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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社会严重依赖相互联系密切的技术系统，而基地组织运用非对称方法灵活地对于其作战目标进行非常规攻击，这将会极大地改变美军的作战环境和战略环境。
非对称作战的历史
关于作战上的非对称，近期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军在阿富汗的作战。
在这一作战中，美军无论是在传感器、太空基通信还是空中发射精确制导炸弹的能力上都占有巨大的优势。
由于具有较扎实的训练和创新精神以及先进的作战飞机，他们能够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新战术技能，充分发挥空中作战行动、特种作战部队及当地武装组织北方联盟的综合作战效能，共同实施联合作战，这种联合是在部队任务相对较紧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作战优势。
北方联盟一旦将情报提供给美军特种部队，他们就会将准确及时的数据提供给攻击机，这样所形成的非对称使塔利班武装根本无力控制和防守重要地域。
通过猛烈打击塔利班武装确保己方防守和反击部队的集结，美军的地面目标搜寻与空中打击所具有的非对称优势使北方联盟在作战上势不可挡。
而塔利班武装和基地组织却没有任何作战能力可与美军的军事优势进行抗衡。
在塔利班武装与基地组织被打败后，他们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于巴基斯坦山区及阿富汗边远村庄，这样他们就剥夺了美军原来所具有的优势。
于是相对具有可比性的作战能力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军事态势，就如同几个世纪以前的阿富汗斗士一样，能力基本相当的地面常规军事力量在当地文化地域中努力搜寻几乎不露面的对手。
现在，塔利班武装的残余分子又开始向国际组织和阿富汗现政府打冷枪，此时，就美国如何判断这种战略挑战而言，基地组织实际上使美军面临着一个更危险的境地。
非常规攻击
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只涉及作战地区的作战部队。
９?
１１给予美国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基地组织现在开始对美国的作战组织和战略目标提出了另外一种威胁。
在运用军事力量的过程中，作战上的非对称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无论是今天恐怖分子给美国所造成的威胁，还是美国所能预料到的、来自于恐怖网络上的未来作战样式，都源于军事及非军事能力的非常规运用。
在暴力活动范围的底层，美军发现，非常规手段无论是对于作战目标还是国家目标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通过选择避开美军作战优势实施非常规攻击及利用美国的弱点和盲点，恐怖分子能够随意地给美国造成伤害。
恐怖分子作战上的非对称来自于其对于新战术的不断运用及其支持组织的结构特点和不断增加的新的非常规攻击手段。
恐怖分子的优势在于美国无法准确判断其新的作战组织和预测其新的攻击方向。
解决这一问题要求运用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军事组织来应付这些与常规军事行动有关的作战力量。
一方面，美国的现有的军事力量必须集中精力准备在常规战争中执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美国的计划者同时必须准备在类似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区的突发军事冲突中执行作战任务，在这些非常规的作战环境中，军事冲突经常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在阿富汗。
可能是当作战部队进入作战地域展开部署后，才不得不开始创新作战所需的作战技能。
有讽刺意味的是，维护和恢复和平行动却经常使强烈的暴力活动很快发展成为中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在执行任务的环境中，美国通常都要面对更加抽象的敌人，这些敌人通常与非军事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转瞬即逝，难以对其进行准确判别。
科技在这种新的平衡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交通系统和电力网，甚至生活水平，都主要依赖于综合技术系统。
但这一系统非常容易遭受非常规威胁。
作战行动所赖以进行的作战系统也具有相同的特性，如果一方能够运用对方没有或是不能理解和觉察的武器系统，以非常规的方式攻击对方作战系统的重心，无论其目标是交通网还是指挥控制网，攻击方都将对这一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潜在的影响将随着系统技术密集程度、功能集成程度及其地理分布广度的增加而增加。
另外，以非常规的方式运用非对称性武器装备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问题。
基地组织对于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攻击就是这样一个最新和最为引人注目的范例。
如果一个人从一架现代客机的爆炸潜能和纵火潜能来进行思考的话，这个人就拥有了一枚颇具毁灭性的制导炸弹。
航空客机便捷的售票方式、旅客服务及其进入驾驶舱座的通道都成为其对目标实施非常规攻击的主要方法。
这些方便使得恐怖分子能够携带一个我们认为是行李一部分的机械装置进入飞机，将飞机变成为一个毁灭性的武器。
在阿富汗战争中缴获的一盘录像带中，本?
拉丹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事先计算了敌方可能的伤亡人数，这些人将在塔里被杀死，我们打算击毁大楼的三层或四层，我是他们当中最为乐观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我想到过机油的燃烧将熔化建筑物的钢铁结构，这将使飞机所撞击的楼层及其以上的所有楼层全部倒塌，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期望。
”
这一事件中的非对称似乎不是来自在于武器装备，而是来自于为进行这一特殊的作战行动而形成的奇特的专门小组和支持组织及其秘密行动和突然袭击，而恐怖分子非常规行动的经验积累则使他们很容易就进入了驾驶员座舱。
美国将来所可能遭受的任何攻击都可能涉及到专为某次偷袭而组成的另外类型的小组以及另一种源于基地组织和其它尚未形成的非正式组织的支援与指挥链，就其所攻击的国家和作战目标的脆弱性而言，这种方法具有战略输入性。
在对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攻击中，基地组织仅仅动用了一小撮渗透者，花费了大约５０万美元。
但其攻击方法非常奇特，更确切地说，与以往任何的作战方法都不相同。
基地组织真正的非对称作战来自他们根据接近与攻击每一个新目标所需的方法而随心所欲地变换其作战系统的能力。
美国最先看到的是他们用汽车炸弹攻击大使馆，接下来又看到他们用装满炸药的小艇将参议院领导人致残，最后又看到他们将客机用作人工制导导弹攻击建筑物。
本?
拉丹在其所制造的每一恐怖事件中都采用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采用了最为适合目标环境的作战组合。
同时，迫于其它方面的压力，他们还将其进行指挥与后勤保障的基地从苏丹转移到了阿富汗，而“持久自由行动”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再次转移。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测非常规作战对手的创造能力及其为运用非常规方法对于目标实施攻击和创建新的指挥控制结构与攻击装置而进行改革和重新组织的能力，并先其一步行动。
这一问题不但对于美国的国家组织和联盟组织的系统战略目标来说是存在的，而且对于美国作战系统和后勤系统来说也是存在的。
技术与恐怖分子
信息革命为决策层及其情报官员制造了新的困难，使情报的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延迟而快速地降低，在日益扩大的信息空间中，间谍、犯罪分子、反动准军事组织再也不必通过发展自己的手段来确保其能够进行安全、秘密的通信。
相反，懂得了如能快速行动，其通信内容的情报价值将会大大降低的道理之后，他们就会将自己隐藏在１２８或是５１２位的密码中相互进行通信，同样可以很好地进行通信联络而不被发现。
正如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发言人所说“这种技术是一个好东西”。
对于非政府活动者和恐怖分子来说，较低的花费所获得的现成信息技术能够使其将其组织与技术相互结合，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
这一建立在组织与家族关系、组织关系认同和共同经历基础上的自动恢复模块化系统使情报部门的工作更加困难，预测在原有组织结构基础上不断进行变革的恐怖分子组织网络的活动也更加困难了，尤其是当其每次攻击都力求运用不同的非常规方法、组织结构和史无前例的攻击装置时，则情况更是如此。
恐怖主义单个人员或小组就像微生物在自由王国的交通系统中的大道上穿行一样行动自如，他们能够利用现代社会没有防护的信息网络的中心神经系统与支持恐怖组织网络的分支指挥与后勤保障系统产生、建立和形成短时间的联系，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实施新奇的攻击，他们的这种能力向美国提出了一个头痛的新难题。
美国在正确认识恐怖主义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同样的创新性和直觉上的敏锐性。
目前，美军正面临着建立一个作战艺术概念的挑战，这一作战概念必须能够对抗对国家运用非常规作战威胁以实现非政治目标的敌人的非对称作战。
在应对这种新威胁的过程中，美军必须同时保持一支能够在高强度武装冲突中赢得作战胜利的军事力量，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美军如何去对付那种力求限制其军事力量优势发挥的威胁呢？
为了能够做出及时、正确的反应，美军需要能够应付各种非常规作战。
在对恐怖主义活动较为有利的环境中对付非对称和非常规作战需要一种非典型的方法，如果这种背景下的非对称作战涉及到敌方在过去作战和训练的基础上经常随意变换作战组成与方法的能力，那么美军就不但需要寻找有关他们新作战能力（常规的和非常规的）出现的迹象，更需要寻找有关其新作战形式的迹象。
这种反应要求必须具有极强的创造力。
为此，美国首先需要自问一下，美国的敌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如何变换他们的作战组成，也就是他们的实际组织。
然后美国还需要自问一下，敌人在哪个领域已经具有了优势知识并能对一种能力进行史无前例的反常运用。
例如就恐怖组织而言，如果美国提高了其感知能力，在其到处活动时，能够很快发现他们，那他们的系统还能允许他们采取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吗？
不相连接的内部分系统和关键通信节点在哪里？
敌人新的作战小组会从哪里来？
美国的优势应该是能够识别敌人的能力将如何根据目标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今天他们将从哪里越境进入？
一旦美国发觉了他们的行动，他们明天是否还会这样行动呢？
美国必须自问其对手有哪些能力是美国所不能理解和意想不到的。
他们与组织性犯罪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
美国如何打击那些帮助他们的人们及组织呢？
恐怖分子将从公共领域获取或从安全的地方盗取法律认可的能力，并以史无前例的破坏方式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对此，美国如何预知他们的创新能力呢？
对抗非对称与隔离非常规作战必须同时进行。
美国的军队、警察和科研机构知道恐怖分子能够利用非对称和非常规制造巨大影响。
这一问题涉及到破坏性物质与装置从未有过的奇特运送方式，常规手提箱式炸弹中的强辐射物质和能通过汽溶胶散播的生物制剂不可能不被人们发现，但是其奇特的运送方法却可能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因而在情报与法律执行部门引起疑问的问题经常是很不相同的。
逐点防守只是最后的手段。
那么，美国如何识别对手的非常规方法并先于其行动呢？
也许存在着美国没有进行防守的后门，比如孤立的海港，供小型飞机穿越国界的非空中走廊的空中通道，乡村的地面穿越点。
或者对手可能会利用其在美国的代理人，例如，在作战环境中美国如何证实来自东道国的契约雇员的可信度呢？
美国的国家系统所面临的这些威胁同样适用于野外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
美军必须自问，其相互联系、高度综合的技术密集系统的哪个部分最可能受到威胁，后勤与通信怎样最容易受到具有灾难性影响的操纵方式的运用？
美国的部队在哪种状态下最为脆弱？
在输送中、攻击中还是在前进中？
在国家基础设施和野战军事基础设施中，受到奇特攻击后可能产生一系列严重毁坏的薄弱环节是什么？
美国如何保护这些环节？
美国需要在这些系统中采取一些安全措施，以确保在发觉故障和受到攻击后，能够迅速启动恢复措施，或关闭本地系统以隔离出现的问题。
例如在太空基通信结构中，美军是应该利用对手也可能使用的商业系统呢，还是应该投入大量资金采办一种只有军事通信可以使用的国防系统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在投入与风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将非对称和非常规作为一个大问题，但又分为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必然要为作战艺术的运用形成一种新的组织结构。
在反恐的大背景下与非对称进行对抗，要求密切关注对方不断发展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其可能是美国从未见过的一种新的攻击结构，或是对于先进武器和功能所进行的改进。
在与基地组织的作战中，美国必须密切关注基地组织利用其残余力量形成新的组织结构的能力。
另一方面，应付非常规作战要求美国必须精确评估其军事组织和社会结构内部的功能系统，因为它们涉及潜在对手的武器装备与作战组织。
美国必须对于其系统的弱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预测敌人将会怎样利用这些弱点实施攻击。
既然很容易攻击停泊在港口的船只，潜在的敌人为什么还要企图在海上对其进行攻击呢？
迎接挑战
为了适应这种新战略环境的挑战，美国应该认真吸取过去所进行的应急作战当中的教训，越战经验及其所产生的阴影使美国许多军事领导人很容易从心理上对于常规作战任务以外的其它事物产生一种反感情绪，比如国家建设。
但美国现在有部队在基地组织曾经经营了至少２０年的环境中作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美军正在低强度军事冲突的恶劣环境中进行作战，但对于高强度军事冲突保持最高戒备的期望已经部分地掩盖了不情愿接受返回这一作战环境的事实。
暴力活动一直在连续不断地发生。
在没有任何预先征兆的前提下，美军经常被派往一些地区执行各种作战任务，这就要求美军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其正在进行的军事实践紧密结合。
为此，美军应该修改其军事理论，改进军事训练，使其能够真正反映美军在波斯尼亚、东南亚、海地、巴拿马、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地区的艰苦作战现实中所得出的经验教训，其中关于军事效能的作战概念也应该能够体现这种新的战略框架，应该涉及到从情报和决策理论到组织与训练的所有领域。
为了使美军的分析系统能够更好地分析与判断采用非常规方法攻击美国军队和经济系统弱点的非对称威胁，美军必须运用新的情报综合系统。
在９?
１１后，美国军事情报人员与阿富汗民间情报人员的联合侦察为美军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综合情报，使得美军很快逮捕了一些基地组织成员和与其有关的人员。
在作战层次上，美军需要进行横跨各公共社会团体的情报收集管理与融合。
在非常规作战与反恐作战中，军队、关税部门、联邦调查局、税务部门、移民局、海岸缉私队、财政部、联邦航空局以及其它各种公共组织都有能力在他们的本专业领域内搜集有关的情报，有时他们直接从公共领域收集情报，有时则必须通过非常巧妙的方法秘密搜集。
由于每一个部门对于军事活动的观点和看法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所获取的情报经常需要经过语言学家或熟悉该情报来源地文化的人员的解释。
美军的情报侦察必须深入到作战地区去，深入到对指挥人员的直接支援中去，深入到对消除了组织文化界线与地域区别的组织的直接支援中去，深入到对超越各种戒律限制进行情报融合的组织的直接支援中去，否则，美军的情报将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的个体因素，从而对其情报分析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美军还必须改变其提出情报需求的专家系统。
美军必须注重将勇于探索奇思妙想的另类思想家吸收到这一系统中来，并将这种能力的训练作为对于计划者与指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的一部分。
美军必须将勇于提出一些其他人不会思考和不敢提问的问题的人员也纳入该系统。
另外，美军应该利用科学的方法加强对该系统中重要节点的隔离，因为这是敌人最可能进行破坏的地方。
除了提出有关威胁的问题外，这些人员还会促使情报管理人员去主动寻找原来未曾想到过的问题，使所有部门都注重收集一些重要的异常情况。
在分析原始信息并将其融合为决策者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所依赖的可执行信息的过程中，美军需要将与问题相关的各部门代表都吸收到情报分析系统中来。
如果美军在处理受国内犯罪组织帮助的准军事部队人员的越界渗透活动时，信息融合系统中的人员应该包括来自财政部、联邦调查局、海关以及与该问题有关的部门人员。
这些人员应该从作战的一开始就被优先考虑由国家权威指挥机构（也可由国家安全部门）以一种能够使他们忠于职守的方式被选派到联合任务小组，他们的任期必须足够长，以确保他们能够了解目前的形势，建立起对于小组内其他同事的信任与自信。
他们必须有进入情报系统与其原来所属部门数据库的通道，同时在纪律的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权限，在其原来的工作部门有一定的特权，以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地获取所需的信息。
最后，美军必须进一步改进获取人工情报的方法。
例如，在波斯尼亚军事行动中，许多重要的情报都是由人工侦察获取的。
在战略系统不能提供作战人员所需要的详细、准确的情报的地区，以公开身分进行活动的情报人员，看似沉默不语的平常人，但却对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很强的敏感性，能够提供较所有国防战略系统更好和更及时的情报信息。
面对新的非对称和非常规的威胁，美军必须提高获取人工情报的能力。
由于缺少能够挑战美军常规作战能力优势的对手，高强度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为此，美军当前的挑战是发展能够应付两个方面威胁的作战系统。
美军必须继续保持足够的作战力量与系统，确保一定的威慑能力，并确保在威慑失败时能够赢得作战的胜利。
在过去的２０年中，美军一直在低强度军事冲突中发挥着这样的作用，然而这些作战力量现在必须能够在接到预警后的极短时间内根据任务形成新的作战系统，打败那些在非常规环境中以非常规的方式运用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对手。
为了确保能够完成以上两项任务，作战部队必须保持训练的复杂性和难度，并能够根据已建立的作战理论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战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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