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号第5辑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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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发泄杀人中那些灼人的痛
12.
每座城市都需要一场停车场革命
13.
曝光抠鼻屎更像是场迎检秀
14.
别沉浸于不听劝阻被诬陷的细节
15.
没有推诿不作为何来极端讨薪秀
16.
食品犯罪终身禁入，徒法不足以自行
朱昌俊
日前，厦门航空公司一架航班由于一名12岁乘客辱骂程乘务长，遭到机组拒载。
事后，厦航对机组发出处罚通报。
很快，有民航自媒体质疑厦航惯坏了熊孩子，伤透了民航心。
对此，厦航方面今日上午回应记者称，已关注到网上关于此事的讨论，厦航无法干预。
（8月11日《南方都市报》）
厦门航空公司的处罚通报发生后，其实不只是有民航自媒体质疑厦航惯坏了熊孩子，伤透了民航心，不少网友也认为熊孩子家长必须道歉，航空公司不应该纵容这一无理行为。
这样的表态不无积极意义，至少表明不少人对于维护正常的航空秩序仍有着鲜明的是非之心。
但具体在这起事件中，是非的判断或许并不那么清晰，争议背后更可能掩盖了某一真问题。
从事件通报中，我们无法得知小孩到底是因何才会对乘务长进行辱骂。
辱骂行为当然不对，当判断其行为性质也要结合具体情况来看。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此趟航班在15点30分左右关舱门后一直不能起飞，迟到18点才开舱门下客。
在这个过程中，乘务组是否向乘客作了必要的说明和情绪安抚？
要知道，在这种非正常情况下，小孩出现一些无理之言，似也情有可原。
作一个合理推测，对于小孩的不当言论，家长拒绝道歉也是否与航班晚点有关？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相关方面是否就必须要使用拒载权？
这就延伸到一个严肃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拒载权的使用，才具备足够的正当性？
需要看到，厦门航空公司所给出的处罚原因之一，即是机长要求该旅客中止行程的决定未严格遵守公司运行MF0407-7《拒绝运输的权利》的相关条款要求。
而按照《拒绝运输的权利》的相关条款，熊孩子行为最接近的可能属于这样一条：
旅客的行为影响其他旅客正当权利的实现及对机上安全秩序产生不利影响，或对其自身或其他人员或财产可能造成任何危险或危害。
然而仔细分析，这种辱骂发生于下客的过程中，是否已经影响到了飞机的安全秩序，仍值得疑问。
而以往在航班飞行前就上演的更严重的打架事件中，却又鲜见拒载的处置。
两相对比，这样的拒载处置，导致争议几乎是难免的。
事实上，由航班拒载引发的争议在现实中并不鲜见。
如2011年的南航拒载事件就曾引发轩然大波。
当事人称，当时她和她的两名同伴登机后临时更换座位后与机组人员发生争执，机长后以飞行安全为由报警，甚至在乘客同意道歉的情况下仍拒绝其返机。
原本已逐渐消停的拒载事件，却又因南航另一位机长在上就此事称跟央企玩，你玩不起，就一屁传媒人还想挑战全民航再次引发舆论的关注。
由此可见，当前对拒载权的行使，无论在规则上还是从民航方面的行为理性上，或都存有缺憾。
此次熊孩子事件或只是这一情境下的延续。
不可否认，当前的民航服务或确实存在一些不可抗拒因素，如晚点率高影响了乘客与乘务人员之间的顺畅沟通，也使得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都容易产生一些情绪化行为。
但越是在这样一种非理性因素增加的情况下，越是要提升规则的调节力，无论是乘客的权利维护，还是航空公司方面行使正当权力，都需要纳入可预期的、明晰化的制度之中，方能避免带来不必要的冲突。
其中，对于拒载权的谨慎和合理使用，当属典型一例。
王传涛
2015年的高考，王希以裸分645分成为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高考理科状元。
由于通过了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王希还获得了额外的40分加分，他的总成绩达到685分。
而这个分数也恰好是清华大学公布的在江西省理科录取分数线。
但王希却面临落榜的危险，因为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清华大学在江西理科录取分数线是686分。
（8月11日
澎湃新闻）
一所学校，两个分数——恐怕这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是闻所未闻的怪事。
然而，神仙打架，百姓遭殃，清华大学与江西省考试院的PK，却导致了考生王希的个人悲剧。
一方面，清华在江西的招生负责人，早先就承诺王希的分数可以被清华录取，而王希也确实报了清华；
另一方面，却因为江西省考试院公布的分数线高了1分而导致了王希无法被清华大学顺利提档。
这显然是两个权力之间的PK。
第一个权力就是地方对招生考试制度的行政权力，这个权力被江西考试院所掌握，另外一个权力就是清华大学的招生权力。
当清华大学的招生权力，要在江西这个省份落地，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冲突。
表面上看来，之所以会有这个1分之差是因为清华方面给的分数线太晚了，所以江西方面就率先发布了。
但是即便已经正式发布，江西考试院也有机会更正，没有任何原则、不考虑考生的权益，就进行这种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对抗，体现不出招考制度的公平正义，相反只能体现权力自身的傲慢以及在一些方面的不自信。
关于高考以及高考之后的录取，所有工作的核心都应该是促进所有学生被录取，保证让所有的考生都能按照自己考取的分数与各高校公布的分数线最终进入到理想中的大学中去。
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目标，所有的争执与对抗都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要知道，对于清华大学而言，这1分可能就是影响三千分之一的生源；
对于江西省考试院而言，这1分内也可能有多名学生；
然而，对于已经选择了报清华大学并通过了自主招生的王希而言，这1分可能就等于他现在的全部，甚至能决定他的后半生。
长期以来，高校在各地录取分数线划定过程中有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各省考试院却拥有最终的发布权。
这两个权力，能够同时存在，本身就为冲突或分歧埋下了伏笔。
同时，因为我国教育发展并不均衡，各省高考都自己命题，每所学校在各省间几乎都有不同的分数线。
在这种背景之下，招生划线的权力就在学校与地方之间来回打。
出现清华大学与江西考试院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奇怪。
要么，我国高考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命题、统一招考，由一个政府部门统一划线并进行公布；
要么，我国的大学要向西方高校那样无限放大自主招生的权力，即教育部门把招生权力全部还给学校。
如果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半推半就、浅尝辄止，那么，就会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怪事。
而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全面深化招考改革所要解决的内容。
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或者说在学校与地方教育权力仍有可能爆发冲突的语境里，切不可让考生成为神仙打架的牺牲品。
龙敏飞
8月10日，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公安局华丰派出所的一张证明，引得网友疯狂发。
原来该证明中，派出所质疑华安县电信局工作人员，人还健在，且活生生地在你们面前，身份证、户口本都还在，还要派出所开具其还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
10日下午，漳州电信分公司调查后回应说，为了避免冒领抚恤金情况的发生，按照相关规定，确实需要开健在证明。
（8月11日《海峡导报》）
你的人生，走到哪一个证件了？
这般调侃之问，亦是现实的写照。
证件人生四个字，便是精准的诠释。
你找份正式一点的工作，需要开具健康证明；
你出国旅游，需要提供财产证明；
你提取公积金，也需要单位证明……在制度设计的图景里，各种证明的存在，便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等的问题。
公权部门审慎地开证明，既是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也是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呵护，其本身，是没有任何原罪的。
可为何，一些证明却被斥之为奇葩证明呢？
就在于一些证明不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等的问题，而是为了彰显权力的所在，甚至是对民众权利与便利的一种剥夺。
比如，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我是我等奇葩证明，便很让人无语。
再如此次的健在证明，人活生生地站在相关工作人员面前，却被要求开具健在证明，你说奇葩不奇葩？
若是他人代办，那开具健在证明倒还好说，自己亲自来还要这证明，再强大的理由都是扯淡。
在奇葩证明引发众怒甚至引发总理怒斥之下，一些地方开始了反思并作为。
比如河北省衡水市公安局，其表示：
证明自己还活着、证明我是我、证明自己住哪里、证明自己与亲属的关系等奇葩证明，公安局将不再出具。
乍一看，很多人点赞，认为这才是方便百姓办事，才是简政放权的应有之义；
再一看，不对头啊，公安局不开具这样的证明了，其他部门有需要，那公众咋办？
岂不是成为证明的弃儿？
这的确是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这就道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相：
破除健在证明一般的奇葩证明，单兵突进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联通。
也就是说，这既需要公安部门拒绝开具各种奇葩证明，更需要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
毕竟，废除奇葩证明在公安部门这里很容易，拒不开具即可；
但在民众这，却很难，因为不管你公安部门开或者不开，其他部门还是需要各种奇葩证明。
可以说，只有拒绝与废止奇葩证明自上而下达成一种共识了，废止才更为可期。
这般现实，也为依法行政指明了方向：
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相关部门应由被动地应对为主动地作为，继而寻求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比如，建立科学高效的行政体系，在民众的办事要素和服务流程上删繁就简；
再比如，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互联互通。
可以说，只有系统性地简政放权，对于各种证明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类似健在证明一般的奇葩证明，才可能真正走进历史的尘埃。
郭文婧
8月10日，文化部发布了近期排查内容违规文化产品的结果，因涉及淫秽、暴力、色情内容，共有120首网络音乐产品被列入黑名单，其中不乏黄立行、张震岳等拥有一定名气的歌手演唱的作品。
文化部表示，黑名单制度将成文化监管常态，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提供，否则将依法查处。
（8月11日《新京报》）
仅仅是音乐中的歌曲，一下子就120首，足可窥网络上积累的污垢之一斑，也再次说明加强文化监管之必要、之急迫。
但是，文化部的高调，是否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呢？
看看网友议论，这些歌曲中的很多，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反倒是文化部的高调，激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赶紧去找来收藏。
可见，文化部在进行文化监管的时候，还得好好捉摸一下人们心理与文化传播的规律，尽可能别将监管本身弄成了帮倒忙的广告。
更值得深思的是，早在2006年，文化部就出台了《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建立起了严格的审批制度。
可是，在120首歌曲中，有些歌，仅从歌名来看，就露骨地涉及色情内容；
有些歌一夜蹿红之后已经流行了好几年，甚至歌名都已经成为了流行网络用语，可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并批量地公布呢？
我们在为文化部亡羊补牢叫好的同时，可能也得追问一下历史之责。
文化对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网络技术提供的传播便利，更应该让我们高度警惕。
要说文化监管的黑名单制度，我们早就有了，可为什么一些有一定名气的歌手也会毫无顾忌地加入低俗之列呢？
当然，文化部的警告，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提供，否则将依法查处，已经说明了答案。
法治的精髓之一，就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怎能只管今后，而不及以往呢？
况且，文化部不是司法部，是没有司法豁免权的。
至今，我们还无法窥得文化监管黑名单制度的全貌，更无从知晓将成常态的具体机制，但推想可知，仅靠一个文化部市场司，恐怕是难以承担重任的。
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是世界各国的惯例，但在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前提是都有法可依，对行业是提供标准与规范，对政府是提供传播和监控的法律许可，对社会是提供维权和救济的依据，从而形成以调动社会监督积极性为基础上的成合力，并真正形成常态。
其中，社会监督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来是社会监督人多力量大，发现问题比较容易、及时；
另一方面是公众往往是受害者，需要维权自救。
在国外，社会监督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公民团体监督、研究机构监督和公民监督四个方面。
社会监督的渠道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与行业自律机构直接对话；
二是向政府监管部门投诉和提出意见；
三是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既可以起诉提供方，也可起诉传播方和政府，起诉获胜往往可得到一笔不菲的赔偿。
正因为如此，常态才能形成。
文化需要大发展、大繁荣，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的是宽进严管的思路，取得执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常态监督下的罚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
构成刑事犯罪的自不必说，依其情节轻重，一般的行政罚则包括申斥信（警告）、禁止令（限令停止某项业务）、罚款（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千万美元），最后是吊销执照。
无论是创、作品，还是传播者，一旦进入黑名单，不仅处罚难免，而且就此被盯上，一不小心，麻烦随时就来；
对那些一再违反规定的，处罚的力度也是递加的。
可见，黑名单制度的文化监管常态本身并不是目的，形成自觉的常态才是目的。
没有社会监督的兴起，特别是没有公民个体监督的积极性，没有黑名单者被倒逼抛弃的机制，文化部自身的常态，注定是跟不上文化市场节奏的。
也许正是在思考长效机制本身的问题，所以文化部才表示将成常态。
也正因为如此，让我们对文化部的将成常态抱以最热烈的期待，期待我们不再是新闻的旁观者、议论者，而是自觉成为常态最重要的一部分。
堂吉伟德
近日，上海一个挂满死人院滚出小区、反对在居住中心建养老院、反对侵权等横幅的小区引发关注。
为了阻止小区旁边建养老院，上海市杨浦区延吉街道心仪雅苑小区的业主们除了拉横幅，还写联名信，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个养老院项目的不规范之处。
事实上，在这些反对者中有不少是老年人。
一位老年居民表示，自己无法承受每天看到将死的失能老人。
还有居民担心，养老院会造成房价下跌。
（8月11日《澎湃新闻网》）
反对在小区建养老院，这种情况在之前已多次发生。
比如2014年，位于杭州市中心的朝晖九区欲建老人临终关怀中心，结果遭居民抵制被迫取消。
业主们反对的理由，跟上海市杨浦区延吉街道的大同小异，一是考虑到在小区建养老院有些晦气，二是会影响房价的上涨。
结果让原本是民生工程的养老院，最后陷入无疾而终的地步。
只要建在别人家就不反对群体心态，属典型的邻避效应。
在利己主义的支配下，这种情况几乎难以避免。
但问题是，公共决策若只考虑到目的正当性，而不顾及公众的感受，并尊重其应有的权利，那么就必然会遭受到抵制。
因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心中就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为什么不建在彼此而是此处？
造成的损失与影响又靠什么补偿？
这种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是一种上下沟通与交流的过程，并最终消除分歧形成共识。
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权利意识的提升，邻避效应只会越来越严重。
这其间有一个利益的博弈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化解之道就是要保障过程的透明公开，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平等。
比如建设大型垃圾处理场，必然会对周边环境形成影响，除了带来身体上的可能性危害之外，还有对房价等带来的影响，在公共决策和项目论证过程中，都应当考虑在内，并按照风险分担的原则，由其他利益主体共同进行补偿。
再以建设养老院为例，心理层面的障碍、社会风俗造成的房价影响等，这些因素都必须考虑在内，未雨绸缪开展大量的民意听取和意见交换工作，才能避免贸然实施过程中，因为抵制而带来更大的成本风险。
破解邻避效应没有其他特殊途径，决策透明化和民主化才是唯一出路。
因而，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摆脱权力主导的思维，回归于权利至上的维度，重视和尊重权利的诉求，在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要持以基本的权利敬畏，至少在程序安排的过程中，不能无视民意的存在并粗暴践踏，相反应俯身向下先倾听民意，并与之进行真诚的交流与沟通，就相关细节进行磋商，方可消解误会与分歧，并最终形成利益一致。
从已有的事件来看，当重大项目被集体抵制之后，过程透明与决策民主等程序正义，才真正得到了重视也成为最终的解决之道。
比如2014年，广州市为打消公众的疑虑，给建垃圾焚烧厂造势，从6月10日起至7月4日，组织公务员、志愿者、学生、记者等超过1.1万人，分14批参观广州市的垃圾处理场。
这样的做法就体现了最基本权利尊重，对消解公众心中的疑惑与担忧，获得民意的放行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假若其他公共项目的实施，包括养老院的建设，都能坚持这样的态度与做法，在条件成熟时才给予实施，又何来的集体抵制，又何以无法摆脱邻避效应的窠臼？
司马童
国务院办公厅11日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要制定带薪休假实施细则或计划，抓好落实；
在稳定全国统一的既有节假日前提下，可将带薪休假与本地传统节日结合，错峰休假；
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优化调整夏季作息，让职工将周五下午与周末相结合形成2.5天的小短假，为职工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条件。
（8月11日《羊城晚报》）
时下的一句网络流行语称，重要的事情应该说三遍。
而谈到带薪休假和增加旅游休闲时间，此前当听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吹风提到周五下午+周末小短假，不少人都还视为一笑而过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鼓励，则让民众迅速感觉到了这绝非笑谈，甚至纷纷预测起了谁是最有可能的先吃螃蟹者。
现在看来，2.5天小短假称得上是决策部门的一种灵活筹谋，即是把职工的年休假适度零敲碎打，再结合双休日形成短假模式，使之更有利于民众的安排旅游时间，提高休闲质量。
而这种举措的制定与出台，自然也有着其他的深层考虑：
一是努力推进带薪休假的政策落实，如今已成为政府关注的一项要事；
二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政府越来越重视鼓励旅游休闲等消费，以助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的确，伴随着2.5天小短假几乎同步舆情发酵的，是许多人猜疑于这项举措的会否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其间，网上一项周末‘2.5天小短假’靠谱吗调查，也有高达六成以上的网友认为难落实。
但叫好的声音同样不少，有种观点便称：
推行这种休假形式，对工作的连续性几乎没什么影响，如果在工作不忙时请上半天年休假，应该较易实现；
这对选择周末带着全家人到周围风景名胜区看看，也实在是方便有利得多了！
毋庸讳言的是，许久以来，我国带薪休假制度的有名少实乃至无实，着实令不少民众习惯性地质疑起：
前面的休假欠账仍历历在目，今天的短假蛋糕又怎能不会是画饼一块？
而我则认为，正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落实带薪休假与鼓励2.5天小短假，二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如果推行实施得好，还恰恰有可能互为促进，更为有效地带来民生之益的改善和提升。
走笔至此，不禁想到了一段往事：
20年前，公众不也曾认为双休是不靠谱的么？
1994年3月，我国试行了隔一周五天工作制，即一周工作六天，一周工作五天的制度。
当时，还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趣事：
轮到第一个双休日，某市竟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了今天我休息。
那么，难道没有这种可能，若干年后再作回望，今天这是设给公务员的、反正和我无关、求不加班等的种种吐槽，觉得2.5天小短假与普通职工关系不大的断言，会不会也成有趣的笑谈？
且慢吐槽2.5天小短假是一笑而过。
正如业内专家所言，旅游制度的关键在灵活。
灵活的休假制度和体系，一方面可以让机构、企业运流畅性更强，另一方面，还能平复目前春节、十一两个黄金周的出游高峰，为人们的出游提供更多便利。
我还想到，带薪休假也好，2.5天小短假也罢，当这些休假权益的享有，潜移默化成社会常态，无疑也就对所有企业及经营者，形成了一种见贤思齐的倒逼力量。
张楠之
湖南省绥宁县旨在保证《爸爸去哪儿3》正常拍摄的政府通告自10日发布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
有媒体质疑这是公权力忙着为明星当跟班跑腿，把民众权益和情感放在一边，本末倒置，当地宣传部门回应称，通告里面的一些言辞，没有仔细考虑百姓的想法，也是工作上的失误。
初衷还是想保证节目拍摄，促进当地旅游业和经济发展。
（8月12日《南方都市报》）
从《爸爸去哪儿》前两季播出后的影响来看，拍摄地的旅游业确实得到了很大提升。
各地争抢成为这一真人秀系列拍摄地的现象也说明，各地政府也确实从中看到了该节目对旅游的带动作用，寄希望于通过节目的拍摄拉动人气，促进当地旅游业和经济发展。
可以说，这一初衷确实是好的。
之所以湖南绥宁的这一通告引发如此多的质疑，当然与通告中一些言辞过于严厉有关，但很显然，过多的限制肯定会给很多人的交通出行和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而很多人早已对这种限制充满了本能的反感，批评也就在所难免。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村庄事务通过村民自治来完成，村民有权通过民主管理的方式，决定符合村庄自身利益的事务。
愿不愿意为了未来可能的旅游收入而忍受几天封村的不便，这是涉及村民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事情，也是涉及村庄未来发展的大事，需要由全体村民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做出决定——这一决定也只能由村民自主完成，而不能由地方政府越俎代疱。
实际上，当地政府也不必如此急火火地代村民做决定，毕竟，真人秀节目带来的收益，将由村民享有，封村所带来的不便，也主要由村民承受，所以，如果是拍摄地所在村庄的村民依照法律程序，先行通过一个是否接受真人秀节目拍摄，以及拍摄期间是否封村的决议，然后由村民委员会以全体村民的名义发布封村通告，则既合法合规，也会更少引发争议。
如此一来，地方政府也不用陷于舆论漩涡，疲于应付。
在这样的基础上，考虑到维持秩序的需要，村民委员会可以向上级政府请求调派警力以做好交通、治安等维持、服务工作。
上级政府应请求调派相应人员，则也在法律法规允许之列。
这样一来，所有的程序才是合法合规也合理的。
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当地政府直接介入发了个通告，不仅封村，还对一些行为进行了种种限制，这种未经当事村庄村民民主商议的做法，程序上既已违法，施行中自然少不了争议与批评。
这种做法，何止是失误，根本就是违法。
好的出发点还要有合法的程序来保障才行，从这一点上来看，法治政府的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甘肃会宁，因盛产高考状元而被誉为状元县。
然而，就在尊师重教的会宁，去年11月启动的一次招录警察的计划，引得大批基层教师离岗，而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分子。
此次总共招录了189名警察，其中有171名来自教师行业。
（8月12日《中国青年报》）
从绝对数字上看，会宁招录的189名警察中就有171名为现职教师，且会宁又是素有状元县之称的教育大县。
这无论如何都难免令人深思。
不少人或下意识地将之视为是当下偏远地区基层教育弱势之境的又一鲜活案例。
但从报道所提供的信息看，这一现象仍有必要具体分析。
首先有必要看到此次招录的范围。
会宁县下发的相关文件显示，此次警察招录仅限于该县乡镇（街道）、县区机关事业单位占用事业编制的在职财政供养人员。
也就是说这只是一次事业单位编制系统内部的人员流动，囿于范围限制，出现某个行业集体流动现象的几率自然会提高。
加之会宁为教育大县，教育行业从业者在全县事业单位编制中的占比本来就高，这一切都堪称推动这种罕见现象出现的正常因素。
但另一面，如此大的行业性流动，却不能不引起重视。
总结起来，这一集体跳槽行为的原因，主要有待遇说和梦想说。
但梦想说，似乎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如果单纯是梦想的话，缘何教师中有警察梦者更多？
这无疑是不好解释的。
所以，说到底，待遇问题或才是主要原因。
新闻中有案例称，在等同工龄下，警察的待遇要比其他单位人员高出900多，这显然是个不小的数目。
这样的对比差距，无疑是不正常的。
我国教师法早有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但这么多年过去，基层教育行业的教师工资水平低于当地的公务员工资水平并非只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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