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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日本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资本极度过剩，日本的外汇储备虽然在绝对额上超过中国，但从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看，只有10%左右，远不及中国的35%（2004年）。
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最大动力来自出口的增长。
中央政府为鼓励出口创汇，制定的出口退税率高达15%。
但随着出口急速增长，矛盾也愈加突出，中央财政已无力支付全部出口退税资金，从2000年起开始出现欠退税，当年年底就达988亿元，到2002年年底增加到近2477亿元，其中，欠企业近1700亿元。
中央财政终于承受不住“出口导向”的压力。
从2004年起，出口退税率已从此前的１５％降低到１１％。
同时，政府还将对资源性产品通过增加出口税收来限制其出口。
打个也许并不一定十分恰当的比方，中国在几年前就像一个刚摆脱了温饱困扰的大家庭，户主宁可拿出“日常开支”作补贴，鼓励家庭成员不惜低价出卖劳动力去给别人打工，并把微薄收入都存起来，尽可能少花钱买别人的东西。
户主的理由有两点：
一则日子过得踏实，即便有个三长两短，也能妥善应付，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则钱多了有面子，说话也有分量，向旁人透露这样的信息：
我们借钱还得起，美其名曰为了提高信誉度。
几年以后，家里的存款足以抵御任何风险，但一家之主还是认为“钱越多越好”，宁可把钱借给别人，也舍不得去消费。
随着存款激增，补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户主终于醒悟过来，但改革力度还不够大，仅是通过减少补贴抑制成员出卖劳动力的积极性，依旧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存钱第一”的理财观念。
（二）高额外汇储备凸显隐忧,风险剧增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认为，除了“吸引外资”、“利息增值”功能外，中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还具有三大战略意义：
首先，这是抵御国际风险的坚实物质基础；
其次，对于中国深化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技术水平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这是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一个必备条件。
外汇储备超过最优规模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愈加凸显外汇储备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倘若超过了最优规模，不仅边际效益递减，“物极必反”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愈加凸显。
第一，外汇储备风险增大。
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是外汇储备无法规避的两种风险。
自2003年初至今，美元汇率指数已跌至84.21，重返1995年水平，美元汇率下降幅度接近18.4%。
一般认为美元汇率指数在100为均衡汇率水平。
有业内人士甚至预测，美元可能暴跌至1欧元兑2美元。
美元资产在中国外汇储备
中占到6至7成，据推算，中国因此蒙受了接近1000亿美元的缩水损失。
第二，容易导致通货紧缩趋势。
2003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和美国财政部债券高达1190亿美元。
我们一方面在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却出现穷国反而廉价向富国输出资本的怪现象。
稀缺的资本不能及时用于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上，这与国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方针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背道而驰，也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
第三，超额外汇储备将使中国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规定，成员国发生外汇收支逆差时，可以从“信托基金”中提取相当于本国所缴纳份额的低息贷款，如果成员国在生产、贸易等方面发生结构性问题需要调整时，还可获取相当于本国份额160％的中长期贷款，利率也较优惠。
相反，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不但不能享受这些优惠低息贷款，还必须在必要时对国际收支发生困难的国家提供帮助。
（三）人民币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升值压力人民币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升值压力
近年来，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不断下跌，而中国因为延续着1994年以来的盯住美元政策，人民币相对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商品出口更有价格优势。
2002年以来，过去一直希望人民币保持稳定的日本政府一反常态地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开始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竭力敦促中国对人民币重新估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通货紧缩经出口扩散至台湾、香港甚至全球，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
2003年3月6日，日本国会参议员山本一太发表言论，再次强调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2003年8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东京对媒体表示，他对人民币疲软感到担心。
他警告说：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极低，可能会引起问题。
”在经过一阵鼓噪后，日本与美国开始寻找共同点。
在过去的几年里，日本经常夸大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对日本市场造成的冲击作用，美国媒体也借题发挥。
不仅如此，日本还试图将对人民币的这种压力带进国际组织的正式议程。
在2003年2月21日召开的西方七国集团（美、英、法、德、意、加、日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财政大臣盐川正十郎抛出了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所谓反通缩的提案，要求七国联手向中国政府施压促人民币升值。
在这次会议上，盐川正十郎向其他六国财长宣称：
“不仅日本的通缩是因为进口了太多的中国廉价商品，全球经济不景气也源于此。
”要求其他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
在此情况下，国际方面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渐起。
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公开加入了这一阵营。
到了2003年9月，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呼吁中国考虑采用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
西方七大工业国（G7）财政部长会议2005年2月5日在伦敦闭幕，会后发表声明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与会国家愿意共同合作监控外汇市场。
声明称：
“我们坚信汇率应该反映经济基本面，汇率剧烈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
我们重申，对于那些目前尚未采取灵活汇率机制的主要国家，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是我们所乐于看到的。
”分析人士指出，声明前一部分内容表示各国希望汇率减少波动，并提高汇率的弹性，后半段内容则是向中国发出温和而明晰的暗示。
众所周知，汇率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对外贸易问题，更是一国政府极为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同时，也常被国际政治斗争所利用。
有专家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来自经济层面，更大部分来自政治领域。
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首先表明人民币坚挺，国际游资因此伺机而动，人民币直接换汇能力大幅度提高。
当然，人民币如果升值就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更加值钱，以及中国外债压力的减轻和购买力的增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抵消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此，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人民币升值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
中国政府如不能顶住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说不定会重蹈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覆辙。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
罗奇2003年7月18日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要求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是严重错误。
被人们称为“日元先生”的日本庆应大学教授神原英资先生2003年8月4日也说，不应强迫中国调整人民币币值，因为那会导致中国经济动荡，并对区域经济增长构成威胁。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调控措施。
一方面,货币调控部门仍在外汇市场不断地购入美元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2004年央行直接购买的外汇约有1600亿美元左右，包括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及误差部分。
另一方面，运用公开市场手段调控市场。
与此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提高居民出入境可携带外汇限额；
允许从事国际承包工程及国际劳务的中国公司保留上年所有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等等。
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消除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四）外汇收入渠道多元化,人民币正走向可自由兑换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国际资本吸引力的增强，外汇收入渠道已呈多元化，境外资本在华直接投资早已成为最重要的外汇来源；
考虑到外贸进口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对外汇的需求，外贸和旅游业对外汇储备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外贸和旅游业对外汇储备的贡献率显著下降。
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3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仅319.8亿美元；
在升值预期作用下，居民个人纷纷将手中闲置的外汇卖给国家,仅这一项净结汇即达数百亿美元，由于强烈升值预期，企业进口不购汇，使用自有外汇或外汇贷款对外支付，并提前收回境外外汇资金卖给银行，由此多结汇和少购汇，再加上外债结汇和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及外汇储备的经营收益，这些项目之和将近1000亿美元。
同时，按照WTO的要求和中国经济运行的趋势，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为支撑，人民币正不可逆转地逐步走向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正不可逆转地逐步走向可自由兑换，中国获得经济建设所需的外汇将变得更加容易。
（五）旅游创汇占外汇收入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小
2004年全年旅游创汇总额仅相当于同年出口外汇收入的4.3%，同时仅相当于该年度外汇储备余额的约
4.2%以2004年为例，全国旅游外汇收入预计可达255亿美元，分别比2003年和2002年增长47%和25%；
据海关初步统计，2004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154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7%，其中出口创汇5933.6亿美元，增长35.4%；
全年旅游创汇总额仅相当于同年出口外汇收入的4.3%，同时仅相当于该年度外汇储备余额（6099亿美元）的约4.2%。
更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是，2003年中国的入境旅游因“非典”遭受巨大打击，中国外汇储备却逆势而上净增116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可以看出，中国旅游创汇对外汇储备走势的影响已经相当微弱。
在中国已拥有“海量”外汇储备的背景下，虽然旅游创汇已经成为中国非贸易创汇的主渠道之一，但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自发性剧增带来了用汇激增，入境游外汇漏损居高不下（指为达到入境游接待的高水平、满足海外旅游者需求，因为需要进口商品、支付外籍员工工资等而使用外汇从而造成实际外汇收入减少的情形，发展中国家的饭店业及其他旅游活动的外汇漏损率一般在30%以上），必然导致旅游外汇顺差大幅度减少，其绝对额也与其他外汇来源相形见绌。
因此，旅游外汇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力的减弱，既是相对的，更是绝对的。
如今，除入境旅游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个别地区外，不少地方政府在做外汇收入的构成分析时，旅游创汇往往被排到靠后的位置，甚至根本不予提及。
在这种已经发生深刻巨变的市场形势下，旅游业如果依然初衷不改地高唱“创汇”主旋律，无异于“刻舟求剑”、“自作多情”。
（六）创汇导向成为旅游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创汇导向成为旅游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不可否认，旅游创汇收入曾作为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对填补外汇收支缺口功不可没。
在中国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外汇需求却十分迫切的改革开放初期，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创汇功能，甚至将其作为衡量旅游业社会贡献的首要标准，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必须看到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的非常之举。
旅游业的优势和发展旅游业的初衷都不应仅限于赚取外汇——旅游业既不仅仅是民间外交，也不应该是单纯的创汇工具。
世易时移，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外汇储备已居全球第二。
在诸多创汇渠道中，旅游业的显赫地位早已东去。
倘若仍固守创汇导向，沿着老路走，不仅会走弯路，更可能迷失方向，找不
准自己的位置，削弱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创汇导向的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指导下，中国公民旅游特别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就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由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长期得不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无法形成出境游、国内游和入境游三大旅游业务板块相互支撑、齐头并进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国旅游形象的提升和旅游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反对的不是旅游创汇（我们应该信奉“是钱就挣，外汇更好”），也不是反对“大力发展入境游”（这是各国旅游业共同的目标，但多数发达国家是立足于旅游服务贸易收支平衡，并非为旅游创汇不惜代价），而是主张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势，果断摒弃旅游创汇导向，与时俱进地调整旅游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和指导思想，切实改变抑制出境游发展的产业政策。
二旅游业科学发展观亟待确立
（一）旅游业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指不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我们对发展的认识，从发展是硬道理提升到倡导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作为《2004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主要负责人之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竞争力评估中心丁力博士认为，一个时期以来，广东经济发展不断受到“出口创汇中心论”和“GDP中心论”等的影响，作为跨国公司“圣地”的珠三角已经有了拉美化的迹象——拉美化的实质就是通过出让对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主导权，来实现一个地区短期内的快速发展。
更令人担心的是，广东的外源型经济在政府主导下直接进入了出口导向阶段，几乎没有进口替代阶段的技术溢出效应，推进本地工业化进程的力量更弱。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广东以创汇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最直接的质疑与反思。
同理，旅游业也亟须反思。
要树立旅游业的科学发展观，就应克服“重旅游创汇数量入境人数，轻旅游产业全面协调发展”和“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倾向要树立旅游业的科学发展观，就应在追求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重视发挥旅游业在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促进民间外交、提升国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克服“重旅游创汇数量入境人数，轻旅游产业全面协调发展”和“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倾向，并以生态旅游为载体，发展生态旅游经济，担负起维护生态安全的重任，实现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二）走出“以创汇多寡论英雄”的误区
正如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超越“GDP崇拜”一样，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也必须尽快告别“以创汇多寡论英雄”的“创汇崇拜”。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旅游创汇数量和增幅是衡量旅游干部政绩的最重要指标。
在“没有创汇的快速增长，干部就没有政绩”的压力下，旅游管理部门无不在制定政策和发展目标之时倾向于偏重强调入境旅游和旅游创汇，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创汇额成为旅游部门工作中压倒性的重中之重。
全国几乎每个省市都曾出台有关年接待境外游客人数和旅游创汇额的硬性指标（有的是旅游部门自定，有的是地方党委、政府下达的任务）；
许多省市都制定了有关旅游创汇的奖励政策。
如，浙江省旅游局和财政厅2003年底联合下发的《浙江省国际旅行社入境旅游结汇奖励办法》规定，达到一定标准的旅行社可获得0.2元人民币/结汇1美元的奖励。
不过，在人们为旅游创汇额连年攀升（2003年除外）欢欣鼓舞的时候，效率问题、产业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似乎一直被人们忘诸脑后。
在经济学上，效率是产出与投入之比。
绝对值增长的快慢，并不能体现出效率的高低，还要考虑投入的多少。
虽然绝对值增长很快，但靠的却是超大量的投入，这就是效率低下。
这里提到的投入并不仅限于境外促销、高档宾馆和娱乐设施建设的成本，还包括政策成本、人力成本等。
所谓政策成本，是指当发展的重心偏向于入境游的时候，国内游和出境游却受到有意识的抑制，造成旅游产业结构长期不合理；
要树立旅游的科学发展观，就不能将旅游业的发展等同于旅游创汇的增长，而应改变旅游干部政绩评价标准，建立科学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当外国游客趋之若鹜的地区得到政策扶持的同时，另外一些虽有发展国内游潜质的地区，却由于不具备创汇能力，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政策遗弃。
人力成本亦然，顾此失彼的现象并不鲜见。
效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创汇指标并不能真实反映旅游业的发展状况，相反，常常反映了一种畸形发展状态，何况“美元并不真的比人民币值钱”，“一美也不能遮百丑”。
在2004年的两会上，与会代表呼吁：
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切实改变政府的政绩观，淡化对ＧＤＰ增长速度的追求，走出“ＧＤＰ崇拜”。
同理，要树立旅游的科学发展观，就不能将旅游业的发展等同于旅游创汇的增长，而应改变旅游干部政绩评价标准，建立科学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三）必须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其他经济社会功能
在新的时期，旅游业应充分发挥龙头产业优势，强化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就业与再就业、协助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经济社会带动功能旅游业应充分发挥龙头产业优势，强化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就业与再就业、协助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经济社会带动功能。
1.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旅游业具有先天优势
旅游业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六大要素，综合性强，关联度大。
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业每直接收入1元，就会给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带来4.3元增值效益。
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扩大国内需求是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之策。
2003年3月，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扩大消费需求，比增加投资需求更重要。
旅游业也被列为扩大消费的第二个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既是中央政府对旅游业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重要作用的肯定，也是对旅游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2.重视发挥旅游业在解决就业和再就业中的作用
世界旅游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旅游直接就业与带动间接就业的比例为1∶5，旅游业整体上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创造就业岗位的潜力很大。
在2002年10月召开的“发展旅游促进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国家旅游局和国家计委共同提出了《关于发展旅游扩大就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今后10年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年均新增70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350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目标。
促进就业与再就业，旅游产业任重而道远。
同时要加强旅游就业教育培训工作，逐步建立一支能够适应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旅游从业队伍。
3.把发展旅游业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中国旅游资源多分布在农村地区、山区、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地区往往也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实践证明，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发展旅游业，是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有效途径。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旅游资源观念也在拓宽和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村风貌都可以成为城市居民的旅游内容。
4.发展旅游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以旅游城市为依托，以旅游市场为导向，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客源互动、规范管理，走区域旅游联合之路，建设区域旅游经济圈，是实现旅游业“大而强”目标的重要趋势。
跨市、跨省的旅游经济共同体及在此基础上开发的黄金旅游线路已成为旅游市场的宠儿，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有力地推动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如在2004年，江、浙、沪协力建设“长江三角洲无障碍旅游区”；
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共同推出“四川遗产之旅”；
粤港澳联手打造珠三角大旅游区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是强强联合，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东、中、西部经济要以强扶弱、互联互动、协调发展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旅游管理部门不仅要鼓励强强联合，还要更加主动地为旅游经济发达地区和旅游业欠发达但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牵线搭桥”，以缩小差距，促进旅游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中国旅游产业的整体提升。
（四）发展出境游可以减少贸易摩擦、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发展出境游可以减少贸易摩擦、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作为完整意义的旅游业，通常都包括国内旅游、入境
旅游和出境旅游三个方面，而作为一国旅游发展的典型模式，通常是从国内旅游起步，然后逐步发展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在内的国际旅游。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适应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和急需外汇的现实，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入境旅游的非常规发展模式，旨在通过入境旅游缓解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外汇短缺。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和稳定的发展，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层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入境旅游对中国公民的普遍性示范效应，中国的国内旅游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和政府对出境旅游和外汇管制政策逐步放开，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也应运而生，出境旅游近年来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接待国和最重要的旅游客源输出国之一。
在此情况下，旅游业作为创汇导向产业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面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巨额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中国可以借鉴日本政府1985年针对日元升值压力提出的“五年出国人数倍增计划”（即，日本人出国人数当时计划于1990年由1985年的500万人次上升到1000万人次）和“黑字还流计划”（通过出境旅游的方式，把外贸顺差回流到贸易摩擦国，以平衡贸易收支），把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作为平衡国际收支和缓解升值压力的有效手段。
客观上，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还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全面提高国民的素质，并有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2004年２月１２日，国家旅游局与欧盟正式签订了关于促进中欧旅游市场开放的《谅解备忘录》。
欧盟决定对中国公民开放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荷兰、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等１２国的旅游市场。
这个姗姗来迟的“备忘录”让梦寐以求欧洲行的游客兴奋不已，也成为中国发展出境旅游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的不断增多，旅游已成为中国政治、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截至2004年底，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总数达到90个。
预计2004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达2850万人次，分别比2003年和2002年增长41%和72%，超过日本1000多万人次，成为全球出境旅游市场上增幅最快、潜力最大、影响力最为广泛的国家。
兴奋的背后也有隐忧。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公民出境人数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长期以来，中国旅游业遵循“大力发展入境游，积极发展国内游，适度发展出境游”的产业政策，截止到目前，可以实施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仅为63个，而实际可以正式成行的更只有28个。
虽然近年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增长迅速，但实际上主要是作为外交筹码的旅游目的地开放政策（也即开放与否、开放的时间表实际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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