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考古刍1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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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种类
民族人口
占全省总
人口比重
1953年
1503.73
1109.84
393.89
15个
26.19%
1964年
1714.05
1312.89
401.30
19个
23.40%
1982年
2855.29
2112.95
742.34
47个
25.99%
1990年
3239.11
2115.45
1123.66
48个
34.69%
2000年
3524.77
2191.17
1333.96
50个
37.85%
2005年
（人口抽样调查）
3931.12
2398.77
1532.35
38.98%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后的前三十多年内，也就是第一到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贵州的少数民族人口大体保持在全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到了后面的近二十年，即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则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接近百分之四十的比重。
并且贵州的民族成份之多，在全国也是仅次于云南和新疆，排名于第三。
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民族里面，除了普米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这六个民族之外，其余的50个民族在贵州都有分布。
如果不把汉族和人口数量较少且进入贵州较晚的民族统计在内，世居于贵州的少数民族也有十七个之多。
附表二贵州省17个世居少数民族各民族人口及增长幅度[2]
统计
族别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十年增长幅度
（%）
人口数（人）
比重%
汉族
21154520
65.31
21911687
62.16
3.58
少数
民族
11236546
34.69
13336008
37.84
18.68
苗族
3686900
11.38
4299954
12.20
16.63
布依族
2478107
7.65
2798200
7.94
12.92
侗族
1400344
4.32
1628568
4.62
16.30
土家族
1028189
3.17
1430286
4.06
39.11
彝族
707413
2.18
843554
2.39
19.24
仡佬族
430519
1.33
559041
1.59
29.85
水族
322562
1.00
369723
1.05
14.62
回族
126500
0.39
168734
0.48
33.39
壮族
37783
0.12
52065
0.15
37.80
瑶族
31240
0.10
44392
0.13
42.10
满族
16760
0.05
21932
0.06
30.86
蒙古族
24025
0.07
47531
97.84
羌族
1024
——
1431
39.75
仫佬族
1079
28435
0.08
2535.31
毛南族
611
0.09
5012.93
畲族
333
44926
13491.29
白族
122166
0.38
187362
0.53
53.37
总计
32391066
100.00
35247695
8.82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任何一种形态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都是需要人类来缔造的，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一定的人群作为行为主体。
贵州数量、族别繁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正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产生的根源。
在民族考古学所涉及的范畴中，无论是对于人的研究还是物的研究，贵州在千百年来的时空中留给我们待解的现象和问题可谓不胜枚举。
从考古学文化中核心问题的族属研究——例如对夜郎文化中夜郎主体民族和夜郎旁小邑民族的研究，到具体的每一座贵州境内民族墓葬中墓主人的身份确认和民族成份定性；
从每一个不同的民族历史，到每一个具有民族特征的遗址、墓葬、器物；
从我们通过发掘调查发现的有别于汉文化的遗迹现象，到现在仍能观察到的贵州少数民族中还保存有的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种种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发现、探讨、研究。
这浩瀚如山的工程，不是少数几人或短时期的时间内所能解决和完成的，需要更多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的参与，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贵州已经发现的具有民族文化特性可供民族考古学探讨的材料和内容主要有以下这些方面:
1、贵州土著民族的来源及形成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贵州在史前数十万年前就已经发现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上世纪六十年代发掘的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标明贵州也是古代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并且贵州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从早期、中期到晚期有着完整的发展序列。
这些人进入后期社会的发展以后去向何方？
与贵州后来形成的当地土著民族有无直接渊源关系？
这些问题的探讨一是要从民族学的角度入手，另外更要从考古学的田野资料获取和分析来判断，是需要民族考古学重点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
2、考古遗址中族属问题的研究
贵州商周以降即有民族可考阶段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数量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毕节地区，典型遗址有毕节青场、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含鸡公山、吴家大坪、营盘山遗址）以及普安铜鼓山等地。
[3]从这几个遗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来看，虽然互相之间所处的空间距离并不远，例如从威宁中水到赫章可乐直线距离不过50千米，但它们彼此之间的文化面貌却相去甚远，这种现象表明这是由具备不同文化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所形成，因而对这些遗址文化内涵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确定它们是由哪些人、哪些民族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遗留下来的。
3、民族墓葬中的民族特征问题
在贵州历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民族墓葬代表了贵州考古工作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发现。
像赫章可乐墓群，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公元两千年，前后40余年的时间里，共清理发掘了数百座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墓葬，其中除了部分为典型的汉墓之外，相当多的是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墓葬，即以“套头葬”为主要特色的乙类墓。
[4]这些民族墓葬的特征区别，是我们辨识和认定墓葬主人族属的基本依据，也是深入探讨其文化内涵、划分不同性质的文化圈的关键。
4、关于夜郎文化的讨论
夜郎文化在贵州是一个千古未解之谜，它起源于何时何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主要的文化特征和活动区域、夜郎的主体民族和相邻的旁小邑民族是谁？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是考古学，也是历史学、民族学需要给出答案的疑难问题，因此夜郎文化的面貌揭示，不是某一个单独的学科所能完全解答的，而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则最有可能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
5、贵州的崖葬与悬棺葬
崖葬与悬棺葬，均属于利用悬崖峭壁作为安葬遗体场所的一种比较独特的古老葬式，并且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民族地区。
严格地说，崖葬指在崖壁、崖隙、崖穴等处安置葬具用以存放遗体遗骸，在此意义上来讲，悬棺葬也是崖葬的一种。
只是由于其突出的悬空置棺方式，在许多时候把它单独提出讨论。
贵州黔东一带临江河的崖壁上即见有此类葬式。
其中以松桃苗族自治县云落屯仙人岭为代表，多在崖壁上打眼固桩以承木棺，是典型的悬棺式样，同时在同一地点，亦并存有人工开凿能容棺木的长方形窟龛的崖窟葬，葬具有整木刳成的倒棱台体和船形棺等。
此外在同一区域的岑巩、石阡等地也发现有将棺木置于河畔危崖天然洞穴之中的遗存。
过去多将其归为悬棺，科学地细分应为崖洞葬。
另外在黔南的三都羊福和黔东南的榕江脚车，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经人工开凿的龛穴，形状不十分规整，大小基本上刚好能容一棺，现存的还有棺木两具，当属崖窟葬的一种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葬式。
[5]而黔南靠近中部的长顺县交麻乡令达村麻窝地，则是崖葬的另一种类型——崖墩葬。
在一坡度较陡、高约200余米的崖壁上，天然形成一处狭窄的长条形崖面，上面叠放着数十具用木架支撑和散落于地的木棺，随葬品有瓷碗、弩弓等，死者身着蜡染服装，与近代的苗族服饰比较接近。
同类型的葬式还见于贵阳花溪三岔河等地。
[6]上述几种不同的崖葬形式，基本代表和囊括了贵州崖葬的全部类型，较之其它省份的发现，在葬式和葬具上有着自身比较鲜明的特点：
一是所见遗骸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再者除了传统的长方形木棺外，还有船棺、倒棱台体和仿房屋式样的木棺等，加上出土的蜡染衣物，结合历史资料的记载，这种特殊葬式体现的内容及民族丧葬文化的特点展露无遗。
因此，如何深入地来探讨这一现象当是贵州民族考古工作中的一项特殊而具体的任务。
6、洞棺葬
洞棺葬有的简称洞葬或根据地貌特征称为岩洞葬，顾名思义，就是将棺木置于洞穴之中，把特定的洞穴作为一个安放灵柩的墓地来看待。
这种现象在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常见，尤其是在苗族、瑶族聚居地。
是目前已知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特征最为明显的一种葬俗。
主要见于贵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在其它相邻地区也有一定分布。
洞棺葬在形制分类上，以往一般将其归为崖墓中，例如曾经进行过清理的长顺县交麻崖墓，实际上还是将棺木置于洞内停放。
就葬具不加掩埋和利用洞穴作墓地这一点来说，似与其它崖墓具备一定的共同点，但在洞穴的分布、墓地的性质、数量的多寡、个体与族群等诸多方面，洞棺葬则有着自身独具特色的形态和文化内涵，似可作为一个特别的现象来看待。
当然，无论将其划归崖墓类还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来分析，都不影响我们对它的深层次探讨和这种丧葬形式留给我们的更多思考。
7、贵州的岩墓
岩墓亦为崖葬的一个类型，系在岩壁上开凿洞室作为墓穴，与崖窟葬比较接近。
所不同的是崖窟葬只是在崖壁上粗略加工凿石为龛以纳葬具，形状不是十分规整，大小通常仅容一棺，并以开放式为主。
而岩墓则是在崖壁上开凿墓室，形状较为规整，室内空间较前者为大，并且一般有加工较好的方形墓口，根据墓口形制原墓应该具有封门，属于封闭式的墓穴。
这类墓葬在贵州主要是分布在靠近四川、重庆的黔北地区。
以赤水、习水、道真、桐梓为主。
[7]从中可以看出其明显受到四川同类型墓葬的影响，而在时代的早晚上，习水三岔河见有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2年）的石刻纪年铭文，显然要早于贵州其它地区发现的崖墓。
在喀斯特地貌发育的贵州山区，无论是依靠人工开凿构造的崖壁墓室，还是利用自然条件放置棺木的崖窟洞穴，尽管在形成原因和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作为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两者都是我们所要重点关注的。
8、石板墓与石棺葬
石板墓与石棺葬都是就地取材，利用贵州当地的石料资源构筑墓穴的一种丧葬形式。
所不同的是前者空间略大，加工简略，多以不规则的石板镶砌墓室或在土坑墓穴上用石板盖顶，墓内可容葬具。
散见于贵州各地，以黔中地区的安顺、平坝、清镇、黔西等地较为集中，黔南荔波水族墓地中也有这种类型。
较突出的有荔波水甫、黔西化屋等处。
前者是一处数百座墓葬集中分布的家族墓地，后者则多达800余座，1991年清理了其中的150余座，[8]墓中所出遗物亦多具少数民族特点，如各种民族特色的装饰品等。
石棺葬不是指使用石料做成石质棺材，而是指与石板墓更为接近的一种葬式，也是用不十分规整的石板拼接于竖穴土坑四壁，上覆石板为盖，有的底部铺有石板，有些则无，其空间较之石板墓更为狭小，大小近似于棺形的尺寸，因此仅容软葬，不再使用棺木葬具，分布范围与前者接近，多为少数民族使用，与汉族将石棺作葬具置放于墓室中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代表性的地点有清镇干河坝和贞丰浪更燃山。
[9]
9、瓮棺葬
贵州目前发现的瓮棺葬有两类：
一是与石棺葬共存的浪更燃山墓地，多以硬纹硬陶瓮罐做葬具，内敛遗骸，所见骨骼凌乱，当为二次葬，在瓮棺葬具之外，以不规则的零散石板围砌作为墓穴，共清理了18座，其中包括单瓮和双瓮两种葬式，随葬有带钩、手镯等饰品，时代约在两汉之际至东汉中期。
另一类是土坑掩埋瓮罐葬具，所葬皆为经过焚烧的尸骨，在罐内可见已变成为黑色的骨骼，瓮棺之间距离较近，密集较大，数量众多，在惠水洛平一靠近民族村寨的山脚缓坡成片分布，当地现居住者均为布依族。
根据过去的调查和文献资料记载，黔南惠水、罗甸、平塘一带的布依族多行瓮棺葬，并按死亡原因决定是否火化入葬。
[10]
10、岩画
贵州是多山和多民族的省份，在山区的一些岩石崖壁和洞穴壁面上，陆陆续续的发现具有地方民族特征的一些岩画。
如开阳、安顺的画马崖、关岭花江和长顺傅家院崖壁画、龙里巫山岩画群、紫云团坡、丹寨银子洞、六枝桃花洞、册亨洛凡郭家洞、安龙洒雨与梨树等处岩画。
[11]最近在田野调查中还发现惠水洞口有一处岩画与文字并存的地点，对我们研究贵州的岩画又提供了一份新的材料。
从岩画的内容来看，贵州所见以马为代表的动物图案居多，有少部分人物形象和为数不多的器物（如贵州少数民族使用的铜鼓、刀棍、马具），以及个别表现少数民族建筑的干栏式房屋。
除了上述这些比较形象化的具象，抽象的符号图形包括天体日月星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有不少学者根据岩画的分布、画面的内容、相关的资料等分析，认为贵州岩画当属土著的少数民族所为，尤以布依族、仡佬族（包括早期的濮人和僚人）说较为流行。
是否正确，到底是哪一个族属或者是哪几个不同的族别之行为，更有待民族考古学方面的同仁深层次剖析。
以上几点仅是作个简略的初步推介，贵州丰富的民族考古资源，不是几句话几个题目就能全部概括的，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进去以后才会发现更多、更广阔的领域和空间，客观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民族考古的舞台，如何充分的加以发掘利用、取得更多的收获和成果，则是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需要认真思考和身体力行的。
二、贵州开展民族考古的历史与现状
贵州是民族考古资源的富矿，开展民族考古工作的历史也源远流长。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著名学者吴泽霖、邓少琴、岑家梧先生等人就曾深入贵州的少数民族生活区域，进行大量关于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实地考察，做了许多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与收获，如对荔波瑶麓和惠水等地民族民俗文化及洞棺葬的调查等。
建国后贵州省博物馆建馆不久，亦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野外调查，对地面地下的文物分布和埋藏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掌握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包含一部分涉及民族考古方面的材料，为后来的文物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就实质性地开展民族考古工作这一项来说，应该说是经历了无意而为之的被动型初始阶段和有意识地去寻找探索研究的主动性阶段。
并且在前后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即侧重于田野资料收集的低级层次和更倾向于研究成果的高级层次。
两个阶段和两个层次的划分在有些时候是相交和相对的，在时间和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
在第一个阶段中，主要是在常规的考古调查发掘和为了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工作中触及到一些有关的民族考古内容。
例如1972年在清镇干河坝的发掘，就是为了配合当时清镇洗涤剂厂的基建施工而进行的，共清理发掘了84座极具民族特色的石棺葬，墓室皆用不规则的石料构成，平面形状多呈长方形和长条形，个别为刀形和有点变形的长方形，出土器物绝大多数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各式装饰品，如铜跳脱、簧形饰、管状饰、簧形耳铃、管状耳饰、发钗、簪、戒指、手镯等。
[12]类似的情况还有1991年在黔西化屋乡配合东风电站建设进行的150余座少数民族石板墓的发掘等。
在这些项目的工作中，初衷是为了完成对这些墓葬的清理发掘任务，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民族考古研究的课题来做，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和完成田野发掘进入后期论证阶段，才对其中大量的民族考古元素引起重视和加以考证，将其引入民族考古的领域。
直至今日，我们在一些日常进行的工作中，仍然没有对民族考古予以应有的重视，还多是停留在传统意义的考古学层面上。
与之相较，在以野外调查为主要手段的研究工作中，贵州的民族考古工作则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果斐然。
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推对贵州各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的调查和研究。
这一阶段的工作，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举办的全国性的悬棺葬学术讨论会，（1981年3月，四川珙县第一届，1986年12月，南宁第二届）对贵州崖墓、悬棺葬的调查研究等相关民族考古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促使展开了对贵州境内这一特定对象的全面调查和研究。
1982年，宋兆麟、严汝娴先生赴黔从事民族学和考古学调查，对分布在黔南三都、荔波一带的水族画像石墓进行了首次专题调查和介绍。
[13]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与贵州民族研究学会也于1983年起始发起和组织贵州“六山六水”民族综合考察队，[14]对贵州居住的少数民族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科考调查，并且把有关民族丧葬文化的内容也纳入这一计划中付诸实施。
以此为契机，当时还在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的席克定先生系统地调查整理了贵州各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形式的各种墓葬材料，将民族墓葬文化作为一个专题系统地进行归纳分析、综合研究，出版了首部专著《灵魂安息的地方——贵州民族墓葬文化》，[15]是为贵州民族考古成就的一个标志。
近年来，贵州省考古所为抢救、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把主要分布在贵州黔南地区的水族古墓群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进行全面的调查和重点的解剖，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得到有关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这一工作目前还在继续进行中。
此外，曹波、李飞等同仁对贵州岩画、崖墓等民族考古材料的研究，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在省内外形成一定的影响。
田野工作方面，一个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大量有关民族墓葬的发掘，如赫章可乐“乙类墓”、清镇干河坝石棺葬、黔西化屋石板墓等等，还有在这次会上首次介绍的盘江流域浪更燃山瓮棺葬与石棺葬的发掘，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观感。
除此之外，贵州非土葬形式民族墓葬的研究，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岩洞葬的考察层面上，1987年，为配合“贵州蜡染文化展览”的需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曾对平坝县棺材洞进行过一次清理，确认当时洞内仍存棺木567具，按甲乙丙丁分为四个区，葬具依其形制分了6种，有船棺、圆木棺、方棺、栓棺（包括单、双栓）、梯形棺、普棺，发现的遗物有方格纹陶釜、双系罐、盘口壶、瓷壶、碗、单耳罐、竹篓、木梳、木勺、葫芦水瓢等。
清理的衣物包括男装、女装、童装三类，计有童裙、童鞋、上衣、蜡染折裙、腰带、布鞋、草鞋、裹腿、线包、香包、枕头、头带、头巾、长衫、长裤等。
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以早期铜鼓纹饰鹭鸟纹为主晕构图的彩色蜡染百褶裙，画面大、线条流畅、还配有刺绣挑花，为不可多得的古代蜡染实物资料。
据C14所测数据，其上限在距今1000年上下的唐宋之际（1110±
80，985±
72），下迄明清。
[16]2004年，贵州省考古所在配合大花水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对开阳平寨相邻的4个岩洞葬地点进行了清理发掘；
这次为配合本届年会的召开，贵州省考古所又携手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大人类学系，对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一带的洞葬群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考察，相关资料都将一并在本届年会上与大家分享。
还有这次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在长顺县发现一处由四个洞穴组成的洞葬群，四个岩洞环绕在当地一个苗族村寨周围，大小各异，安葬的棺木数量也多寡不等，在过去掌握的田野资料中，一般是一个村寨或一个家族选择一处洞穴地点作为安置灵柩的场所，像这种集数个为一体的，为目前所仅见。
另外，在对惠水摆金棺材洞的复查工作中，也发现一些新的现象，如在部分葬具的头部一端，锯开一道或数道2-3毫米宽、一厘米左右深的缝隙，然后再用同样大小的竹片镶嵌其中，并且这类棺木头部挡板位置，通常还有用白色颜料画的象形图案，内容有马、鹿、人物、太阳、圆形里面加十字、米字等几何形图案，其义待考。
所见遗物主要为竹篓、木盆、陶罐等竹、木、陶制生活用具。
死者身上所穿衣物，多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着装，如男性头缠蜡染头巾，身着内浅外深的双层长衫、下穿长裤并包裹绑腿，足蹬双面纳底布鞋。
女性则穿上衣下裙的民族裙套装式样。
服装面料基本为深蓝色土布，见有部分蜡染和挑花刺绣。
现场还发现前后各一块方形彩绣裙片，色彩鲜艳、几何形对称图案，衬以深浅搭配的装饰线条作镶边，非常精美。
随着这些内容丰富、个性突出、特征鲜明的民族文物的不断发现和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贵州的民族考古工作正在以往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向上，展现出一个个新的亮点，向着更宽的领域、更高的层次、更深的研究迈进。
三、民族考古在贵州的地位与作用
关于民族考古在贵州的地位及作用，无需赘言，在贵州这样一个民族成份众多、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大、民族文化资源蕴藏丰富的省区，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和和值得我们去努力开拓的空间，因此具有着十分光明的前景和深远的意义。
在引领贵州考古工作前进的“三驾马车”中，它与旧石器时代为核心的史前考古和以“夜郎文化”为核心的战国秦汉考古并驾齐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主要角色，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贵州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除了著名的黔西观音洞、桐梓岩灰洞、水城硝灰洞、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盘县大洞等这样一大批代表性洞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外，近年来在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地区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如在金阳新区仅十七平方公里的普查中，就发现二十余处洞穴遗址，其中16处为古人类文化遗址，获得石制品、陶片等古人类文化遗物1300多件，包括石制品1100余件，陶片100多件以及一些动物遗骸和用火痕迹等。
经过初步研究，其中的8处地点因为发现有陶片和磨制石器，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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