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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既同汉朝、又与匈奴接壤的较大地区就是西域,为了建立反匈奴联盟,汉武帝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并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开启了丝绸之路的新纪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领着使团马队带着丝绸出使西域,其目的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途经匈奴疆域时张骞被俘,十年后张骞逃出匈奴到达大月氏,但这时的大月氏不想与匈奴对抗了,张骞在返回长安(今西安)的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拘留一年多,后乘匈奴内乱终于逃回长安。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但使汉朝的影响直达西域,建立了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打开了中西直接交往的通道。

此后,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于这条路上,东行的西域人带着马、毛皮及玉石,西行的中原人带着丝绸,从长安沿河西走廊到敦煌,互市贸易、民间贸易日渐兴旺,胡商和中原商人聚集在敦煌进行丝绸、马、毛皮及玉石等商品交易,形成陆上丝路东段。

丝路东段形成于西汉朝早期(约公元前138年),从长安出发,经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

公元前119年,张骞二次接受使命,带领副使、将士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万头”“金币帛数千巨万”,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焉耆(yanqi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qiuci今新疆库车、拜城一带),越过葱岭到达赤谷城(乌孙国首都,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伊什提克)与乌孙建立关系,通过乌孙又与大宛(dayuan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东面)、康居(咸海以东,费尔干纳西北,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境内)、大月氏、大夏(今阿姆河中游一带)、安息(今伊朗)、身毒(juandu今印度)等国建立了关系。

由于西汉政府攻打匈奴节节胜利,当时己经控制了西域,因此张骞二次出使顺利,走了三十六个国家,和各国建立了友好往来。

从那之后,汉武帝每年派使节去访问西域各国,西域派来的使节和商人络绎不绝,公元前60年,西域地区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

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管辖,西汉政府设立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并沿着河西走廊设置郡县,派兵屯田戍守设置屏障,保证了丝路沿途的安全和旅途食宿的方便,丝绸之路进一步向西延伸形成丝路中段。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然后分为南北两条路线。

南道从敦煌出阳关往西,经过今天的罗布泊,到达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再沿着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向西,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西行,经过且末(今新疆且末县)、精绝(今新疆民丰县)、于阗(yutian今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越过葱岭,向西南可以到达身毒,或向西到达大月氏、安息、条支(西亚古国名,在今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最远到的地中海东岸。

北道从敦煌向西,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今新疆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侧西行,经过龟、姑墨(今新疆阿克苏)、疏勒等与南道汇合,再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再经过安息、条支到达大秦(罗马帝国)。

一般来说,南道开通较早,张骞通西域后更加畅通,北道到汉宣帝时才畅通无阻。

丝路中段形成于西汉朝中期(约公元前60年),从敦煌出发,穿过白龙堆戈壁,分为北道和南道:

北道从玉门关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之哈喇和卓)、焉耆、龟兹到疏勒;

南道过阳关走楼兰、且末到达于阗。

陆上丝路的兴起,东、中两段贯通,是西汉帝王实现统一西域伟略的重要标志。

同时,以丝绸为主的商品贸易带动了沿线的地区和城镇的发展,长安己成为中国丝绸的重要集散地。

当时的政府用两种方式征集货源,一是长安政府官方征调和国家税收,使大批丝绸由各地涌入长安,被收入国库,用作赏赐、互市贸易的回赠品;

二是中原的丝绸商人,从产地将一批批丝绸和手工业制品转运至长安的东市和西市。

以丝绸为主的商品在长安集中之后,商人们随陆上丝路由东往西贩运。

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大部分获得丰厚回报而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

由于中国的丝绸色彩绚丽、质料柔滑,穿着舒适,在西域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因而逐渐风靡域外诸国。

西域商人于是抓住商机,携带着西域特有的商品,如马、毛皮、珠宝、玻璃器皿等随着使团进入中原来到长安,由此推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

1.2陆上丝路的延伸

以丝绸为主的商品在长安集中之后,随商路由东往西交往到西域、安息、大秦等广大地区。

张骞“凿通”丝路之后,丝路时断时续地向西扩展。

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进一步疏通了陆上丝路的上述两段;

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虽受安息人干扰而没有直接与大秦交往,但经中亚、西亚到达波斯湾。

之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陆上丝路的路线虽时有中断,但整体还是畅通的,并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扩展。

通过丝绸商路,中国的丝绸、火药及先进物品被大量运往沿线欧亚各国。

西域的宝石、香料、玻璃器具及葡萄、石榴等蔬菜水果,也源源不断地运至中国内地。

隋朝,不但恢复了已有的丝路,而且据公元608年成书的《西域图记》记载,此时以敦煌为出发点,形成了三条到达地中海东岸的主干线:

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经天山北麓的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西边的木垒河)、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在今伊犁河流域),渡北流河(今伊犁河、楚河等),过里海北,到拂菻国(即东罗马帝国)和西海(即黑海)沿岸的刻赤(今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港口城市,濒临刻赤海峡西岸);

中道过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后,越葱岭,经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安国(今中亚布哈拉)等地,到波斯和西海东岸的安都城(今土耳其安塔基亚);

南道经鄯善、于阗、喝槃陀(古称蒲犁,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后,过吐火罗(今阿富汗),到北波罗国(今巴基斯坦)和西海(指阿拉伯海)。

除此之外,还开辟了很多支线。

为了加强对丝绸之路的管理,隋炀帝派遣裴矩专驻张掖以掌管与西域诸国的通商事宜。

公元609年,隋炀帝出巡武威、张掖等地,西域27国国王和使者到张掖拜谒炀帝,热闹非凡,被史学家称之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王国博览盛会”2。

1.3陆上丝路的繁盛

唐朝,除了丝路得到进一步扩展,还在高昌和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分别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以分管西域各地,维护丝路的畅通。

此时,丝绸的质量、品种和销量,均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丝绸以其丝滑、柔顺、轻盈散发出强大魅力,古罗马市场上的丝绸价格,一两丝与一两黄金同价的天价3。

丝绸更是被作为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可以与多数商品直接交换,很多从事丝绸生意的商人迅速暴富,家资巨万。

巨额商业回报吸引了更多商人的参与,丝绸商路沿线生意异常兴隆,有专门控制人员往来的关卡,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站,有林立的客店和商铺。

很多交易活跃的地方发展迅速,成为贸易集散地和商业重镇。

巨额的关税收入让唐朝国库充盈、国力强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据《唐六典》记载,唐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往,定居于长安、洛阳的“胡人”不下10万。

在长安,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等地的各国商人随处可见。

繁盛的丝绸贸易使长安的富人越来越多,百姓富裕,消费暴增,致使丝绸商路上的商品随之增加,其他行业也快速兴起。

丝路商品种类繁多,奇珍异宝令人眼花缭乱,从家畜到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

长安东市的商家当时达到二百二十行,包括铁行、笔行、肉行、绢行、秤行、大衣行等。

旅店、饭店等服务行业也很兴盛。

据记载,长安东市的一次失火,被烧毁的“曹门以西十二行”的商铺就有“四千余家”,损失的金银、丝绢、药材等数以亿计。

丝路上的频繁交往,“使长安形成了一种效慕西域的风气,西域的乐舞、绘画、服饰、饮食,都成了汉人钦慕之物;

边弹边唱、翩起舞、旋转如飞的胡姬所开的酒店,成了当时文人学士的流连忘返之所。

丝路使长安成了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1.4陆上丝路的衰落

唐朝中期以后,受如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丝绸商路的贸易急剧衰落,陆上丝路逐步被海上丝路替代。

一是战乱。

唐朝中叶战乱频发,丝路被阻。

安史之乱后,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西域大部;

唐时北方地区连年战火,黄河流域的丝绸生产几尽停顿。

至南宋,政府已无法控制西北,商人唯求自保而不愿远行,丝绸商路日益衰落。

二是海运贸易的兴起。

15世纪,奥斯曼帝国崛起,从土耳其控制中东开始,丝绸商路上的税收开始增加,以谋求利益为主的商旅开始逐渐放弃这条商业通道。

这不但使得丝绸商路上的一些城市贸易衰败,同时也促成了大航海时代的开始。

新型贸易通道的形成,使丝绸商路的地位完全失落,功能几乎丧失殆尽。

三是自然环境恶化。

14世纪开始,西域地区气候干旱,降水减少,河流改道等自然因素使土地大量盐碱化、沙漠化,很多地区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西北丝绸商路的东端几乎荒废,曾经繁荣的西域古国销声匿迹。

而今,只有古老的遗迹和尘封的文物可以见证古丝绸商路曾经的辉煌。

宋以来,伴随经济重心的南移,中西经贸交往的商道重心由陆上丝路转向了海上丝路。

蒙古帝国的建立,原先陆上丝路所涵括的广大地区基本被纳入到帝国范围之内,外贸向内贸转化。

明清以降,海上丝路渐趋进入顶峰,陆上丝路日益式微;

到近代之后则完全衰落,被海路所替代。

在近代期间,丝路成为西方列强经印度、中亚等地入侵中国西部、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给当前中国以及与这些丝路接壤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当然,横贯亚洲、连接欧亚、接通东西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探险之路、交流之路、开放之路。

回望丝绸商路,跨越时空感悟历史,为中国商人不畏艰险,敢为天下先,用汗水、心血和智慧缔造了“商通世界,贸连天下”的世界文明所震撼,为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探索“以商富国、以商福民”的治国方略而自豪。

丝绸商路不仅书写了文明华夏,民族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绚丽篇章,还打造了世界贸易的雏形,创造了天下共享资源的社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不朽篇章。

二、陆上丝路的贸易

伴随陆上丝路的贯通和扩展,丝路上的贸易渐趋繁荣。

在多样化的贸易形式中,互市、朝贡、民间贸易成为最重要的三种贸易形式。

在中原与西域等地的贸易中,分散在各个地区的商品类型渐趋多样化。

在中原往西域贩运的商品中,丝绸是最为重要的,茶叶、瓷器,铁、铜制品等也日益凸显出来,而在西域输入中原的产品中,马牛牲畜、金银珠宝成为两大类主要的大宗交易。

2.1陆上丝路的贸易形式

丝绸商路上的商贸活动和商贸政策,充分体现了中原王朝对丝路贸易的重视,在发展官方贸易的同时,积极鼓励民间贸易的发展。

丝绸商路上的贸易形式主要有互市、朝贡、民间等三大类。

互市贸易满足了中原与西域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需求,朝贡贸易带来了国际和平与外交利益,民间贸易作为前两种贸易的重要补充,促进了城市和商业的繁荣。

2.1.1互市贸易

互市贸易是由政府组织并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内,对外国和少数民族之间贸易的通称。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或农耕民众主要用丝绸(绢)、金银、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他畜产品,这就是典型的互市贸易。

(1)互市贸易背景

互市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特点差异所决定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分工:

中原气候适合桑蚕养殖,盛产丝绢,边疆地区以游牧为主,盛产良马牲畜。

因此丝绸商路上的互市贸易内容,主要为绢马贸易。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或农耕民众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他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

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发展经历了无固定市场到有专设市场的阶段。

唐末,由于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需求渐增,绢马贸易逐渐被茶马贸易所取代。

(2)互市贸易机构

隋唐时期对于互市贸易的管理有规范化的官方机构和制度,这也是其国力强盛的体现。

隋唐时期互市贸易官方机构为互市监,设互市丞,专门管理互市贸易各项事宜。

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民族间贸易之事宜。

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

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

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同时,随着贸易规模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边境城市中设立由官方统一管理的互市市场,如唐蕃古道上的赤岭及唐与突厥贸易的朔方等。

丝路上设立互市的地点主要在边境地区。

赤岭位于今青海境内的日月山,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关隘。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与吐蕃会盟,双方在赤岭立碑,作为双方边界的标记,因而成了唐蕃互市之地。

吐蕃经常在赤岭“交马”,用以换取唐朝的缣帛、茶叶及生活必需品。

(《旧唐书?

吐蕃传》)

(3)互市贸易发展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互市实际上是由内地与边疆生产结构差异所决定的。

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不同的需求:

中原盛产丝绢,但军事和农业生产需要大量良马牲畜,统治者常不远千里求取名马;

边疆地区盛产良马牲畜,少数民族利用有利条件,在东西方贸易中居间贩卖,以获得巨额利润。

隋文帝时期,突厥赶马到边境城市,请求与中原进行贸易,隋文帝应允。

突厥族建立的东西突厥汗国是同隋唐王朝最早发生互市的少数民族政权。

早在隋文帝开皇初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继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互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

”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互市贸易。

唐玄宗时期,中原急缺战马,又与突厥进行数次互市贸易,以绢换马,双方都获利颇丰。

唐玄宗即位以后,由于国家急需战马,唐又与突厥进行多次绢马互市,双方都获得了实惠。

后来唐与后突厥汗国约定,设立专门的互市场地,每年以数万匹绢换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

天宝初年,双方互市又移至朔方(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竟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

”在西域立国的西突厥汗国在开元初年,亦派人常常在安西与唐互市,亦密切了双方关系。

于是双方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茶马和绢马互市。

互市市场的形成更加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贸易往来。

同时也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稳定基础。

同时也是丝绸之路逐渐成熟,在互市过程中双方出现新的需求而产生的,它的产生促进了互市的顺利完成,也是经济随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2.1.2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就是中央政府与周边诸民族和域外各国的进贡和回赐关系。

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以物易物,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1)朝贡贸易背景汉唐中期,国力殷实,生产力发展,物产丰富。

域外诸国纷纷称臣或与中原建立友好邦交,按规定时间前来朝贡。

中原王朝国力强盛,是朝贡贸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西汉和唐初,匈奴势力强大,东突厥横行西北,西突厥控制西域,政府无力作出有效的抵抗,采用和亲政策的同时,每年送给匈奴贵族大量的丝绸,以换取边境的相对安宁。

汉唐中期,中国周边和境外少数民族国家,在被中原王朝用武力征服或威胁后即变成了藩属之地,其履行属国义务,每年向王朝进贡大量珍品。

唐朝画家阎立德作的《职贡图》就是这一情形的反映。

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深知礼尚往来之道,故对朝贡者大都根据所贡物品价值,回赠相当数量的中国丝绸等特产作为答谢。

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来贡,玄宗“以其远蕃修贡,加宴劳赐锦彩五百匹。

(《册府元龟》卷971《朝贡》)”

(2)朝贡贸易机构

为了适应丝路畅通所引带来的朝贡贸易繁荣局面,中原王朝渐趋设立了贸易管理的机构。

其中,太府寺和鸿胪寺是两个最为典型的贸易管理机构。

太府寺是中央设立的管理商业贸易的最高行政机构,长官太府卿为从三品,副长官太府少卿,其职责是掌管国家财政税收及支出,管理首都各坊市、物价及度量衡等。

“掌邦国财之政令,总京都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属”,“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权衡。

”其下属还有太府丞、主簿、录事等。

鸿胪寺是唐宋时期专设的礼仪外交机构;

明清之际虽也设立鸿胪寺,但其职能很多被礼部替代。

其职责是执掌朝会礼仪、外宾接待事物,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

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长安朝见皇帝或进贡,鸿胪寺按等级供给饮食及招待。

另外,鸿胪寺也需对进贡物品进行估价,拟定回赐外国皇帝、使者的物品种类和数量。

中原对于来朝的使臣赏赐颇丰,一次赏赐数量多达数千万(成千上万匹丝绸)。

唐玄宗开元年间朝贡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七十余蕃”,其中包括突厥、契丹、吐蕃、龟兹、疏勒、于阗、焉耆等周边少数民族以及日本、新罗、大食、波斯等境外诸国。

朝贡主要贡品有犀牛、大象、豹等珍禽异兽;

水晶、珍珠、玳瑁等珠宝珍玩;

沉香、人参、龙脑香等香料药材以及波斯锦、白叠布等棉织品,甚至还有歌伎、舞女等侍女优伶。

(3)朝贡贸易发展

朝贡贸易满足各国贵族商品需求,促进中原王朝与世界各国的友好贸易往来。

域外各国使节一路来到长安,很多沿线城市的商人抓住这样的商机,带动沿线城市的繁荣。

西域商人携带如马、毛皮、珠宝、玻璃器皿等西域特有的商品,随使团进入中原来到长安,由此推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

域外各国认识纷纷派遣使臣携带奇珍异宝到天朝进贡,以获取中国的丝绸和特产。

时有零散商人也以使臣名义,或跟随使臣的队伍一同前往长安进行贸易,贩运丝绸运往西域和中亚、欧洲等国。

由于大批商人的到来,东汉时期,政府在边境屯田戍守,道路关口设置驿站,款待来往传信驿卒和络绎不绝的商胡贩客。

西域商人东来时带了大量的西域特产和珍宝,往返时运回的商品则以丝绸为主。

丝路贸易措施完善,商旅受到政府保护,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胡商前来经商,在长安和其他商贸重镇中定点经营,甚至安家落户。

今日兰州的滨河路上,有一胡人牵驼奋力前行的大型石雕,反映的即是活跃于古丝绸之路上的蕃商。

这些蕃商中,有许多人因长期在中国经商,最后定居下来,成为回族的先民。

中原内地的汉族行商在唐朝建立之初就数量众多,而且随朝贡使团的不断增加,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这类商人的数量更有了迅速增加。

唐中叶以后,行商的数量急剧增加,他们有在一定地区进行小规模贩卖的商人,也有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的富商大贾。

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在中原内地的贸易城市时常能见到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甚至东罗马帝国的商人,他们主要贩卖珠宝香料等西域特产到中原各城市,并收购中国的丝绸和特产一路转运往西方。

所以在这一点上,朝贡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极大的激发了众多做丝绸贸易与其他行业的商人,促使丝绸之路的繁盛。

2.1.3民间贸易

民间贸易是民间自发开展的商业活动。

除了国家控制的互市以外,零散商人和有组织的商队常年往返于固定城市之间,进行商品转卖和贩运,亦是丝绸运往西域和中亚、欧洲的一种重要贸易形式。

(1)民间贸易背景

丝路开通初期,各国使臣得到保护,西域零散商人跟随使团或借使臣的名义前来贸易。

东汉时期,政府在边境屯田戍守,道路关口设置驿站,款待来往传信驿卒和络绎不绝的胡商贩客。

西域商人东来时带了大量的西域特产和珍宝,西返时,运回的商品则以丝绸为主。

丝路贸易措施完善,商旅受到政府保护。

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胡商前来经商,在长安和其他商贸重镇定点经营,甚至安家落户。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平定高昌、击败西突厥汗国,丝路上畅通无阻。

太宗下诏招商和鼓励贸易,昭告天下,“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

”自此,西域和昭武九姓的行商来华贸易者与日俱增,有些商胡由此而成巨富,甚至跻身政界。

(2)民间贸易行商

行商是指以私人身份在丝路上从事转运商业活动的一种商贾。

行商主要由中原地区汉族行商和境外西域的胡族行商组成。

中原内地的汉族行商:

这种商贩在唐朝建立之初就数量众多,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这类商贩的数量迅速增加。

唐中叶以后,行商的数量急剧增加,他们大多为本小利微的小商小贩,在一定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贩卖活动。

其中也有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的富商大贾。

西域和境外胡族行商:

他们居无定所,长期进行长途贩运和转手倒卖,大多贩卖体积小而轻、容易携带且价值昂贵的珠宝珍玩,由于利润巨大,故贩运者遍及丝路沿线和全国各地。

长途贩运的行商们大都与各城市中的住商有着固定的贸易往来。

(3)民间贸易住商

住商是指具有市籍和私人邸店及固定营业摊点而专营商业的中外商贩。

住商主要由大多数的中原汉族商人组成,也有极少数是西域胡商。

全国各地的住商数量极多,隋朝已愈万家,入唐后住商数量更多,仅长安一地就有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邹凤炽(chi)、窦义等数十家闻名全国的巨额富贾。

其中有专营丝绸者,有专营珠宝者,有专营旅店者。

长安东西两市都设有绢行,专以丝绸为业的住商当时不在少数。

丝路沿线商镇及东西两京城内经营盐铁、木材、茶叶、饭店的住商,数量更多。

2.2陆上丝路上的商品

从公元前2世纪到清代,丝绸商路上往来的商队将西域的特产和独特的生产技术等带到中国,而中国也将古老文明孕育下的丝绸、火药、造纸、印刷等产品和技术传到西域各国。

丝路上流通的商品,主要分为中国向外输出的商品和西域输入中国的商品两大类。

2.2.1中国向外输出的商品

中国向外输出的商品相当丰富,品种多样,且技术含量较高。

在特色商品方面,主要有丝绸、生丝、陶瓷、茶叶、铁器、铜器、金银首饰、兵器、火药、医药品等,而主要的流通商品除丝绸和丝绸制品外,还有铁制品、陶瓷和茶叶三大类。

在先进技术方面,主要有冶炼和制造技术、水利和灌溉技术、养蚕和纺织技术、制瓷技术、造纸和印刷技术、火药制造技术、医学、先进的农耕经验等。

当然,丝绸是丝路上流通量最大、最为珍贵的商品,故丝绸商路因此得名。

(1)丝绸

丝绸商路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但丝绸是丝路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受欢迎的商品。

早在汉代前,中原地区盛产的丝绸就已经被西域边疆少数民族所认识和喜爱。

张骞“凿通”西域后,丝绸被带到了更远的域外诸国,使西方世界几乎认识了这种华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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