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的入侵解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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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结了两点，一是学历史可以“察古而知今”。
察古就是为了发现蕴含于历史之中的“成败兴亡之理”，这种理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我们人类发展的过去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彼此孤立的事实和事件，而是前进的运动。
这一运动虽然异常复杂，但毕竟可以说明，这就是使我们能够架一座从过去通向现在的桥梁，并且把今天看作是昨天的继续。
也正是通过这种桥梁，我们可以更好地知今，也就是认识现实；
而认识现实的目的，往往又包含着对于未来的关注。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是具有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越表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关注自己的现实状况和未来的命运。
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上，特别强调被记载的历史的作用就是让大家观察的和借鉴的。
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在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通古今之变，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的借鉴目的。
唐太宗对房玄龄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则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专取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其目的在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
”说简单一些，就是察古而知今。
这是第一点我们学他的意义。
第二点是，通过学习历史来最终认识自己。
（HNOWYOURSELF）。
“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
传统上对这句话的阐释，是劝人要有自知，明白人只是人，并非诸神。
但如何认识自已，了解自己的过去、人类的过去、世界的过去是唯一途径。
它并不是说我们学了历史以后就了解了自己，而是指我们通过学习历史能够满足知道自己的欲望。
大家注意，我这里的自己，不只包括我们单个的人，也包括整个人类。
但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所受到的限制。
从整个人类来讲，学习历史，我们就会知道人类在驾驭自然方面的能量和控制自身的处境方面是无能。
前一方面自然灾害，海啸地震等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那些我们以为我们能控制的东西，比如说，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是自然科学的伟大胜利。
这应了培根的期许，知识就是力量。
但事实上我们曾经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力、更迅速地摧毁着人的肉体和灵魂。
这种力量的发展将导致人类毁灭的灾难，想想我们现在，人类武器的发展，核武的当量，会将世界毁灭多少次。
要避免这种后果，不能仅靠改变人的良知，使人变得善良和更加人道，更要靠改变人的头脑，“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事务并懂得如何处理它们”。
从单个的人来讲，历史可以使人知道自己的局限和渺小，也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局限和渺小，所以能放大个人的视野与眼光。
因为对个人来说，通过对历史的学习，他可以在个人经历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内认清自己，同时可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渺小的、偏狭的现在，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可以更准确地判断包括他个人在内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人认清了时代，认识了自己，还要在知识、能力及道德素养等方面不断提高自己，这样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自由。
进而才能去改变世界。
关于第二个问题，教材第1-3页讲了三点，说得非常好，我的体会是：
对于历史，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也就是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但是，我们要始终记得，我们是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是当代的军人，你们一定要记得，你们代表军队的未来与希望，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有助于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助于坚定献身国防的人生志向，有助于实现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
这就是从我们的身份出发，学习近现代史的意义之所在。
第三个问题：
学习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主要内容我们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和主线。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中国近现代史的时间断代。
中国近现代史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包括从1840年到1919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从1919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阶段。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里的复兴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曾经非凡过。
因为我们曾经衰落过。
所以我们要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曾经的非凡，并超越那非凡。
说曾经的非凡，是指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繁荣昌盛而言的。
中华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了高度繁荣昌盛的文明。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康乾盛世”，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经济发达、科技领先、文化繁荣，走在了同时期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是中华民族要通过和平发展，再次走在世界前列。
从这个角度讲，世界上只有自身文明曾经繁荣昌盛的国家或民族才谈得上文明的复兴。
说曾经的衰落，是指中华民族近代文明的衰落与民族危亡、命悬一线。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与扩张，古老的中华文明逐步走向衰落。
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黎明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黄昏，西方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与中国自然经济机制的延续，西方产业革命的高歌猛进与中国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停滞不前……种种差距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落在了后面。
落后就要挨打，文明衰落必然导致民族危亡。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主权遭践踏，领土被分割，跌到了文明发展的谷底。
在跌落谷底时,我们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段充满欺辱、辛酸与血泪的历史。
当然，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史，抗争史。
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
但真正的复兴应该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华民族开始在他的领导之下踏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漫漫征程。
说超越那非凡，指的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在于当代文明的崛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与人的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的共同繁荣。
这里我侧重放在人的解放与人民的共同富裕上。
我们的人真正的解放了吗？
我们的人民共同富裕了吗？
我们现在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征程就正在实现并终将超越着这非凡。
回到我们的教材，大家看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上、中、下编逻辑地贯穿着这一主题，其中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的主题可概括为“民族危机的深重与振兴中华的提出”，中编（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题可概括为“推翻三座大山，扫清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障碍”，下编（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主题可概括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展开过程中，通过下述“四条主线”得到体现：
1．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
2．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发展的历史进程
理论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现实社会的需求。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探索国家出路、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一个基本的思维定式是：
向西方寻找真理。
因为打不赢人家，向人家学习，这是自然的路数。
从学坚船炮利，这些所谓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
这样一个流变的过程，我们作过很多的选择，发展到向西方学习深层次的文化思想之时，西方来的主义、学说远不止一种，如何在这种泥沙俱下、纷然并存的主义、学说中，找到一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应用。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程度，不仅取决于中国对它的需要程度，而且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理论的运用程度，取决于这一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从而也就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3．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进程
4．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
总之，这四条主线，我们要通过历史展现而不是通过逻辑论证来阐明。
主要方法：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勤于思考。
中学与大学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重知识的积累，后者重思维的训练。
多看自己感兴趣的历史，由此生发出你的思考点，结合着成长的经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第一专题：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1．古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中华文明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
文明之光直接照耀着东方的朝鲜、日本。
现今世界各地留学生纷纷涌向西方发达国家，然而在古代情形却不同。
盛唐时期的中国，对当时不少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日本和朝鲜纷纷派遣人员到我国长安来留学，学习儒家经典、天文历法、医学、文史等，很多人还参加长安的科举考试，考了中国进士后再回国做官，那是十拿九稳的事，含金量非常高的海归。
仅日本一个国家，就先后派出18批“遣唐使”，人数多的达五六百人以上，要知道这批人都是日本的精英，也是日本的治国之材。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日本的建筑与和服，实际上都是极大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所以，在一些日本学者的心目中，“中国，乃东洋文化之母国”。
他们认为：
“日本人能够向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学习，是很幸运的。
”不管这段时间的钓鱼岛事件，我觉得日本在说自己的文化来源时，比韩国人要实诚得多。
中华文明也影响着西方。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向南的陆路它既是一条商业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之路，尽管当年这条路很难走，沙漠戈壁，一望无际，看不到头，但人家向往，不远千里来，我们也胸怀开放，来者不拒，要什么，拿去，中华文明遂传扬于西亚、北非、欧洲，再从欧洲流传到美洲和大洋洲。
从东南沿海出的发海路，经过台湾海峡，进入东南亚各国，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更西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对于古代中国的文明与富强，许多西方人都作过描述。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更早在六七世纪，对中国文化称赞有加，他在《古兰经》中也曾多次嘱咐教徒：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可见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13世纪到在中国呆过17年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是这样描述中国的：
工商业发达、市集繁华热闹、丝绸锦缎华美廉价、都城宏伟壮观、驿道交通完善方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康乾盛世，“，是中国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盛世。
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
西方传统史学界亦认同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
HighQing"
，[1]即清朝高峰时期。
在此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
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
[2]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启康乾盛世，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事爆发。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
同时，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超过了前朝。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史称“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13]
想当年，可是万邦来朝，看今朝，但到19世纪已变得衰败不堪，并最终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原因在哪里呢？
2．西方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
15世纪的欧洲，从落后中迅速崛起。
城市的兴起、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使欧洲迅速告别中世纪，也就是黑暗世纪（DARKAGE），迎来了光明新时代。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开始了海外探险活动。
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从西班牙出发向西探索，最后“发现”了美洲大陆。
几年后，葡萄牙人达·
伽马又开辟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的新航路。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从此开始。
此前，人类基本上是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的，但在此之后，各种族之间开始有了直接的交往。
中西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此前，中西之间虽然早有交往，有不少西方人来过中国，但这些人多半是因为个人的好奇、想发财或宗教热情来中国的，没有丝毫的政治目的，也没有政府或国家做他的后盾。
因此，中西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并且是可有可无的。
中西仍然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
但新航路的开辟，完全改变了这种性质，随着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英吉利、荷兰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作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出去捡钱、夺宝，那个地方肥，就往那个地方走，最好把那个地方也给占了。
这样，到富庶的中国来的欧洲人就不疑是单纯的个人探险，而是带有一种殖民扩张的意味。
中国再也无法忽视那个日渐崛起的西方世界。
旧的世界秩序开始改变。
进入18世纪，西方世界再次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些国家经过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科学的发展，昂首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而当时的中国由于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方面的深层原因，还没有走完从前代延续下来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8世纪中国的种种成就，仿佛还在强化着古老的封建体制。
就这样，中国和西方拉大了时代的差距。
应当说，从历史的纵向考察，18世纪的中国并不落后，甚至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出现了有名的“康乾盛世”；
但是，如果将这些业绩放在18世纪世界文明史中，同欧美的主要国家加以横向比较，那就会呈现出另一幅黯然失色的图景。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政治方面：
西方建立了全新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国在延续和强化封建专制的集权。
1636年，皇太极改元称帝，国号“大清”，1640年清入主中原的四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进入近代社会的新纪元。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面，八旗兵横扫中国腹地，确立了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时，英国经过王朝复辟和反复辟的复杂斗争，到1689年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
1775—1783年，美国打了8年的独立战争,战胜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1789年，法国大革命来了,与英国革命相比,对封建体系的震撼,更猛更烈。
列宁评价说：
“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当18世纪下半期欧美资产阶级在战火中宣告新的社会政治制度诞生的时候，中国的腹地和边疆也屡屡爆发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如：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州清水教教首王伦（一位精通气功、武术和医道的江湖强人）率先组织农民暴动，打破了中原百年无战争的局面。
1781年、1783年（乾隆四十六年、四十八年），甘肃爆发了回民起义。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台湾发生林爽文起义。
1795年（乾隆六十年）贵州和湖南爆发苗民起义。
到1796年也就是乾隆禅位给他的儿子，自己退居为太上皇的嘉庆元年，以混元教为主体的鄂、川、陕、豫、甘等5省教门大起义爆发。
这次农民运动前后延续了9年，卷进数十万人。
清廷为镇压起义耗资1．2亿两白银，其财政收入和政治形象都遭到了巨大打击。
这些起义宣告了康雍乾盛世的结束，但是远远没有动摇陈旧的政治体系和经济根基。
反观18世纪的中国，正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极盛的时代，但实际上此时整个封建体制已走向它的反面。
从秦始皇开始相传下来的大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在组织上更为完备了（比如，就君臣关系而言，从秦朝到宋朝以前，朝堂上议论朝政，皇帝与大臣都是坐着的；
宋朝到清朝前，大臣站着；
从清朝开始，大臣跪着）。
内阁与军机处是清代中央政府的重心，但是，清代所谓内阁与君主立宪国家的内阁完全不同，无论内阁或军机处，都必须听命于皇帝，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都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力，只有皇帝才具有这种权力，是名副其实的君主专制制度。
特别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61-1908）以后，更是嗜权如命，专制统治达到登峰造极。
而此时，民主政治制度已在西欧和北美一些国家确立起来了。
经济方面：
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成长，工业革命使生产力的发展获得了实质性的飞跃。
在为时60年的乾隆朝（1736-1796），英国恰好经过了工业革命的全过程。
1733年亦即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棉纺业中出现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中经1764年和1768年（乾隆中叶）的“珍妮纺纱机”和新式织机的发明，到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使蒸汽成为生产的原动力，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工业革命。
18世纪末的机器大工业和工厂制度的出现，工场手工业OUT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已经来临。
据统计：
1835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1953台，纱锭900万枚，年产生铁102万吨，煤3000万吨。
这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炮舰走遍全球，工业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贸易额在各国对华商务中居压倒优势。
适应炮舰政策和经济掠夺的需要，英国的军事工业也在急速发展。
当时，它已经拥有主要靠帆力航行，但也装备了蒸汽机的海军舰船，这种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装甲舰船，每艘配备几十门精良大炮，陆战部队则使用新式的来复枪和各式大炮。
法国经过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鸦片战争前夕，法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二位。
18世纪的中国经济，仍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以小农为特色的传统的地主制农业经济。
一方面，男耕女织,也就是天仙配里面的唱词,你耕田来我织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是这种小农经济的显著特点。
工业也是仍处于家庭手工业，小作坊阶段，商品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
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对耕地进行大规模的暴力圈夺，到了乾、嘉、道这几朝的时候，土地集中的程度，相当的惊人。
根据嘉庆年间的资料统计，皇帝是普天下最大的地主。
其皇庄就达一千多处，占地面积35000多顷。
皇帝以下的大贵族、大官僚，也千方百计大量地倚势霸田，聚敛财物。
例如，乾隆年间的权臣和珅，占有土地80多万亩，其全部财产约值8亿两白银，合当时十七八年的国库收入。
所以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和珅，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帝死，嘉庆帝恨其专横，责令自杀，抄没家产）。
思想方面：
18世纪的西方是科学发展和思想启蒙的时代，活力四射，光耀四海，流传后世，影响至今。
1748年（乾隆十三年）孟德斯鸠发表《论法的精神》，提出了资产阶级政体结构的三权分立原则。
1754年和1762年（乾隆十九年和二十七年），卢梭相继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与《社会契约论》。
这两部名著在尖锐抨击封建等级制度和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天赋人权”学说。
这些新思想，成为社会发展变化的强大推动力。
此时的清政府，实行的是严厉的封建文化专制，文字狱大兴，如雍正时发生的查嗣庭试题案，就是典型的文字狱。
查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雍正四年，各省举行乡试，查被任命为江西主考，他出的题目中有一道题，“维民所止”。
雍正认为，维和止两字，意在去“雍正”之首。
于是就是把查给抓起来了，判决书还没下，人就死到牢里面了。
后来判的是凌迟，死尸也要挨刀，亲属就更不比说了，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入。
可想而之，当时中国的思想界，那是相当麻木、相当压抑和相当沉闷的。
文人学者们都埋头于故纸堆中，钻研所谓“考据学”，而对现实社会与政治发展则不愿问津，也不敢问津。
所以，18世纪是所谓“汉学”极盛的时代，清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汉学中坚人物，如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皆荟萃于此。
他们的治学方法，虽也是一种极有科学精神的方法，可惜他们的科学精神，全用在故纸堆中，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未能发生多少的影响。
当他们埋首“考据”的时候，西方却发展起了近代科学。
因此，盛极一时的所谓汉学，完全没有与西方同时代发展出来的新文化相抵抗的效能。
对外交往方面：
清政府实行了严厉的闭关政策，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此前的中国，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是敞开胸怀的。
汉代有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唐代有玄奘万里取经，带回南亚国家的古老文明；
明代有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清朝却不同，它不仅没有主动走出去，反而对借道而来的西方国家实行了闭关政策。
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
（1）一口通商。
中外贸易的地点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封闭江、浙、闽三关（江苏之云台山，浙江之宁波，福建之漳州），只留广东的广州一口对外通商。
（2）公行制度。
公行又称官行、洋行，通称十三行（行，相当于现在的商贸公司），但数量并不是一直固定在十三家。
按照当时所谓的“天朝体制”，清政府官员不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而由公行的行商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之间的联系人，公行的行商垄断对外贸易。
他们受清政府的严格控制。
他们负责将清政府的指令转达给外商，外商的要求也由他们转呈清政府，外商应缴纳的税饷也由他们代收代缴。
公行制度实际上是清政府实行的一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制度，是闭关政策的工具。
（3）限制外商。
主要有：
①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
②限制外商在广州期间的活动：
外商到广州后，必须住在商馆（又称夷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
外商在广州期间每月可在通事陪同下出夷馆到指定的地方散步二三次，每次不得超过10人，当天日落前回馆，如有违犯，则究治通事，取消外商出外散步；
③禁止外商携带女眷进入广州；
禁止外商在广州坐轿；
④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
以上三条都是针对外国人的，不准外国商人随便来到中国，同时闭关政策也针对中国商人，中国人也不能随便走出国门去做生意，于是又有第四条：
（4）严禁出海。
“片帆不能出海”。
比如，对船只的尺寸有严格的规定，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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