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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知识也出现在早期出版的世界通史译著中，这些译著包括《泰西新史揽要》（1898年）、《万国通史》三编（1900—1905年）、《万国史略》（1906年）等等。
其中《万国通史》30卷包括“英吉利志”4卷及“大英属地志”2卷，有关英国的内容是在所有各国中占篇幅最多的。
该书序言明确提出，“必先知其国之历史而后可知其国政治”的思想〔4〕。
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所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器物”上升到“制度”。
这种倾向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的《英民史记》中表现得更加清楚。
其中说：
“欲得其国治乱之迹、盛衰之由，求之于条文，不若求之于历史”。
作序者进一步说：
“命自东徂西，匝行一周，于文明诸国之政治，窃欲抽绎而比较之。
及过英之伦敦，见其君主立宪，上下有章；
日本维新，多由取材——尤我国异日之准绳。
”〔5〕这就更清楚地表明了作序者的思想，即认为中国欲富强，应以英国为榜样。
20世纪初发表和出版的文章书籍，越来越多地注意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介绍。
1906年，《北洋学报》连续14期刊登了《英国变政小史》。
这是中国学者所作的第一篇向国人全面介绍英国政治制度及其沿革的长篇著述，其中涉及英国的议会、宪法、国王、内阁、地方自治等各个方面。
“冀借古事以申今情，采邻ｙó
ｕ＠②而鸣遒铎，或于吾国政界亦无小补乎”〔6〕。
作者的用心十分清楚。
同年，《政艺通报》刊登了《英国宪政论》；
1907—1908年，《中国新报》连载《英国责任内阁之沿革》，《宪政杂志》刊登《述英国地方自治》等。
中国知识界这时对英国政治变革发生如此强烈的兴趣，固然与清廷下诏“仿行宪政”有关，但主要还是希望以英国的政体为蓝本，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与此同时，通过对英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知识界也从中吸取了另一种思想。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作新社出版了《英国维新史》一书。
该书以英国革命为题，记叙了查理一世从继位到内战结束后被斩首的历史。
全书不过132页，但目的显然是为了颂扬英国革命。
该书最后归结为一句话：
“英国所以能至于今日之强盛者，不可谓非革命之功也！
”
二
探寻中国富强之路当然不限于政治方面，同时也涉及其他领域。
严复在1903年《政艺通报》上发表《计学大师斯密亚丹（亚当·
斯密）传》，其动机显然是鼓吹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
1907—1908年，《商务官报》又接连刊登了关于英国商贸的文章，如第23号发表的《英人论自由贸易》等。
不过，使更多中国学者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英国的外交与殖民史。
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对帝国主义侵略有着切肤之痛，何况英国又是第一个入侵中国的西方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
因此，从19世纪90年代起，国内报刊就开始登载翻译文章，介绍英国的殖民史和争霸史。
比如《亚东时报》1898年第2号刊载的《记英俄争中部亚细亚始末》，《中外大事报》1899年第4、5册收入的《英人经营阿非利加洲大略》，《清议报》1901年第92、93册收入的《论英德势不两立》，《商务官报》1908年第19号发表的《述英国扩张属地贸易办法》等。
与此同时，一些书刊也开始登载有关英国侵华史和殖民史方面的论文。
20世纪最初几年，《东方杂志》就发表了几篇颇有深度的短文，如《论英人侵略西藏》一文开宗明义指出：
“英人侵略西藏，蓄谋已久”。
文章追述了自光绪初年以来英国觊觎西藏的历史，然后指责清政府辱没国权、不思抗敌，导致英国人得寸进尺，步步紧逼〔7〕。
同年，《东方杂志》刊登的另一篇文章《论英国经营西藏之政略》又比此文高出一筹。
它指出，英国觊觎西藏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尝以英国全局之势推而言之，则知今日西藏之事，乃其非洲政略之终。
”〔8〕这篇文章可说是开了我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之先河。
而《东方杂志》在1905年发表的《论英国与殖民地之关系》一文则比上两文更进了一步。
该文在讨论了殖民地对英国的重要性之后，大量征引了有关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离心倾向的事例，证明英帝国内“无形之破坏力已伏于其中”，预言英国“一旦堕落，必由霄汉而坠九渊”〔9〕。
20世纪英国由盛变衰的历史，证明了文章作者在世纪之初所做的预言。
辛亥革命后，学者们对英国外交殖民史的兴趣依然不减，报刊上继续刊登这方面的文章， 如《英国十一年来外交政策》（《东方杂志》1912年第8卷第12号）、《英吉利帝国之构造》（《青年杂志·
新青年》1916年第1卷第6号）、《英国治印度之政策》（《新中华杂志》1917年第1期）、《不列颠帝国》（《史地学报》1921年第2号）等。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往日大英帝国的形象在中国人心中渐趋黯淡。
1921年以后，许多杂志开始介绍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史。
《东方杂志》接连刊出了数篇有关爱尔兰民族运动取得胜利的文章。
这些文章进一步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压迫的信心。
如《东方杂志》19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说：
“数载以来，爱尔兰人之因要求独立而遭牺牲者，殆不可胜数。
英雄之血、义士之生命，卒换得民族之正义。
”〔10〕1932年出版了一部中国人写的英帝国史专著《霸气消沉之英帝国》。
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仅126页，但却清楚地叙述了英帝国从形成到瓦解的过程，指出：
“世界政治演进之迹，均不能超脱盛衰消长大法则之外”，而今日“英帝国巨大之足迹，能有不踏上斜阳衰草萧萧墓门之途境者乎！
”〔11〕
辛亥革命后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英国宪政史，这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代议制试验”有关，人们希望能从英国的经验中获得某些启迪。
因此，在报刊上出现了《英国之政党政治》（《庸言》1913年第1卷9—12号），《英国宪法沿革小史》（《法政杂志》1914年第3卷10、11号）等文章。
最有代表性的是刊登在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上的《英国政制论》一文，其中写道：
“夫立国之道，曰教育，曰实业，曰学术，曰军备……然推其本原，则一唯政制是系。
政制善者，则一切皆善；
政制不善者，则一切皆不能善。
”〔12〕
在中国的“代议制试验”失败以后，一部分学者便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介绍英国制度上，而是侧重介绍和研究有关英帝国的盛衰、中英关系及其他一些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起初，学者们关注的是英帝国内部的危机问题，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如《埃及与英国》（《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12号）、《英国与印度》（《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10号）、《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现代评论》1925年第3卷55期），同时，学者对英国的某些历史事件或现状进行评说，如《英国经济状况与工人生活》（《新民国》1924年第1卷6号）、《英国劳动妇女和失业问题》（《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10号）等都属于此类文章。
中国学者还就英国国内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写了一些专门介绍其历史背景的文章，如工党在英国第一次执政时发表了《英国工党发展史》（《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9号）；
1926年，英国爆发大罢工时发表了《英国煤业争议小史》（《银行周报》1926年第10卷20号）；
1928年英国议会选举权扩大时，发表了《英国劳动妇女参政权之扩张》（《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20号）；
30年代欧洲政局动荡，又发表了《英国的法西斯运动》（《平明》1934年第3期）、《费边社之沿革》（《时事类编》1934年第2期）等文章。
这些文章严格地说虽算不上学术论文，但却向中国读者传播了许多有关英国历史的知识。
有些杂志甚至刊登了一些专题性的文章，比如《女子月刊》1934年第2期刊登的《英国中世纪中等妇女的职业生活》，《史学季刊》1941年第1期刊登的《咖啡店对于英国社会之影响》等。
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学术界日益重视中英关系史研究。
这是20世纪上半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也是从学术上进行深入研究的唯一领域。
关于英人侵华，国人早就述其端源，比如前面所述1904年的两篇关于英人侵藏的文章。
不过，从学术角度系统研究中英关系史则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
这方面的研究是从史料发掘着手的，如《史料旬刊》1930年第18期登载的《清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史料，《史学年报》1931年刊载的关培梧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新发现的史料《夷务始末外鸦片战后中英议和史料数件》等。
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有学者撰写了关于英国侵华史的研究性论文，最早的一篇是《新生命》杂志1930年发表的《在华英帝国主义之史的发展》。
此后这方面的论文便越来越多。
其中多数不限于对英国侵华行径进行简单的谴责，而是注重从学术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就某些事实进行考证。
比如，李惟果的《英国侵略西藏之肇端》一文，较详细地论述了18世纪英人赫斯定第一次尝试侵略西藏的经过〔13〕。
杨体仁在《英人经营滇缅边界之史实》中剖析了英国在滇缅边界“开发”的目的，指出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14〕。
朱杰勤在《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中叙述了1792年“英国使臣马卡特尼之来华，恭敬自持，礼物多珍，犹不免失望而回”的经过，文后还附有8篇附录，皆中英双方来往文件，包括乔治三世致乾隆书〔15〕。
陆钦墀在《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中探讨了1842—1858年在广州入城问题上的中英争端，文中引用了不少双方的档案资料，包括英国外交部档案、信件等，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6〕。
何炳棣的《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之起源》，观点独到，认为，“‘门户开放’的真正起源是在英国而不是美国”；
“美国仅仅在华商业利益与‘门户开放’的原则暗相吻合而已”；
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受了英国的影响”〔17〕。
范存忠在《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中探讨了中国的思想如何传播到英国和西方的问题〔18〕。
在这样一种总体的学术氛围中，中英关系史研究结出了硕果。
30年代末一批中国留学生求学于英伦三岛，受到了英国现代史学的正规训练。
其中两位学者，当时风华正茂，在中英关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第一位是蒋孟引，他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素材，撰写了《中英关系：
1856—1860年》（1939年完成），并因此获得了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第二位是王绳祖，他以马嘉里案（即滇案）发生的经过为题，在牛津出版了《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一书（1940年）。
这两部著作都以大量的中英文史料，尤其是英方史料为基础，忠实地反映了历史真相；
同时又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揭露和鞭笞了英国侵略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正义感。
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已进入成熟阶段。
蒋孟引后来成为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奠基人，王绳祖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奠基人。
除中英关系史之外，这一时期在其他方面没有出现多少成熟的作品，但张忠绂的《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和楼邦彦的《不列颠自治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是例外。
前书属于国际政治学研究范围，但对英日同盟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清楚的交待；
后者则讨论了英联邦自治领各种法律地位的演变过程，该书资料丰富，学术性很强，其立论之清晰，阐释之透彻，说服力之强，时至今日也还没有多少书能超过它。
实际上，到40年代，中国学者的英国史研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持续的战争，终使有关研究不可能再深入下去。
英国史研究学科要进一步发展只能留待下一个历史阶段。
三
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按苏联模式重新解释英国史。
苏联史学研究模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虽然学术性很强，但缺点也很明显，即过分简单化，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过程压缩成僵硬的发展模式，这就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尽管如此，在苏联的世界史体系传入初期，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仍受益不浅，其研究范围比以前更宽，程度也更深入。
因为至此为止，世界史（包括英国史）还没有在中国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其中的分支学科要么依附于中国史（如中外关系史），要么划归其他学科（如政治学）。
然而在苏联，世界史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英国史则是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
因此，苏联的世界史体系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英国史研究的发展。
但是必须指出，苏联世界史体系的引进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它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从其他学科里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崭新的学科；
另一方面，它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奉为圭臬，全盘接受下来。
同时，建国后一段时期内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也妨碍了世界史研究的正常发展。
在了解这个时代大背景的前提下，我们对新中国建立后27年（1949—1976年）的英国史研究状况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文化大革命”前的16年（1949—1965年），中英关系史研究不再是唯一的课题，甚至不是主要的课题。
英国史上的一些大事件开始引起学界注意，其中包括：
圈地运动、17世纪革命、工业革命、宪章运动、工人运动、争夺海外殖民地等。
英国17世纪革命是这一时期著述最多的一个课题。
《历史教学》1954年第1期刊登了田农的文章《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我所见到的新中国学者论17世纪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虽然不长，且很难说是研究性的，但它概述了革命的整个过程，并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予以解释。
同年10月，林举岱的《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书出版，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影响的英国史专著。
然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
“编写这本小册子，……是学习苏联历史科学的第一课”，因此，“本书大部分材料和论点，采自《近代史》（即苏联《近代史》教材）第一卷；
有些节和段，是完整地从俄文本中翻译过来的”，包括篇章结构似乎也是如此〔19〕。
这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初期引进苏联史学体系时的真实情况。
相比之下，刘祚昌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就比较成熟。
作者在“前言”中声明，本书旨在把“苏联历史科学工作者及英国进步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我国的广大读者”。
当然在此过程中，作者自己也“下了一定程度的斟酌取舍、分析批判及独立钻研的工夫”〔20〕。
因此，本书已经不再限于单纯的介绍，而是相当程度的独立研究的成果。
书中更加完整地重现了英国革命的全过程，用充分的史实阐明观点，史论结合，体现了作者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深厚功底。
本书迄今仍是中国读者了解英国革命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以上三部著作规范了此后几十年内中国学术界研究英国17世纪革命史的基本框架与所持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
17世纪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特点是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与新贵族结盟；
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人民群众，而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恐惧与镇压导致了旧王朝的复辟；
但革命终为英国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了政治障碍，进而开辟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等等〔21〕。
后来，其他许多学者不断对这些观点加以阐述和强调，比如王荣堂的《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历史教学》1959年第9期）、豁然的《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作用》（《历史教学》1959年第11期）、韩承文的《世界近代史为什么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而不从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2期），等等。
尽管这以后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关于英国革命的研究发展很快，新观点不断出现，但中国在50年代确立的体系迄今却无多大改变。
这说明原苏联的世界史体系对这一课题影响之深。
这个时期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课题是工业革命，林举岱的《英国工业革命史》值得一提。
这是一本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
该书的结构采用“前提—过程—后果”三段式，这不仅成了后来著述工业革命史的“标准结构”，也是各种各样世界史教科书所采用的“标准”。
严格地说，《英国工业革命史》写的并不是工业革命自身的历史，而是“关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
它论述的是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与社会政治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论证英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这一点上，此书的写作是成功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略嫌不足了。
因此该书在1979年再版时作者做了修改，增加了从经济角度来观察工业革命的内容〔22〕。
这一时期对工业革命的研究还发生过一次争论，即工业革命始于何时？
争论是由魏永理的《英国产业革命始于何时》引起的〔23〕。
尽管直接参加争论的人不多，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却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争论意义并不大，因为争论者都没有以英国历史事实作根据，而只是在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场合下所作的结论中转圈子。
第三个问题是“宪章运动”。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从小学至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把宪章运动列为重要内容，但有关它的著述却不多。
笔者只见到当时出版的《英国工业革命和宪章运动》。
这是一本“根据英共编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读本》中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编译而成的”〔24〕小册子，此外，还有少数几篇论文。
不过，虽然著述不多，但关于宪章运动（包括工业革命时期的整个工人运动）的论点却几乎是众口一词。
这些论点集中地概括在健平的《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看无产阶级早期斗争的发展》和关勋夏的《英国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这两篇文章中，前文表述了工人运动三个发展阶段的论点，即捣毁机器、组织工会和发展政治斗争（包括宪章运动）〔25〕；
后文概括了有关宪章运动的性质、派别、不成熟性及失败的原因，等等〔26〕。
这些观点迄今仍有影响。
第四个问题是“圈地运动”。
由于圈地过程延续时间长，所以在有关17世纪革命、工业革命等问题的研究中多有涉及。
专门讨论圈地问题的主要代表作是：
耿淡如的《英国圈地运动》〔27〕和蒋孟引在1963年写的《16世纪英国的圈地狂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农民反对圈地的斗争》及《18、19世纪英国的圈地》〔28〕。
两人文章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圈地运动是通过对农民的剥夺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所表现的风格截然不同。
耿文基本上是对圈地运动进行定性评论和价值判断，而蒋文则通过丰富的史料进行生动的叙述，观点明晰，且寓于史实之中，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实证史学功底。
学界比较集中研究的是英国殖民史与侵华史。
这方面的论文有严中平的《英国资产阶级纺织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丁名楠的《略论英国商人为什么要把鸦片输入中国》（《历史教学》1955年第1期）、周南的《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关系》（《历史教学》1955年第2期）、王绳祖的《英德关于殖民地的争夺，1884—1914》（《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这些文章可以看做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殖民史和侵华史研究的继续，有所不同的是，新的研究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60年代初，中国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使原来以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中国世界史学科陷入困境。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适应国际政治斗争需要，世界史学界包括英国史研究出现了将学术问题与政治斗争直接挂钩的倾向。
尤其是英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开始大谈“复辟与反复辟斗争”问题，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最有代表性的是《红旗》杂志1962年第23、24期合刊发表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封建王朝复辟问题》一文。
此文开门见山地指出：
“反动统治阶级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它总是不甘心失败，总要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反抗。
即使他们被推翻以后，也要进行复辟，企图挽回他们失去的地位，因而新兴的阶级要彻底打倒腐朽的阶级，并确立它的统治，必然要经过反复、曲折、长期的斗争。
”凡了解60年代“中苏论战”的人都清楚，本文是在影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苏联人民正在开展“一场反复辟斗争”的情况。
相比之下，中古史研究则比较客观，既注重史实，也考虑选题。
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第1期刊登的喻松青的《英国大宪章历史分析》和辜燮高的《十一至十七世纪初英国的钱币问题》的文章就属于此类。
辜燮高还于同年发表了《对英国上古、中古史分期的意见》，该文对英国上古、中古史的分期问题颇有见地。
文章在“批判英国历史学家对英国史分期的主张”的同时，又对苏联的英国史教学大纲“提出意见”，指出苏联学者“不重视英国史的特点”，在分期问题上“大体同于世界史，连各小段也是如此”〔29〕。
这一批评是比较客观的，在当时并不多见。
此外，马克ｙá
ｏ＠③的《英国盎格鲁撒克森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蒋孟引的《英国封建化过程的特征》（《江海学刊》1962年3月号）、《15世纪英国封建制度的危机》（《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等中古史论文，史料丰富、论述精细、观点独到，体现了作者运用历史主义方法研究英国古代史的求实精神。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齐思和先生研究英国古代史的突出贡献。
1964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一文，这是他研究英国封建化问题的力作，全文约40000字，广征博引，洋洋大观，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观点。
但作者在同意英国史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派观点时，却又把另一派的观点说成“反动学说”，是为否定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
这种提法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但作者绝不是人云亦云者。
他在对英国的封建化过程作了详尽考察后得出结论说：
“英国的封建制度是从盎格罗·
撒克森氏族社会瓦解的基础上直接过渡而来的，当中并未经过奴隶制度阶段”〔30〕；
他还特别提到俄罗斯也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这就难免有否定当时人们习惯理解的“历史发展规律”之嫌，从而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埋下了伏笔。
最后，还应提及蒋孟引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所做的工作。
十几年中，他致力于英国史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英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包括《英国奴隶社会问题》、《英国封建化过程的特征》、《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条件和概况》、《驳斥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理由》、《英国从洛加诺到慕尼黑》等在内的一大批论文〔31〕，成为对英国各时期历史都有所著述的唯一中国学者；
他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于1965年以中文出版〔32〕，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学术奠基人地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英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完全停止了。
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小册子，但联系到当时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出版这本书的矛头所指就很清楚了。
这种出版物严格说并不属于学术著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世界史学科逐渐进入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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