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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物技术提高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可以减低农业向原始的、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扩张的要求,因此,它有助于有人类保存、保护地球上仅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资源,有助于人们未来再利用其中的基因资源开发新的产品。

生物技术已用于生产抗虫害、抗除草剂作物。

正如前面所述,一些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等具有抗虫害、抗除草剂的能力。

在许多农业生产区,土壤氮素可利用量是制约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子。

而一高科技农业生产区使用人造氮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制造氮肥要利用大量能源,据统计,英联邦农场平均投入的能源大约有50%来自肥料。

由施用肥料而产生的温度气体(二氧气化碳、氮氧化合物等)不可避免地促进地球气候变暖。

除此之外,农业土壤的氮素流失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同样,人们可以利用真菌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

温莱指出:

特定的真菌类能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从而促进作物生长;

真菌也能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例如纤维素等)释放出糖类,促进固氮菌的生长。

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可能,包括获得转基因细菌和真菌,以进一步增强它们制造养分和释放土壤养分的能力。

转基因作物的最终目标是使作物本身能够自行固氮,避免、减少使用人造肥料,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这在目前尚不可能,但在将来却有望实现这个目标。

从经济角度上讲,生物技术带来的不利并不明显,然而,它会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因为,生物技术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输出生物技术产品而获得利润。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及其产品还远没有被广泛接受。

生物技术可能引起生产方式和人类健康的退变。

农民必须从同一公司购买种子和除草剂,否则除草剂起不了作用。

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需人造肥料的转基因作物上出现,这些转基因作物会取代传统的依靠有机肥的作物,后者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并且也有利于环境保护。

生物技术在食品上的应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会造成许多困难。

生物技术也会对人类的健康制造麻烦。

近年来在英国已有这方面的报道。

特别是当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的基因转入农作物时,例如,坚果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若它的基因被导入其他作物,则有可能其他作物也会引起人体过敏。

为了预防起见,转基因作物产品必须经免疫测定筛选后才能利用。

生物技术也可能引发环境问题。

人们利用生物技术生产出抗旱、耐盐、抗病虫害作物同时,也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破坏,甚至导致一些物种灭绝。

这一结果是由于生物技术促进农作物向它原本不适应的地域扩张而造成的。

生物技术同样加速土壤侵蚀和沙漠化。

农业,尤其是耕作农业的扩张会增加除草剂、杀虫剂、人造肥料的使用,农业中不断投入的能源促进全球变暖。

与此同时,氮素生物化学循环的改变也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直接影响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

另一个令人担心问题的是:

转基因植物、动物、微生物脱离当地农业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危害。

许多有意或无意的动植物引起当地严重的生态问题。

最明显的例子是澳洲引进的兔子。

1500年以来,世界各国动植物的交流,有些已成为当地的有害动植物。

至于转基因作物脱离当地农业生态系统后有可能引发:

第一,转基因作物使自生作物成为严重的杂草问题;

第二,转基因作物通过杂交后产生杂种;

第三,转基因作物影响食物安全。

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都存在对生态环境产生冲击的可能性。

转基因技术研究,是实现转基因动植物应用研究的基础。

近10多年来,转基因技术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为动植物基因工程的发展正在不断提供有效的新手段。

新的遗传操作技术,尤其是动物和植物细胞的基因转移技术、基因扩增技术、基因克隆技术以及新型表达载体和转化体系不断涌现研究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加速。

目前,农业生物技术作为一项高新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业已形成,并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有关专家预测,本世纪生物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将达到10%以上,而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又将占相当的比重。

世界银行下属机构预测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作物产业的交易额为2000年20亿美元,2005年60亿美元,2010年200亿美元;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机构(ISAAA)的预测则分别为30亿美元、80亿美元和280亿美元。

——研究方式集约化、规模化明显。

在政府以及公共机构对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进行投资研究的同时,众多私有企业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领域将是继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之后的又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增长点,私人公司已逐步成为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主体。

以美国为例,民营机构1992年对这一领域的投资为5.95亿美元,而1999年则达到15亿美元。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物技术企业领域的兼并和收购狂潮,并购金额从1997年的12.37亿美元陡然升至1999年的138亿美元。

一些资产过百亿美元的巨型跨国公司由此形成,过去分散的研究基地也随之向集中化规模化发展。

据业内人士分析,促成公司并购的原因,一方面是为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优化人员组合,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产业,小公司在资金、技术、以及抗风险能力上均难以独立对农业生物技术产品进行研发和推广。

只有强强联手的大型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企业才能有效占领市场,与其它企业抗衡。

基因资源争夺呈白热化。

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发达国家各主要生物技术公司对生物资源及其知识产权展开了激烈争夺,其核心就是对基因的争夺。

谁掌握了基因,谁就掌握了生物技术的制高点,就掌握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有专家称,转基因植物技术知识产权很可能就是未来国际贸易中市场准入、贸易壁垒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有报道表明,为了获取我国丰富的生物基因组资源,国外公司已在我国境内悄悄地开展活动。

中国农科院的专家指出,基因资源是有限的、可视专利的战略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不建立自己的生物信息技术平台,指望在别人的公益性研究完成后捡便宜的想法,会对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和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隐患。

加快生物资源信息化的研究,保护、利用和开发我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当务之急。

目前科学家已从单个基因的测序转到有计划、大规模地测绘水稻等重要生物体的基因图谱。

预计下个世纪前半叶,可望会对多基因控制的性状进行操作。

利用生物工程改造物种或创造新物种的能力不仅是单基因而是多基因所控制性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仅是产量和品质,甚至是生产方式。

袁隆平,这位“杂交水稻之父”,在1973年率领科研团队开启了的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在数年的时间内就解决了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有力回答了世界“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

正如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帕尔伯格所言:

袁隆平把西方国家远远甩到了后面,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并将引导中国和世界过上不再饥饿的美好生活。

他决心开展新的研究攻关,在1986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向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

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协作攻关。

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了5%~10%。

当全国农业界的兴奋还没有离开“两系法”,袁隆平又提出超级杂交稻分阶段实施的战略目标:

把塑造优良的株叶型与杂种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选育技术路线。

2000年,超级杂交水稻亩产700公斤目标实现;

2004年,800公斤目标实现;

2005年,超级稻第三期小片试验田达到900公斤。

   预计下个世纪前半叶,可望会对多基因控制的性状进行操作。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虽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随着愈来愈多的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进入商品化阶段,生物技术为未来世界农业发展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随着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一系列新品种基因农作物正逐步走向市场。

专家们预测,到2000年,在价值200亿美元的种子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组织培养或是通过重组DNA技术将一些有益的新性状引入植物中得到的。

预测到21世纪初期,将有更多的优良新品种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推广,并为消费者接受。

为了争夺未来农业生物技术产品市场,许多国家制订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的政策法规及重大支持措施。

世界各国正在竞相聚集和培养人才,投入大量资金,以鼓励和推动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为了争夺21世纪的生物技术的制高点,美国的“面向21世纪的生物技术”计划,日本的官、产、学一体化推进21世纪的生物技术计划等,中国的“863高技术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都把农业生物技术列为优先领域,力图占据农业生物技术的前沿。

由此看来,农业生物技术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21世纪。

未来20年,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农业将经历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

毫无疑问,生物技术作为科学和技术在这场变革中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原则上讲,生物技术本身有能力帮助人们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保护环境,但在实践中,生物技术作为环境保护的代理人其作用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的。

人们对它在环境保护以及促进人类进步中的作用仍将拭目以待。

生物技术是21世纪高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及潜在的生产力。

专家预测,到2010~2020年,生物技术产业将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支柱产业之一。

生物技术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利用生物机体、生物系统创造新物种,并与工程原理相结合加工生产生物制品的综合性科学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则包括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等领域。

在我国的食品工业中,生物技术工业化产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近年,酒类和新型发酵产品以及酿造产品的产值占食品工业总产值的17%。

现代生物技术在食品发酵领域中有广阔市场和发展前景,本文主要阐述现代生物技术在食品发酵生产中的应用。

  一、基因工程技术在食品发酵生产中的应用

  基因工程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内容,采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按照人类的特殊需要将具有遗传性的目的基因在离体条件下进行剪切、组合、拼接,再将人工重组的基因通过载体导入受体细胞,进行无性繁殖,并使目的基因在受体细胞中高速表达,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或组建成新的生物类型。

  发酵工业的关键是优良菌株的获取,除选用常用的诱变、杂交和原生质体融合等传统方法外,还可与基因工程结合,进行改造生产菌种。

  

(一)改良面包酵母菌的性能

  面包酵母是最早采用基因工程改造的食品微生物。

将优良酶基因转入面包酵母菌中后,其含有的麦芽糖透性酶及麦芽糖的含量比普通面包酵母显著提高,面包加工中产生二氧化碳气体量提高,应用改良后的酵母菌种可生产出膨润松软的面包。

  

(二)改良酿酒酵母菌的性能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新的酿酒酵母菌株,用以改进传统的酿酒工艺,并使之多样化。

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将大麦中的淀粉酶基因转入啤酒酵母中后,即可直接利用淀粉发酵,使生产流程缩短,工序简化,革新啤酒生产工艺。

目前,已成功地选育出分解β-葡聚糖和分解糊精的啤酒酵母菌株、嗜杀啤酒酵母菌株,提高生香物质含量的啤酒酵母菌株。

  (三)改良乳酸菌发酵剂的性能

  乳酸菌是一类能代谢产生乳酸,降低发酵产品pH值的一类微生物。

乳酸菌基因表达系统分为组成型表达和受控表达两种类型,其中受控表达系统包括糖诱导系统、Nisin诱导系统、pH诱导系统和噬菌体衍生系统。

相对于乳酸乳球菌和嗜热链球菌而言,德氏乳杆菌的基因研究比较缺乏,但是已经发现质粒pN42和PJBL2用于构建德氏乳杆菌的克隆载体。

有研究发现乳酸菌基因突变有2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涉及(同源或异源的)可独立复制的转座子,第二种方法是依赖于克隆的基因组DNA片断和染色体上的同源部位的重组整合而获得。

通过基因工程得到的乳酸菌发酵剂具有优良的发酵性能,产双乙酰能力、蛋白水解能力、胞外多糖的稳定形成能力、抗杂菌和病原菌的能力较强。

  二、细胞工程技术在食品发酵生产中的应用

  细胞工程是生物工程主要组成之一,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在细胞水平上改变细胞的遗传特性或通过大规模细胞培养以获得人们所需物质的技术过程。

细胞工程主要有细胞培养、细胞融合及细胞代谢物的生产等。

细胞融合是在外力(诱导剂或促融剂)作用下,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源(种、属间)细胞或原生质体相互接触,从而发生膜融合、胞质融合和核融合并形成杂种细胞的现象。

细胞融合技术是一种改良微生物发酵菌种的有效方法,主要用于改良微生物菌种特性、提高目的产物的产量、使菌种获得新的性状、合成新产物等。

与基因工程技术结合,使对遗传物质进一步修饰提供了多样的可能性。

例如日本味之素公司应用细胞融合技术使产生氨基酸的短杆菌杂交,获得比原产量高3倍的赖氨酸产生菌和苏氨酸高产新菌株。

酿酒酵母和糖化酵母的种间杂交,分离子后代中个别菌株具有糖化和发酵的双重能力。

日本国税厅酿造试验所用该技术获得了优良的高性能谢利酵母来酿制西班牙谢利白葡萄酒获得了成功。

目前,微生物细胞融合的对象已扩展到酵母、霉菌、细菌、放线菌等多种微生物的种间以至属间,不断培育出用于各种领域的新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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