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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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Word格式.docx

阿金森系数反映的是一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系数,反映了人们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的主观感受。

2009年底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以后发现,“中国崛起”是全球十年来最热门的新闻主题,其被关注的程度超过了美国的“9•11”和伊拉克战争。

(一)中国崛起

1980年确定的目标是到2000年实现GDP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

这意味着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要达到7%以上。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农业大国,经济落后,时间短,所以当时绝大多数国家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在开国际玩笑。

1978—2002年,GDP年均增长9.3%,是历史发展速度最快时期,其中1979到1997年年均增长9.8%,居世界经济增长榜首。

1998—2002年,GDP年均增长7.7%,比发达国家高6%,比发展中国家高3.5%,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枝独秀。

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

1978年我国GDP居世界12位,2005年GDP增长9.5%,是第4位(美、日、德、中、意、法、英)。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做过估算:

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以翻7倍。

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2.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5919元;

而1949年分别为不足100元和不足50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改革开放前夕,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达57%以上;

全国仍有2.5亿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恩格尔系数在67%以上。

200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分别降至37.9%和43.7%。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可以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

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在对外开放中走向世界

(二)大国之痛

低收入国家:

人均GDP低于745美元

中下收入国家:

746-2975美元

上中收入国家:

2976-9205美元

高收入国家:

9206美元以上

(中国自1999年开始进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2003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

贫富差距——这是制约社会公平的最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果和利益却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均分配,改革开放带来了财富和贫困的同步积累。

在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不仅仅表现为经济领域的收入悬殊,还表现为政治领域的民主法制不健全、文化领域的资源分配失衡和社会领域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因素。

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最可怕的,比这种财富上的差距更可怕的是基于贫富差距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和敌视。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

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教育资源差”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1年,北京大学新生中农村户口的学生只占20%。

清华大学的农村户口新生只有17%。

中国农业大学的农村户口新生跌至不足30%。

教育产业化背景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只有8.9%,文盲率占4.08%。

阶层固化使世袭贫穷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阶层固化是影响社会公平的直接原因。

这便是我和你的最大差别,根深蒂固的分歧、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在于此。

我曾经以为,学位、薪水、公司名气一样了,我们的人生便一样了。

事实上,差别不体现在显而易见的符号上,而是体现在世世代代的传承里,体现在血液里,体现在头脑中。

18年的积累,家庭出身、生活方式、财务观念,造就了那样一个你,也造就了这样一个我,造就了你的疏狂佻达与我的保守持重。

当我还清贷款时,你买了第二套住房;

我每月寄1000元回去,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你笑嘻嘻地说,养老,我不啃老就不错了;

当我思考着要不要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会在多大程度上折损生活品质时,4个老人已出钱出力帮你抚养起独二代;

黄金周去一趟九寨沟挺好的了,你不满足,你说德国太拘谨美国太随意法国才是你向往的时尚之都……

2011年11月29日,中国宣布,进一步大幅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从201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升至2300元(2010年不变价)。

从2001年到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底的9423万减少到2009年的3597万。

“裸官”现象:

国家公职人员的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现象。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

——孟德斯鸠

(一)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

1.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理论

西方的中产阶级理论,经历了四个阶段。

“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

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

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

”——亚里士多德

(2)马克思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中产阶级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中产阶级”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情形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个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新社会阶层。

(3)韦伯及新韦伯主义者的中产阶级理论

韦伯划分阶级的多元标准:

财富、威望、权力

(Wealth、PrestigeandPower)

(4)米尔斯的白领理论

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包括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

米尔斯认为,新中产阶级具有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无固定私产也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靠知识和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较丰厚的年俸月薪等特点。

2.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理论

(1)国内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官方正式文本中使用的是“中等收入者”和“中等收入阶层”。

学者通常将“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中等收入者”或“中产者”等概念等同使用。

媒体和大众更倾向于使用“白领”或“中产阶级”这一叫法。

(2)采用“中等收入阶层”说法的原因

(3)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标准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历史

学术界并没有划分中等收入的统一标准,这个在各个国家都是如此。

关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从严格意义上讲,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划分都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和意愿而人为设计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划分亦是如此。

任何学术研究的抽象都是为了更好的反映和关照现实,而不是为现实所困。

因此,我们需要对中等收入阶层做出明确、统一的划分标准,但同时也要明白这一标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客观标准

收入与消费标准:

收入自然是评判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标准,我国官方文本中出现的“中等收入者”更多的是从收入层面分析的。

但是收入的多寡必须同消费水平、购买力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因为消费水平和阶层特性紧密相连。

收入标准:

最低标准:

平均3万元

最高标准:

平均80万元

消费标准:

脱离了温饱型消费,更加注重享受性、发展性消费;

消费观念理性与超前并存,讲求科学消费。

职业标准:

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精英。

即划分中等收入阶层的职业标准主要是是否从事脑力劳动,是否具有专业技术或管理技能。

城市白领、中小企业经营者、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专业知识分子

受教育程度标准:

教育具有工具性价值。

中等收入阶层至少要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人们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间阶层的规范。

主观标准:

源于阶级意识的、对自己和他人的认可,是评判中等收入阶层乃至任何阶层的重要标准。

社会认同:

所谓评判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认同标准,实际上就是大众传媒、学者和官方话语体系对中等收入阶层的评判。

作为中等收入阶层评判标准之一的社会认同,就是指,对于社会不同群体而言,都已经认可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中等收入阶层。

自我认同:

中等收入者对于自己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阶层地位的认知和许可。

我国民众目前对自己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认同感并不强烈,这种认同感的缺失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官方文本中缺少规范、明确界定。

第二,大众传媒缺乏明确界定。

中国有没有中等收入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类似西方的中产阶层,大致占目前就业人口的13-15%。

美国麦肯锡公司去年预测,到2011年,中国下层中产阶层(年收入在2万5000到4万人民币之间)的人数将达到约2亿9000万,这代表了中国城市中规模最大的社会阶层,并占城市人口的44%。

路透社专栏作家包立德(AlexanderBrenner)说,“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北京(在奥运期间)不得不停驶一半的车辆,才能保证道路畅通。

2002年日本NHK电视台的BS频道以“中产阶级将改变国家”为题所作的电视节目中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经济殷实、有较强购买力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并逐渐发展,并且正努力地在现有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中等收入阶层与公平稳定

1.西方学者眼中的“稳定器”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减压阀和稳定器,只要有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橄榄型或纺锤型或倒U型社会,中产阶级规模越大,社会就越稳定。

“稳定器”观点第一人——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1912年,《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

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1960年,《白领:

美国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合唱队,既不敢开口,在掌声中又太歇斯底里。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68年,《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由于其软弱性和动摇性,不能担任革命的领导者;

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至少是其左翼,是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的。

不能笼统的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就是社会的“稳定器”。

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国情下,比如经济形势恶化、贫富差距持续增大等等,中等收入阶层也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引发社会变革和社会动荡的推进器。

当然,这种由中等收入阶层引发的社会变革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

2.中国现阶段中等收入阶层的维稳作用

第一,中等收入阶层极易成为经济增长的牺牲品。

首先,中等收入阶层极容易成为我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替罪羊。

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现象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

其次,中等收入阶层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由于高收入阶层不断挤占中等收入阶层的生存空间和社会资源,中等收入阶层的生存处境面临尴尬局面。

第二,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制约了他们不能顺畅表达自身利益。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发育不够充分,规模较小,没有足够的自主和参与意识。

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要求和权利愿望还没有在一定规模上形成,还不可能有公民行使自主权利的积极行动和组织自觉。

第三,在金融危机中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中等收入阶层。

第四,网络媒体舆论是制约中等收入阶层维稳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不能笼统的说中等收入阶层就是社会的“稳定器”;

分析中等收入阶层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不能直接照搬西方学者的“稳定器”理论,而是应该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综合分析。

首先,政策导向是中等收入阶层能否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其次,判断中等收入阶层能否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需要结合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和具体国情来综合考量。

总之,如果我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中等收入阶层有所侧重,鼓励其发展壮大,维护其阶层利益,那么中等收入阶层渴求稳定、害怕变革的特性就会发挥作用,使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反之,如果随着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持续受损,其阶层利益无法寻求合理的表达渠道,那么他们就会要求社会变革,如果寻求不到社会变革的良性途径,就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三)培育中等收入阶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在西方,中产阶层就是“大众”的代名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产阶层逐渐发展壮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

日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经有“90%进入中流”、“一亿人口皆中流”的提法,其他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数量也大约在70%-90%之间。

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为什么难以发展壮大?

首先,政策原因。

其次,特权阶层的存在。

中等收入阶层的弱小,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中等收入阶层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缓冲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让更多底层人群看到向上的希望。

同时,中等收入阶层出于对自身未来的自信,也会日益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消费人群,反过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更重要的是,中等收入阶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和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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