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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流触惊急，临坼阻参错。
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
?
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
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
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
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
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
”[2]
据顾绍柏所作《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此诗作于永初三年（422年）秋，谢灵运赴永嘉途中。
诗中前八句叙写了从渔浦到富春的景色，后十句感慨自己陷溺宦海久矣，以致归隐之志难申。
而幸得远赴永嘉，离世幽栖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并表示此后将抛却一切俗事，豁达地旁视他人干禄。
此诗表面上言说自己打算过隐居式的生活，并用“平生协幽期”?
“宿心渐申写”强调这是由来已久的愿望。
但是，联系谢灵运出守之因，便不难感受这不过是他的一时怨辞。
且怨言背后，正恰巧折射出他对为官的在意。
谢灵运出身世代公卿之家，官宦的渊源及其所带来的优越，自然影响着他对仕途的积极追求。
义熙十四年（418年），他作刘裕宋国的黄门侍郎，在送别归隐的孔靖时就曾坦言自己的恋阙之心：
“归客逐海隅，脱冠谢朝列。
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阙。
河流有急澜，浮?
无缓辙。
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
。
”李善作注曰：
“孔以养素为荣，而己以恋位为辱，故云愧也。
”[2]（24-25）
因此，表面归隐的语词之下，仍然可以体察其固有的入仕情结。
同样的意味在《游赤石进帆海》亦有所传递：
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
仲连轻齐祖，子牟眷魏阙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
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
”诗中对比了有功轻爵的鲁仲连和恋阙矜名的中山公子牟，认为功名是不足取的，而应任真适己，全身避害。
此诗表达了隐居避世的道家思想，只是这更像是一种演说和规劝。
对道与名的有意区分与表态，或许正源于内心对功名的不释怀?
有所系。
谢灵运深知自己出守永嘉，是为人所谗。
他在《行田登海口盘屿山》中云：
“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
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
”?
节注：
“家语。
孔子曰，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
”这里盘屿山观海所见到的风波，未尝不包含着谢灵运观景时联想到的宦海风波，羁旅所带来的苦闷不仅是太守一职的无聊，更是被贬出京所反映的失势的幽愤。
权利斗争的失败，政治上的打压让谢灵运心中充满了不平：
“何意冲飙激，烈火纵炎烟。
焚玉发昆峰，余燎遂见迁。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如此愤激之下的归隐，具有一时的真实性，却难以有长久的持续性、可行性，因入世情怀在谢灵运心中实难得到消隐。
二、征召：
失望中的归隐及用世据《宋书》，元嘉三年（426年）正月，文帝刘义隆诛权臣徐羡之等；
二月，擒杀谢灵运从弟谢晦；
三月，征谢灵运为秘书监。
史书记载，谢灵运受两次征召均不赴，直至光禄大夫范泰受使与书敦奖之，方才就职。
且不论这两召不起是出于顾虑还是故作姿态，谢灵运终究还是在永嘉辞官后再度回归朝廷，作了京官。
照理而言，此次既然复仕，应当是带有几分期许的，至少对于文
帝抱有期待。
在作《庐陵王诔并序》中他称赞文帝：
“候射隼于高墉，赫王典以正刑。
服二辜于狴犴，致九伐于南?
”有感于
文帝的政治眼光和作为，谢灵运此次入京大概希望能重振仕途。
然而，流传下来的作于此间的诗歌，仍然是充满了归隐的意绪。
如《初至都》：
“卧疾云高心，爱闲宜静处。
寝憩托林石，巢穴顺寒暑。
”[3]（134）
这是顾绍柏从《北堂书钞》中辑得的一首，有阙文，大概作于元嘉三年谢灵运初到建康。
诗中怀恋自己隐居始宁时卧病闲居，心静意闲的生活。
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也可以窥见谢灵运此次入京或许并不得意，否则应该不会怀念起隐居生活来。
这样的情绪甚至在随文帝游北固山而作的应诏诗中都有所流露：
“……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
顾己枉惟挚，抚志惭场苗。
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
曾是萦旧想，览物奏长谣。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由此，这种意绪概不是无端滋生出来的。
事实上，《宋书》本传也载：
“令灵运撰晋书，粗立条流，不见任遇。
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果，驱课公役，无复期度。
”[1]（1772）可以见得，谢灵运的归隐情绪正是由不见任遇所诱发的，不过是心怀期待而遭遇失落后的自我疗伤。
而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心理波动，深层的原因当指向谢灵运对自我价值的看重，对官场地位的介怀。
还有一次征召，发生在元嘉八年（431）。
谢灵运免官归隐始宁后，因执意填湖为田，为本生仇隙的会稽太守孟?
参本，告
诬其有叛逆异志。
文帝未加追究，而是任命他作了临川内史，并加赐秩中二千石，形同郡守。
谢灵运在任约有一年时间，同样的，诗歌中流露的依旧是应召失望而产生的归隐之心。
其在《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诗末写道：
“图牒复磨灭，碑版谁闻传。
莫辨百世后，安知千载前。
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
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
”
华子期成仙的传闻不见记载，近期的事都难以辨?
，更何况这久远的事。
姑且申发独往超尘的意念，玩景任情。
只顾这一时的受用便好，又何必图那久远的传述呢？
诗中透露出谢灵运轻视天下，不顾于世的独我、自隐思想。
但正如黄节所认为的：
“其意盖谓不为古，亦不为今，只充我个人俄顷之受用而已。
实则康乐之为此言，亦只是俄顷间事耳，并未能做到也。
”这不过是他为人所谗，再仕又不如意，胸中愁绪难解时的自我劝慰，对仕途坎坷的耿耿于怀使他无法做到根除名利，更无须说超尘脱俗了。
出任临川，尽管表面上看来是受文帝恩宠，但大概并没有让谢灵运感到鼓舞，以致“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
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
望生，兴兵叛逸，遂有异志。
”[1]（1777）再次被诬收押后，谢灵运愤然作《临川被收》：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谢灵运自比逃匿下邳的张良?
一生不仕的鲁仲连，声称自己本是向往隐居，不问世事的江海人。
但诚如陈祚明所解：
“累仕之后，忽发此愤，诚非情实。
然吾谓康乐胸中未忘此意。
”[4]（卷十四）谢灵运本不是江海人，只是在仕途受挫后才有归于江海的想法。
且应该说，对于江湖之远，他向往的只是隐士的自由洒脱，而非隐士的清贫寂寥。
对于庙堂之高，排斥的只是官场上的倾轧，而非权势本身。
故而此处的申说更像是一种自我辩解，不可全然信之。
三、归隐：
闲居之余的顾盼在谢灵运的一生中，他有两次隐居式的生活。
第一次是任永嘉太守一年后称疾去职，从景平元年（423年）秋天到元嘉三年（426年）一直在始宁生活，直至再召为秘书监。
第二次是任秘书监两年后解假东归，从元嘉五年（428年）至元嘉八年（431年）,也一直隐居在始宁，直至再征为临川内史。
归隐谢家故宅，自是任诞自适，放纵为娱，但真正身处江海，是否就此满足，于仕途了无挂碍，却是很值得考量的。
在《初去郡》句末，谢灵运对自我隐逸的标举，实则表露了他用世的一面：
“战胜?
者肥，鉴止流归停。
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
”对于“战胜?
者肥”，李善注：
“子夏曰：
‘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又荣之。
二者战于胸臆，故?
'
今见先王
之义战胜，故肥也。
”谢灵运在表明隐逸之心占据上风的同时，却在无意中透露出另一内心世界对富贵的顾念，以及在仕与隐之间进行的心理斗争。
同样的，“鉴止流归停”，指流水停止后可以当镜子来使用，如此反而可以联想到其曾经心绪的不宁静。
“获我击壤情”，谢灵运自得于可以过自在清净的生活，但有感于“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背后，却也正说明了曾经对帝力的难以摆脱。
他此时的洒脱自肆，更多的当是源于对出为永嘉太守的排斥，一旦辞官，内心自是一番喜悦，便自认已是超脱之人。
另一首《南楼中望所迟客》，也似乎寄寓着一种耐人寻味的“有所思”：
“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
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
与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
圆景早已满，佳人殊未适。
即事怨睽携，感物方凄戚。
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
瑶华未堪折，兰芍已屡摘。
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
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觌。
李善注：
“楚辞云，日杳杳以西颓，路长远而窘迫。
王逸注曰，言道路长远不得复还，忧心迫窘无所舒志也。
”此诗是谢灵运第一次归隐期间登南楼而作，但具体系年不确，诗中等待和思念的对象亦不明确。
陈祚明：
“不知是何客，能使康乐系心若此，无亦见似人者而喜耶。
”[4]（卷十四）谢灵运之所待，如果是交好的庐陵王?
颜延之?
谢惠连一类，应该不会以“佳人”称之，情意也难如此款款。
同时，诗中化用了大量的楚辞，如“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化用“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兮若岁”；
“瑶华未堪折，兰芍已屡摘”，化用“被石兰兮带杜蘅，折芳馨兮遗所思”。
因此，如果不是求之过深，可以推测谢灵运所引颈等待的是一个“香草美人”式的贤君，以及贤君所能赐予他的畅达的仕途。
这是由楚辞托喻比兴的传统和谢灵运诗内的难言深情、诗外的现实境遇所揣度的。
若然，归隐也并非心如止水，而仍怀一颗用世的舍利子。
第二次归隐心境更复杂。
这次是因谢灵运荒怠秘书监一职，“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
”而带职东归后，“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
”[1]（1774）因此，这次归隐实际上是因为被罢免。
其在诗中虽然可以信誓旦旦地说“沈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
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
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
”（《登石门最高顶》），一副安时处顺，以终天年的姿态，但想来这种归隐显然是不纯粹的，内心也是不宁静的。
方回就曾评断：
“灵运之为人，非静退者。
”[5]（1846）诚如是，他的退并非静退，世俗功名仍旧影响着他，而这大概也是慧远大师以“心杂”拒绝他加入白莲社的一大原因。
谢灵运有诗赞美祖父谢玄：
“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
”（《述祖德诗二首》）?
节作注：
“灵运诗但称乃祖高蹈之节，恐非乃祖本心也。
”这可以成为谢灵运归隐诗表述方式的一个注脚，有心于仕大概才是本初之念，归隐之志并不及字面上的高蹈。
四、心迹不一：
自我排遣与自我标榜
如果说谢灵运的归隐诗并不能说明他内心对隐居生活有纯粹的追求和向往，而相反倒能透视其难以消解的用世之心，那么谢灵运的言与行就可能存在矛盾。
事实上，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山居赋》序云：
“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
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
”[3]（318）
谢灵运虽是赞赏山居生活，但这种隐逸不过是他在理论上希羡的逍遥状态，隐居所带来的清寂想来是习惯了车服鲜丽?
游娱
宴赏的谢灵运所难以忍耐的，更勿论隐居的贫寒困窘。
试想，如果没有始宁那些保障钟鸣鼎食的家业，谢灵运还有勇气去归隐吗？
或许谢灵运自身也清醒地认识他所谓的“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斋中读书》），不过是言语上所发的理想之叹。
那么谢灵运为何还要不断地在诗歌中叙写对隐逸的向往和执著，想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内的自我排遣，一是对外的自我标榜。
公卿世家，而又晋宋易代；
“自谓才能宜参权要”，而又“为性褊激，多愆礼度”[][1]（1743），与生俱来的特殊环境与突出的自我意识结合，注定了谢灵运一生仕途的坎坷。
他希冀于获得君王赏识，一展才能与抱负，但受刘宋王朝戒备?
加之不羁的名士风流，终究难以获得重任，甚至被疏离出权力中心。
出为地方官的失志，促使谢灵运将郁愤的排解转向隐逸，以鲁连?
严光等
隐士自况?
自励，并大力渲染对隐逸人生的追慕。
因此不妨说，出发点的不纯粹，注定了归隐之心的不纯粹，也暗示了读者不必全然当真。
谢灵运所表归隐之志，更多的意义是但求一时疏解，而非关一生形迹。
对功名的在意背后反映的是对名利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或许也是谢灵运不厌其烦地表述归隐之志的另一缘由。
隐士因其风操之高而总是受人敬仰，也因此晋宋之人喜谈隐逸，以表高蹈。
对于这种以文辞作自我溢美的现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作过深刻的点明：
“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
矣。
”[6]（452）很难说，谢灵运未尝没这种动机，即以隐逸的情志沽名，标榜自身的超尘。
而之所以敢作此番揣测，则又回归于他的用世之心。
如果换作是陶渊明，则断不敢作如此狂论。
黄庭坚曾批评谢灵运在诗歌艺术表达上有意的逞才使气，是出于对世人评介的在意：
“谢康乐、瘐义城之于诗，?
锤之功不遗力也。
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
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
”[7]（1428）这种在意，适用于才能才气方面，也适用于人格品德方面。
如果名根未断，而有意将自己塑造成追求任真自然的名士?
隐士，也是情理之中的一点心思。
注释：
[1][梁]沈约.宋书?
谢灵运本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2][晋]谢灵运著黄节注.谢灵运诗注[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文中所引谢灵运诗句及黄节、李善注释，如无特殊标注，皆出自此版本，后不再注.
[3]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4][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线装古旧书.
[5][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
文辞欺人[M].世界书局，1936.
[7][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
论诗[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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