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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端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是以排他性为前提的,即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与发展视为本国和本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威胁,这种爱国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如出一辙。

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辅相成的,即是以尊重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为前提条件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是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列宁早在1915年的《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曾经说过: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没有民族自豪感呢?

当然不是的!

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当时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由,经常驱使农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他提出:

“正是从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上看,必须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来坚持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

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隶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

”2(然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由于俄罗斯民族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人过分的“民族自豪感”和“俄罗斯爱国主义”情绪在俄罗斯族群众和共产党人中颇为盛行,因而引起一些非俄罗斯民族干部的不满。

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弗·

彼·

扎通斯基在俄共(布)十大上曾对此公开地提出尖锐的批评:

“一种赤色的俄罗斯爱国主义已经滋长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同志骄傲地把自己看成是俄罗斯人,不是没有理由的,有时候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俄罗斯人。

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联邦不像对‘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俄罗斯’那么喜爱和重视。

在有些同志的头脑里,把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同‘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俄罗斯’的传统概念混淆起来。

”3由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坚决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为首要任务,当时在俄罗斯群众和党员中的具有“大俄罗斯主义”色彩的“俄罗斯爱国主义”得到较为普遍的克服。

  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中越来越严重地流行开来。

特别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不自觉地继承了“帝国意识”,将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立起来,或者是大肆吹捧俄罗斯民族历史上的“领导作用”和“伟大功绩”,或者是只反地方民族主义而不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例如,斯大林在1945年接见红军军官代表时的讲话,将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爱国主义抬到骇人的高度,其客观效果影响巨大,在充分肯定“俄罗斯爱国主义”的背后实际上也部分肯定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在苏联的盛行。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俄罗斯爱国主义被渲染到空前的高度,1938年秋出版了B.M.沃林的小册子《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作者宣称:

“苏联各民族有理由以自由的老战友为骄傲……苏联公民—一俄罗斯民族站在苏维埃大地上的所有其他民族的前列,准备为了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献出生命直至最后一滴血”4。

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

索洛金曾公开表示,他不能用国际主义风格去创造,他要“按我自己的俄罗斯性格,或者我自己的俄罗斯乡村气息,或我自己的俄罗斯民族特性”进行创作5。

活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城市的“俄罗斯”和“祖国”俱乐部则毫不掩饰地宣扬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1965年莫斯科市团委负责人B.斯库尔拉多夫著有小册子《风俗守则》。

书中提出伟大的“俄罗斯种族”担负着“人民的宇宙使命”和对“祖先的责任”,强调要保持俄罗斯种族的纯洁,提出要对“委身于外国人的俄罗斯妇女做绝育手术”,罗伊·

麦德维杰夫揭露B·

斯库尔拉多夫等人的活动实际上得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等权威机关的公开支持。

在实际社会生活方面,一些俄罗斯人在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以“老大哥”和“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视其他民族为“被拯救者”和“小兄弟”,不尊重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甚至处处排挤其他民族。

正如萨哈罗夫在《寄语西方》中所揭露的:

“民族优越感存在于某些俄罗斯人当中……这种优越感是邪恶的,像帝俄时代迫害犹太人那样歇斯底里般狂热,常常可以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们把金钱白白浪费在这些黑猴子(或者是黄猴子)们身上了!

我们简直是在养活寄生虫!

’,‘责任全在犹太人(或者‘格鲁吉亚人’,‘丘契麦基’——对中亚地区人们的蔑称)身上!

”这位持不同政见者发问:

“在各族人民的友谊已经大吹大擂了60年之久的今天,居然还存在这种社会弊病,实在令人感到不安。

”6一些俄罗斯人从极其狭隘的本民族利益出发,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认为帮助落后的其他民族,使俄罗斯民族本身蒙受了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

当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陷于困境,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苏联各族群众中失去其影响力时,无论是主流派的代表戈尔巴乔夫,还是民主派的代表叶利钦都乞灵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特殊效能,将“俄罗斯爱国主义”作为整合民心、刺激改革的武器。

1988年第3期《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上一篇署名文章《我们选择的道路通向哪座殿堂》中呼吁:

“爱国主义曾经是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迷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的一种鼓舞力量”。

叶利钦也在许多公开场合以正统的“爱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大谈俄罗斯的“民族主权”与“民族复兴”,他在199C年1月24日对《文学报》的谈话中表示:

“应当对俄罗斯居民更加关心。

这不是沙文主义,而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所在”。

90年代后,俄罗斯联邦出现了数十个党派组织,如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俄罗斯立宪民主党,尽管这些党派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复兴俄罗斯”和“俄罗斯爱国主义”是他们共同的口号,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不遗余力地利用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二苏联思想文化界的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注意到,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苏联国内的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斯拉夫复兴运动”,民间各界大力挖掘“老沙皇的遗产”,已达到“全国性狂热程度”。

“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俄罗斯的历史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爆发出了惊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7其实从40年代中期开始,在苏联的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界就弥漫着一种极其不健康的气氛,即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出发,不尊重历史事实,唯心主义地曲解历史,竭力美化沙皇政府和俄国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侵略与兼并。

苏联40年代前出版的有关俄国历史的著作基本上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沙皇政府和俄国统治阶级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持批判态度的。

例如,1936年出版的《苏联国内战争史》中这样写道:

“双头鹰的可怕阴影笼罩着帝国的广阔天空,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高加索山峰,从阳光普照的乌克兰草原到中亚的沙漠和远东的丘陵地带,俄国沙皇政府的每个步骤都是以血、火和暴力为标志的”8。

4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的恶性膨胀,苏联学术界对沙皇政府与俄罗斯统治阶级的侵略扩张活动的评价发生重要变化,宣传的基调由“血腥吞并”变成“自愿归附”,由侵略“绝对有害”变成了“绝对有益”。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应该重新审视沙皇政府的殖民统治的进步意义以及俄罗斯文化巨大的影响作用,他们表示:

“玩弄把戏,把先进的俄罗斯文化对吉尔吉斯人民的良好影响仅仅归结为吉尔吉斯人民学会了粉刷墙壁,使用刀叉、床铺、茶炊、悬挂窗帘,这是对最重要问题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91962年12月苏联政府专门召开全苏历史学会议,将宣传“各民族人民归并俄国的进步意义”作为编写历史学著作和历史教科书的任务。

1943年出版的有关哈萨克的历史著作中写道:

“哈萨克沦为殖民地标志着哈萨克民族独立生存的结束和纳入军事封建的剥削体系,这一体系是沙皇为其统治‘民族监狱’里的一切被压迫民族而建立的”。

10而1957年出版的哈萨克历史著作中则认为:

“俄罗斯兼并哈萨克对哈萨克人民在关键时候的历史命运有着进步的意义……它使哈萨克人民在准噶尔封建头子的奴役下得到了解放。

”11同样一本书的1943年版对哈萨克历史上的克涅萨里·

卡里莫夫起义的评价为:

“这次起义是以前历次运动的综合,就其范围和意义而言是在俄国沙皇整个殖民政策时期内哈萨克人民最大的一次起义。

哈萨克人民用他们热爱自由和战斗的精神有力地、明确地表明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民族独立。

”12而1957年的版本对卡里莫夫起义的评价发生巨大变化,称起义是“反动的,具有封建和君主色彩的,它的目的是阻止哈萨克人民前进,加强封建和家长制度,使哈萨克与俄罗斯与俄罗斯人民隔绝关系。

”131937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写道:

“大国沙文主义者极力散布哈萨克人民自愿臣服的神话是明显的谎言。

”而197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则统统改为“中亚是自愿归并俄罗斯兄弟”14。

甚至将沙皇专制制度也美化成“在乌克兰人民、白俄罗斯人民以及我国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历史命运中起到了最重大的作用”,将沙皇俄国称为“各兄弟民族人民在反对外国奴役者斗争中具有吸引力的中心和靠山。

”15在历史学家的笔下,“19世纪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统一的巨大的历史意义表现为巨大的力量”,“对于白俄罗斯来说,复归俄罗斯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这一行动加速了白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封建社会关系的解体和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增长”。

“由于中亚合并俄罗斯,才使这一地区(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人)摆脱了落后的封建主、土耳其、英国资本家的压迫。

……但是尽管有沙皇制度的殖民压迫,中亚归并俄罗斯仍然是进步现象。

对于中亚人民来说,归并俄罗斯是接近俄罗斯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开始”。

1955年出版的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苏联社会主义民族》一书中将19世纪末高加索反对沙皇政府的声势浩大的沙米尔运动的性质定义为“反人民”和“反进步”的运动,该运动“符合狭隘的封建上层和反动的穆斯林宗教界的利益,是为巩固帝国主义服务的”16。

1981年第1期的《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文章:

“在五个世纪中,俄罗斯不得不破釜沉舟,举起利剑向它的邻国证明它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战争都是人民战争”。

持不同政见者A.切米索娃在解释俄国历史时也坚持:

“历史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俄罗斯人民把其他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多半不是强迫他们联合,而是保护他们),我们从来没有过殖民地,所有并入俄国(即使通过暴力)的各族人民立即获得一切公民权,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俄国公民,同时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俄罗斯化是以自发的途径进行的。

”17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曾就“爱国主义”、“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传统”展开广泛的学术论战,最终论战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论战的逐步升级反映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对“爱国主义”和“俄罗斯传统”不同理解的背后隐藏着“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阴影。

论战是由文学期刊《青年近卫军》和《我们同时代人》上发表的B·

恰尔马耶夫和C·

谢马耶夫等人的一系列文章引起的。

恰尔马耶夫在1968年第9期《青年近卫军》上发表了《伟大的探索》和《不可避免性》,文章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由反西方的立场引申出对“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

他认为俄罗斯帝国留给了俄罗斯人宝贵的民族遗产,东正教与彼得一世建立的绝对专制君主制是其重要内容。

他甚至将尼古拉二世时代的B.罗查诺夫和K.列昂节夫等大俄罗斯主义者和黑色百人团的沙文主义言论视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财富,抱怨俄罗斯人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高度重视俄罗斯人自古以来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贡献在于把俄罗斯的灵魂从阻止它发挥道德感情潜力的力量中解放了出来。

1969年第6期《青年近卫军》发表了尤·

伊凡诺夫的文章《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在论点上与B·

恰尔马耶夫呼应。

文中提出:

“具有古老基础的俄罗斯基础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在十九世纪)已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完全不可能按西方的模式通过革命来把它改变”。

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破坏了“自古以来的俄罗斯民族生活的方式,为破坏俄罗斯的乡村,俄罗斯的教堂开了头,18。

在论战中,另一篇引起反响的文章是1970年第8期《青年近卫军》所发表的C·

谢马诺夫的《论相对的价值和永恒的价值》,与恰尔马耶夫和伊凡诺夫不同,谢马诺夫文章的立足点不是赞美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民族财富”,而是着意提醒读者“还有那些最近五十年来,特别是我们伟大的革命所创立的东西。

因为,这个伟大的革命事业也是我们民族的财富。

我们苏联公民……为伟大的俄罗斯革命感到骄傲,这个革命为整个世界,为祖国的命运开创了新的时代。

”他在文中多次强调十月革命、集体化、工业化、卫国战争的胜利都是俄罗斯人民的事业,而“伟大民族”和“领导民族”的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品德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苏联社会中,对这种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是有不同意见的。

P.Б.列尔特对谢马诺夫和恰尔马耶夫等人的思想持完全否定态度,称他们为“新斯拉夫主义者”。

他在《论鞭子的可爱》中写道:

“伪造历史,继而恢复俄国沙皇制度的名声,这只有斯大林的三十年代摧毁了苏联的历史科学之后才变得有可能。

因为,多年来,那些严格按照斯大林的指令的‘思想家们’,在颂扬俄罗斯人民的幌子下,实际上所干的正是在为俄国沙皇制度恢复名誉。

”1969年第4期《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署名为杰明捷耶夫的文学评论文章《论传统和人民性》。

文章围绕对“爱国主义”概念的理解发表意见,认为“爱国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有“争取解放斗争的爱国主义”,也有“护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

他提出应该“把保卫祖国独立的正义战争与沙皇的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区别开来”。

他称恰尔马耶夫的语言是不折不扣的“斯拉夫优秀人种论的语言”。

然而,杰明捷耶夫的文章是一片沙文主义欢呼声中的不和谐声音,其论点更多是受到了俄罗斯社会各界的批评,同年7~8月间的《星火》杂志和《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指责杰明捷耶夫。

1969年7月31日的《社会主义工业报》上刊登了苏联劳动英雄扎哈罗夫给《新世界》杂志的公开信,以俄罗斯工人的名义要求对杰明捷耶夫的言论做出“党性的回答”,在社会的压力下,《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于1970年2月被迫辞职19。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俄罗斯族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样是严重的。

持不同政见者、著名哲学家H.伊利莫认为:

“俄罗斯并不是领土和部族的偶然堆积,也不是人工组装的各地区的‘机械装置’,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上形成的并有文化基础的、不容随意肢解的有机体。

这个有机体在地理上是统一的,其各部分由经济互相供给所联结。

这个有机体是精神、语言和文化的统一。

这种统一在历史上通过精神上相互理解,把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兄弟联结在一起。

这个有机体是国家和战略上的统一,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意志和自卫能力,这个有机体是欧亚,因而也就是全世界和平与均衡的真正支柱”20。

他的思想与20年代的“路标转换派”所主张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伟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思想极为相似。

格奥尔基·

菲多托夫于1981年出版的论文集《俄罗斯与自由》中贯穿着寻找和宣传“俄罗斯文化与民族性”的思想,他认为存在着两个俄国,即宗教的俄国与革命的俄国,但这两个俄国“都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宗教的俄国依靠古罗斯的传统生存。

对它来说很难理解彼得一世,特别是在彼得一世所建立的国家体制不支持它时尤为困难。

但对于宗教的俄国来说,尤如革命的俄国一样,必须投身于东正教文化,真正的民族性的创造的保证只有产生在这种融合中。

”21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派别的代表人物,他在“努力锤炼、调整、净化自己的灵魂”和“成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之后,首先感觉自己是“俄罗斯民族的一员”。

他认为:

自“彼得大帝的毫无人性的改革起,俄罗斯民族精神开始受到压制和隔绝,我们忏悔的能力亦开始枯萎、干涸”22。

他谴责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批判苏维埃政权的非人道主义的做法,号召俄罗斯人民为自己麻木不仁的态度和行为忏悔。

  知识分子是苏联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知识分子掌握着对文化、传统和思想的解释特权,拥有对社会意识和大众文化的领导权和重大影响力量。

可以肯定地讲,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对民族本身和文化传统的偏执认识直接地影响着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客观上加剧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盛行。

历史的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19世纪30~60年代,俄国的先进的民主主义者与保守的专制主义者也曾就“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国民性”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如果将恰尔马耶夫、谢马诺夫、伊凡诺夫、索尔仁尼琴等人闪烁其辞的言论与斯拉夫派代表人物阿克萨科夫、贵族思想家卡拉姆津和教育大臣乌瓦洛夫的理论相比较,会发现彼此之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反西方文化”和“爱国主义”的背后都隐藏着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内容。

同19世纪30~6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相比,20世纪70~80年代同样是苏联社会重要的历史时期。

70年代中后期苏联社会发展在某些方面开始出现停滞的迹象,在国内备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严重问题的困挠,在国际上面临东西方冷战的沉重压力,于是“大俄罗斯主义”便以“俄罗斯爱国主义”的面目再次登场,而且成为某些官方人士可资利用的工具,借以对抗日益兴起的地方民族主义和地方分离主义情绪,安抚占人口半数的“领导民族”和“主体民族”一一俄罗斯民族的不满情绪。

(责任编辑常玢)

  注释:

  1A.C.斯捷潘诺夫:

《伟大的十月革命与苏共的民族政策》,莫斯科1982年版,第80页。

  2《列宁选集》第2卷,第610—612页。

  3《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版,第203—204页。

  4B.M.沃林:

《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莫斯科1938年版,第18、48页。

  5《抒情诗》,莫斯科1965年版,第104—105页。

转引自S·

恩德斯·

威姆布什:

《苏联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对非俄罗斯人的回答》,《民族译丛》1980年第2期。

  6萨哈罗夫:

《寄语西方》,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80年6月13日,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七辑,第124~125页。

  7美国《新闻周刊91970年9月14日:

泽夫·

卡茨主编:

《苏联主要民族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8《苏联国内战争吏》,莫斯科1936年版,第1卷,第58页。

  9《论中亚各族人民历史的若干问题》,[苏]《历史问题》1951年第4期。

  10《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阿拉木图1943年版,第244~245页,第220页。

  11《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阿拉木图1957年版,第307—308页,第321页。

  12同上。

  13同上。

  14《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73年版,第30卷,第590一59l页;

第11卷,第150、381页。

  15《乌克兰同俄罗斯重新合并300周年纪念提纲》,[苏]《真理报》1954年12月1日。

  16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苏联社会主义民族》,莫斯科1995年版,第145页。

  17《播种》1976年第2期。

  18罗伊·

麦德维杰夫:

《论社会主义民主》,第100页。

  19《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437~438页。

  20转引自尤·

索洛杜欣:

《俄罗斯联邦会步苏联的后尘吗?

》,[俄]《对话》1993年第1期。

21格奥尔基·

菲多托夫:

《俄罗斯与自由》,纽约chalidze出版社1981年俄文版,第62页。

  22转引自《最后的帝国》,罗伯特·

康奎斯特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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