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政策1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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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视改善民生。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2008年4月2日，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中提出了宏观调控，农业基础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等十个方面的工作要点。
就宏观调控问题而言，依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双防”概念，指出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加强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努力完成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
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等预期目标。
与传统的"
双防"
表述不同此项"
表述另有新意。
2007年,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4.4和2.5个百分点。
进入2008年以来，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经济往下行的风险都在加大。
为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政策上一直是有压缩投资的趋势，很多大项目都被停了。
就消费而言，受收入分配制度、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问题的制约加上物价上涨压力趋大,消费的增长在短期内也难有良好的表现。
在出口方面，由于外部经济形势严峻也有下行的风险。
海关总署统计显示,2月份我国出口874亿美元,只增长了6.5%,其中虽有雪灾等因素的影响,但比去年同期回落45%,而进口却大幅增长了35%。
这是自去年10月起,进口同比增速连续5个月高于出口增速。
因为出口放缓影响私人部门投资将主要在2009年体现,以及2008年支撑经济的一些一次性因素（奥运效应、政府换届和雪灾后重建）也将在2009年消失。
在此背景条件下，国务院修改并提出新的“双防”举措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条件下，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
2007年11月30日，在北京举行了“世界经济与中国：
不确定中把握趋势”的国际研讨会。
与会代表原克林顿经济顾问安德利.泰森（AndreaTyson）在发言中指出：
美国金融市场中的资产估值泡沫以及房产市场的衰退很可能拖累美国经济，并带来世界其它经济体的经济放缓。
事实上，美国次债的还债高峰可能出现在2008年的第二、三季度，大量的迹象表明次债危机还要继续，由次债危机触发的连锁反应还远未到尽头。
如果美国经济放缓超过市场预期进入衰退，加上人民币汇率的加速升值则会给我国的出口、就业、社会稳定等方面带来负面的影响。
2007年12月11日在北京举行了第18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施瓦布共同主持，2007年12月12-13日举行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与此同时，在2007年12月中国与欧盟举行了双边经贸谈判，2007年12月27日日本首相富田赳夫与温家宝总理也举行了双边战略对话。
在这一系列的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分别研究了我国2006年到2007年不同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态势，并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一系列新特点，对我国今后的经济、社会工作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
这一系列的会议在明确肯定我国国民经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果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如产能过剩、市场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社会劳动就业、国际收支顺差、节能减排、物价上扬和人民币汇率等众多问题。
正确解读这些问题，了解其现状、查明其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是我们做好今后经济、社会各项工作的重要条件。
就产能过剩问题而言，形势是严峻的。
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产能已过剩1.2亿吨，还有0.7亿吨正在建设之中。
电解铝产能高达1030万吨，市场需求为770万吨，产能过剩的比例在25%左右。
焦碳产能过剩1亿吨，更有0.3亿吨的产能仍在盲目上马。
2007年上半年我国小汽车产销量达229万辆，而在建的却达220万辆，而拟建中的产能更高达800万辆。
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10年我国小汽车的产能将达到1600万辆，而当年全国小汽车的需求仅在900万辆左右。
此外，据国家商务部统计，全社会600种主要消费品有近27%过剩。
产能过剩扭曲了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结构和效率，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大量浪费，潜伏着在全社会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巨大风险。
正因如此,党中央、国务院在一系列会议上始终把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货币信贷管理,防止投资反弹和信贷投放过多的问题列为过去一年多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众多任务之首.
就劳动就业形势而言，2006年我国再次进入劳动就业高峰期，全国有2500万人需要安排工作，但其中的1400万人可能面临失业的挑战。
到2007年3月，2006年全国415万大学毕业生中还有120万左右的人没有就业。
2007年的应届毕业生有495万人，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2007年将有600多万大学生及其家庭继续承受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巨大的“搜寻成本”和“交易费用”。
同时，大学生的就业难题也给1000多万在校大学生及其父母的正常学习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外部成本”。
2007年的社会就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就社会有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而言，近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愿意持续低迷，居民的储蓄率达40%以上，2006年我国各项存款余额已超过32万亿人民币,其中城乡居民存款已超过1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我国2年的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社会有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社会公共政策的缺陷有关，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也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社会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公共政策的函数。
我国普通劳动者偏低的收入水平、低下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政策的缺陷是造成社会有支付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低收入者没有能力增加消费，而高收入者又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问题，两相叠加的结果，在理论上可能造成社会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并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只是长久以来巨额的外贸顺差掩盖了内需不足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应当看到，我国长期、巨额的外贸顺差不可避免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和矛盾，而沟通、协调、化解这些摩擦和矛盾在逻辑上必然会使内存于我国体制中的内需不足的矛盾显性化。
其次，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也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因为经济增长的过热是由投资过热引发的，投资过热又是由扭曲偏低的投资成本所决定的，而扭曲偏低的投资成本从根本上看则是由扭曲的土地、信贷、劳动力、人民币汇率等要素价格造成的。
就劳动力价格而言，偏低的劳动力价格条件下的利润冲动是造成我国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之一。
，
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言，2003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G7会议上要求与会各国代表按1985年9月和1987年2月的“广场协议”和“卢夫尔协议”迫使中国接受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安排。
2003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华，斯诺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求我国加大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改革的要求。
2004年10月和2005年2月的G7会议西方国家再次对我施加压力。
在此条件下，我央行副行长吴晓玲在2005年4月23日就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原则立场作了全面的表述。
2005年5-6月间，美南卡州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了所谓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美国会决定在2005年7月31日把此修正案提交国会表决。
为缓和中美、中欧之间的矛盾，2005年6月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和欧盟轮值国主席相继访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了中美、中欧之间的谈判。
在此期间，为缓和国际经贸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从2005年的1月、6月和7月20日相继作出关于在我国开始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提高出口关税税率和对纺织品实施出口配额管理的决定。
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在2005年的7月21日又决定把人民币汇率提高2个百分点并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美国国会决定把原定于2005年7月31日对《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的表决时间推迟到2005年年底举行。
随着2005年12月18日中美两国军事代表团谈判的成功和2005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的成功访华，《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的表决时间被进一步推迟到2006年的3月31日表决。
为有效避免国际经贸矛盾的加剧给我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2006年3月23日-24日、3月27日舒默、格雷厄姆和古铁雷斯相继访华、2006年4月12日我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也率领我国101家企业、202名企业家到美国13个洲14个城市成功采购了162.1亿美圆的商品，尤其是在2006年4月18日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的成功访问，美国国会在2006年3月29日决定，原定于2006年3月31日表决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再次被推迟到2006年9月29日表决。
2006年6月7日和8日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委员会又举行了关于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听证会。
7月5日、8月15日、11月15日我国央行宣布调法定存款准备率，8月19日又调高了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利率。
而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却在2006年的8月8日停止了连续17次的加息进程，以后在9月20日和10月25日的两次利率会议上仍然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25%的水平上，中美两国相对利率水平的变动客观上加大了人民币对美圆升值的压力。
2006年8月30日美国参众两院财经委员会主席对我国一年来的汇率制度改革说三道四。
2006年9月20日美国派出了由美国商务部长、财政部长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古铁雷斯、保尔森和伯南克为首的“豪华”阵容“访华”。
由此再次拉开了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帷幕。
2006年9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会晤了舒默—格雷厄姆，在此条件下，美国宣布最终取消《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
《修正案》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经济贸易摩擦的消弭，2007年美国国会又提出了《2007年国际贸易自由化法案》，从中美、中欧乃至中日之间的博弈、贸易差额、购买力平价等角度看，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仍将存在。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和新特点，需要我们有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手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面向未来，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为此，有必要对我国过去10多年来实施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原因、影响和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便我们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做好今后的工作。
●2003年6月以前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的原因
1、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7年7月2日、11日、14日和21日发生了一场始于泰国波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0月17日和10月20日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也先后受到冲击，11月5日和11月17日新加坡和韩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其货币汇率大幅度贬值。
与此同时，11月24日作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大国日本也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巨大挑战。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应国际社会的要求，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周边国家货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客观上造成了人民币相对汇率的上升。
2、中国申请加入WTO的影响
2001年12月11日我国历经15年的磨难和争取终于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机遇、挑战同时并存。
就机遇而言主要有四：
（1）能享受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2）可名正言顺援引发展中国家例外条款—主要是国际收支例外条款、一般禁止和紧急限制例外条款、一般禁止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以及民族幼稚工业保护例外条款以保护我国家利益。
（3）可增强我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言权维护我国家利益。
（4）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推动两岸三通、促进两岸统一进程、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维护国家安全。
就挑战而言，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有三：
（1）降低关税。
（2）调整以配额制、进口许可证管理制度和特许经营权为主要内容的非关税措施。
（3）大幅度调整和取消出口补提贴。
为推动中国的入世进程，中国先后在1993年12月30日降低了2889种税号的关税，关税的平均降幅达8.8%，1996年4月1日降低了4800种税号的关税，关税的平均降幅达12.9%，1997年10月1日降低了1800种税号的关税，关税的平均降幅达6%，从而使中国的关税水平从1993年的44.7%分别降为35.9%，23%和17%。
2002年和2003年中国又再次大幅度降低4380种和3700种税号的关税，进而使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到11%的水平。
2004年和2005年我国又在以往连续、大范围、大幅度降税的基础上再把我国的平均关税水平降低了0.4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到2006年12月底我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到9.6%以下。
此外，中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不仅对非关税措施中的配额制、进口的许可证管理制度和特许经营权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而且，为了进一步满足中国加入WTO后国际社会的要求，中国必须大范围、大幅度降低乃至取消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以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为主要内容的各项补贴，以规范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
中国关税水平的大幅度下降、非关税措施的放松和人民币相对汇率的上升无疑给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社会治安、政治安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3、中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和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在国企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向社会释放大量的企业冗员，导致社会失业率的较大幅度的提高，进而减少了社会的有效需求，扩大了业已存在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
此外，美、日、欧经济一度出现的低迷状态也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1997年与1996年相比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了15%左右，1998年中国的出口几乎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亚洲金融危机、申请加入WTO等一系列不良因素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效应关税的下降、非关税措施的放松、出口补贴的取消一方面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的短期压力，造成企业开工率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
另一方面随着计划经济时期存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福利的货币化改革，强化了人们支出增长的预期，而在降低关税和放松非关税措施的同时又强化了人们就业不确定和收入下降的预期，在支出预期上升，收入预期下降的不对称条件下，造成了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的紧缩。
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货币汇率变动的非对称又给中国的外需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内需和外需的不足使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
由此也决定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通过刺激内需以缓解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等方面的压力。
为此，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分别在1996年的5月、8月，1997年的10月，1998年的3、7月和12月1999年的6月，2002年的2月分别8次降低银行存贷款的利率。
通过8次降息，中国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降到1.98%。
此外，从1999年的11月1日起又对银行到期的居民存款利息课征20%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与此同时，在1997年的10月、1998年的3月21日和1999年的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将法定存款准备率从13%先后调整为8%和6%。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国为了扩大内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开始国家连续6年增发了6600亿人民币的国债，其中1998年发行了1000亿人民币的长期国债，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别发行了1100亿人民币和1500亿人民币的长期国债，每年的发债水平呈两位数增长。
此外，在税收政策方面，1999年的1月、6月、12月我国又分别降低了纺织品、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品的出口退税率。
●2003年6月以前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的效应分析
大量的实践表明：
2003年6月以前中国连续多年实施的以适度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已取得明显的效果。
在过去的几年中，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中除了较低的与合理可以接受的失业率这个目标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冗员而稍嫌不足之外，其它如一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低通货膨胀率等目标都保持得很好。
特别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开局良好。
一季度大部分经济指标创1995年以来的同期最快增长水平，整体经济增势强劲。
尽管进入4月份以后，受SARS（非典疫情）的影响，部分行业遭受严重冲击，经济增长明显回落。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由一季度的9.9%回落到6.7%，回落3.2%个百分点。
但据国家统计部门报道，2003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完成50053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2%。
2003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1934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556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进出口贸易总额3761亿美元，同比增长39.0%。
经济的发展也为社会就业压力的缓解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
中国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尽管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中国连续多年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关注的问题。
首先连续多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造成了财政资金压力的增强。
据统计，到2001年底中国的财政债务总余额已达16000亿元人民币，2002年财政预算赤字仍高达3198亿元人民币，中国的赤字率即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超过3%，已经达到了一般经验所认为的警戒线。
其次，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效果已出现减弱的趋势。
1998年和1999年中国财政用于国内基本建设的投资分别高达1388亿元人民币和2117亿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38%和56%。
尽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拉动政府投资方面显现出较大的作用，但是在拉动民间投资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财政的投资乘数效应在下降，财政主导投资行为已经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再次，受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事权边界的影响，政府投资的扩张必然对以钢铁、电解铝、水泥、电力、煤炭、原油、铁路运能等基础性生产资料或设施提出较大的需求，推动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性失衡。
与此同时，中国货币政策的时效性也存在一定的时滞。
尽管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流动性陷阱”，这在理论上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但不容否定的是中国关税水平的大幅度降低、非关税措施的放松、人民币相对相汇率的上升以及中国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的货币化改革所造成的收入下降预期和支出增长预期间的非对称是造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如何进一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间的非均衡、经济增长与就业间的非均衡以及地区发展与城乡发展间的非均衡方面仍存在着大量的问题需要妥善加以解决。
●2003年6月以来中国财政、金融政策效应分析
2003年6月以来，我国依据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财政、金融政策。
2003年6月13日央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9月1日又将法定存款准备率提高到7%。
2004年11月27日到2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4年12月25日又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004年2月在北京举办了中国财政金融国际论坛。
2004年4月11日央行又决定从4月25日起将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率进一步调高为7.5%，并明确指出凡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能满足《巴塞尔协议》要求的城市商业银行此次法定存款准备率适用于8%的标准。
央行接连出台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其目标在于对过热的经济进行降温，尤其是对过热的固定资产、基本建设等投资规模进行必要的控制。
依据价格与利率的减函数关系，若央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效，则生产资料价格必走低。
反之，则反是。
然而，从2004年第一季度生产资料价格的走势看未必有足够的论据证明单一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尽管2004年第二季度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有明显的下降，但若考虑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生产资料流通市场的影响，同样也不能由此简单的得出宏观调控完全有效的结论。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受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干部考核经济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成本分摊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央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必定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动机，并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与央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博弈，以保护地方、企业、乃至个人的局部利益。
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在2003年6月、8月、9月、11月、12月和2004年的2月、4月多次出台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基础上，从4月30日开始进行了为期45天的在建项目的“项目清理”工作，旨在用更有力的手段强化宏观调控的力度。
在此基础上，2004年6月16日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6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强调指出：
宏观调控必须统一思想，多管齐下，有保有压，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对财政支出的总量、方向与结构依据有保有压的原则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在此基础上2004年7月23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了我国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明确指出：
当前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宏观调控处在关键时刻。
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搞好宏观调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坚持落实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决心不动摇，工作不放松，准确把握力度和节奏，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此外，在2004年9月16日到9月19日在北京召开了旨在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第16届4中全会。
2004年10月29日央行又决定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率。
2004年11月27日到29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一年多来宏观经济调控所取得的成效的同时，再次明确指出：
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还存在不少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告诫全党同志要站在维护好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高度，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政策措施的自觉性，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任务。
2006年3月17日和2006年的4月28日我国依据宏观调控的形势再次调高了银行贷款利率。
与此同时,2006年7月5日和8月15日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率进一步调整为8%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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