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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时期,其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等几个不同的层面都有发展变化。

鲁迅早期思想特点。

从1881年出生到1918年“五四”前夕,即以1918年5月《狂人日记》发表为标志,为鲁迅思想发展的前期。

在政治思想上,鲁迅早期经历了从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表现为:

第一,掊物质,张灵明,认为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不是外在的物质而是内存的精神。

第二,尊个性,轻多数,反流俗,提倡有独立个性的个人及其思想。

在文艺思想上,提倡积极浪漫主义,推崇拜伦、雪莱、尼采等具有反抗精神和个人意志、表达真情实感的作品。

鲁迅中期思想特点(1918-1927)。

在这一时期,鲁迅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作为一个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精神风貌,站在斗争的前沿。

在哲学思想上,最重要的特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进化论思想还占重要地位。

二是仍然坚持个性主义思想,提倡个性解放。

鲁迅后期思想特点(1927-1936)。

学术界认为,1927年是鲁迅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

具体表现在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演说,阅读和翻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表示和支持,并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了一系列具体的实际活动。

⏹鲁迅思想一贯的精神脉络和基本特征:

第一,“立人”的思想。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精神战士,他把改造民族精神、重铸民族灵魂作为自己的毕生目标。

“立人”就是改造人,是一切的根本。

立人思想大致可以理解为:

1、个性觉醒。

2、人格独立,“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3、为追求积极的人生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奋斗。

第二、探索“国民性”的思想。

如果说鲁迅在重建民族精神方面的努力,“立人”体现为“立”,那么,批判国民性就体现为“破”,即对国民性的坚持不懈的批判和探索。

鲁迅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现代社会的每个人自己选择、承担自己的一生,坚持自己的人生权利,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就是要有个性意识和人生理念,不能把自己委托给他人、依附别人,成为有创造的人等等。

第三、历史中间物的观点。

鲁迅认为,“一切都是中间物”,都是历史过程的“有限”环节,因此要正视此生,直面人生,不惮“速朽”。

⏹鲁迅的文学观,既体现在他一系列论文、杂文和序中,也体现在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文学活动和作品中。

⏹鲁迅的文学观:

鲁迅的文学观,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1、以人为本的文学价值观;

2、“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学主张;

3、尊重规律和特性的文学理论;

4、反对“瞒和骗”的现实主义精神;

5、充满自由意识的文学思想。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本位和以人的正常合理发展为价值尺度。

它的核心是把改造国民灵魂、重建民族精神作为主要的文学价值目标,旨在通过对愚弱国民灵魂的批判和否定,重建新的“理想人格”,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把这种努力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和正视现实的基础之上。

⏹鲁迅小说创作的特点:

一、创作目的和选材特点。

1、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创作目的《呐喊·

自序》记述了鲁迅创作的起因和源泉,说明鲁迅的小说创作,来源于他的人生体验和个体的痛切感受,创作内容与一系列精神创伤和痛苦的心理经理有关,正是着眼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进行思想启蒙,所以,鲁迅的小说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震撼灵魂的艺术效果。

也正是这样的创作目的,决定了鲁迅小说把揭示现代国人的精神状态和剖析人格状况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决定了他的小说在当时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2、选材特点(知识分子题材和农民题材);

二、独特的“人格视角”。

鲁迅对于人格问题的表现,具体体现在对于尚未觉醒的农民群众的萎缩人格和依附人格的描写,对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人格变化的追踪。

从一定意义上,鲁迅对这两类形象的塑造,实际也是对中国当时最为重要的两类社会力量身上所具有的不同人格类型的揭示和追踪。

三、忧愤深广的精神意蕴。

“忧愤深广”,是鲁迅小说意蕴的独特之处。

这里的忧愤,可以理解为作品所体现出的作者的特殊情绪和气质情态,一种忧郁与忧虑的交织,一种无法掩饰的愤激、愤慨和愤怒之情;

而所谓深广,则主要是它的深刻、深邃的精神意蕴和广博的思想容量。

⏹分析作品:

⏹原型批评的特殊意义:

1、原型概念中关于原型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复现的观点,心脏原型是具有“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的观点,启迪我们从民族心理情感的变化和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变化的视角,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诸多循环往复现象的意义,并在历史的、美学的和文化的综合中,树立“中国现代文学有着体现自身价值意蕴的文学原型体系”的理念。

2、关于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它负载“集体”心理的观点,十分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原型意象及其置换变形在反映民族的共同心理和负载群体情感体验方面的意义。

3、关于原始意象在遇到“特殊情境”便会“重现”的观点,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中原型意象生成的深层原因和现实基础,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蕴涵和精神特质,理解它对传统文学、传统文化的巨大变革和深层联系都有着直接的现实的意义。

4、关于“原型”与“原型观点”的区分,对于分析现代文学中原型意象的转换变形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5、关于“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原型”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价值的社会实现中的功能提供了新的启示。

⏹狂人“呐喊”--觉醒者和反叛者复合原型:

狂人,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中的一个特殊形象,是新文学中第一个被“激活”的原型。

此后的《长明灯》中的“疯子”是它的补充发展。

狂 人原型一经鲁迅发现并创化,便具有了“个人色彩”和带上了“观点”。

狂人的内蕴是复杂的,它问世后的不同评价就是证明。

但它有基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鲁迅笔下的狂人,首先是一个觉醒者的原型意象。

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本来面目的清醒理解和感知,对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生存状况的冷静思考上。

其二,他又是一个反叛者的原型。

他不仅在认识层面上超乎常人,对“从来如此便对”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提出大胆质疑,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也狂放不羁,反抗传统强加于他的一切桎梏。

这种精神在《长明灯》中的“疯子”身上更加突出。

这个“疯子”的主要特征是不屈不挠的反抗,不怕孤独和力量的单薄,宁死不屈。

熄灭长明灯的反复证明这一点。

在现代文学史上,“狂人”原型的出现并不断置换变形,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封建性质和人的现代化指向紧密相联系的。

⏹“过客求索”-探索者原型:

“过客”是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一个形象,它是探索者的原型象征。

“过客求索”的意象,既是作者处于彷徨期的特殊精神状态的反映,也是历史上一切求索者基本特征的诗意概括,其象征意义超越了具体的时空界限。

鲁迅笔下的过客求索的意象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哲理思辨特点。

过客并不是一个对具体前途盲目无知的迷途羔羊,而是一个对人类历史发展冷峻思考的精神战士,一个坚韧不拔追求真理的求索者的象征原型。

在现代文学中,“过客”的意象是独特的和仅有的,但它作为求索者原型的精神物质却不唯表现在鲁迅的散文诗《过客》中。

巴金的散文《龙》使我们领略了这种精神的再现。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过客”求索原型,除了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到文学价值物质的生成之外,它还联结着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即关于个人与历史和时代的关系、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探索。

这种探索,贯穿在整个现代文学发展中,尤其在知识分子题材中显得格外醒目和更具连续性。

⏹阿Q一一愚弱国民魂灵的复合原型: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是一个超越时空范围、凝结着人类某些共同的心理情感体验和集体无意识的特殊形象,是寄寓着愚弱国民精神劣根性的原型。

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挖掘不尽的丰富内涵,它为评论者和读者提供的广泛的批评角度和立论的可能性,说明了它不是一个一般的艺术形象,而具有多种原型要素复合的特点。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它是真实的、成功的;

作为一种整体象征和隐喻系统,它更是成功的:

它有原型的“心理模式”的特征、功能和“约定性”要素,有文学隐喻系统的暗示因子和联想的张力。

阿Q是一个愚弱国民劣根性的复合原型。

阿Q作为原型,它在承载民族心理经验和集体无意识方面,其深刻性、普遍性都是异常突出的。

作者在由一个艺术形象的创造而画出国民的灵魂、揭示人类某些共同弱点上,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尝试和超越。

这里的奥妙就在于触及到人类普遍的、深藏于无意识中的心理原型。

阿Q还有多种原型要素复合的特点。

他的护短、“自尊”、转败为“胜”,是“精神胜利”原型。

他的自轻自贱、畏惧强者、施暴于无辜者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的原型。

他的自我解嘲、忘记耻辱是隐讳弱点的原型。

他对“先前阔得多’和本姓“赵”的架空的炫耀,既表现着掩饰“现在”的困境和失望于未来的倒退后视意识,又有着倾慕权势、恐惧强者的心理意向;

他这种精神状态,很容易使人想到一切处于没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奴才的心理原型。

这些不同的侧面,任一方面的展开,都可能成为某一类人格的写照。

正因为阿Q这一形象在诸多方面联系着愚弱国民精神的特质,他的精神活动和行为方式才成为触通人们心理深处原始意象的特殊符号和契机。

阿Q原型的”复合”性质和涵盖面的广博,意蕴的深邃,使人们几乎难以找出与之相提并论的其他形象,也几乎难以勾勒出它在此后的置换变形的轨迹、但研究者却又分明直观感到这一原型对此后现代文学创作曾发生过深刻影响,因而不容否认它的置换变形。

⏹第二章:

老舍

⏹写于1933年的长篇小说《离婚》,是一部标志着老舍的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的作品。

⏹《离婚》中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

老舍在《离婚》中抓取了他最熟悉的、最能表现他的艺术才华的那部分生活-北平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作为创作素材。

他对这个社会中的每个层次,从官员、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贫民、无业游民,到市井小人、流氓无赖,以及其间种种矛盾纠葛的熟悉程度,使他的全部创作加起来,几乎等同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或一部”百科全书“,而每一部作品,又是全川中的某一河段。

老舍的着眼点,显然是人。

他最长于表现的,又是这个社会中那些沿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驯顺、温良、讲礼节,但也极端保守自私、谨小慎微、因循苟且的“老中国儿女”。

⏹分析《离婚》中的张大哥形象:

富态而体面的张大哥,在小说中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一切人的大哥”,这就透着他是他那个生活环境中的一种典型。

老舍对这个人物进行了多侧面的精雕细刻。

既然是一切人的大哥,必定是市民圈子中的一个智者。

庸人的才智在张大哥形象中个性化的表现,最突出地反映在他弥合人们婚事的热情和本领上。

他用介绍婚姻和消灭离婚操纵着人们的心灵,所作所为简直达到了艺术的高度。

老李的眉头刚不舒展,张大哥就知道其中必有文章。

在嘱咐老李吃了感冒药后依然无效,张大哥就能给他定脉案--婚姻问题。

于是,请老李来家吃了一顿涮羊肉,立刻就把老李从“诗意”的幻想中拉回到庸人的生活圈子里,决定马上接乡下的小脚妻子来北平。

不仅对老李如此,张大哥热心为一切人做媒,张大哥显然不是坏人,以热心助人来说,不但可取,简直有几分善良。

但他那些一切为敷衍眼前的做法,又确科可恨--诸如托人情为害人的“庸医”开后门通关节,指责老李为婚姻问题苦闷就是“共产党”等等。

老舍深刻地揭示出:

庸人的善意,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而有了一线光明、人们兴许还会受不住得闭上眼!

⏹《离婚》中的老李形象:

老李也是财政所的科员,是一个最忠于职守的科员,但他的处境和遭遇,偏偏最不顺心。

他不但被人视为科员中的怪物,而且处处遭到阴险小人和世俗民僚的暗处和猜忌。

凭学问和资格,他都张大哥强,但坐在一起,张看着像个伟人,李不过是个小书记员。

对老李来说,不论他灵魂深处有一个多么诗意的王国,高超的贵族气,但他的一切行动仍然是苟安的,和张大哥的敷衍妥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吃了张大哥的一顿涮羊肉,老李不能不马上从追求“诗意”一降而为接乡下太太。

在老李这个人物的身上,再次显示了老舍对中国现代市民社会认识的深度,不论老李老张,只要你跳不出那个灰色的生活圈子,而又不敢在那个圈子内部作真正的斗争,你就只能敷衍混世。

老李作为张大哥的对比和补充,不但在于他最终只能作一个“张大哥第二”,走上张大哥所走的辙迹;

尤其可悲的还在于,连张大哥那种郑重其事的敷衍都走不通,而要没有出息的一事不成的敷衍。

和老舍此前的几部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同,老李不完全是作为作家理想的化身出现的;

但同时也要看,通过老李这个人物,作家也有自己明确的寄托。

如果说张大哥的形象,主要表现了社会生活的落后性、市民性格的卑琐性和庸人哲学的破产的话,老李的形象,则是进一步表现了这种生活和性格的悲剧性,并意图最终引出整个制度不能继续下去的结论。

⏹《离婚》中的老李与张大哥的形象比较:

在小说中,老李和张大哥有着强烈的对比意义,又在某些市民性格的本质特征方面有着惊人的相通。

所以,老李的形象也可以理解为张大哥形象的补充。

张大哥的每根神经都能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反应极其敏锐,极善于奔走斡旋;

老李偏偏显得迟钝迂腐,但他思考精密细腻,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不过问别人的事。

张大哥热心弥合人们的婚姻裂痕,老李在心中暗暗嘲笑他作媒人还得附带立一个“收养所”。

老李追求一种神秘的“诗意”,渴望“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像一首诗,愉快像一些音乐,纯贞像个天使”;

但张大哥心中的“神秘”,是剑侠小说、《火烧红莲寺》。

老李厌恶张大哥他们那中等阶级的热闹与无聊,以自己灵魂深处有“贵族气”为高超;

张大哥却斥之为“不硬气”。

老李觉得在那样一个社会中,有思想的人不能不苦闷;

张大哥反过来认为,正因为大家苦闷,社会才黑暗。

老李有自己内心深处的“理想与革命”;

张大哥不但嗤之以鼻。

而且偏要用他的“常识”去杀死老李的“浪漫”。

如果说老李是一首“诗”的话,张大哥则一千个一万个瞧不起那“不能写家信”的“诗”,以为还不如顺顺溜溜的小文章有用处,张大哥自己就是“顺顺溜溜的小文章”。

当老李提出整个婚姻制度要不得的时候,张大哥干干脆脆就断为“共产党”!

⏹《离婚》中的丁二爷形象分析:

降低了《离婚》的现实主义成就的主要是丁二爷这个人物和他的行动。

这个虽然有一段辛酸的个人史的丁二爷,和小说的主要情节联系并不密切。

他的存在,似乎主要是为了以暗杀小赵来解救张大哥一家于急难。

丁二爷暗杀小赵,只是为了报答张大哥的“恩情”;

暗杀成功后近于失常的精神状态也表现他并没有真正的反抗意识。

恶人被剪除、矛盾得解决,但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真实同时也遭到破坏。

小说的这一严重弱点证明了,要把中下层市民引向无产阶级求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作家自己非跳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不可。

由于找不到其他的出路。

而让这种痛快一时的个人反抗奏效,破坏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这才真正是作家自身的市民意识弱点所在。

⏹试分析《离婚》所体现的老舍前期创作的风格特点:

离婚既体现了老前期创作的总的风格特点,而又更趋成熟和完美。

《离婚》较之它前面的几部长篇在艺术风格方面重要的发展变化,主要在于它在揭示市民社会中那一群灰色人物生存的平凡时。

注意把握了他们个人的追求和整个社会制度形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实际遭遇给他们带来了难堪的悲剧,而他们性格中的种种弱点和性格的内在矛盾又使他们随时在扮演着喜剧或闹剧的角色。

因此,《离婚》在喜剧的方式中容纳悲剧的主题和气氛的艺术风格,就是牢牢地建立在对性格矛盾的把握和发掘上,建立在喜剧性和悲剧性的统一和融化之中,使小说的悲喜交融的艺术风格。

表现得深沉明净,独树一帜,较之此前的小说,有着更浓郁的抒情色彩。

⏹从《离婚》看老舍的幽默: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老舍和幽默联系在一起。

是的,老舍称得上是一位幽默大师,但幽默在带给他很大的成功的同时,也给了他不少的败笔。

幽默是一种很高的艺术才能。

要使读者在笑过之后还久久回味,既不是一笑了之,也不是只把逗笑当作一种诀窍,更不是玩世不恭,这需要有明敏健全的美学理想作为先导。

老舍早期有的作品,追求幽默的败笔主要表现为二:

一是幽默冲淡了正义感,对世俗的病疾不分对象。

一律出于不愿“赶尽杀绝”而采取了宽厚和容忍的态度;

二是为幽默而幽默,脱离情节和人物的需要而幽默过火,成了油滑和饶舌、而《离婚》,则在较大的程度上克服了以上的弱点。

⏹分析《骆驼祥子》悲剧的深刻性和祥子形象的心理深度:

如果老舍仅仅是为了突出劳动人民(洋车夫)在旧社会所受的压迫和屈辱,他完全可以将笔力集中在一跟头倒毙在风雪或烈日下的老马、小马们身上,最多再加靠女儿出卖肉体换钱来生活的二强子们,作品也能收到相当的社会效果。

如有的论者已经指出过,比起老舍早期小说来,《骆驼祥子》对生活有了更多社会的和阶级的审视,但老舍绝未削弱他的文化的道德的审视,这是他始终保持的“强项”。

深人开掘祥子(而不是老马们)的文化心理内涵,展示与买车丢车“三起三落”过程紧紧扭结在一起的精神的毁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那“前后判若两人”的祥子形象应该是作家的重要贡献,通过这些国民灵魂的社会化过程,老吉剥露于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远远超出于买车丢车“三起三落”悲剧意义的“心死”的悲剧--惟其原因为这悲剧是发生在一个城市劳动人民身上,其意义就比发生在无所事事的官迷老马身上深刻得多,沉重得多!

多全书故事情节的构成看,买车丢车的“三起三落”是中心;

而从祥子典型形象的发展看,全书核心应该说是被逐渐推向深渊的祥子的自我幻灭过程。

小说终篇的祥子,真的是呈直线下坠:

婚姻纠葛,婚后的全身心的困顿委屈,自己重病,虎妞死后,他并不能与小福子结合,只得又去车厂拉散座,但那不过是一天天地混了。

他全部人生哲学和价值取向都在变,为人处世当然也在变。

在祥子的心灵“萎黄枯死”的过程中,老舍给他找到了惟一的、最有说服力的、最富悲剧审美意义的结局,是那特定的时代城市下层个体劳动者由心灵扭曲、自我幻灭导致的个人失败的必然下场。

⏹分析老舍笔下的虎妞形象:

如果没有虎妞,就谈不上有祥子。

这一对怨家配偶,看似矛盾的双方,实乃相互映衬和补充的存在。

没有了对方,虎妞将是另外的虎妞,但这又绝不意味着虎妞不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典型。

可以说,虎妞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存在,是祥子悲剧命运的一部分,是小说悲剧情节的一部分。

其实,虎妞是颇有满族妇女轻名节、善决断的刚烈气质的。

若不是生不逢时,生不逢世,将青春和情欲白白牺牲在不能真疼她的父亲的车厂里的话,虎妞是可以风光一番的。

从虎妞和祥子的矛盾斗争中去看虎妞,容易看到他们的根本矛盾,一是虎妞要“凭心路吃饭”,而祥子顽强地维护他“爱拉车,会拉车”的劳动者的天职;

二是虎妞吸干祥子的精血,而祥子则“恨不得掐死她完事”。

这虎妞是老舍的虎妞。

她不美好,但也不是恶魔。

她的确不讨人喜欢,她的闹腾劲儿不但使祥子也使读者受不了;

但正如鲁迅不主张给阿Q戴瓜皮帽一样,老舍也不会同意给又老又丑又诡诈的虎妞鼻子上抹白粉的,因为白粉只会掩盖她的本色。

⏹《四世同堂》的现实主义成就及愤史:

《四世同堂》的现实主义成就,引人注目地表现在它对侵略者本质的别具一格而又颇有深度的揭露上。

作家是为了真切地写出北平人民的亡国之痛而去突出占领者的残暴,但他显然不是着重叙述和描绘侵略者的暴行事件;

作家的触角,伸向了侵略者的神经末梢,用一种主观抒情色彩很浓的笔墨,去鞭挞那些由于疯狂、贪婪和傲慢而使自己变成了色盲的战争狂人。

小说通过八年之间北平人民每日每时都经历着的、充满痛苦和屈辱的生活情景,有力地测了侵略战争的制造者。

老舍笔下的日本侵略者的形象是精细而党诈的,他们以为只要贿赂了北平的一两条狗,便能偷到大宅子中值钱的东西,妄图以极小的损失换取极大的收益。

他们没有想到平津陷落后,中国竟开始了全面的抗战。

他们一面杀人放火,一面又想用纸把血迹与火场盖上,其结果是武士变成了小丑,武士道精神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戏。

正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小说作为一部被征服者的愤史的主题,才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故都北平,已不再是一座有湖山宫殿之美,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名城,北平披上了“亡城”这件耻辱的外衣,它的人民沦为“亡国奴”。

人民有什么罪?

亡国竟成了他们最大的罪!

这种深沉的、难言的“愤”,就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之所在。

《四世同堂》作为被征服者的愤史,不仅是老舍个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也是我国抗战文艺史中一部颇具独创性的重要作品。

⏹《四世同堂》的背景、题材、主题:

小说通过保定、太原、南京、广州的陷落和武汉的撤退,通过北平一次次送丧似的“庆祝大游行”,反映了表面上在“节节深入”的侵略者,实际上一步步丧失了主动权。

老舍借取40年代北平西城一条普普通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和悲剧时代的一角。

他没按照一定模式去写有声有势的反抗行动,而是逼真细腻地刻画了北平人在异族侵略者的统治下,如何挣扎在生与死的缝隙间,以及他们缓慢而艰难的觉醒过程。

小说以艺术形象的力量,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在国破家亡的严峻时刻,北平人由于长期受封建传统精神桎梏的束缚,而形成惶惑偷生、封闭自守、缺乏冒险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弱点和负担。

⏹分析《四世同堂》中祁瑞宣形象的时代内容和个性特色:

祁瑞宣的形象,使人联想到巴金的名著《家》中的高觉新,他们既有某些相似,但又那么不同。

他们都是四世同堂的长孙;

他们的性情都温文尔雅;

他们都将全家族老小的平安与吃穿沉重地担负在自己的肩上,在行动上力求全家的体谅,以自我牺牲自慰,他们都无法卸去人世间的责任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能在贤孙慈父、婆婆妈妈的生活中受煎熬。

他们都常常感到自己是知书明理的废物,因而只得从命,甚至流泪,他们都鼓励自己的弟弟出走,投入时代的熔炉,而自己留在家中尽“孝”,但瑞宣毕竟不是觉新,他们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不同阶层的四世同堂家族的长孙,是不同的典型环境中的活生生的个人。

总之,一个正直、善良、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的剧烈冲击面前竟不能不走一条苟安的道路,这就决定了瑞宣的矛盾和苦闷比觉新更忧愤深广,有更丰富的时代内容。

更重要的是,瑞宣在忍受刻骨的亡国之痛中,经过惶惑、偷生,而决定性地转变了,这也说明了瑞宣形象不是觉新的重复,而是一个新的创造。

在老舍的作品中,他称得上是一个有时代内容、有思想深度的典型形象。

⏹《四世同堂》的感情色彩:

老舍前期作品中好人不得好报、恶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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