势待发伺机吞并贪狼，北周的政权最终花落谁家也就在于这两头狼争斗的结果，这场明争暗斗持续了十二年最终宇文邕得以铲除宇文护，故政权归于外戚易而收回难。
再看汉朝皇帝，历史上有名的窦太后，汉文帝驾崩后，她开始了左右朝政的生涯，书中写道：
“最初要从窦氏手中夺取政权时，以宦官中品质较好的郑众为合作对象，后来并未留下后患。
”此时的“窦氏”原来不仅是指妇人窦太后，而是指其家族。
，其家族人犯法，窦太后却无视律法为其庇护，还把大批窦氏家族子弟和亲朋故友，任为朝官或地方官，从而上下勾结，专权放纵，报复打击，为所欲为。
其弟弟窦景放纵奴仆胡作非为，甚至白天公然拦路抢劫，侮辱妇女，而“有司莫敢举奏”。
窦氏的专横跋扈，引起汉和帝的不满。
（查看资料于XX百科并与摘抄）对于窦氏来说，日益长大的天子对其是一颗定时炸弹威胁其权势，定要想方设法谋害他；
这边的和帝也嫌其专横跋扈，想要从外戚手中夺回政权，而朝中大臣凡是位高权重的大多早已被窦氏收买，能够帮助天子打翻身仗的，大概也只有常年陪伴在他左右的宦官或是初入官场愿为天子卖命的人了，虽然这场夺权斗争是以和帝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在和帝和宦官合作期间，宦官被重用地位得以提升，又为日后埋下争斗的火药，周而复始皇帝不断与外戚和宦官争夺权力，因此天子首先得英明，具有个人见解谨防听信小人之言，日后若遇到外戚擅政也应早日防范。
又如秦始皇时期，其遗诏写着传位于太子扶苏，大臣李斯和宦官赵高合谋篡改旨意立秦二世为帝，此时权力已掌握在宦官赵高手中，又借秦二世之手铲除了李斯，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做了许多残忍之事，乱理朝政，最终将自己将秦朝走向灭亡之路，这是宦官参政渴望权力导致国败的典型例子。
针对这些现象，天子在行使权力时要注意不集权于一身独裁专制，将权力下达各部时又要注意权力均衡，并且中央设立抑制专横的机关，明朝时的内阁机构也许初衷是为此般，只是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
在这一时期，从古代发展而来的中国文化在达到成熟后，由于自身文化的毒害，产生出一种分解作用而逐渐瓦加，其彻底瓦解大体是在东晋时期。
此后在中国，又根据在本国萌生出的文化以及从外国传入的文化，生成一种新的文化。
当这一文化逐渐成熟后又再次分解和崩溃。
此次过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至唐代末年。
中国古代历史分分合合，正如《三国演义》卷首语所写：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统之后若干年后该朝代出现昏君，致使人民起义推翻他，为了争夺王朝遗产又会招致许多人用武力来夺取，社会便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这种局势相互维持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一位顺应统一大流的英雄人物结束分裂状态，内藤湖南先生认为中国中古史大致就是这样的，以东晋和唐末为分离点，将中国的中古时期分为两个时期。
当文化趋于成熟时，为何会走向瓦解？
书中写道两点：
一是自身文化的毒害，二是外来文化的传入从而衍生出新的文化导致已成熟的文化崩溃掉。
是否当一个文化成熟后其弊病才愈加显现出来，所以因其内在毒瘤长期存在，已经很难摘掉，无奈只能面临分解的情况，而新组成的文化因为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糅合而成所以当成熟后内部的文化之间产生分歧，又将走向瓦解呢？
司马迁等人曾不无讽刺意味地指出，武帝为做学问的人开辟了利禄之路，却使学者失去了节操。
学者，本该是一心尊严学问，致力于某一专业研究的人，当一行业被利欲所充斥时，利益将会改变人的所作所为。
汉武帝时期，“当时所谓的学问就是背诵经书，对解释经书的内容也要加以背诵。
以其背诵数量的多少来决定其被任命的官吏等级。
”这是书中对那个时候做学问的人的情况描述，只是一味的背诵，没有下一定功夫去钻研，这不能称之为“学问”，如此发展下去，知识分子只知道读死书，不知道怎么样将所学知识投身运用到实践中，如同赵括纸上谈兵，学无以致用。
从此可以料想到为何到宋朝时王安石变法中提出改革科举制，经书背诵所占篇幅缩小看，注重经世致用。
回过头来继续说汉朝，因为武帝教育政策的放宽，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多，逐渐趋于饱和甚至膨胀，量的过多会影响某一物的质量，就像现如今高校扩招后大学生比比皆是，我们也算是高知识分子这一阶层中的人，可是，有多少人能真正的与“高知识，高素质”相媲美呢？
后汉学问的兴盛开辟了做官的仕途，司马迁称“官吏中没学问的人虽然减少了，可是像从前那样崇尚道德。
遵守道德的学者风范却丧失了。
”古往今来，何不是如此？
参杂了政治利益或商业利益的学者已然忘记何为做学问的人的初衷，我对学问初衷的理解是追求真理，悟出人生之道，并将自己的见解通过传播媒介发表出来，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而遗忘初衷的人，败坏了学者风气。
先不说汉朝因做官而怎样误了学问，那个时代我不熟悉但可以用现今同样的状况作以类比。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称“专家”的年代，这些伪专家有的并无真才实学，在媒体采访中信口开河，有些连学历和工作经历都是伪造的。
我们每个人都热衷于评议他人或事物，大多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行为违反了一个做学问的人应有的谦卑之态，这样的人步入仕途又怎能很好的主持事务。
我也不赞同做学问的人不能步入仕途这一说法，知识分子是多少有些不如经验实践者，但倘若能够将知识转换为辅助实践的工具，其效果不亚于实践主义者。
“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位不无其道理，北宋著名学者汪洙在《神童诗》中写道：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充分点明古人对士的地位认可，孔子也曾说过：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心寄黎民百姓，秉持做学问的人应有的态度，纵使社会大流政治昏暗，但出淤泥而不染，在一定社会时期也是会发挥其作用的。
同时，不设宰相职，中央政府只设能够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事务官，让其负起责任。
这作为政治的方法，有其进步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后世的定论。
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不再设立宰相相对来说是具有进步性，可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法，明朝废除宰相制度，设立内阁，但内阁只是同皇帝协商事宜，处理日常事务，相当于秘书这一职位，不再是权力机构，这样并不能起到约束皇权的作用，皇帝很可能变成独裁专制。
中国古代不乏一些名垂青史的宰相，在他们的辅助下统治阶级统治时期相对繁荣稳定，内阁虽然不断完善发展致力于权力平衡，但是也出现了严嵩、夏言等人权倾一时，地位接近于宰相。
无论什么制度都有其弊端，关键在于人，即使独裁专制，但若是英明君主，社会也是太平的；
即使宰相位高权重，但若是贤明之人，百姓也是生活安康的。
当学问一旦进入了对正文的比较研究的阶段时，它又会形成为抑制新思想的倾向，因而，学问的停滞不前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后汉时期学问的大致倾向。
这不仅是后汉时期学问的大致倾向，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学问的大致倾向。
从孔孟之道推广开来后，读书人尊崇其学说，长期奉行其所主张的观点，虽然也有否认圣人之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毕竟是少部分人，大多数还是深信不疑的，直此以往，儒家思想渗透进中华文化的骨子里，人们的思想深受其影响，这一方面来说，有一定的抑制新思想的倾向，当有人在此基础上为旧理论注入新的活力后，人们又去推崇换了外衣但是核心不变的“新思想”，逐渐刷新人们的认知，接着是一段停滞抑制期，到下一个对比阶段时，再循环。
儒家学派的发展便是典型的例子。
这种模仿本来并不是出于当时的现实需要，而模仿的是当时并不存在的其他事物。
之所以这样做，因为要搞政治，就必须要有多余的兴趣爱好。
要模仿不必要的东西，就必须要有多余的财力，所以政治鉴赏力和财力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政治的文化性质就在这里，这是令人感兴趣的。
对于这种观点我比较费解，“模仿政治”这新颖的词语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对它的理解就是在政治制度实施上效仿以前被人们所推崇的朝代的优良政策，不管这一政策是否适用于本朝代，先照搬过来再说，是好的总有其被人称道之处。
可是为什么说“搞政治的最有趣之处，就在于要半开玩笑地去搞”？
“政治”是相当严肃的一个话题，怎么能够半开玩笑地对待？
作者说王莽是这种“模仿政治”的始祖，可是王莽托古改制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他的改革政策多有不合实情之处，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模仿并不是出于当时的现实需要，那么对于“模仿政治”我们应该是持否认态度吧，对于这种政治，又该如何以玩味的态度去看待？
而“政治欣赏力”又是什么?
因为有了这样的风气，所以，把这种风气推向极端，就产生了与今天的无政府论相同的观点。
晋葛洪的《抱扑子·
外篇》卷四十八中有<
诘鲍篇>
。
据其中记载，鲍生敬言喜欢老庄的著作，尤其倾心于辩论。
他提出"
古代无君而盛于今世"
的观点。
这是研究老庄的人中最极端的见解。
其中"
这样的风气"
是指前文所提到的"
风俗淫僻，耻尚失所。
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士者以苟得为贵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
这是对西晋时期文人生活的生动描写，生存在动乱年代的他们，寻找其他的方法去释放压力，追求老庄之道，豁达人生，审视自身存在的价值。
结合这种文人背景，鲍生的极端说——由于有了君主才会产生奢侈，致使百姓受苦难，其根源就在君主身上，因此最好取消君主。
文人的艰苦处境让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改变自我心境与追求点，假如没有君主，此时的文人大概也不必忧虑如此之多。
但“古代无君而盛于今世”这种毫无实践依据的纯空想主义是站不住立脚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始终存在一位领导者带领其他人进行某一活动，那时没有君主概念，但其作用都差不多，被指挥惯了的中华人民骨子里渐渐有一股奴性，试问这样的我们一旦脱离他人领导，真的能够做到盛于被领导的时候吗？
世外桃源这种处处太平无君主的情况也只是存在于陶渊明的美好幻想中，真的实施的也许会乱了套。
但无政府这一思想毕竟是有进步的，政治学导论课上曾讲过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最早是埃德蒙·
伯克在《为自然社会而辩护》中明确提出的，他们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是消除政治经济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任何独裁统治关系，二者有着相似之处。
鲍生的观点在当时看来也许是荒诞的，但是现在来看，能够在那时候提出无政府观点，虽然有些极端但是毕竟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为后人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在王朝更替时期，尽管对前朝表示同情，想要尽忠，可是几乎没有人恪守节义，而不士于后来朝廷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家的门第看的最为重要。
在贵族阶级统治下的人们，对皇帝不抱有感恩之心，皇帝与百姓之间隔着贵族，皇恩无法普及下达，与百姓接触最多的，也只是地方官而已。
在贵族政治时代，贵族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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