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农场在中国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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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和安装了30公顷全自动控制灌溉系统和200公顷的半自动或简易滴灌系统。
Y省鲜切花销量占全国市场的50％左右。
全省花卉的80％销往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10％出口日本、泰国、新加坡、南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2000年，Y省共有花卉种植农场250余家，花卉外商投资企业21家。
从企业的分工来看，有以英茂公司、农科院为代表的种苗生产企业；
以通海种子公司、江川英茂公司为代表的切花生产企业；
以庆成公司为代表的热带兰花生产企业；
以格林温室、电子工业研究所为代表的大棚生产企业。
企业间的生产分工日趋专业化。
三、朱丽的背景
受父亲的影响，朱丽从小爱好花卉，立志终身以经营花卉为职业。
朱丽非常热爱她父亲，不幸的是父亲在她14岁那年离开了这个世界。
朱丽父亲生前爱好花卉，在朱丽童年时经常带她去各地的植物园观赏花卉。
朱丽父亲的花园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每逢朱丽放学或休假日，经常在花园里帮助父亲松土、浇水和施肥。
在朱丽上大学之前就能够叫出各种各样花卉的名称,并掌握它们的特性。
每当朱丽回忆起她父亲时，总会说：
“如果父亲知道我今天在中国经营花卉农场，他会有多么的高兴。
”
除了爱好花卉以外，朱丽也喜爱做买卖。
她自以为是遗传了祖父和外祖父的基因，因为这两位老人都曾经是非常成功的商人。
父亲的早逝使得朱丽读大学时不得不做一些零工补贴生活和学习费用。
四年的大学生涯，朱丽都在花店里打零工，使她有机会学习美国花卉零售业的营运方式，观察不同社会和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对花卉的需求。
这些经验对于她现在经营花卉农场是很有帮助的。
1977至1979年,朱丽在斯坦福大学园艺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富勒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花卉的育种，对花卉很有研究。
她承担了选育菊黄色天竹葵课题，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这种颜色的花。
她的指导教官富勒教授花了10年时间尚未攻克这个难题。
朱丽根据当时的一种新育种理论，仅仅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选育出菊黄色的天竹葵。
一家花卉育种公司获知消息后，从学校引进花卉，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花卉。
在攻读硕士课程的三年半学习研究生涯中，朱丽走访了很多花卉农场和公司，在探讨花卉育种和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学习到了许多农场的管理经验。
朱丽攻读博士课程花费了五年的时间。
她的博士论文是切花的保鲜技术研究。
这项研究同花卉流通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朱丽还选修了市场学、管理学、会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
为了开拓自己的事业，朱丽在攻读博士课程期间决定到国外去看一看。
原打算去欧洲，因为欧洲是美国文明的发源地，在文化和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不大。
但由于受一位非常要好的日本朋友的影响，她去了日本。
朱丽去日本的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和家电的成功，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日本热，因此想去日本看一看。
朱丽在日本找到了在一家著名大公司教授英语的工作。
学生都是该公司从事国际贸易的白领。
在教授英语的同时，朱丽研究了日本人的习性和需求，也了解到了日本花卉的流通体系和花店经营方式。
朱丽认为这一段经历对她后来从事对日花卉贸易很有帮助。
看中了日本的花卉市场以后，朱丽于1986年离开日本，去寻找可以向日本出口花卉的产地，打算自己在那里建立花卉农场。
她先去了菲律宾，停留了三个星期以后又去了韩国、香港和台湾。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朱丽都没有找到发展花卉事业的理想地方，之后她返回美国完成博士学业。
1992年朱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又去了泰国，发现泰国也不适应于发展花卉产业。
在她访问了亚洲各国以后得出的结论是：
亚洲国家都采用同日本相类似的模式，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实力也差不多，将来也会和日本一样成为巨大的花卉消费市场。
1992年朱丽怀孕了，但她仍然念念不忘发展自己的花卉事业。
当女儿1岁时，朱丽驼着她，手上提着行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周游列国。
先去了欧洲的荷兰、法国、希腊等，随后又访问了印度、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
当时朱丽还没有想到来中国，因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使得她不敢访问中国。
四、朱丽来到中国
彻底改变朱丽命运的是在旅行中认识了一位缅甸教授，教授告诉朱丽A城市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种植各种花卉，而且市政府对发展花卉产业兴趣很大，Y省烟草公司也打算出资资助那里的花卉产业。
1995年朱丽带着女儿来到A城，发现A城的气候如同自己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一样，温暖舒适，四季如春，适合于各类花卉生长。
A城的空运条件也非常好，航班可以直达许多大城市。
朱丽利用这次机会调查了A城市的花卉产业，发现A城市发展花卉产业的最大障碍是缺乏有实际操作经验的花卉专家。
这里的大学虽然讲授花卉课程，可是教授本身却没有种过花。
同时，朱丽还发现中国特别缺少经营管理人员。
A城正是朱丽梦寐以求的发展花卉产业的理想之地，可是在这里外国人想要注册一家公司，需要80万元人民币，对朱丽来说这是天文数字，而在美国注册一家公司只要花30美金。
朱丽没有这么多资金，也无法借到这么多的一笔钱，因此朱丽在中国注册公司的事一直没有能够办成，直到2001年朱丽拥有了一个初具规模农场时，她仍没有注册公司。
朱丽说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非常多，由于中国政府要求外国人注册公司的资本金太高，许多外国人只好不注册而做生意。
她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外国人，必须降低外国人注册公司的门槛。
朱丽了解到A城的花卉产业非常缺少技术人才，计划先开办一个花卉培训班，培训部分人才为自己农场备用。
1995年朱丽向A城市教育局提交了开办花卉培训班的申请书以后，离开A城回到了美国。
5个月后,朱丽突然接到了一份来自于中国的传真，告知朱丽A城市教育局已经批准她在A城开办花卉培训班。
当时政府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需要中国合作者参加，朱丽征得一位名叫杨仪的朋友同意,由他出具了一张愿意同朱丽合作的证明，手续就算办下来了。
虽然朱丽被批准在A城市办花卉培训班，可是她却拿不到专家签证，按照规定唯有大学或者研究机关才能够为外国人申请专家签证。
朱丽找到了Y省林业大学,通过他们拿到了专家签证。
朱丽成为Y省第一位拿到工作签证的外国专家。
五、
没有办成的花卉培训班
根据朱丽的经验花卉培训班的学员需要实验机会，因此，朱丽计划先建立一个花卉实验基地，然后再招收学员。
她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农场主，他愿意提供给朱丽2亩地做实验田，还派遣两名助手协助朱丽工作。
朱丽又买了电脑和电传机，通过这些工具同各方面接洽联系，争取各方支持和赞助Y省花卉培训班。
许多公司接到朱丽的求援信以后，纷纷送来了援助。
有一家日本的化肥公司送给朱丽许多化肥，希望朱丽在实验田上试用，可是朱丽没有钱支付这些化肥的进口关税，只好全数退回日本。
也有一家外国公司打算想送给朱丽一批种花的温室，也由于无法获得免税而失败。
关税问题使朱丽失去了很多被赞助的机会。
1996年春天朱丽在两位助手的帮助下开始对两亩地进行基础建设。
设施非常简陋，用廉价的毛竹和塑料簿膜做温室。
设备虽然简陋，但当年的花卉生产却异常成功。
花卉开放时，朱丽邀请包括当地政府官员在内的许多人来参观，获得了极大的好评，这些人通过参观朱丽的实验田感受到花卉产业在Y省发展的巨大潜力。
为了表彰朱丽的成功，当地政府为朱丽颁发专家证书,委任她指导Y省花卉种质产业。
1998年国庆,朱丽被A城市推荐为有贡献的外国专家，应邀参加北京的国庆典礼。
随后，朱丽试图说服一所美国大学来A城合作开办花卉培训项目。
开始时那所大学很感兴趣，专门派遣了园艺系主任来A城洽谈，访问期间，朱丽向他介绍了Y省花卉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这位系主任回美国以后，提出援助项目必须同中方大学的教学人员合作，由此朱丽找到一位愿意合作的女教授，并自己出资陪同女教授去美国访问和洽谈了三周。
之后，美方又邀请女教授去美国接受培训，不料女教授在培训结束以后拒绝返回中国，使得这所美国大学很不高兴，取消了该协作项目。
1997年春天，朱丽介绍一所大学的30名园艺专业的学生参加一项由外国专家主持的短训班。
讲座一共进行了3天，其中有一课是讲解温室的使用和搭建。
短训结束后，朱丽按美国的一贯做法，即为了给学生创造实践机会，建议参加讲座的学生去帮助赞助短训班的外资公司搬迁一批温室，该公司也答应事后赠送大学六个钢骨温室。
大学园艺系主任得知此事后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朱丽，提出
（1）为什么公司要让大学生干体力劳动，这是工人们做的事；
（2）为什么公司不付给大学生工资；
（3）公司为什么赠送旧温室给他们。
由此，朱丽得罪了这所大学，他们拒绝同朱丽合作，也不再为朱丽办理专家签证了。
为了再次得到签证，朱丽不得不找到一家愿意来A城投资的外资花卉种苗公司，这家拥有世界一流技术公司的总经理认为中国势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花卉生产国，他们的种苗将有很大的潜在市场，并聘请朱丽做技术顾问。
六、朱丽的花卉农场
1997年10月朱丽结束了在外资公司担任技术顾问的工作，开始经营自己的樱花花卉农场。
农场坐落在A城市西郊，X山的山脚下，风景优美，总占地面积32亩。
这块土地原是朱丽的一位朋友――罗先生向村政府租赁的，租赁期为20年。
罗先生在种植了康乃馨两年之后，发现农场种植康乃馨在生产成本上难以同周围农民竞争，因此把地转租给朱丽。
朱丽只用其中的24亩土地生产花卉，其余8亩地改建成养鱼塘，供游人钓鱼用。
朱丽同罗先生合作有两项，一是向罗先生租地，每年每亩地租金2800元，二是朱丽可以借用罗先生公司的销售发票。
罗先生还向朱丽推荐了4个农场工人，朱丽采用了两名。
朱丽的农场从基础建设开始，包括搭建温室和建设新的排灌系统。
由于缺少资金，用竹竿和塑料薄膜搭建简易温室。
每个温室的面积为100平方米，原材料费用为：
塑料薄膜400元，竹竿400元，固定材料300元，再加上第二年500元的修缮费用，第三年基本上不需要投入，共计1100元。
到第四年时，简易温室就必须重新建设。
农场的滴灌系统既简易又实用，从市场上购买建筑用的PC管，自己钻孔，同购买以色列进口的滴灌管相比费用很低，但功效相差不多。
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1月的三个月内，共搭建了26个这种简易温室。
开始时朱丽以农场生产盆花为主，按照朱丽的计划，农场先开辟对市场依赖较少的盆花，然后逐渐发展资金周转快，利润较大的鲜切花。
第一年一共种植了10000盆圣诞花，这些花的色彩特别鲜妍，叶片大而匀称。
这时正值A城市举办世界花卉博览会，朱丽圣诞花全数被市博会收购，并被放置在中央会场最醒目之处，使得朱丽农场的名声在A城市大振。
当年来朱丽农场购花的客户就络绎不绝，生产的花卉供不应求。
朱丽除了是被公认的一流花卉技术专家以外，对农场管理和花卉营销也有一套办法。
在对市场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朱丽认为由于农场地租和劳动力成本比当地的农户高，种植如玫瑰、康乃馨等大流花卉没有竞争力，因此其战略是利用她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来取胜。
朱丽逐年有计划的引进一些观赏价值高，又适合于Y省自然条件的新花卉品种。
第一年引进了Snapdragon和Delphinium两种鲜切花。
这两种花在国外非常有人气，也适合于Y省地区种植。
特别是Delphinium，在国际上只有五年的商品生产历史，其种植难度较大，当时在中国没有人知道此花，至今在Y省能够掌握这种花卉特性的人还不多。
Snapdragon的特点是种植方法比较简便。
Snapdragon被朱丽引进了以后，很多农场相竟种植此花。
第二年朱丽农场又引进了新花Amni。
Amni也是A城市从未有人种过的鲜切花。
种植Amni的成功促使其他花卉公司也开始引进此花，可是由于缺乏经验，质量比不上朱丽农场。
第三年，朱丽又引进了：
Sunflower，Stock，Linaria和另一种颜色的Delphinium。
通过不断引进新花卉品种，并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朱丽农场生产的花卉不仅种类多，而且色彩也非常齐全。
同时也提高了周围地区农户的养花水平。
新引进花卉可以在市场上卖出较高的价格，许多花农纷纷来朱丽农场购买花苗，讨教新花的种植技术，使朱丽农场的花苗在A城市出了名。
为了扩大农场的影响，朱丽设计了“樱花”商标和美丽的包装图案，所有朱丽农场出品花卉都打上“樱花”标签。
七、朱丽农场的管理模式
朱丽本身所受的教育和经营理念决定了朱丽农场基本上采取美国农场的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花卉生产模式
朱丽农场的生产管理组织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朱丽本人，兼公司总经理和总技师。
朱丽的职责包括：
制定农场的生产总规划和布局，选择花卉品种、播种时间、采用农药和化肥的种类和数量等决策以及员工的技术培训。
第二层为执行经理层。
执行经理的责职是：
管理员工、在朱丽休假时负责农场的技术指导。
朱丽把农场分成两小组，每组任命一位组长，管理各组的工人劳动。
第三层为组长层。
组长选择文化程度较高、聪明肯学、在农场工作的时间长，掌握的技术也比较全面的年轻人担任。
第四层为普通式人层。
农场的普通工人主要来自于A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流动性很大，三年中工人的流动数已经达到100多人，他们平均在农场工作的时间为三个月。
但工人都来自于农村，有一定的种地经验，在指导下可以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
由于工人们的流动性大，朱丽每天需要花较多的时间指导他们的工作，从松土、施肥、播种、扦插、浇水、收割一直到切花的分类和包装。
因此，可以说朱丽农场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卉培训中心。
由于工人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朱丽也只能说一些简单的汉语。
为了便于工人理解她的指令，朱丽设计了一套非常简单而又形象的指导方法：
在每个温室的门口放置一个小铁罐，旁边安放绑有各种颜色胶带的小竹棒，这些颜色分别代表温室内需要做的工作，如浇水、施肥和上杀虫药等等。
朱丽每天三次巡回农场的26个温室，根据需要在小铁罐内放入不同颜色的小竹杆，工人就按照指令去完成任务。
（2）花卉营销体系
A城市花卉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流通体系。
花卉市场有零售市场和批发市场两种类型。
A城市花卉零售市场有两个，主要为旅游者和家庭消费者服务。
鲜切花交易主要集中在距离A城市区约20公里的“斗南花卉批发市场”。
斗南花卉批发市场占地73亩，建有10000平方米的交易大厅，现已有327户进场登记注册的客商，其中66家贸易批发商长期驻场。
批发市场的日均切花交易量为200－300万枝；
配花和配材约达12吨左右，日均参与交易的人数为4000人。
高峰期的平均每日切花交易量可达350－400万枝，配花和配材可达18吨，交易人数达6000人以上。
斗南花卉批发市场内从事花卉交易的有三种人，一是大规模中间贸易公司，他们在斗南市场设立固定的店铺。
贸易公司在市场内组货，然后发往自己的不同代销点、批发市场或者零售商；
二是规模农场在斗南市场设立的直销店，销售他们的产品；
三是小规模的个体户，他们向来市场的农户收购花卉，然后转卖给来市场批量购买花卉的散客或者一般消费者。
同前两种形式相比，后者的特点是交易量小、摊位多、质量次、价格便宜。
朱丽农场在花卉流通上属于薄弱环节。
朱丽把农场的花卉销售业务委托给驾驶员小Z。
到了出售花卉的日子，小Z凌晨五点钟开车把花卉运往斗南批发市场，然后委托一名熟悉的个体户代销。
这种销售方式的明显不足表现在：
（1）由于通过小Z销售，朱丽无法掌握正确的花卉卖出价格；
（2）个体户一般经营中低档花卉，朱丽引进和生产的新型花卉在个体户手中难以体现它们价值；
（3）没有发票和正规手续，财务上的混乱难以避免。
八、朱丽农场的文化冲突
从文化和经营理念上看，朱丽农场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和经营理念的对立和统一的结合体。
由于朱丽本人经历曲直,花卉技术和研究上的成功,形成了一种非常自信的性格。
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和她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背景,使得她在农场中执力推行一套西方的经营模式。
朱丽农场的其他员工都是中国人，在同朱丽打交道之前从未接触过西方文化。
由于文化背景和经营理念的不同，朱丽农场出现大小摩擦是难免的。
从表面上看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略微用心探究一下，不难发现矛盾的下面隐藏着不同文化和经营理念的撞击。
朱丽农场就像是一条在大海中行驶的船，成功达到目的地的关键在所有的部件能够通过磨合达到更好配合和协作。
朱丽农场需要找到一种双方都愿意接受，兼容东西文化和经营理念精华的新型国际化模式。
同朱丽摩擦最多的是担任农场执行经理的H先生。
H先生是县农机站退休干部，有30多年从事园艺工作的经验。
H李先生原在一家花卉公司担任技术指导，朱丽认识H先生以后，特地把他聘请到农场来担任执行经理。
H先生经验丰富，工作认真，每次朱丽回美国休假都委任H先生负责整个的农场管理工作，从未出过差错。
朱丽同H先生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执行经理职能认识不同，以及在花卉种植和管理上各执己见。
H先生长期在政府部门担任技术干部，他认为执行经理的职能是管理工人，进行技术指导，只要很好完成任务，执行经理在时间上可以自由支配，因此每天给工人们分配工作任务以后，就坐在办公室内喝茶、看报纸。
有事时工人会来办公室找他解决问题，他认为这是天经地意的。
而朱丽的认识却不同，朱丽每天早晨八点钟上班后，穿上长筒胶鞋，逐个地对每一个温室的花卉进行检查，做记录，并根据温室内部的害虫，温度，土壤的湿度，杂草生长情况在温室门口的小铁桶内放置不同颜色的小竹竿，并命令工人根据小竹竿的指令做工作。
朱丽检查一遍26个温室需要花半天时间。
每天下午朱丽又同样检查温室一遍。
凡是朱丽在农场的时间，她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在朱丽检查温室时，李先生却在办公室内看报纸。
在花卉种植方面。
H先生认为如果不给花卉施加农家肥，容易产生土地板结，影响以后种植的效果，并增加松土时的劳动量。
朱丽却认为施用农家肥有可能会传播对人体有害的病菌和病毒，而影响消费者的健康。
在施用杀虫剂方面，朱丽更加谨慎，能够不用，尽可能不用，她认为滥施农药会增加害虫抗药性，杀死益虫以及污染下游的河流。
H先生最难以接受的是朱丽经常会当着其他工人的面责备H先生。
H先生自尊心很强，希望受到众人的尊敬。
虽然，H先生也知道朱丽提出的很多意见是有道理的，由于方式和场合不符合我国的礼仪习惯，H先生很难接受。
朱丽同农场工人的矛盾表现在工资和劳动效率方面。
朱丽是一位精力超常，非常勤奋的人。
她往往会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雇用的农场工人，认为他们效率不高，敬业心不强。
朱丽对工人的评价是：
“
（1）劳动效率非常低。
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一个工人一天可以摘120箱西红柿。
相比之下我们工人动作相当慢，一个女工人一天只能种5垅花苗。
虽然本地工人工资不算高，可是他们工作效率低，成本反而比南美高了。
（2）“素质差，文化水平低，学技术很困难。
一件简单的工作教一遍不行，必须反复教和指正多次。
这些工人没有日本工人那种工作积极性，拨一拨，动一动，作完一件事以后，从不主动找活来干，而是坐在那里等候别人给他们安排。
所以我每天都必须去观察花棚，不时调动工人做这做那。
农场工人的意见是朱丽给的工资太低。
一般在乡镇企业工作每月可以拿七百到八百元，而朱丽农场一个月只给300－400元。
因此许多工人仅仅把朱丽农场作为一种过渡。
由于很少有人对园艺感兴趣，一旦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工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朱丽农场。
根据统计朱丽农场在三年内换了100多名工人。
朱丽对每一个新进农场的工人都亲自进行培训。
显然，每年朱丽必须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在对工人的培养上。
九、写在后面
2001年是朱丽农场最困难的一年，这年冬季一次突然袭击A城的寒流冻死了农场所有室外的花卉，包括最新引进，即将上市的向日葵切花。
农场温室内花卉的长势也不太好，卖不出理想的价格。
到了年底，朱丽农场入不敷出，已经无法支付当年的地租。
村干部通知朱丽如果在2002年1月15日前不能交出4万元的地租，农场即将被村政府收回。
由此朱丽非常着急，她在农场的投资已达60多万元，而且还有一大批计划在春季上市的切花。
虽然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朱丽农场保存下来了，但也前途未卜。
朱丽作为精通养花技术和熟知国际花卉市场流通渠道的专家，选择到A城来办农场是否是上策？
如果她一定选择走这条路，采用何种经营方式才有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
朱丽的西方经营模式能否在农场中贯彻下去？
这些都可以作为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化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加以讨论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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