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驱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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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驱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移动互联网驱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2019年12月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

从疫情防控应对措施来看，移动互联网在助力重点人员监控、防疫物资管理、市场供需对接、恢复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挥移动互联网在畅通公共服务渠道、激发数字经济活力、推动治理模式转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移动互联网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意义

当前，随着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与广泛渗透应用，我国快速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发挥移动互联网泛在化、扁平化、便捷化优势，用信息化手段更好地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服务渠道、辅助决策施政、引领经济增长，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一）移动互联网推动社会治理模式转变

移动互联网在政府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发展正推动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移动互联网加速实体物理空间向虚拟网络空间的持续映射与深度融合，推动大量“线下”服务向“线上”转移。

各级政府可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渠道加强与民众的互动。

城市管理“随手拍”、交警App“违法举报”、疫情防控中扫描运营商二维码查询个人轨迹等一批政民互动、群防群治创新App的运用有效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使北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成为社会协同治理的典范。

移动互联网已成为更广泛、更方便、更快捷地收集和掌握社情民意，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聚民智的新阵地。

（二）移动互联网畅通公共服务渠道

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入推进，移动互联网推动政务服务由“网上办”向“指尖办”转变，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政务App、小程序、公众号等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应用，“掌上办”“随身办”成为一种新时尚，企业和群众可以像“网购”一样方便地享受公共服务。

移动互联网有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分布不集中等宽带网络难以普及的偏远地区，利用移动通信广覆盖、部署快、易连接等优点，基本实现了普通农户不出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出户就可享受便捷高效的数字化社会服务。

越来越多的服务事项可以通过小程序、App、自助终端等渠道“指尖触达”，群众刷刷脸、动动手指，就可享受指尖办、随时办、随地办的便捷体验，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便捷度和民众满意度。

（三）移动互联网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持续扩大，根据测算，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1.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4.8%，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7.9%。

[1]其中，移动互联网在促进供需对接、引领消费模式等方面作用明显，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9年全国网上零售额突破10万亿元大关，[2]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

其中，移动网购产生的交易额占整个网络零售交易额的70%以上。

平台经济将与商品流通有关的生产、流通和各种服务资源有效集聚，使交易和流通更加便利、快捷、精准、高效，进而带动全产业链升级和效率提升。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体验经济、社交经济、直播带货等服务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

二移动互联网推动政府治理应用不断创新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民众生活、思维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移动互联网与政府治理紧密融合，催生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政府治理新理念和新模式。

用扁平化思维连接群众，以新媒体意识引领舆论，以变革者心态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正在成为我国政府治理的新常态。

（一）移动互联网成为城市服务“首要渠道”

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我国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的供给流程和获取方式，以更便捷、高效的方式将交通出行、医疗挂号、生活缴费、社保查询等城市服务事项广泛、均衡地输送给民众。

在政策的大力推动、市场环境利好、新技术成熟、行业痛点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的城市服务进入了移动互联网发展新阶段。

一方面，国家鼓励利用移动互联网开展城市服务。

国家发改委和中央网信办牵头开展的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评价，连续两次将移动互联网城市服务提供情况纳入“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鼓励各地利用移动互联网开展生活缴费、医疗挂号、机动车违法查询、景区购票、社保查询等便民服务。

2019年全国新型智慧城市评价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通过移动互联网提供15类以上城市服务的地级城市比例达到52%。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移动互联网作为倾听民意、服务民生的重要渠道。

另一方面，企业将城市服务作为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的着力点。

在流量为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城市服务这一高频应用已成为互联网企业抢占入口、争夺用户使用时间的重要领域。

一是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基数大，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

二是民众在线城市服务需求旺盛，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5.09亿，占网民整体的59.6%。

[3]三是互联网企业的城市服务发展成效显著，支付宝和微信都在着力拓展城市服务场景，凭借这些平台的高渗透率，能够将服务最大限度无差异地分发到城乡各地。

其中，支付宝已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累计用户超过5亿，这极大地提高了城市服务的办事效率和品质。

（二）移动互联网不断催生政府治理新模式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深刻改变了政府治理的技术环境及条件，移动互联网在解决城市治理问题的同时，正深刻改变着政府的治理理念，为推动政府角色转变和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手段。

一是新理念加快政府治理角色转变。

工业时代，传统政府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相对独立”开展工作。

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理念则要求政府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整体运作，协同为公众提供“一体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力求产品与服务精准化与优质化。

例如，广东省通过数字政府建设，充分吸收以用户为中心、体验至上、快速迭代、搭平台聚生态等互联网思维精髓，以数据共享和流程优化为重点，实现了对外服务一体化。

通过打造线上移动端、电脑端，以及线下窗口、实体终端多种渠道体验一致的政务服务平台，开启了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腿”的服务新模式，实现了由“政府端菜”向“群众点餐”的转变。

二是大连接实现城市管理精准高效。

随着5G网络部署、窄带物联网等的推广应用，我国进入万物互联新时代。

智能停车、智能井盖、智能抄表、智能路灯、智慧安防等物联网应用实现了智能管理和远程调度，让城市管理更加便捷高效。

物联网与城市融为一体，通过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感知、运行状态可视化展示、发展趋势智能化仿真等，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例如，雄安新区以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城市为目标，坚持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通过在“数字孪生城市”上的规划设计、模拟仿真等，对城市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矛盾冲突、潜在危险进行智能预警，以未来视角智能干预城市原有发展轨迹和运行，进而指引和优化实体城市的规划、管理，改善市民服务供给。

三是新媒体推动政务服务模式亲民。

近年来，短视频等新媒体蓬勃发展，平台迅速崛起，用户规模飞速攀升，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

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6.48亿，占网民整体的75.8%。

各级政府部门和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开展信息服务的同时，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拉近了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共青团中央”“北京SWAT”“四平警事”等政务短视频号受到了年轻用户的普遍青睐。

其中，“四平警事”原创系列普法视频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有效提高了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充分发挥了新媒体在新时期公安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三）移动终端打通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

通过移动信息发布、即时信息收集、移动数据交换等形式，移动信息终端已被广泛应用于现场执法、交通管理、网格治理、城市管理等诸多领域。

在应急管理领域，移动终端基于全天候跟踪、实时数据交换和信息沟通等特性，保证了城市应急管理过程中信息和决策的及时交换，有效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效能。

一是手持移动终端提升了城市治理效率。

随着技术的发展，城管通、警务通、执法仪等移动终端在城市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交警手持移动终端集指挥、查询、比对、处罚等功能于一体，可以快速查询嫌疑车辆、驾驶员信息，现场处理交通违法。

城市网格化管理利用手持移动终端实现排查登记、逐级处置、逐级上报、分流交办、督办催办、统计汇总、分析研判、绩效考核等各类功能，形成全面覆盖、实时反应、动态跟踪、协同共享，实现网格内“人、房、地、事、物、情、组织、单位”等全要素信息的常态化管理。

在手持移动终端的帮助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城市网格化管理构建了基层防控的“天罗地网”，提高了人员管控的精准性。

二是车载移动终端延伸了城市治理范围。

将移动终端等感知和控制设备安装在车辆等移动载体上，利用人机交互、自动驾驶等技术，实现高危场所和复杂环境中作业，这在公共安全、消防、电力等领域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人力远不能及的重要作用。

在大兴国际机场，巡检机器人已经被用于电力供应监测，它可以记住开关柜上每个旋钮的位置，通过比对初始信息，一旦发现位置变化，立即报警提示。

这在提高巡检效率的同时，将巡检人员与高压环境隔离开来，消除了人员操作风险。

三是新型移动终端改变了城市治理模式。

随着北斗导航卫星的持续部署和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完善，部分城市开始探索将无人机等新型移动终端用于城市治理，通过加装摄像头、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模块，实现高空城市影像采集和环境监测，拓展了城市治理的想象空间。

例如，深圳龙岗区大力推广高端无人机查违，对楼顶、房屋进行监测，实时对违章建筑采集视频证据，并回传到执法人员的手机、电脑端，改变了传统巡查防控方式，实现了“天上看、地上巡、网上查”的目标。

（四）“超级App”打造公共服务“网上便利店”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大的屏幕和越来越丰富的App不断吸引人们进入网络空间。

初期的App专注于解决用户的一个问题，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业都开发了专门的App服务于用户，导致部分用户为享受各项服务不得不在手机上安装更多的App，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增添了“烦恼”。

“超级App”的出现，以“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互联网思维，通过整合分散应用入口、统一使用账户等方式为民众提供了“一站式”公共服务。

一是政府主导开发的“超级App”实现了政务服务的“一网打尽”。

随着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的持续推进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不断创新，各地政府以整合服务热线及服务App为抓手，涌现了“随申办”“浙里办”“粤省事”等一批政务“超级App”，统一了线上政务事项的服务入口。

以“随申办”为例，其汇聚了8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涵盖贴近广大用户日常生活的社区相关内容和最新活动信息，覆盖养老、健康、生活、文化、党建等方面的办事、查询和预约服务，为广大用户提供了“贴近生活、就在身边”的政务服务。

二是政府开放数据接口使互联网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如虎添翼”。

为了提供更佳的公共服务体验，各职能部门、医院等通过对外开放政府数据接口等方式，使公众可以通过第三方渠道获取便捷的公共服务，同时数据的连接与运营也增加了第三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微信、支付宝等利用互联网企业的平台整合能力将众多服务内容整合到统一的平台，依托支付手段打通线上线下形成闭环，进一步通过数据运营、收入分成等方式进行变现。

以医疗领域为例，2019年3月，武汉市中心医院与支付宝合作打造全国首家“未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