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雅科夫列夫现象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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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苏共的许多领导人一样，雅科夫列夫也是在苏共的培养下，一步一步地从基层走到中央的。

雅科夫列夫青年时代参加过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3年至1956年在苏共中央机关当指导员，1956—1960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部学习。

其间，于1958—195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1965年起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9—1973年为代理部长。

　　这期间，雅科夫列夫很受重用，但却一直没有被批准担任部长职务。

1972年，雅科夫列夫在《文学报》上发表《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批评民族爱国主义的思想意识。

这被看作是苏联境内意识形态斗争的表现。

1973年，雅科夫列夫被派往加拿大当大使。

一直到1983年，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与雅科夫列夫重逢，才把他调回了莫斯科。

1985年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和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书记，1987年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6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成立了公开性委员会，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

1990年3月—1991年1月，他被任命为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

在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委员的第二天，雅科夫列夫就申明退出政治局并不再担任苏共中央书记。

总统委员会解散后，雅可夫列夫被任命为苏联总统特别顾问。

1991年7月29日他宣布辞去这一职务。

　　之后，在苏联政局动荡和国家解体的整个过程中，雅科夫列夫曾多次警告国家将要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脱离苏共，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新人物。

　　2·

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雅科夫列夫便成为当时苏联改革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之一。

苏联媒体曾把苏共中央改革派领导核心称为“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集团”。

雅科夫列夫还被称为是“中央意识形态政策的真正主宰者”，“正是雅科夫列夫用自己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包围起来，在幕后不露形迹地操纵着最近几年政治上的许多出人预料的转折和曲折，”[2]操纵社会意识。

　　正是雅科夫列夫这种独特的政治经历，对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雅科夫列夫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时他很年轻，很易于接受新的东西，回国后，思想上明显地向右转了。

1973—1983年，在加拿大的10年当中，进一步了解和熟悉了西方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政治运作机制。

对此，雅科夫列夫自己是这样表述的：

“在国外工作生活11年，使我增加了一定数量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

我亲眼看到竞争也就是市场是如何有效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

”[3]雅科夫列夫表示，“从我个人方面来说，我的世界观改革早在社会改革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尽管还不是彻底的改革，但我已做好了进行彻底改的准备。

”[4]

二、雅科夫列夫关于社会改革的基本主张

改革初期的思想发展。

　　根据雅科夫列夫自己的回忆，还在1985年底，雅科夫列夫便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

　　首先，否定意识形态单一化。

他提出，“必须在理论上作出突破，才能结束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态”。

　　其次，主张实行市场经济。

他认为，“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权力不是社会主义。

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还必须从市场经济及其按劳付酬出发。

”“在民主社会中：

只有市场才能实现劳动等价物的正常交换；

正常的经济需要私有者，舍此不可能有自由的社会。

在当今条件下通过土地、固定资产、运输和通讯手段的租赁，完全有可能实现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化，经济的非官僚化。

”

　　第三，主张实行民主与公开的原则。

“社会需要信息的正常交流，这种交流只有在民主与公开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

　　第四，改进党的领导。

“和平时期党领导一切的做法是极其脆弱的。

经济中开展竞争，实行个人自由和真正的而不是口头的选举自由，这些必然和单一的权力发生矛盾。

”[5]

关于苏共改革及苏共垮台原因的看法。

　　雅科夫列夫认为，苏共革新的途径是实行两党制或三党制，开展竞争以促进党的建设朝民主化方向发展，最终成为民主的政治力量。

苏共垮台，在于苏共内部自身的原因，在于苏共党领导的错误，没能正确地领导苏共进行和完成自身的革新。

　　1985年前后，雅科夫列夫就提出了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问题。

1985年2月，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政治发展的无上命令”，力图论证把苏共分成两个党的必要性。

雅科夫列夫指出，“两个党就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

社会也就能从中获得强大的活力。

”他在信的说明中写道，他所建议的措施将会使社会主义和党得到加强。

但雅科夫列夫的建议未被戈尔巴乔夫采纳。

　　关于苏共改革的失败。

雅科夫列夫认为，东欧国家60年代初在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框架内开展的运动发生了作用，其意义在于，在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内部，一个追求多样化的运动正在兴起。

　　从第19次党代表会议到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党领导层中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变革，但“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6]。

　　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会上提出了党自身的民主化、自由选举、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政策的影响等。

这时候，“改革观念的演变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脱离其倡导者的独立性，有了自己的发展逻辑。

”[7]党内危机日益加剧。

　　1988年4月5日，雅科夫列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改革的原则：

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一文，提出，这时“党实际上分裂成改革派和正统派，但是在群众意识中还没有发生急剧的转变。

社会还只是刚刚开始承认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样性是自然而然的事，承认这种多样性具有生命力。

”在这种气氛中，开始出现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雅科夫列夫称之为“社会主义无神论”。

“这种‘无神论’要求专业化和高效率的管理水平，既不臆断地崇尚权威主义、也不臆断地崇尚民主的管理形式本身。

它懂得转向市场的必然性，但是也愿意听取其他方案。

它试图使社会意识走上对现实进行实事求是评价的轨道。

”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从组织上形成社会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其中较为明显的一次尝试是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组织了作为苏共的竞争对手的民主改革运动。

这时，“我仍然是从认为有必要建立两党制或三党制出发的。

这样对苏共领导来说，就会提供正常竞争的可能性。

　　1991年4月，雅科夫列夫致信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出了“关于建立两党制的问题”。

雅科夫列夫认为，在现今条件下两党比一党好，也比一百个党好。

苏共改革的出路只有一个：

使所有健康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主张社会革新的党或运动，以便以1985年的思想为基础进行改革，建设一个民主法制社会。

通过这个途径将会造成一个有利于改造的新的政治形势。

并初步酝酿成立一个“民主改革运动”的组织。

雅科夫列夫认为，“不是民主派消灭了党，民主派是可以成为一支竞争的政治力量的”，消灭党的是向民主改革宣战并开火的党的机关。

[8]

　　1991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消息报》发表《需要新步骤》一文，进一步表示，“我一向主张多党制，而更准确地讲是主张理性的民主的两党制……这就是我为什么同意并支持以民主为导向的运动和政党的主张”的原因。

　　1991年8月16日，即雅科夫列夫声明退出苏共的同一天，他写完了致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论复仇主义的危险”。

信中指出，现在的领导应该对摧毁党和使党从政治舞台消失承担全部责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目光短浅的。

我曾相信，苏联共产党会克服过去的沉重包袱，能从国家的专横组织变成一般性的政治组织，并能成为一种新的民主力量。

“最终，党没有实现民主重建，也没有与专制的过去决裂，更没有变成有作为的政治组织。

”“6年的改革表明，苏共的组织结构和苏共领导的行动使苏共急剧滑向同社会、特别是同社会中的最爱国最积极最有作为的那部分人对抗的地步。

”[9]因此，社会“需要有一个由建设性反对派组成的运动”，捍卫健全的理性和合理的实用主义。

改革的实质是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还远没有结束。

　　1991年7月末，雅科夫列夫提出了辞呈，与戈尔巴乔夫分手。

8月15日，苏共中央监委主席团常委会通过关于苏共党员亚·

雅科夫列夫违背党章的公开言行的决定。

决定指出：

“鉴于亚·

雅科夫列夫的违背苏共章程和分裂党的行动，认为他不宜继续留在苏共队伍里。

　　1991年8月16日，雅科夫列夫给苏共中央机关党委的声明指出，得知苏共中央关于开除我出党的建议的消息，“我认为再在苏共内部为民主改造事业服务已经是不可能和不道德的了，因此我声明退出苏联共产党。

　　3·

改革与苏联解体的内在联系。

　　雅科夫列夫认为，苏联社会在提出自己的发展任务时，必然会面临二者择其一的境地：

或者忠于自身发展的目标、以民主换取专制，或者偏爱专制并为此付出民族倒退前景的代价。

而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是走的这条道路。

它忠于发展目标是不容置疑的。

这些目标通过什么手段和方法达到则是另一回事。

但是最终正是发展、发展的逻辑和需要向苏联、苏联境内的所有民族提出了向民主转折的必要性。

“当过去的制度不能完成这样的转折时，苏联便不复存在了。

”[10]

　　1988年3月23日，雅科夫列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改革。

他在会上表示，“改革在使社会的道德和政治气氛健康方面，取得了最明显、最具社会意义和成效的成果”。

“改革——这是弃旧迎新之路，也就是从已不能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走向今天所必需的、舍此明天我们将无法生存的东西之路”。

　　一方面，在政治体制方面，雅科夫列夫认为，改革运动从一开始起就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生了矛盾。

1987—1988年事实上已经提出了更换社会制度的问题。

1991年8月事件加速了这种解构进程，苏联社会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的。

新领袖的荒唐可笑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制度全面结构性崩溃的反映。

随着改革的进程，单一的政权、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单一所有制在逐渐走向死亡。

“改革打破了那种成为社会崩溃催化剂的一潭死水般的均势状态。

”但“改革没能建立起一套对所有愿意走改革道路的人给予支持和保护的制度”。

“实际上，在经营管理、所有制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等方面，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

”[11]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是性质最激进的改革的第一个实验，而这些改革“是要过渡到新的社会制度的改革”[12]。

　　另一方面，关于民族因素，雅科夫列夫认为，在改革的影响下，三头执政体制的组成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由此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民族共和国统治机构的作为。

为了不致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有时它们强调服从党的纪律，表明它们忠于族际主义原则和统一的联盟。

但是，它们在等待自己时代的到来。

　　1991年的“8·

19”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它反映了由潜在的意见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

”“我个人认为，新的急剧转变的阶段还没有到来。

‘渐进性’改革的潜力还没有耗尽，社会还没有做好彻底摧毁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准备。

”[13]

三、对于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看法

俄罗斯的历史选择是正确的。

　　对于俄罗斯的社会改革，雅科夫列夫认为，“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

放弃革命，走改良（реформа）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

”不论人们对改革（перестроика）的看法是怎样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俄罗斯的历史选择是正确的。

雅科夫列夫表示，“最近十年，这是我对俄罗斯在新的道路上探索自己命运深感满意的十年，”[14]至于对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是否满意，改良的进程是否符合最初意图，现在只能这样回答：

既满意又不满意，既符合又不符合。

他认为，今天，俄罗斯社会正在极其艰难地走上坚定正确的道路，苏联和俄罗斯改革运动就其历史规模而言具有全世界意义。

令人失望的是，民主制难当重任。

　　雅科夫列夫表示，他曾相信，民主制将会给官僚主义以重大的甚至致命的打击。

但现实是，民主制不仅未能胜任这项任务，而且本身蜕变成官僚主义民主制。

官僚主义———看来这是我们的不治之症。

俄罗斯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畸形制度来替代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

国家的恐怖暴行已为普遍的行贿受贿、偷窃和抢劫所代替。

　　他还表示，坦率地说，我没有料到议会制会给民主制带来危险，不管这是多么不合情理。

“我原来认为，自由的超额选举能够将正直、有头脑、有教养和有专业知识的人选进立法权力机构。

可是，现实情况是，不少对事业和社会漠不关心的无耻的蛊惑人心的人却钻进了中央和地方杜马。

”[15]

　　俄罗斯的民主最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得以确立。

“即俄罗斯本身要尽快并彻底转向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因为只有发展才能为俄罗斯民主提供它今天所没有的和来自外部的任何作用都不可能创造的一种东西：

广泛的、具有充分根据的社会经济基础。

”[16]

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产生的两方面的影响。

　　俄罗斯自上而下的改革确保了旧的协商一致原则，发展的某种继承性得以保持稳定，避免社会的崩溃，这样就有可能吸引一部分管理者参与改革。

但囿于在旧的党的合法性范围内去进行改革的政策束缚了人们的手脚。

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旧的东西打破了，但新的体系却未能迅速建立起来。

改革没能建立起一套对所有愿意走改革道路的人给予支持和保护的制度。

实际上，在经营管理、所有制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等方面，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

把走向市场看作是一瞬间的事，这是不可能的。

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阶段。

雅科夫列夫认为，应该从商业和农业开始实行市场关系，让农民和商人去充分发挥首创精神。

改革的最大的打击和阻碍：

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转向消费品市场，这就预先决定了将来要发生灾难。

“社会在很多问题上还没有做好进行根本变革的准备。

”[17]

　　4·

俄罗斯将形成新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俄国和苏联都已经“实验了”这两种社会制度，“但两种制度都被推翻了”。

因此，雅科夫列夫提出，俄罗斯将形成某种新的“第三种”生活方式，条件是“社会应沿着自然和健全思想的道路发展”。

原因是：

第一，“社会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具有许多参数——政治的、经济的、区域的、人口的和其他的参数。

而社会文化从原则上可以用最不同的奇妙的方式把这些参数结合起来。

”[18]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第二，“第三条道路”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某种第三种东西，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机械结合，甚至也不是它们的趋同。

这是许多可能的东西的综合，“第三条道路不是什么超越历史和可能性的新尝试”[19]，而是在现有条件下的社会发展道路。

　　注释：

　　[1]有学者认为，雅科夫列夫的“哥伦比亚尾巴”便由此而生。

　　[2]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其《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的评价。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第22页，第29—30页，第185页，第205页，第229—240页，第326页，第212页，第209页，第185页，第10页，第12页，第326页，第219页，第336页，第337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