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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云：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
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
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
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於是箴谏者希，
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制礼以后始有诗者，《艺论》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
此言有诗之渐，述情歌唱，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
由
想法有异，故所称不一样。
礼之初与天地并矣，而《艺论·
论礼》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亦谓今时所用之礼，不言礼起之初也。
《虞书》曰：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然而《诗》之道放於此乎！
《虞书》者，《舜典》也。
不见《古文尚书》，伏生以《舜典》合於《尧典》，故注在《尧典》之末。
彼注云：
“诗因此言人之志意也。
永，长也，歌又因此长言诗之意。
声之曲
折，又长言而为之。
声中律乃为和。
”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
“放於此乎”，犹言適於此也。
“放於此乎”，隐二年《公羊传》文。
言放於此者，谓今诵美
讥过之诗，其道始於此，非初作歌颂始於此也。
《益稷》称舜云：
“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乘之庸之，不然威之。
”彼说舜诫群臣，使之用诗。
是用诗规谏，舜时未然。
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
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谟》说皋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
《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尧，
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
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歌颂之初。
歌颂之初，则疑其起自傲庭时矣。
然歌颂自当长远，其名曰诗，未
知何代。
虽於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
名为诗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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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诗之言承也。
”《春秋说题词》云：
“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
诗之为言，志也。
”《诗纬·
含神务》云：
“诗者，持也。
”然而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
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因此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
夏承虞后，必有诗矣。
但篇章绝灭，无有孑但是得遗馀。
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时灭也。
有《商颂》而无夏颂，盖周室之初世记录不得。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
汤以诸侯行化，卒为天子。
《商颂》成汤“命於下国，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渐兴，
亦有风、雅。
商、周相接，年代未多，今无商风、雅，惟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故云“近及商王，不风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
论功颂德因此将顺其美，剌过讥失因此匡救其恶，各於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此论周室不存商之风、雅之意。
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剌过讥失之二事耳。
党谓族亲。
此二事各於己之族亲，周人自录周之风、雅，则法足彰显，戒足著明，不假复录先代之风、雅也。
颂则前代至美之诗，敬先代，故录之。
○
周自后稷播种百穀，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於此名也。
自此下至“诗之正经”，说周有正诗之由。
言后稷种百穀之时，大家皆厄於饥，此时乃得粒食。
后稷有此大功，称闻不朽，是后稷自彼尧时流传於今后代之名也。
《尧典》说舜命
后稷云：
“帝曰：
‘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穀。
’”《皋谟》称禹曰：
予“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烝民乃粒”。
是其文也。
唐之末，中叶公亦世脩其业，以明民共财。
公者，后稷之曾，当夏时为诸侯。
此后稷当唐之时，故继唐言之也。
中叶，谓中
世。
后稷至於大王，公居此中。
《商颂》云“昔在中叶”，亦谓自契至汤之中也。
《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
明民，谓使衣服有章。
共财，谓使之同有财用。
公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财用不乏，故引黄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顾天。
此《尚书·
多方》，说天以纣恶，更求人主之意，云：
“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
开厥顾天。
惟尔多方，罔堪顾之。
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顾由视念也。
其意言天下灾异之威，动天下之心，开其能为天以视念者。
众国无堪为之，惟我周能堪之。
彼言文王、
武王能顾天耳。
大王、王季为天所祐，已有王迹，是能顾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於厥身，遂为天下父亲母亲，使民有政有居。
《泰誓》说武王伐纣，众咸曰孜孜无怠，天将有立父亲母亲，民之有政有居。
言民得圣人为父亲母亲，势必有明政，有安居。
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
此总言文、武之诗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时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检其文，皆成王时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时当作王，功由周公，故《谱》说成王之诗皆并举周公为文。
制礼作乐，大平无
为，故与大平连言。
颂声之兴，不皆在制礼以后也。
故《春官·
乐师职》云：
“及彻，帅学士而歌彻。
”玄谓彻者，歌《雍》也。
是颂诗之作，有在制礼前者也。
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此解周诗并录风、雅之意。
以《周南》、《召南》之风，是王化之基本，《鹿鸣》、《文王》之雅，初兴之政教。
今有颂之成功，由彼风、雅而就，据成功之颂，本而原之，其颂乃
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以道衰乃作者，名之为“变”，此诗谓之为“正”。
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以后，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认为常乐，非孔
子有去取也。
《仪礼·
乡喝酒》“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奏《南陔》、《白华》、《华黍》”，“閒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
关雎》、《覃》、《卷耳》、《召南·
鹊巢》、《采蘩》、《采蘋》”。
《燕礼》用乐与《乡喝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虫》之篇，其馀在於今《诗》，悉皆次比。
又《左传》及《国语》称鲁叔穆子聘於晋，晋人为之歌《文王》、《大明》、《绵》，又歌《鹿
鸣》、《四牡》、《皇皇者华》，亦各取三篇，风、雅异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谱》
於此不言孔子。
其变风、变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录之。
《春官·
大师职》司农注云：
“古
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故延陵季子观乐於鲁，时孔子尚幼，不决《诗》、《书》，而曰‘为之歌《邶》、《鄘》、《卫》’，曰：
‘是其《卫风》乎’。
又为之歌小雅、大雅，又为之颂扬。
《论语》
曰：
‘吾自卫反鲁，而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时礼乐自诸侯出，很有谬乱不正者，孔子正之耳。
”
是司农之意亦与同，认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
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
“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而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岁。
当时雅、颂不决，而云为之歌
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
”此说非也。
六诗之目，见於《周礼》，岂由孔子始定其名乎？
《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从前。
孔子此后，简札始倒，或许《草虫》有忧心之言，故不用为常乐耳。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
夷身失仪以后，邶不尊贤。
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变风、变雅之作节气。
变风之作，齐、卫为先。
齐
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
庄四年《公羊传》曰：
“齐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
”徐广认为周夷王亨之。
知懿王者，以《齐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为胡公。
”当夷王之时，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而自立”。
言夷王之时，山杀胡公，则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
受谮亨人，是衰闇
之主。
夷王上有孝王，《书传》不言孝王有大罪恶。
《周本纪》云：
“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谮矣。
《本纪》言诗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时《鸡鸣》之诗作乎？
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
《卫世家》云：
“贞伯卒，子顷侯立。
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
”是卫顷公当夷王时。
《郊特牲》云：
“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
”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仪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仪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贤也。
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
尔俱作。
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正义曰：
大率变风之作，多在夷、厉以后，故云“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敲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剌之类，故连言之。
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
恶者谁罚？
纪纲绝矣。
此言周室极衰以后不复有诗之意。
“五霸”之字，或作“五伯”。
成二年《左传》云：
“五伯之霸也。
”《中候》“霸免”，注云：
“霸犹把也，把天子之事也。
”然而言伯者，长也，谓与诸
侯为长也。
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与诸侯为长，三代共有五
人。
服虔云：
“五伯，谓夏伯昆吾，商伯大、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也。
”知者，《语》云：
“祝融以后，昆吾为夏伯矣，大、豕韦为商伯矣。
”《论语》云：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
”昭九年传云：
“文之伯也。
”是五者为霸之文也。
此言五霸之末，正谓周朝之霸齐桓、晋文以后，明其不在夏、殷之
霸也。
齐、晋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
僖元年《公羊传》云：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消亡者，桓公不可以救，则桓公耻之。
”是齐桓、晋文能赏善罚恶也。
后来无复霸君，不可以奖惩，是天下之纲纪绝矣。
纵使作诗，终是无益，故贤者不复作诗，由其王泽竭故也。
《王制》云：
“千里以外，设方伯二百一十国认为州，州有伯。
”是方伯谓州牧也。
周之州长自名为牧，以其长於一方，故《公羊》称为方伯。
言无天子，无方伯，谓无英明耳。
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於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懿王时诗，《齐风》是也。
夷王时诗，《邶风》是也。
灵公，鲁宣公十年为其臣
夏徵舒所弑。
变风齐、邶为先，最在后，变雅则处其閒，故举其终始也。
《史记·
孔子世家》云：
“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
”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
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从前，诗篇多矣。
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司马迁言古诗三千馀篇，未可信也。
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
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
《乐纬·
动声仪》《诗纬·
含神务》《尚书·
璿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者，汉世毛学不可以，三家不见《诗序》，
不知六篇亡失，谓其惟有三百五篇。
谶纬皆汉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
此言“讫於灵”，则在鲁僖以后。
《艺论》云：
“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四百年间，凡取
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
”唯言“至於鲁僖”者，据《诗》之首君为文也。
灵公非诗之首，昭
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从前，故举鲁僖认为言也。
《艺论》云“文王创基，至於鲁僖”，则《商颂》不在数矣。
而以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则篇数先定，论录则独举周朝，数篇则兼取商诗，而
云“合为国风、雅、颂”者，以商诗亦周歌所用，故得称之。
孔子刊定，则应先后挨次，而《风·
清人》是文公诗，处昭公之上；
《卫风·
伯兮》是宣公之诗，在惠公之下者，答逸云：
“诗本无文字，后代不可以尽得其次序，录者直录，存义而已。
”然而孔子以后，始颠倒凌乱耳。
认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
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这样。
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於是止矣。
此言孔子录《诗》，唯取三百之意。
“弘福如彼”，谓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
“大祸这样”，谓如厉、幽、灵，恶加於民，被放弑也。
“违而不用”，谓不用《诗》义，则“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诗》义也。
互言之也。
用《诗》则吉，不用则凶。
“吉凶之所由”，
谓由《诗》也。
《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也。
此二事皆明显在此，故唯录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视成败
於行事。
又疾时博士之说《诗》，既不精其研核，又不睹其终始，讲於乡党无昭晳，於朝廷不焕炳，故将述其领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后。
夷、厉已上，年纪不明。
太史《年表》自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序，以立斯《谱》。
“自此已下，论作《谱》之意。
《本纪》夷王已上多不记在位之年，是“年纪不明”。
“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
又三年，王出奔于彘。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
”《十二诸侯年表》起自元年，是岁鲁真公之十四年，齐武公之十年，晋靖侯之十八年，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卫僖侯之十四年，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夷伯之二十四年，则于
时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始”也。
又案《本纪》“十四年，厉王死於彘。
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
子幽王立，十一年为犬戎所杀。
子平王立，四十九年，当鲁隐公元年。
”计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
十九年，春秋之时，年纪分明，故云“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序，以立斯《谱》”。
於三《礼》、
《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
《易》有《序卦》，《书》有孔子作《序》，故避之，谓之为“赞”。
赞，明也，明己为注之意。
此《诗》不谓之“赞”，而谓之“谱”，谱者，普也，注序世数，事得周普，故《史记》谓之“谱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
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纲领也。
举一纲而万目，解一卷而众篇明，於力则鲜，於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於是与。
此又总言为《谱》之理也。
著有俭啬之俗，唐有杀礼之风，齐有太公之化，卫有康叔之烈。
述其土地之宜，显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众源所出，识其清浊也。
属其美剌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耳。
哀十四年《公羊传》说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谱
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
正义曰：
《禹贡
雍州》云荆岐既旅
，
○
“
”
是岐属雍州也。
《绵》之篇说大王迁於周原，《閟宫》言大王居岐之阳，是周地在岐山之阳也。
《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则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之又名也。
大王
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丰。
《周书》称王季宅程，《皇矣》说文王既伐密须，
度其鲜原，居岐
之阳，不出百里。
则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别也。
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
田肥沃。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有美阳县，《禹贡》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
皇
甫谧云：
“今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趾是也。
本或作杜阳。
”案《志》扶风自别有杜阳县，而岐山在美阳，
不在杜阳。
於《禹贡》注云
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则作杜者误也。
《皇矣》称居岐之阳，在渭
“”
之将，是其处险阻也。
《绵》云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是地肥沃也。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难，自豳始迁焉，而脩德建王业。
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为西
伯。
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
○正义曰：
以帝乙，纣之父，准其年世，与王
季同时。
《旱麓》说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瓒之赐也。
《尚书》
谓文王为西伯，当是继父之业，故知王季亦为西伯。
殷之州长曰伯，谓为雍州伯也。
《周礼》
“八
命作牧”，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
如《旱麓》传云：
“九命而后锡以秬鬯圭瓒。
”《孔丛》云：
“羊容
问於子思曰：
‘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谓之二伯。
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以后，大王、王
季皆为诸侯，奚得为西伯乎？
’子思曰：
‘吾闻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瓒秬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讨伐。
此诸侯为伯，犹周、召分陕。
’”皇甫谧亦云：
“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时赐九命为西长，始受圭瓒秬鬯。
”皆认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
不见《孔丛》之书，《旱麓》之笺不言九命，则以王季为州伯也。
文王亦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
文王为雍州之伯，
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
文王之德优於王季，文王尚为州伯，明王季亦为州伯也。
《楚辞·
天问》曰：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王逸注云：
“伯谓文王也。
鞭以喻政。
言纣命令既衰，文王执鞭
持政为雍州牧。
”《天问》，屈原所作，去圣未远，谓文王为牧，明非大伯也。
因此不从毛说。
言“至纣，又命文王”者，既已继父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也。
知者，以《汉广
序》云“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汝坟序》云“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
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诗犹美江、汉、汝坟，明是江、汉之滨先被文王之教。
若非受纣之命，其化无由及之，明纣命
之矣。
江、汉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书》注云“南兼梁、荆”。
后来化广民附，三分有二，不用
皆纣命也。
於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
○正义曰：
既引《论语》三分有二，故据《禹贡》州名指而言之。
雍、梁、荆、豫、徐、扬归文王，
其馀冀、青、兖属纣，九州而有其六，是为三分有其二也。
《禹贡》九州，夏时之制，於周则《夏官·
职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贡》，无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监二代而损益之，改《禹贡》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认为幽、并”，是其事也。
《尔雅·
释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
炎
“此盖殷制。
《禹贡》有梁、青无幽、营，《周礼》有幽、并没有徐、营。
”然而此说不一样，不言殷、周九州，而远指禹世者，炎以《尔雅》之文与《禹贡》不一样，於《周礼》又异，故疑为殷制
耳，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
《地理志》云“殷因於夏，无所变改”，班固不以《尔雅》为世法。
又《周礼》冀、幽、并，於《禹贡》独一州耳，相率三分无一，故从岐而横分之。
据《禹贡》正经之文，
取六州认为三分之二，准《禹贡》之境，论施化之处，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
《序》言化自北而南，则於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两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授命，作邑於丰，乃分岐邦。
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
所职之国。
○正义曰：
“文王授命，作邑於丰”，《文王有声》之文也。
《地理志》云：
“京兆鄠县，
丰水出其东南。
”皇甫谧云：
“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
”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须，徙於鲜原，从鲜原徙丰。
而谧云自程，非也。
丰在岐南三百馀里，文王既迁於丰，而
岐邦地空，故分赐二公认为采邑也。
言分采地，当是中半，不知孰为东西。
或认为东谓之周，西谓之召，事无所出，未可明也。
知在居丰以后赐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纣时势，已言周
公曰。
《乐记》说《大武》之乐，象伐纣之事，云“五成而分陕，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
文王若未居丰，则岐邦自为都邑，不得分以赐人，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以后。
且二《南》，文王之诗，而分系二公，若文王不赐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诗系之？
故知
此时赐之采邑也。
既以此诗系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职之国”也。
言“先公”者，大王、王季圣人，文王承其业，文王自有圣化，不用要用先公，但子当述父之事，取其宜
者行之，以先公为辞耳。
犹自兼行圣化，故有圣人之风。
此独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
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以后。
於此言之者，明诗系二
公之意也。
言“己所职”者，指谓六州之人听从於己者。
○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诵诸国之
诗，以观民民俗。
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
宣十二年《左传》引《时迈》之诗云：
“昔武王克商，而作颂曰：
‘载戢兵戈，载櫜弓矢。
’”《时迈序》云“巡守”，则武王巡守矣。
《王制》说巡守之礼，曰“命大师诗，以观民民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诗也。
《谱》云“天子纳变雅，诸侯纳变风，其礼同”，则文王亦采诗。
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诸侯之纳变风，直欲观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别贤圣之异风，立一代之大典也。
文王犹为
诸侯，王业不决，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据武王言之耳。
武王遍诸国之诗，非特六州而已。
而此二《南》之风，独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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