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故事20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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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以德指以德治国。

古人心中的以德治国与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以德治国有些区别。

我们现在说以德治国主要指人们要加强个人修养，个人修养提高了，人们都不为非作歹了，国家也就安定了。

古人不是这么认为的。

礼乐制度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因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社会地位高，你承担的社会责任就重，社会如果发生了问题，你受到的损失也多，对你的危害也大。

反之，如果社会稳定，你得到的利益也比别人多。

用一句曾经时髦的话讲，这叫按劳取酬，多劳多得。

德，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

在本章中，德是指执政者要实行仁政，让治下的人们过上安定的生活。

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拥戴执政者，执政者得到民众的拥戴，社会地位才会稳定。

孟子曾经说过：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孟子的这段话，将礼乐文化中的这种思想阐述的淋漓尽致。

2）

君子只有实行德政，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就像众星捧绕北极星一样。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人们才会安居乐业，安安而不迁徙，才不会出现那种“势将去汝，适彼乐土”的呼声。

孔子在另一章里也用类似的语言，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子曰：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里仁篇）

对于里仁篇的这一章，儒家是这样解读的：

君子怀德是说君子（在儒家思想中，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一批人，小人是人格卑劣的代名词）心中总想着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小人呢，则只知道贪图享受。

也就是“乐善恶不善，所以为君子；

苟安务得，所以为小人。

“近者悦，远者来”一直都是礼乐制度的终极目标，是那时执政者们心中的理想。

人们不来，还想通过实行仁政吸引人们移民到自己的土地上，怎么“小人怀土”就成了小人总是贪图享乐了呢？

如果“小人怀土”是贪图享受，那么“适彼乐土”岂不是要到天上人间去花天酒地了？

人们可以用安居乐业来形容一个美好的社会，却不肯承认“小人怀土”是美好社会的一种标志，这是儒家解读之误在人们思想中引起的混乱。

只有在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时候，人们才会怀恋故土。

所以，“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的意思是，只有君子实行德政，人们才会安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会移民到他方。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被儒家解读成了，君子畏法，所以不会犯法，小人只知道贪利，所以为了私利无所不为，不知道刑法的威力。

我们知道，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是肉长的，刀砍上都得伤，头掉了都得死，小人也不是三头六臂，凭得什么不怕死？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阐述的实际上是礼乐制度的法治治国思想，即执政者只有以法治国，老百姓才会怀恋恩惠，不会轻易地以身试法。

在这里，小人所怀之“惠”即上一句君子所怀之“德”。

在这段话中，“君子怀德”与“小人怀土”、“君子怀刑”与“小人怀惠”分别各逞因果关系，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又与“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成递进关系。

也就是说，只有君子怀德，人们有了好的生活环境之后，君子怀刑才会发生作用。

《国语》中有一段话对此表述的非常清楚：

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

明厉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

执政者对于老百姓，要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遇，要满足他们对物质的追求，然后还要让他们懂得违法的危害性，这样老百姓就能怀念执政者的恩德，畏惧刑法之威严，闷头发财了。

3）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而儒家又以孔子的嫡系自居，这样就使得许多人误认为孔子也是主张以德治国的。

从“君子怀德”一章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主张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德与法并用，二者相辅相成。

在为政篇的第三章里，孔子将自己的这种思想表述的就更为清楚了，如下：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指单纯的采用法治治国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图免于刑罚，没有羞耻之心。

三聚氰胺牛奶不让生产了，就生产皮革奶。

地沟油不让生产了，就做吊白粉米块，无根豆芽的把戏被揭穿了，就生产糖干海参，只管对自己有利，不管危害他人。

这种情况也就是老子说得“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这种治国方式显然是比较被动的。

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主张在法治的基础上再实行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相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增加了道德的内涵，礼法的外延比刑法的外延要宽泛。

4）

现在的问题是，在礼乐制度设计者的眼里，在我们的礼乐文化中，人们主张以法治国该怎么样治？

以德治国该如何着手？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该如何“道”呢？

孔子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篇）

也就是说，在孔子眼里，所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首先要求执政者自己的行为符合制度。

执政者带头遵守制度，老百姓就会心悦诚服，自然就愿意遵从法令。

如果执政者自己违法了制度，只用制度来规范老百姓，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老百姓就会有令也不从了。

如果老百姓有令不从，执政者不会动用刑罚吗？

这种观念在现代是可以的，在古代是行不通的。

因为当时国家多，那个国家都需要人，执政者如果乱来一气，人就该跑光了。

所以，孔子一再地说：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如果能够端正自己的行为，从政有什么难的？

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管理社会呢？

在季康子与孔子的几次问答中，孔子表达出的也是这种思想：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篇）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执政者就像羊群中的头羊，只要在前面走，大家自然就会在后面跟随。

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

季康子还有一次向孔子请教：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告诉他：

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作为一个国家的精英，他们的道德是社会的风向标，一个国家的民众道德水平取决于君子的道德水平，如果君子们只知道贪污腐化，老百姓就无所不为了，什么地沟油、瘦肉精的，只要有利于自己，管它害人不害人。

最终这样的社会，会导致人人自危，有点办法的都想移民。

5、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递进的关系。

只有法治没有德治，老百姓最多能做到免收刑罚的伤害，只要有机会，只要不被发现，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管是否能伤害别人，他们仍然可能去做。

如果在法治的基础上再引进德治就不一样了，人们有了羞耻心，有了是非判断的标准，违背道德的事情，违背法律的事情，就不会去做了。

从被动地防范非法行为，到老百姓以伤害他人求利为丑，二者的高下自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孔子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下的断语是“民免而无耻”，只求免于刑罚，还没有羞耻心；

对“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下的断语是“有耻且格”，有耻就是有了是非心，知道什么事情是可耻的，从而不去做。

“格”从古至今有许多解释，有人认为格就是“至”的意思，意思是好到了极点。

朱熹在他的《论语集注》里还提供了一则关于格的解释：

格，正也。

这种解释源自“格物致知”，朱熹在这个解释后面还特别引用了一句话来作证：

书曰：

“格其非心”。

“格其非心”表面上与“道之以德”有相似之处，但却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和“上好礼则民易使”的思想有些相悖，因为在孔子的思想里，老百姓的道德取决于君子的行为，没啥可格的，要格也得格君子。

“格”在古代还有衣架、屠夫放肉的架子等含义，延伸出来，就有了标准、规范的含义，《礼记;

缁衣》有一句话叫做“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其中的格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按照这种含义理解，“民有耻且格”就是指老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心中有是非的标准，所以能自觉地抵御一些不良思想行为的侵蚀。

老百姓这种是非的标准源自君子的言行。

格只有这样解释，才会把孔子整个的思想与礼乐制度的精神贯穿到一起，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文化。

习惯了儒家将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的人可能对这种解读持怀疑态度，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看左传记载的一个有关子产的故事：

子产是郑国的执政者，在他执政期间，郑国很乱，于是他用重法整顿国家秩序，针对现状做了大量改革，而且将刑法条文铸在了一个大鼎上，向所有的人公示。

这种做法在那个时代属于创新，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与一贯倡导仁的风气有些抵触，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晋国的叔向就曾专门责备子产，子产对他说：

没有办法，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郑国的问题。

任何一个改革，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子产的改革更是如此，习惯了宽松环境的人们很不适应，所以做歌咒骂子产。

后来子产的改革收到成效，大家从他的改革中获得益处，又做歌赞颂他。

咒骂子产的和赞美子产的是同一批人，事实说明孔子感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时候也蛮有道理的。

子产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太叔会接任自己，执掌郑国，因为自己改革时遇到的风波与压力对太叔造成的影响，他担心太叔会改变自己执政的方向，所以临死之前对太叔说：

“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若猛。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子产所谓的“猛”指法治，“宽”指德治。

子产非常了解郑国的现状，也了解太叔的处事方式，所以特别地叮嘱太叔，郑国仍然需要坚持法治治国的方针。

子产死了之后，太叔执政，果然德治有余而法治不足，年轻人争相聚集为盗，没有办法的太叔只好自己带兵去围剿，为此而后悔不已。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感叹说：

子产说得好啊！

政令宽松了，人们就会轻慢，轻慢了就需要用严厉的措施予以纠正。

法令过于严苛了，人们又会受到伤害，为了避免人们受到伤害，又需要调节政策，稍微放宽一些。

政治就是要约束不良行为，制止残暴侵夺行为，要安抚民众。

在宽和与严苛之间不断调整，最后达到最佳的平衡点。

孔子的这段话既体现了他自己法治与德治的思想，也阐述了执政者该如何平衡法治与德治，在法治与德治中间寻求合理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