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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传》说：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周礼》中关于“中”的表述也不少，如：
“以刑教中”、5“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
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地官·
大司徒》）、“以乐德教国子：
中、和、祗、庸、孝、友”（《春官·
大司乐》）。
从尧、舜、禹，到成汤、文、武、皋陶、伊、傅、周、召，再到孔子、颜氏、曾氏，一直到子思，《中庸》均被理解为中国文化精神与哲学思想的直接诠释。
孔子总结先贤中庸思想说而加以创新，更为集中地多次论述“中庸”：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6“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7“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8盛赞中庸之德的高尚，同时也指出实践中庸之道的难度。
其后，在《庄子》、《韩非子》、《抱朴子》、《淮南子》、《墨子》、《太玄经》中可看到“守中”“执中”的概念。
《庄子》也曾提出“中道”、“养中”：
“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9“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10《韩非子》：
“去甚去泰，身乃无害”；
11《管子·
宙合》：
“中正者，治之本也”，12《白心》篇所谓“和以反中，形性相葆”，13这都说明中国儒道文化精神中重视“中”的境界和本体的精神是互通的。
中庸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文化型态集成。
从《尚书》到《论语》到《中庸》，再到《孟子》等，中国思想家对“中”这一重要范畴开始了不懈的阐释和拓展，不断延伸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庸思维论。
正是看到这一点，宋代黎立武在《中庸指归》中断言：
“《中庸》者，群经之统会枢要也。
”
但是，正因为没有明确的内涵所指，所以人们对“中庸”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庸”之“中”，为历代人所重视并不断重新阐释。
对“中”的解释大多认为是：
不偏不倚中度合节。
“中”字在先秦古籍中有三层意义：
一指中间或两者之间；
二指适宜、合适、合乎标准；
三指人心、内心的和谐境界。
有人认为不偏不倚很容易，似乎“中庸”就是折中而已——有上下而必有中，有左右而必有中，有前后而必有中。
这实际上将“中”简单化了。
其实，“中”既是内在的辩证规定，又是外在的超越性。
14王夫之认为：
“一中者不易，两中者易。
……中立于两，一无可执，于彼于此，道义之门。
”15中，“本训云：
和也。
其字从口，而上下贯通，调和而无偏胜，适与相宜，故周子曰：
‘中也者，和也。
’酌之以中，所以和顺义理，而苟得其中，自无乖戾也。
中为体，和为用，用者即用其体，故中、和一也。
东西南北之无倚，上下之皆贯，则居事物之里矣，故又为内也，与外相对。
唯在其内，故不偏倚于一方，不偏不倚，必贯其内矣，其义一也。
不偏而和，则与事物恰合，故又为当也，‘发而皆中节’，当其节也。
俗有‘中用’之语，意正如此。
”16
“中”表征为一个恰切的“度”，是在面对复杂对象时精确把握事情的“分寸”。
17“中”强调的度既不能过（过分），又不能不及（达不到）。
这一合适的“度”非同小可，不可小看。
同时，“中”还意味着合乎一定的标准或法则，意味着与人的生命和谐感具有某种同行同构的心理内在性。
如艺术中有一个重要审美律即0.618黄金分割法。
宽与长之比满足黄金分割比的矩形物件的外形会使人感到美观大方，赏心悦目，如雅典的巴特农神殿是古希腊的一大杰作，这座建造于公元前5世纪的神殿的宽与高之比就恰恰符合黄金分割法。
在中世纪，黄金分割被作为美的象征几乎渗透到了建筑和艺术的各个部分。
例如，据说人体雕塑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长度，如果满足黄金分割比，就最匀称优美。
黄金分割合乎人的视觉感受性，使人感觉极其美妙。
人们在中庸之“庸”字的理解上更是见仁见智。
“庸”一般解释为平常、日常。
三国何晏《论语集解》将“庸”解释为“常行之常”，北宋程颐解释为“不易”，南宋朱熹则解释为“平常”，“庸固是定理，若以为定理，则却不见那平常底意思。
”20冯友兰认为“在封建社会中，人确实都在‘君臣’等‘五伦’的关系之中，照着这些关系所要求的规范生活，这些都是平常的事。
平常的事称为‘庸’。
《中庸》就是要求封建社会中的人，都照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标准，过这样的日常生活。
”21徐复观认为：
“完全的说法，应该是所谓‘庸’者，乃指‘平常的行为’而言。
所谓平常的行为，是指随时随地，为每一个人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
”22庞朴认为：
“中庸不仅是儒家学派的伦理学说，更是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一种看法，是他们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方法论”。
23“公正地而不是徇私地听取对立两造的申诉，便能得‘中’。
那么，这样的‘中’，已经不是道德范畴，而属于认识领域了。
这就是说，‘中’不仅是善，而且也是真”。
24李泽厚认为：
“‘中庸’者，实用理性也，它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
25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这三层互相关联的意思，就是儒家典籍赋予“中庸”的全部含义。
在我看来，对“庸”的理解应该回到古代语境。
汉代许慎认为，“庸者，用也”。
26用，就是实践，是把握到纷繁复杂的事情的度，并将这个度运用到生活与实践中。
《尔雅·
释诂上》：
“庸，常也。
”具体指常行常道。
中庸的本意应为中道和常道，即日用常行之“礼”。
中庸本质上不是一般的平庸平常，因为“中庸”是由“礼”转化而来，是礼的理论化和哲学化。
这种礼不是制度规章繁文缛节，而是从人的心理结构中透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对人的基本要求。
这意味着，中庸不是平庸和放纵，不是日常的放松和失度，而是用更高的合于“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使人不要去追求过多的外在物质附加物，不要对人生做太多的欲望贪婪的“加法”，不要往自己身上叠加过多的名誉、地位、财富，否则就会沉重痛苦烦恼焦虑。
真实的人生应该把握合适的“度”，在做生命的“减法”中得其本真之“度”——做事需不偏不倚，不去做“怪力乱神”之事，依循正常平常的生活规律去做。
“中庸”启示人们戒贪、戒躁、戒欲、戒满。
戒除之后，人才是真人，才会成为守节持中恒常有度的君子。
（二）中庸之道须臾不可离
“天命之谓性”。
“天”有自然的天，有宗教伦理的天，还有包括情绪化的天。
这里所说的天，既带有形而下自然的含义，也带有形而上的思想、哲学、理念的含义。
天命赋予人的一种人性，它就是自自然然的，这一点强调了儒家的“性本善”。
“天命之谓性”，按照这种自然规律去发展自由生动的人性。
“率性之谓道”。
27依据生命宇宙的规律，按照人性自然去延伸。
不能反生命宇宙规律，反规律的人最终要受到规律的惩罚，因为规律大于个体。
“修道之谓教”。
这里的“修”不是去修道，“道”蓬勃于天地之间，浩然之大气也，何以可修“道”呢？
那么修什么呢？
修为自己——用外在之道改造人先天的本性，不断地去修养、提升、陶冶自己，然后和大道合二为一，跟随着大道，与大道相通、相合、相正、相荡。
这就是教化，这就是教育。
遵循自然，获得道行，最后得到教化和提升。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这个规律，这个宇宙间的道，还有包括人本身要遵从要相激相荡的和谐之道是一刻都不能离开的。
很多人内心阴暗有一些私心杂念，离道很远，当然会受到道德的惩罚。
“可离非道也”。
能够离开的那个东西，就不是大道。
有些人一辈子是与道无缘的。
所以要回归到大道，不可离道。
《中庸》认为自然形成的禀赋叫做人性，遵循各自的人性叫做道，修明并推广这些道就叫做教化。
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
（三）中庸的高度与难度
施行“中庸”之道绝非易事，难度很大。
孔子曾说：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话说得似乎很绝对。
这有孔子的考虑。
“天下国家可均”，要把天下治理好，要让国家的每一个人各得其位各得其所，这就是平治、平安、平定而治理国家。
确乎很难，做到的人很少，只有尧、舜这样伟大的国君才能够做到。
“爵禄可辞也”，人生在世，很多人是“皆为利来，皆为利往”。
推辞掉官位和金钱，只有那种秉承了天下正气，坚守大道的知识分子和勇义之士才可以做到，而一般人都很难做到。
“白刃可蹈也”，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英勇就义也毫无惧色，非常难。
这三者都极为不易。
孔子用三件很难的事情——“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对比映衬中庸最难。
“中庸不可能也”。
孔子把中庸之道的推行看作比“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更要难以实现的事情，原因就在于中庸更为内在、持久、日常。
孔子以他漫长的坚守而达到中庸之道。
在孔子一生中，一直把恪守中庸之道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
一个人要实现中庸之道，需要具备优秀的素质和坚毅的心志。
天下最英明的国君才可以把国家治好；
天下最优秀的作为民族脊梁的知识分子才可以看破功名利禄，坚守自己的德性和理想大道；
天下最勇敢的人，像苏武、岳飞、文天祥等才可以不惧死亡、赴汤蹈火。
28这三者实践起来非常难。
但是孔子认为“中庸不可能也”。
因为均天下是一种智慧，世界上有智慧的人很多。
辞爵禄是忠义，世界上忠义的人不能说很多，但不乏忠义之士。
蹈白刃是勇毅、勇敢、坚毅，不能说天下人都是勇毅之人，但是天下确有英雄存在。
智慧者、仁义者、勇毅者难能可贵。
中庸之道，不仅仅需要勇敢，需要智慧和需要忠义，更加需要坚守，更加需要执着。
中庸之道，把握这个中的度，再通过日常住行的方式去实践，的确非常之难。
孔子传达的思想是：
伟大的事情、拍案而起的事情往往很容易，而那种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无闻地坚守一种中庸尺度，却分外不易。
知识分子在不达时坚守自己的道义，在达时把那种正确的道推之天下而不移。
孔子不是危言耸听，不是过分夸大，而是恰到好处地说明了日常生活中的坚守、平白独处时的意志和自觉的判断力、从小事做起的可贵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中庸不可能也”，并不是说中庸做不到，而是说需要坚毅的精神和意志才能把握好“度”并做到持之以恒。
孔子对中庸之道持捍卫和高扬的态度。
一般人对中庸理解过于肤浅，孔子对此有感而发，将中庸推到了比赴汤蹈火、治国平天下还难的境地，其目的还是在于引起人们对实行中庸之道的高度重视。
“子曰：
‘中庸其至矣乎！
民鲜能久矣！
’”合度合适地实行中庸这种不偏不倚之道是极高的，而正因为高，“民鲜能久矣”。
老百姓很少能够达到这种长久的状况。
中庸确实很难，之所以难就在于人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失去了自己的常态。
人们宁做大事不做小事，宁做光明鲜亮的事不做那种素朴艰苦的事。
这都是不以中庸精神做事。
如果这种不以中庸规律做事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原则导向，那么，那些真正扎扎实实、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就失重。
人们就学会了走捷径，总是想着用最小的投入甚至不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回报。
这样的人如果多了，社会就会是“中庸其难哉，民鲜能久矣”的状态。
既然“民鲜能久矣”，那么孔子是否做到了中庸？
孔子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家境十分贫寒。
在《论语》中记录了孔子这样一句话，“吾少且也贱，故多能鄙事”。
29据文献记载，他先在鲁国贵族家里做过管理仓库的人员，后来又做过管理牲口的小官。
由于小时候给富人家放过羊，很了解牲畜的习性。
上任之后，孔子制定了卓有成效的管理措施。
不到一年，饲养场里便牛羊成群，于是，这年的祭祀都用了最上乘的牲畜，朝野上下无不赞誉孔子，鲁昭公对此也十分赞赏。
30孔子的所作所为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有一个劣根性，这个劣根性就是违反平淡恒常。
在孔子看来，具有平常心是对人最高的评价。
但是，由于今天我们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斗争，人总是想要超越自我和别人，总是不愿意成为真正的自己，带有狭隘目的去做事就缺乏平常之心。
一切纷争都基于不安于寂寞，一切的战争和斗争都源自以邻为壑的偏狭观念，一切罪恶来自想最大限度地置别人于一种贫穷落后的境地，而使自己达到一种辉煌无比的状态。
这种偏狭观念导致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内部的断裂和长久的动荡不安。
而孔子则与此相反，他从来不怕做低贱的事情，他不怕人们说他平常。
他总是去做一些低下平常之事。
这个低不是一味求低，能把低做好,就能做高的；
能把平常事情做好,就能做不平常的事情；
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就能把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做好。
这一思想受到后世的推崇。
三国刘备就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1
人都说自己智慧，选择中庸之道，但是“不能期月守也”，尽管可以一时做到中庸，却坚持不了一个月。
孔子在这里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理论上可能知道了中庸之道的重要，但在行动上却不能运用在实践上。
第二，在实践上可以运用的人，可惜不能坚持而只能在短时期之内运用，时间稍微一长就不能坚守。
这都说明了中庸之道是很难坚守的。
二、中庸之道的方法与实践
中庸是一种方法和实践。
孔子曾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来盛赞虞舜的中庸之德，而“用其中于民”正是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
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适中的解决方案，犹如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地达到适中，因为“过犹不及”必然走向反面。
将“庸”理解为恒常之用，正与孔子“中庸”本义一脉相承。
如果说“中”是一种知，那么“庸”就是实践，知已很难，行则更难，可谓知难行亦难，甚至知难行更难。
（一）过与不及的历史经验教训
《中庸》引用孔子的话“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赞美中庸之德，感叹人们很少能够做到中庸，其原因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聪明人做得过头就离开了中庸，不太聪明的人又达不到中庸。
“过”和“不及”这二者都离中庸甚远。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道之不彰明，我是知道原因的，是因“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贤良的人做得已经“过”了，而不贤良的人又达不到。
这里孔子提出两个关键的概念——“过”与“不及”，这正是中庸的两个极限，一端是过了，一端是不及，只有达到中间才会合律适度。
没有一个人不喝水不吃饭，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品尝出其中的味道。
“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
为什么食而不知其味呢？
为什么眠而多梦呢？
这是因为我们心在别处。
心本来在这儿，由于杂务缠身，很多事情使人们灵魂出窍飘飘忽忽，心不在胸中，思维不在脑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必然是心在别处。
“子曰：
‘道其不行矣夫？
’”是以自我反问的方式提问，大道真的不能实行起来了吗？
从表面看这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然而实际上孔子认为大道是能实行的，因为孔子自己就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
在这个茫茫世界，大道真的就实行不起来吗？
大道真的就消隐了吗？
大道真的就没有了吗？
这里隐含的本体问题是：
如果大道真的没有，那么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精英，其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呢？
因为，知识分子和精英存在的意义就是担当道义，甚至说就是“天下为公”的仲裁者、担当者，正是因为他们用自己已明白的道理去启蒙自己，同时也启蒙传承他人，整个社会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32否则天下为私，整个社会人欲横流，也就不成其为仁人志士的社会了。
这里，孔子通过一种带有反问和自我疑问的方式，肯定大道是要仁人志士的努力才能够传下去，不去实践不去努力，道必然远离人和人类。
（二）行中庸之道的三大实践
孔子感叹中庸在天下难以实行，然而自上古时，从尧舜禅让开始，中庸之道便开始实行。
‘舜其大知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朱熹对此注释道：
“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
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
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孔子说，舜真是大智慧的圣人，他特别喜欢提问。
这提问充满了玄机。
但是今天，好问却被人诟病。
如果今天一个人德高望重知识渊博，他好问的话就会被人耻笑，一是笑他不知为耻，二是笑他居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这么浅显的问题都不知道。
在孔子看来，这没有什么可耻的，因为孔子自己就很好问。
33
《吕氏春秋》、《史记》、《礼记》等多种古籍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
34生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博学多闻，曾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吏。
当时的孔子虽远在鲁国，但醉心于周公所制的礼乐，对于老子更是抱有深深的敬意。
汉代的《孔子问礼图》就呈现了孔子与老子第三次见面的场景。
当时，老子在家乡讲学，孔子在陈蔡被围时，在鹿邑再度问礼，老子详尽地介绍了自己的辩证哲学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宇宙起源的基本看法，向孔子深入阐述了圣人之道、修身之道和治国之道，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并尖锐地批评了当下的现状和制度，这使孔子受到极大的精神启发和心灵震动。
孔子不仅向自己敬仰的老子求教，更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好问的精神值得后人推崇。
孔子对舜好问的精神推崇备至，这种精神对中庸之道的实行有特殊意义。
正是因为问，他达到了两个目的。
一是凡事问人，使得自己的事变成大家的事，使得个人的困惑与个人思考的尖端问题，成为共同来思考共同解决的问题。
我给你一个思想，你给我一个思想，我们同时拥有两个思想，因为思想是可以分享的。
凡事让大家共同来探讨结论，可以防止自己的误读，防止自己的偏窄，并且只有大家来关注这个事情，事情才会成功。
这是舜好问、孔子好问的一个原因。
二是好问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素质，可以使自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好问就是一种有进有退的方式，它是征求意见。
好问，就是在前进时给自己留下了退路，在无路可走时仍有一条路。
好问可以告诉自己，原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惟一的方案，而可能有多个方案。
在我看来，往往莫测高深的理论最终显出浅薄，往往浅近的语言能道出微言大义。
“好问而好察迩言”，“迩”就是浅与近的意思，“好察迩言”就是善于体察那些浅近的话。
有些哲学著作往往令人不知所云，有些宗教著作使人觉得隔得很远。
而浅近的话直指人心，如“人要做事业，不要做是非”这句话很简单，人人都能懂，就是说人好好去做事，不要去搬弄是非。
这句话用谐音方式把“事”与“是”连到一起，这就叫做“迩言”，浅近的言论，让人远离是非，远离争端，而踏踏实实做事。
孔子提出舜的三个品德，一是好问，二是喜欢去体察体会那些浅近的话，三是“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恶与善问题关乎道德的深层问题。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还是“以怨抱怨”。
所谓“以德报怨”就是人家打了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伸过去。
基督教传教士奉行这种做法。
但是孔子是有中道原则的，他马上就问，那“何以报德”？
既然“以德报怨”的话，那用什么来报德呢？
最后孔子说了四个字——“以直报怨”。
35“直”就是用率直、正直的态度去回答怨。
比如说，这个怨来势凶猛，你当然不能用德去报它，而是“以直”，即用正直的直率的态度，不遮掩的态度去回应它。
“以德报德”，只有对美好的品德，你才能用发自肺腑的好德性去感恩报答。
这里的“隐恶而扬善”，为什么用隐恶，而不是用戒恶惩恶杀恶？
历史上有过很多战争，如黄帝和炎帝打仗惊天动地，最后觉得杀戮太多罪孽太重，后来也握手言和。
隐恶就是说隐而不发，不主动去揭露别人。
虽然不去说，但是在人的内心有是非判断力。
“隐恶”还隐含一层意思，意味着相信他觉悟时，会认识到自己的恶，而会自处解决。
“隐恶而扬善”代表了东方文化的一种怀柔思想，以宽厚之心待人接物，承认人性的善良，这正是儒家仁爱精神的集中体现。
儒家思想强调，恶是暂时的，善是本原的，善是本，恶是流。
一个人只要不断地推举高扬他的善，他就会去以善抑恶。
事物两端就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就是过和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两端之间去寻找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并且对这个平衡点掌握得非常精妙，此时许多问题就会像冰释一样很好地解决。
而用于其民，人民就会安居乐业。
如果用偏激的方法去做，受害的是老百姓，如果用过分保守的方法去做，不作为的方式去做，受害的也是老百姓。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端相对取其中”。
这个“中”绝不会是二分之一的“中”那样简单而确切，而是说要找到这个事情的最恰到好处、合度的解决方式，如同找到0.618的黄金分割的精妙一样。
“其斯以为舜乎”，大概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了吧，舜之所以会成为圣人就在于他行了中庸之道。
据说舜传位给夏禹时曾经说了十六字真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
36说的就是如何把握那种精微的度，如何把握最高的领导艺术的平衡。
可以说，这正是对中庸之道的真正领悟和贯彻。
（三）中庸强调从细微处着眼从慎独做起
《中庸》从更为人性的或者心理的角度分析中庸实践。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有教养的君人要警戒谨慎。
谨慎什么呢？
“其所不睹”，就是在别人看不到时要注意并戒备——慎独。
“恐惧乎其所不闻”，在人们听不到你的地方也一定要注意，要有一种自我戒备恐惧。
这两句话还有一种解释：
要警戒那些自己看不见的东西，要恐惧那种自己听不到的事情，也能讲得通。
这个世界由道、理、义在规范制约着人类社会。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启发人们，超越于人之上还有人看不见听不到的维度。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没有什么东西比隐讳的东西更容易被呈现出来被人看见，有些人将自己的凶悍愚蠢藏起来，以为别人看不见，其实是藏不住的，反而因为隐藏而更加显示出来。
“莫见乎隐”，没有什么比所隐藏起来的那些东西更能够显现出来，有人认为很多事情很小，见小利去拿小利，那你今后可能见大利去拿大利，最后可能窃国。
“莫显乎微”意思就是说，极其微小细微的东西，都会呈现出来，逃不过众人的眼睛。
儒家思想强调从小处入手，从小事做起，从细微处入手，所以“莫显乎微，莫见乎隐”，“隐”和“微”就是这个含义。
“君子慎其独也”。
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恐惧自己单独的时刻不做坏事，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而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庸》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心灵之“诚”。
“诚”的对立面就是本能之“欲”。
一个人的私心太多私欲太大，就会处处为了自己去贪婪争斗，就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说出谎言。
这时《中庸》告诫人们，要放弃一些东西，人不要做加法，而要做减法，减法就是把自己心中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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