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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统主义的思想纲领为：

正本清源，承续传统；

中学西渐，开新传统。

[1]新传统主义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是“形而中论”哲学，“形而中论”哲学理论是在中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产生的理论推定，其实现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2]的理论目标。

以此为基础，新传统主义认为应当承续的优秀中国文化传统是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学。

以中国文化应当承续的传统为主体，中和贯通西方哲学文化、吸收其优秀的思想理路，推定人类的文化进路，重新塑造应当遵循的文化传统，中学西渐，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目标。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

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

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

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

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

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

　　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

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

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

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

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

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

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

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

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

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

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

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

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

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

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

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

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

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

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

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

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

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

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

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

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

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

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

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

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

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

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

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

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

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

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

　　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

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

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

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

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

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

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

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

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

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

[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

[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

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

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

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

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

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

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

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

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

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篇二：

“新传统主义”与今日中国

　　“新传统主义”与今日中国

　　二十多年前，Walder写下了中国组织研究的开山之作——《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他通过对八十位移居香港的中国工厂的原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访谈，以及大量的文献研究，在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共产党社会的两大理论——极权主义理论与利益集团理论——之外，系统性地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新范式，并成为此后中国单位制研究无法绕过的重要著作。

　　所谓“新传统主义”并非意指中国特有的儒家文化传统，而是源自帕森斯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二分法的“模式变项”。

Walder在此用这个词来说明共产党社会在创造了可观的物质现代化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的特征：

身份决定而非成就决定；

人身依附而非个人独立；

差别对待而非人人平等……然而这些“传统”的特征并非自传统社会继承下来的——虽然不可否认有传统的影响，但事实上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主要生发于党国体制，尽管这个体制此前相当成功地摧毁了传统社会，尽管这个体制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倡导一种与最终呈现出来的新传统主义之下的社会形态背道而驰的社会价值观。

　　作者把焦点放在社会主义工厂之中的人际关系上。

作者指出，各个国家中，工人都有对企业的依附，这一依附程度因企业对工人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在该企业之外工人的选择自由度的不同而各异。

共产党中国的国有企业工人对企业依附程度最高，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为工人提供了几乎全部的福利，而同时几乎不存在内外之间的流动，不论是解雇还是辞职。

而由于企业中车间领导及班组长的权力很大，因此工人对企业的政治、经济、社会依附，具体化为对领导个人的依附。

　　自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后，企业中建立了深入到班组的党组织体系，同时自五十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初，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这样，在工厂中生产从属于政治，或者说，生产成为政治的一部分。

党的政治目标、政治理念要落实在每一个工人身上，在基层的体现形式就是班组会议、学习等活动。

工人为了避免政治运动殃及自己，或者部分工人进而希望通过政治运动获得晋升机会，都必须在这些活动中对车间及班组领导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效忠，这一效忠首先是政治上的，同时又掺杂了私人关系上的。

当领导下达目标或组织政治学习时，“积极分子”们会通过踊跃表态而获得领导的青睐，因为这样可以明显造成“群众”忠于党的领导的形势，当然“积极分子”也会在生产中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出色。

对“积极分子”这种效忠的回报，领导会在分配奖金、紧俏商品甚至住房时，优先考虑他们，当然更重要的回报是职位的提升。

作者将这种对“积极分子”的照顾称之为“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

而公私掺杂的互惠则被称为“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前者是被整个党国体制默许的制度，而后者只是实际运作中出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意识形态上是与官方主张相违背的。

作者似乎暗示，愈演愈烈的这种互惠关系是导致毛及其追随者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为的是彻底的净化人们的思想。

可悲的是，这场运动在这一方面以完全的失败告终，工厂纪律完全涣散，私人之间的互惠关系以彻底的腐化的形式在全国的工厂中蔓延。

文革后，改革者主张不再以政治“表现”作为工人评价的主要方面，因为那样领导的个人权力过大，而要代之以硬性的生产数字与物质奖励挂钩。

但是由于车间及班组领导的权力没有变化，因而依附依然存在，中国的工厂变得更加“家长式”。

　　Walder的写作截止于1985年，此书未能对之后的中国巨变做出准确的预言，相反，作者模糊地认为这种“新传统主义”将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

不得不遗憾地说，作者尽管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做出了精细准确的刻画与分析，但对未来的预见能力未免不足称道。

事实上，从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动向，应该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种依附体制已经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从Walder写作此书之后到如今，二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

　　的工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曾经统治着整个中国城市社会的单位制，如今只能在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继续残存，而且在可见的将来，其彻底解组将是必然趋势。

共产党以过分快的速度把国有企业扔给社会。

企业被鼓励不再提供全面的福利，而工人脱离原企业走向劳动力市场甚至是迫不得已的。

这样，一方面福利的减少甚至生机无法维持给曾经骄傲过的国企工人们足够的怨恨（在物资紧缺时代，他们固然也有怨气，但通过种种渠道，都消散在企业内部了）；

另一方面，从政治和经济上摆脱了依附的他们，有条件参与到公开的社会运动中，为他们的利益与企业和政府发生冲突或至少是讨价还价。

从政府这一方面看来，当已经无法用单位制进行社会控制，而社会矛盾又相当之突出时，为了维持社会的表面稳定，它必须另寻出路。

这样就毫不奇怪，为什么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党对媒体的控制在1989年之后前所未有地严格起来，同时加大了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宣传力度。

因为相比于经常性的暴力镇压，采用传播控制的手段已经可以算“最不坏”的选择了。

　　最后的一点想法是，单位制与公民社会都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形态，中国在经历了单位制的解组后，现在无疑处于一个社会成员高度原子化的时期。

然而中国能否由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向高度组织化的公民社会过渡呢？

从现实来看，让人悲观和乐观的因素同时存在着，因此中国向何处去，现在正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传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