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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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妓家容貌，也只平常，你爱他有甚好处？
’夫曰：
‘我爱他官话好听耳。
’妻即应云：
‘这也何难？
’”等等。
就我浅闻，迄今语言学论著中引用的“官话”书证，出自明代中土文献中的，约二十例左右；
而且中土文献缺乏我们所期盼的对“官话”的性质、使用范围、状况的叙述与描写。
您已序叶的《明清官话音系》，是否要回应书中如下观点：
“将某一地点方音提升为共同语标准音的想法不对”“共同语标准音不是建立在某个次方言和地点方言基础上的”
“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只得利用外国人士的著作。
第一本当是利玛窦、金尼阁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人，1552年生，1571年加入忠于罗马教皇的耶稣会，1582年来到澳门，翌年进入广东肇庆传教，此后逐步北上至南京，1601年入北京，并深入宫廷，1610年5月卒于北京。
利玛窦在晚年即1608年开始用意大利文记叙他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历，临终时基本完成。
1610年冬，另一位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Trigault）来澳门，翌年至南京，跟从先来的耶稣会士郭居静、王丰肃学习汉语，又至杭州、北京，他奉中国传教区的特遣赴罗马汇报，他于1613年2月从澳门登舟，次年10月抵梵蒂冈。
他在途中将利玛窦的手稿译为拉丁文，并颇有增补，1615年在德国出版，书名作《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此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陆续出现，英译本书名作《十六世纪的中国：
利玛窦札记》，中国学者何高济等据以翻译，中译本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关于著者，这个中译本题作“利玛窦、金尼阁著”。
而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于1910年始在梵蒂冈耶稣会图书馆发现，1013年第一次刊布，据意大利文翻译的各种文本也有好几种，例如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传教史》，1986年台湾光启出版社出版。
要言之，利玛窦的书有两个版本系统，也有两个中译本。
拙文的论述主要引据北京中译本。
何高济等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983年3月出版，数月后书到南京的书店。
我翻阅后，发现其中关于明代的语言、文字的记述颇多，于是购买，随即玩味精研，1984年写成《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文，曾请李思敬、杨耐思二先生赐阅，1985年得以正式发表。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相当忠实而客观地反映了明末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
利玛窦说：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
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
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
”（北京中译本页3）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是研究明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我们语言学人则重视它对当时中国语言文字论述的部分。
该书说：
“甚至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口语也大不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
然而共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的充分基础。
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
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
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
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
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
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北京中译本页30）相形之下，利玛窦的叙述清楚、明确多了。
大概是中国文士身在此中，司空见惯，习焉不察；
而对外国来客而言，中国的通语和方言是他们首先接触，又是感到最为困难的事物，故详加记述。
明代存在“官话”，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但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也有令我们遗憾的地方，亦即利玛窦和金尼阁没有明确交代这个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
中土文献至今也还没有发现能对这个问题提供令人满意回答的史料。
通语必须有基础方言。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论现代汉语的通语时说道：
“十亿人口的大国，标准语、标准音不用一个活方言——北京话做底子，是不可想象的。
”[完全用北京话作底子更是难以想像的！
用活方言作底子可能在很有限的层面上用！
今天普通话的确定模式不一定与古代一样。
当今世界的共同语基础口语的确定问题形式也是多样的。
]我们也可以明确地说，明代官话必有其基础方言。
利玛窦是这样叙述他所目睹的明帝国：
“说到中国的版图，各个时代的作家们都在它的名字之前冠以一个大字，这实在是很有道理的。
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年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
”（北京中译本页6－7）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官话”必有基础方言，这是毫无疑义的。
[基础方言是要有的，但基础方言也是个历时的概念，与一代一代的共同语的确定不会是完全对应的，可以有相当的延缓。
/我的以上这些问题是某些人攻您的前提。
]
明代通语的基础方言，学术界最初主张北京方言说，这自有其道理在，如果不考虑金代，那么从元代起，北京就作为全国的首都，直至明代和清代，绵延数百年之久。
宋代大思想家张载说：
“学则须疑。
”“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明代官话基础方言北京话说，可以“疑”吗？
可以的，但是“疑”要有理由、要有证据。
我以为，研究明代官话最重要的问题，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基础方言是什么。
拙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的重心即在于讨论这个问题。
拙文说：
“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
它与北京话有何关系？
……我们的看法是，未必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
”
拙文说，支撑这一观点的主要的论据是：
“《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的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
”二十二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以为，在没有发现更有力的证据或反证之前，“南京男孩”这一论据这仍然是强有力的证据，否定不了，忽视不得。
这个“南京男孩”的证据是当年我“从字缝里看”出的，读书贵在反复玩味，方能得其中三昧。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
“（澳门神学院院长）指派庞迪我（DiegeodePantoja）神父……随同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去。
庞迪我神父来自托莱多（Toledo）省。
”（北京中译本页378）“庞迪我神父和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则要陪同利玛窦神父前往北京。
”（页383）“正在这时，一位身居要职的太监率领六艘马船载着丝绸，正要动身去北京。
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在这样一艘船上分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
”（页384）1600年5月18日从南京启程。
在运河中航行逾月，至山东省西北境，“负责马船船队的太监在临清停下来，前往拜望这个收税官马堂。
”（页388）“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
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这是关键词，应多作文章，它比“南京话”重要，因为南京话与北京话相差不会太大，学会了南京话也大致能算上是学会了中国话，学会了南京话哪怕在北京话的北京照样可以通吃！
加上“纯粹的”就有价值判断，即这才是正宗的、值得老外学的！
）另一个信息供参：
明太祖的话就是我家乡的话，绝对与北方话相差无几。
]南京话。
”（页391）后来利玛窦、庞迪我及其同伴到达了北京，“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还会读中国字并极为正确地写中国字。
有这两个人在工作，基督教在都城获得了进展。
”（页471－472）（尧按，请注意：
该书没有说“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北京话”！
）后来为了向万历皇帝请求赐给利玛窦墓地，连连奔走于官府，到众多的大官僚处走后门、拉关系，全靠庞迪我，如果他的中国话不娴熟怎能成功？
可以再举一条史料：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拉丁文翻译者兼增补者金尼阁，后来著《西儒耳目资》，这是汉语史上的名著，金尼阁在天启六年即1626年写的“自序”值得重视，他说：
“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实始之，愚窃比于老朋而已。
”他按中国士人的习俗，称字表敬。
他所推许的三位泰西学者即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
利玛窦在广东肇庆时与另一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合编《葡汉辞典》（见杨福绵长篇论文《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后来利玛窦自己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著《西字奇迹》等，仰凤是郭居静字，郭居静精于音乐，曾于1598年与利玛窦一道编过《宾主问答辞义》和几套词表，创制了五种符号标示汉语官话的五种声调，利玛窦很推许、赞扬他的汉语研究生平（中译本页336）。
而郭居静后来成了金尼阁在南京学汉语的老师。
金尼阁将庞迪我与利玛窦、郭居静这两位研究汉语颇有成绩的学者相提并论，足见庞迪我说中国话的水平和研究汉语学的水平都已达到很高的地步，成了《西儒耳目资》的先驱者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610年耶稣会中国教团监督利玛窦死于北京，庞迪我任代理监督，即向明神宗申请墓地，“呈给皇上的奏疏用的是庞迪我神父的名义”。
（页618）奏疏中有这几句话：
“我，庞迪我，是一个从极遥远的国家来的外国人，深慕贵国的声名和光荣，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远涉重洋，行经六千多里路，历尽无穷的艰难险阻，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尧案，西元为1601年1月）和利玛窦以及另外三个同伴来到陛下的朝廷。
”（页618－619）我们不禁要问：
“庞迪我说的‘另外三个同伴’是谁？
”，前面的引文中已经讲明两个了，从南京出发上船时即有两个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
那么，一同晋京的还有谁呢？
看来就是这个太监送给外国传教士的礼物，即“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
在当时两个洋人中，尤其需要学习中国话的是新来的庞迪我，利玛窦已经会说中国话了，他必然也会主动地教教庞迪我中国话，可是若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话的教师，利玛窦无论如何是不能胜任的，他会有自知之明，应该由中国人担任教师！
赴北京的途中起初只有两个中国人，让我们来看看钟鸣仁和游文辉何许人也，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钟鸣仁这个人物多次出现，例如第三卷第二章提到：
“视察员神父把两个在澳门学校接受教育和培养的年轻人派给他们。
其中的一个，钟鸣仁（SebastianoFerdnando）,在我们目前写作时仍然活着，勤勉努力。
”（页243）再请读该书前面的叙述：
“我们称他们为兄弟，是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加入了耶苏会作为修士。
一个叫钟鸣仁，一个叫游文辉（EmanuelePereira）,两个都是中国人但有葡萄牙的名字，都是澳门本地人。
他们是信教的华人子弟，同时接受了葡萄牙的生活方式。
当他们受洗时，就取了葡萄牙的名字，而在这时候他们似乎倒更像葡萄牙人而不像中国人。
”（页317）于是我们可以作这样合理的推测：
利玛窦、庞迪我和钟鸣仁、游文辉四人搭太监的马船从南京出发经运河北上到山东临清的漫长的旅途中，教庞迪我中国话的任务主要由钟鸣仁、游文辉承担，不过此二人是澳门人，而且是葡化的澳门人，这样的中国话教师显然也是不够格的，不得已而求其次也。
太监当然是操的地道中国话，在与传教士结伴的长途旅行中自然对庞迪我学汉语的尴尬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先回北京，扔下了传教士们，为了表示歉意，投传教士之所好，知道传教士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这必然也就是最贵重的，于是太监送了个“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
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
”从临清以后，这男孩就成了传教士群体中的一员了。
他“不负重托”，果然使“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
泰西人到北京，目的就想在中国首都，在皇帝的身边长期居住、传教，他必得学中国话，而北京皇宫里的操地道中国话的太监却要洋人以南京的男孩为老师，学“纯粹的南京话”！
这在今日，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的这一段史实实实在在太发人深省了！
短短52字迫使人不能不提出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假说。
我的旧文云：
“如果在明代，南京话是有别于官话的一种方言，那庞迪我就没有必要，至少不值得花力气在一开始学中国话的时候就去学纯粹的南京话，因为《札记》讲过，懂得通用的语言即官话，‘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
……而且庞迪我此时是去北京，力图在北京打开局面，从事传教活动。
事实上他此后一直住在北京，为什么要学纯粹的南京话呢？
”
这是假说，这个渐悟得来的假说还需要证明的。
杨福绵教授《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长文述及太监将南京男孩送给庞迪我，让他学“纯粹的南京话”一事时说：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面这一段记事是译自由金尼阁改订出版的《利马窦中国传教史》而不是译自利氏意大利原文。
这一段记事的原文是：
‘太监刘步惜很高兴地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神父们，当做礼物。
因为这个男孩会讲地道的中国话（cheparlavamoltobene［la］linguacina），可以教正要学中国话的庞迪我神父。
’金尼阁把利马窦原文的‘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可见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否则庞迪我就没有必要去学纯粹的南京话，而应该等到达北京后，学纯粹的北京话了。
鲁国尧据何高济的中译本看出了这一点，今以利氏意大利文原本证明之。
”杨福绵教授本人是耶稣会士，到过梵蒂冈，他懂意大利文。
杨福绵神甫长文中翻译的利玛窦原稿的一段话的根据是PasqualeM.D’Elia（德礼贤）所编的FontiRicciane（《利玛窦全集》），杨先生的译文当为可信，他的论断也当为可信。
杨先生墓木已拱，他用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证明我的假说，我得感谢他。
[“地道的中国话”“纯粹的南京话”可以不指基础方言或标准语问题，而是一般地形容指对老外能学得更具体生动活泼的中国口语，如今天可以说：
跟这个男孩可以学会地道的南京话或山东话或武汉话，也即学会地道的中国话。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北京中译本是根据加莱格尔（LouisJ.Gallagher）译自金尼阁的拉丁文本的英译本。
“中译者序言”云：
“（《利玛窦中国札记》）手稿是用利玛窦的本国语言意大利语写成的”，“1614年，金尼阁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
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
“利玛窦的原意大利文手稿并没有遗失，而是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了。
当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汾屠立神父把它连同利玛窦的其它书稿一起刊布，题名为《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
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本书原稿。
”“1942年德礼贤神父再把它收进他编辑的《利玛窦全集》中。
”“原意大利文稿的公布，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起一些讨论。
有的学者比较拉丁文本和意大利文本，认为拉丁文本除明显的增补而外，还有些不大显眼的修订和有系统地进行过改动的痕迹。
”“金尼阁所增修的地方，有的是他本人的见闻，另一些则得自可靠的来源。
作为一个和利玛窦同时代的来华传教士，金尼阁的增修本身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
”（中译者序言页2－4）日译本《利玛窦中国基督教传教史》译者指出，金尼阁的拉丁文本“有非常大的增补和删削，可以说是利用利玛窦的手稿的金尼阁的作品”《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译本的“附录：
1978年法文版序言”：
“至于拉丁文译本的长处，……鲁尔以原稿和金尼阁文本进行了比较，他发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重要增补之外，还有‘许多细小的补充和修改’。
”（页657－658）“不应该忽视金尼阁文本中所特有的而为利玛窦原文中所缺乏的某些特点。
首先应该指出，在翻译和刊行利玛窦札记时，金尼阁明显地改进了原稿的文字质量。
……至于金尼阁，他被人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拉丁语学者，如果利玛窦札记在文学上是成功的话，那主要地应归功于他。
”（页665－666）于此可见，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的拉丁文本的对勘有重要学术意义。
总之，《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金尼阁的拉丁文本跟利玛窦意大利文本存在一定差异，有改动，有增补。
在叙述太监送给耶稣会士南京男孩的目的时，金尼阁也许是不经意间的改动，但是不管无意、有意，这一更动却泄漏了“天机”。
李思敬先生极为重视《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的关于明代官话的珍贵资料。
1996年他在为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文补写的“提要”里说：
“本文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关明代官话的几种关键性材料，对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作了新的探索。
这些关键性材料是：
一、当时除各地方言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Guonhoa）’。
二、‘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三、利玛窦认为：
‘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
’四、在从南京去北京的中途，同行的刘太监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送给神父们，‘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
据此，本文推断：
到北京去工作的外国人，学习当时‘官方的国语’，要学习‘纯粹的南京话’，说明当时‘官方的国语’（即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应该是代表着江淮方言的当时的南京话，而不是后来的北京话，这一推断反映着这些关键性材料的内在联系。
好！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是确定性的，根据这些材料所提出的推断也应该是确定性的。
本文的推断成为近代汉语研究上一个新的视点。
关于明代的汉语共同语，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开掘的问题，而作为开掘的方向，本文所发现的新的路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此，我们从《利玛窦中国札记》所叙述的“南京男孩”这一关键性史料，可以总结出下列“关键性”的要点：
甲、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的“地道的中国话”＝金尼阁拉丁文本的“纯粹的南京话”。
乙、让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的是什么人？
是北京宫殿里的太监。
可是那太监却叫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即标准的中国话！
。
丙、《利玛窦中国札记》泄漏了有关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天机”。
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二十多年来，我念兹在兹。
2004年春、夏我应邀到台湾授课，得以读到台湾光启出版社的中译本，时值老朋友日本京都大学木津佑子教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访学，我请她帮助，得到了意大利文本、日译本、英译本的有关段落的影印件，于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南京男孩”这关键性史实上述几种文本的措词情况。
现在简述如下：
利玛窦因过劳而感到去日无多之时，着手用意大利文写他的经历，1608年开始，去世前基本完成。
金尼阁在1613－1614年由澳门返罗马的途中携带了利玛窦手稿，在海船中把它翻译成拉丁文，并有若干增补和改动。
1615年秋出版，并于1616、1617、1623、1684年各印一次，德文译本出版于1617年，西班牙文本出版于1621年，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于1622年。
1953年英译全本问世。
以上各本皆以拉丁文本为底本。
何高济等的中译本（1983）系据英译本。
在利玛窦逝世300年后，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在罗马发现，1613年出版，1942年德礼贤神父加以整理、注释，出版了《利玛窦全集》。
以这个刊本为依据，有川名公平的日译本《利玛窦中国基督教传教史》（1982），译者序云：
“直接译自意大利文，远比英文本正确，利用价值也高。
”台湾光启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利玛窦全集》，第一、二卷为《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刘俊余、王玉川合译。
此本据德礼贤编注的《利玛窦全集》，其序言中讲述利玛窦原稿和金尼阁本的异同甚详，可参看。
我们现在绘制一张《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有关译本源流表：
金尼阁译、补
拉丁文本
1615加莱格尔
英译本
1953何高济等
中译本
1983北京
利玛窦原稿
意大利文
1608-1610
刘俊余、王玉川
1986台北
德礼贤《利玛窦全集》
1942
川名公平
日译本
1983
我们将几个本子里的关于“南京男孩”的这一句话抄录于下：
先录意大利文本及台湾中译本、日译本系统：
“L’eunucoLeupusiesenefumoltoallegtoediedeindonoaiPadri,allasuadipartenza,unputtocheegliavevacompratoinNanchino,cheparlavamoltobene[la]linquacina,perinsegnarealPadrePantogia,chevenivaimparandoconesso.”（意大利文本）
“刘婆惜非常高兴，在分手之前，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了神父，为教庞迪我神父学中文。
这书童讲一口很好的官话。
”（刘俊余、王玉川中译本，台北）
“宦官レウプシエはそれをとても喜び、別れぎわに、彼がナンキ－ノで買い取った男の子を神父たちに贈物として与えた。
少年はたいへんきれいなチ－ナ語を話したので、パント－ジャ[パント－ハ]神父の教師にするためであった。
神父は彼について言葉を習った。
”（日文译本）
承自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英译本和北京中译本系统：
“Theeunuchwhohadbeeninchargeoftheexpedition,sailedawayjoyfully,andasapresenttotheFathersheleftthemaboy,whom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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