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艳秦声》与易性文学兼辨《琴瑟乐》非蒲松龄所作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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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清初流传的刻本，实指与《闺艳秦声》有关的《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之类。
这样，问题清楚了:
目前所知《闺艳秦声》最初的印本乃见诸1923年的天津《大公报》④。
但是，天津《大公报》的《闺艳秦声》并非是完整的本子。
它的最大缺失是刊落了大量的批语。
署名处明写着“齐长城外饼伧氏批”，可是《大公报》本只用括号在5处遗下了批语之外，其余都付阙如。
据我所知，《闺艳秦声》最完整的本子是见于1936年1月由姚灵犀校印的《未刻珍品丛传》，此本则共有眉批21处，旁批86处，夹批10处。
《未刻珍品丛传》系排印本，不厚，共收作品三篇:
《闺艳秦声》、《塔西随记》与《麝尘集》。
卷首有校印者写于1935年11月的《弁言》云:
《未刻珍品丛传》，何为而辑也?
曰志不朽也。
……《闺艳秦声》盖得之于津门。
著者自署为西山樵子。
……皆以偶然遇之，已足奇已。
……呜呼，宇宙之间，文人众矣，抑郁不自得，乃寄情于艳闻琐事，以冀其言之无罪，而闻之者好之之可传也。
然而，传不传无定也。
……世间类此之文字，散佚摧烧者，曷可胜数，而此三者获存，不可谓非幸事也!
虽名之不彰何害乎?
这里，在编印者对作者充满着同情，对作品予以高度评价之余，使人感受到:
这部珍品已在存亡之间，编者也前所未闻;
同时，他明确地告诉我们:
它被发现在天津。
我们知道，姚灵犀为上世纪前半叶活跃在天津的收集香艳文字的大家，其所编《采菲集》，对有关缠足的史料可谓网罗殆尽;
其《思无邪小记》，记录有关性文化的资料一时罕有其匹;
其《瓶外卮言》对《金瓶梅》的词语的辨析也独一无二。
1941年，他在《思无邪小记》的《弁言》中说:
岁在乙丑、丙寅（1925、1926）间，余侨寓燕京，得与都人士相接，因沈丈南野之介，缔交侯疑始君。
时侯主编《翰海》，每晤时辄索稿于余。
初以诗词笔记应之，后难为继，乃搜集古今小品，涉及香艳者，上起经史，下逮说部，选取录若干则，或加笺注，投刊《翰海》，……嗣因有金陵之行，稿遂中辍。
及傅君芸子主编《北京画报》索稿一册去，排日刊登，时或亦自撰，而以续记为名。
闻嗜痂者众，刊此以餍所望，后又名之曰《艳海》，或易名为《髓芳髓》，曾于天津之《天风》、《风月》两报中略见一斑。
十五年来，续有搜辑，至今续稿盈尺，供獭祭之书籍亦千余种，秘不示人，为无益事以遣有涯之生而已。
我不厌其烦地引这段文字，无非想说明姚灵犀其人，不但热衷于香艳文字的收集，而且与京津的报界关系密切，喜欢将他收集到的文字陆续披之于报端。
因此，联系到《闺艳秦声》的《大公报》本与《未刻珍品丛传》本的署名、正文与序评等都相同（只是因报纸排版的问题而删落了批语）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大公报》本的提供者与姚灵犀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种关系虽然也可强解为姚从报端得到消息后，从原藏者处觅得此本再刊刻;
但从“《闺艳秦声》盖得之于津门”一言而看，较大的可能当为姚灵犀在天津时觅得此书后即付天津《大公报》先予发表，后再与其他两书合在一起刊成《未刻珍品丛传》。
总之，我们可以说，《闺艳秦声》的发现者、刊印者即是姚灵犀。
现在，有两本书放在面前:
一本是署名“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评”的《闺艳秦声》，另一本是署“蒲松龄遗著”的《琴瑟乐》，两本书的正文内容基本相同，究竟是谁在先，谁在后?
谁是真，谁是假?
一、从时间看，《闺艳秦声》在1923年、1936年分别在《大公报》与《未刻珍品丛传》中发表，当时未见有蒲松龄《琴瑟乐》的正文面世。
今所知《琴瑟乐》的庆应大学藏本，乃抗战期间所抄。
另于80年代成立的“蒲松龄纪念馆”所藏的两个抄本中，其《聊斋俚曲》丛抄本，不知得于何时何地。
另一“博山田庆顺藏”本，从所附王统照信得知，乃于1956年10月30日时任山东省文联主席的王统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有关蒲松龄的几则琐谈》之后，于11月19日田庆顺主动写信“以家藏蒲氏所作俚曲抄本见告”的。
假如现在能拿出1923年前已存在有蒲松龄《琴瑟乐》确切文字内容的证据来，那另当别论，否则的话，只能认为《琴瑟乐》是将《闺艳秦声》改头换面而来。
二、从作伪的动机来看，假如一篇署有大名鼎鼎的蒲松龄名字的作品，去改头换面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相反，才能给作伪者带来利益。
三、从文本内容来看，所谓蒲氏《琴瑟乐》的马脚甚多:
1.庆大本开端有《老夫少妻不合阴阳感慨诗》、《山中乐》及“久旱逢甘雨”三诗，殊不伦不类。
后一诗为流传很早的《四喜诗》⑤，被抄引至此。
而前两诗，马振方先生在《琴瑟乐校注》中说:
“既非全曲序引，与作品内容也不和谐，不似原作所有，系蒲诗羼入者。
”⑥然是否是真正的“蒲诗”或其他“聊斋小曲”，也颇令人怀疑。
曲后李希梅的《诗跋》，乃是抄录了《金瓶梅》的两首诗，更是明显的“只是在应付平井雅尾，投其所好”的表现⑦。
至于曲中多处抄入《金瓶梅》的问题，也与所谓高念东跋言“不肯抄袭一笔”之论相背。
所有这些，也为蒲松龄研究者的通识。
但遗憾的是，蒲松龄研究者普遍胸中先有一种成见，即如巩武威先生所言:
“蒲松龄写过《琴瑟乐》这支俚曲是毫无疑问的。
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面撰文有通俗俚曲十四种《琴瑟乐》一册，这当是绝对可靠的。
”⑧因此，他们可以怀疑庆大本的局部问题，而不能进一步去否定《琴瑟乐》的可靠性。
殊不知，作伪者正是利用了善良的人们确认有一种蒲松龄的《琴瑟乐》的存在，才去下手脚将《闺艳秦声》改头换面的。
像《琴瑟乐》扉页上写着“本稿我传之元抄，小心留意写之”云云，这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一般的抄本哪有这样的废话!
2.高念东跋的问题。
1936年刊《闺艳秦声》的卷首有《原序》、《自序》和《原评》三文⑨，后有“坚誓狮子座下人”《闺艳秦声卷尾》一篇。
其《原评》是全曲的总评，如金圣叹的《读法》然。
1923年在《大公报》上发表时，先连载了正文，再将序、评及卷尾附于后。
《琴瑟乐》则将《原评》的个别段落稍作调整后变为一篇《高念东跋》。
实际上，此段文字是十分标准的一段一段的、金圣叹所创的“读法体”，而完全不类“跋语”的文体。
《琴瑟乐》的作伪者自以为拉了一个蒲松龄的朋友高念东来可以装得更像，殊不知这种偷巧的做法也恰恰露了马脚。
3.《闺艳秦声》开头有《西江月》两首，原文如下:
谁使红颜命薄，偏教才人途穷，几多限事满胸中，难问苍天如梦。
且向花前月下，闲弹赵瑟秦筝，狂歌一曲酒千盅，好把闲心断送。
无可奈何时候，偶然谱就新词，非关闲处费心思，就里别藏深意。
借嬉笑为怒骂，化朽腐为神奇，男儿心事几人知，且自逢场作戏。
此词意韵联贯，字数与格律也均合《西江月》调。
然《琴瑟乐》庆大本为迎合蒲氏俚曲多用《清江引》起首，就将“西江月”妄改成“清江引”，使内容与曲名牛头不对马嘴。
又把“胸”改成“怀”，把“难”改成“谁”，把“闲心”改成“英雄”，把“怒骂”改成“恐骂”，把“几”改成“凡”，诸如此类，完全破坏了原词的意韵。
至于田氏本及基本相同的蒲馆本，用马振方先生的话来说:
“田氏本上阕，不仅韵与下阕不合（［西江月］大都一韵到底，换韵者极少，且另为一体），第二、三句间也很难区别——‘穷途多’不合格律，也不成话;
倘如另一种校本，在‘多’前加一‘几’字，划为下句，第二句作‘仿教才子穷途’，字数虽合，‘途’字却不押韵。
由此不难看出，它有较多讹误，令点校者左右支绌。
”⑩因此，这两首《西江月》也清楚地告诉了人们:
孰为真，孰为假。
4.《闺艳秦声》的《未刻珍本丛传》本的正文是分段的，自两首《西江月》以下，即分别标有《幽恨》、《媒议》、《得情》、《遇欢》、《行聘》、《亲迎》、《于归》、《交欢》、《归宁》、《还家》十名，后附《对玉环带清江引》，全曲层次井然。
此曲既名“秦声”，即指用的是陕西一带的方言，但作者在题名下有小字注云:
“方言俗语有音无字者，今俱借用正字，读者当以意会之。
”换言之，全曲已用“正字”来表达了。
改篡者为了制造蒲松龄作的假象，就故意把其段名全部删除，田氏本与蒲馆本不时加进了“陕西调”的名目，而庆大本更插进了什么“淄口令打五”，而这两种调的规矩全无，实际上无非是故弄玄虚而已，而把《闺艳秦声》的原来面貌却搞模糊了。
5.若将曲文文字对校，更可说明问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琴瑟乐》三个抄本，实可分两个系统，即蒲馆本与田氏本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地方小有差异，这是由于抄录时的笔误或稍作修改所成，故可视为同类。
今据盛伟《〈琴瑟乐〉国内藏本与日本藏本校释》11的文字，与《未刻珍品丛传》本《闺艳秦声》相校，有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庆大本与《闺艳秦声》相异之处，而蒲馆本、田氏本与《闺艳秦声》恰恰是相同的;
第二类是蒲馆本、田氏本与《闺艳秦声》相异的地方，而庆大本与《闺艳秦声》恰恰是相同的;
第三类是庆大本、蒲馆本、田氏本均与《闺艳秦声》相异。
前两类，实际上即可说明:
它们都来自《闺艳秦声》。
因为它们假如真的来自一种《琴瑟乐》的话，若与《闺艳秦声》相异，则三本基本上都会相异;
若相同，则三本基本上都相同。
反之，只有它们各自抄自《闺艳秦声》，并又各自稍作修改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各与《闺艳秦声》有同有异的现象。
再看第三类《琴瑟乐》三本与《闺艳秦声》均异的情况，据粗略统计，约有117处，今择以下20例，略作说明（各本用一字简称）:
（1）闺:
奴今十八正青年。
庆:
奴今十八正妙年。
蒲:
奴家十八正青春。
田:
案:
庆本与蒲、田二本分别将闺本的“青年”改易了一字，成“妙年”或“青春”，自以为更有文采，然正暴露了从“青年”而来的痕迹，而改成“青春”失了韵，将“今”改成“家”，也削弱了时间感。
（2）闺:
仔巴到黑天。
仔把到黑天。
仔盼到黑天。
“仔”，这里是“只”的意思;
“巴”，即巴望、盼望，“仔巴”存俚曲朴质之味。
蒲、田二本将“巴”均改成了“盼”，失却了原味;
而庆本改成了“把”，更不知何意。
（3）闺:
养到十八不招亲。
养着十八不招亲。
养着俺十八不抬亲。
看了俺十八不招亲。
将“养到”改成“养着”就不通，蒲本加了个“俺”字，却把“招”字误成了“抬”，田本“看了俺”虽通，却也不如“养到”简洁明了。
（4）闺:
喜的我仔没是处。
喜的我只管没处。
喜的我仔没了法。
“没是处”，即不知如何是好。
此句上文是:
“搭上嫂子合俺顽，说他生的全不丑。
”当女孩子知道未婚夫“生的全不丑”时，就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今《琴瑟乐》三本改窜得全然不通。
（5）闺:
看不上那执张势。
看不上那下贱势。
看不上那种浪张势。
“执张”一词在此曲中并不只出现一次，如下言“骂声执张小奴才”，庆本也没有改，而这里却改成了“下贱”，此与蒲、田二本改成“浪张”一样，都不切。
（6）闺:
宝钗（《大公报》本“钗”作“钏”）金花。
宝铜金花。
宝镜金花。
行聘之礼，“宝钗金花”，均为饰物，《琴瑟乐》三本改得不伦不类。
（7）闺:
改眉绞脸用功夫。
改头绞脸用功夫。
改头绞眉用功夫。
改画眉毛，用线绞去脸上汗毛，乃是化妆美容。
“改头”、“绞眉”，意均不明。
（8）闺:
今晚是他亲手除。
今晚是我亲手去除。
今夜是我亲手除。
《琴瑟乐》三本将“他”改成“我”，皆错。
此句上下文是:
“少戴钗梳，今晚是他亲手除，怕他心里忙，手儿里全不顾。
”很清楚，晚上将为她摘去钗梳的是她新婚的丈夫，而不是她自己。
她怕他心慌意乱，就少戴一些钗梳。
（9）闺:
想起这事来，有些真淘气。
想起这来，有些真淘气。
想是事来，有些真讨气。
想是这事来，有些真讨气。
《琴瑟乐》三本，或漏抄，或误抄，故皆不通。
（10）闺:
吃了交杯酒一盏。
吃了交心杯一盏。
吃了交心酒一盏。
婚礼时，“共坐罗帏，安排热酒递交杯。
……那人合我脸对脸，吃了交杯酒一盏”。
这“交杯酒”是很明确的，改成“交心杯”或“交心酒”，莫名其妙。
（11）闺:
就是喂不饱的个馋痨狗。
就如那喂不饱的馋老狗。
就是喂不饱的个馋牢狗。
“馋痨”，本是一个词汇，形容馋得像有难治的痨病一样。
今改成“馋老”或“馋牢”，均不确。
（12）闺:
央及他歇歇再不肯（《大公报》本“肯”作“依”）。
央告他歇歇再不依。
央给他歇歇再不肯。
“央及他”，即恳求他。
“央告”、“央给”，意均不明。
（13）闺:
荡心鸡蛋补心虚。
汤心下的鸡蛋补心虚。
汤心鸡心补心虚。
“荡”，一般用同音字“溏”，“溏心鸡蛋”，也称“溏黄鸡蛋”，即蛋黄还呈流动状，并未被烧得完全凝固者。
据此意，用具有流动之意的“荡”字也可。
（14）闺:
他说你姑娘。
他说您姑娘。
他说你恁姑。
他说你恁姑娘。
嫂子对自己姑娘当然称“你”而不会称“您”。
下文“低低叫你姑娘”，三本也都改成了“您姑娘”，均不确。
至于“你恁姑”、“你恁姑娘”，也很费解。
（15）闺:
谁像（《大公报》本“像”作“照”）你生的像个狐狸。
谁照你生的像个狐狸。
谁照你生的像个小狐狸。
闺本连用两个“像”字或许不美，但是通的;
而《琴瑟乐》三本均从排错的《大公报》本而来，就不通了。
（16）闺:
没精打采的强扎挣。
没精答来的强扎挣。
没精答采的强扎挣。
“没精打采”变成“没精答来”或“没精答采”，其误显然。
（17）闺:
那人见了欢喜煞。
那人见了险些欢喜煞。
那人见了险些喜欢煞。
《琴瑟乐》三本加“险些”两字，纯属蛇足。
（19）闺:
都是些精明（《大公报》本“明”作“胡”）话。
都是些精胡话。
都精是些胡话。
庆本“精胡话”从《大公报》本而来，与本曲开头所言“信口胡诌”相呼应，当不错，姚灵犀觉得费解而在《未刻珍本丛传》中校成“精明话”。
蒲、田二本从《大公报》本而来，也觉得“精胡话”费解，就妄改成“精是些胡话”。
但“精是些”之“精”当为“尽”，之所以用了“精”字，明显是受了闺本原文的影响。
（20）闺:
聊且解愁怀。
且即解愁怀。
即且解愁怀。
即愁解且怀。
《琴瑟乐》三本之误，一望即知。
根据以上例证，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目前所见的所谓蒲松龄的《琴瑟乐》，乃是改篡西山樵子《闺艳秦声》而成的伪品。
二《闺艳秦声》的作者及创作时间
《大公报》本与《未刻珍品丛传》本的《闺艳秦声》均署“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评”。
这两人的生平情况，在姚灵犀《未刻珍品丛传》的《弁言》中已说“作者姓氏里居皆不著，几于湮没而无闻”，今当更难考证。
然《闺艳秦声》原序有云:
“闲居无聊，常思借题抒怀，苦无好手，阿蒙兴之所触，偶为秦声，以诙谐之词，写幽艳之意。
”明确提到了作者为“阿蒙”。
又有“坚誓狮子座下人”作的《闺艳秦声卷尾》说:
“老僧不能绮语，是天生根器，今为单居士痛下一拶。
”可知作者本姓单。
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此曲的创作年代，并非是“康熙乙亥年”。
《闺艳秦声自序》云:
客夏，阴雨匝旬，径绝屐齿，日抱膝败壁中，郁闷欲死，偶忆儿时所记，有艳情《两头忙》一册，遣意摛词，颇有可观，微嫌其调不谐时，句多杂凑，儿女情事，未能描写尽致，遂捉笔补成，变古意作新兹，用以破除烦愁，消磨永日。
计旧词止廿余阕，补者十之五，插白则皆新增者。
这段话，交代了他创作此曲的动机及过程。
“客夏”，乃是去年夏天。
然《大公报》在排印时可能是工人不解其意，或一时疏忽，将“客”字误排成了“亥”。
“亥”字又恰是干支中的一字，于是就给人以一个充分想象的余地，认为前面必定漏了一字。
如郭长海先生在《〈琴瑟乐〉作者与源流考证》中全文引录此序时，就在“亥”字前自加了一个空格号。
接着就说:
值得注意的是，《自序》中，“□亥夏”所缺的一字，按之庆应大学本与《大公报》最为相近的关系，庆应大学本后有“康熙乙亥抄”的字样，那么，这个缺字，也就是“乙”字。
“乙亥夏”，即康熙三十四年，公元一六九五年。
其实，郭先生的思维正好与庆大本作伪者的思维是一样的，即读了《大公报》本的《自序》后，没有想到这个“亥”字是错字，而只想到仅一个“亥”字不通，前面必有漏字。
于是联系到蒲松龄的生平情况，必认为前加一个“乙”字最为合适，这样就有了一个“康熙乙亥年”的说法，庆大本的作伪者也就据此在所谓高念东的跋上署下了“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蒙蔽了世人。
那么，为什么一定是《大公报》本有错，而不是《未刻珍品丛传》本有误呢?
这是因为《大公报》急于应付每日版面，错误较多，如其《原序》第二句“而频看同伴着嫁衣裳”中的“频看”排成了“频着”;
后“真世间难为情事”句多了一个“为”字，成“真为世间难为情事”;
“而复谈朱说郊”句少了“朱”两字，且将“郊”误成“部”，“《周南》王化之首”又少了“王化”两字;
“尼山”排成“尼父”;
诸如此类，短短一篇序中，错误竟有如此之多，可见此本的可靠程度较差。
而相反，明署经姚灵犀“编校印行”、“翻印虽远必究”的《未刻珍品丛传》本较为严肃，同一序言，不但以上的错误均不见存在，而且在缺字前明确用“□”标出，如“□我以求”句即如此，在“而复谈朱说郊”句的“说”字下加了小字注:
“原本疑有讹夺。
”可见，《未刻珍品丛传》本是经过姚氏精校过的，当然比较可信。
再则，不论是《大公报》本的“亥”字前，还是《未刻珍品丛传》本的“客”字前，均未排有空格号，说明本没有脱字，加“乙”完全是后人的想当然。
既然《大公报》本不可靠，“亥”字是“客”字之误，那么，“乙亥”之说也是子虚乌有，更谈不上此曲出于康熙的“乙亥”年了。
去掉了“乙亥”年的障碍，我们再从《闺艳秦声自序》提到的《两头忙》谈起，来考论《闺艳秦声》的创作年代。
《两头忙》曲目前可见于《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
在《万花小曲》的目录中题为《两头忙·
恨媒人》，而在正文中则题为《两头忙·
闺女思嫁》。
检其内容，也是写女子思春、结婚的全过程，与《闺艳秦声》略同，有些句子也相同或相近。
如开头一段，《两头忙》是:
艳阳天，艳阳天，桃花似锦柳如烟。
见画梁双双燕。
女孩儿泪涟，女孩儿泪涟，奴家十八正青年，恨爹娘不与奴成姻眷。
《闺艳秦声》则改为:
艳阳天，艳阳天，桃花似火柳如烟。
又早画梁间，对对飞春燕。
女儿泪涟，女孩泪涟，奴今十八正青年，空对好春光，谁与奴作伴?
全曲除开头一首《西江月》，最后一曲《清江引》之外，《两头忙》共26阕，正合《闺艳秦声自序》所说的“计旧词止廿余阙”。
假如再“补者十之五，插白则皆新增”，也就与《闺艳秦声》的规模相合。
又，郑振铎先生曾言，他“曾得到单刊本的《艳阳天》，为陕西所刊”，其内容与《两头忙》“完全相同”12，所以《两头忙》当为陕西调，也即《闺艳秦声》所称的“秦声”。
因此，我们对照《两头忙》、《闺艳秦声》两种文本及《闺艳秦声自序》所言，完全可以确认:
《闺艳秦声》正是在这陕西调《两头忙》的基础上创作的。
因此，搞清了《两头忙》的产生年代，也就能大致搞清《闺艳秦声》的创作年代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郑振铎先生早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对《万花小曲》一集的产生年代有过正确的判断了，可惜一些研究者因为未见《未刻珍品丛传》本的《闺艳秦声》，又将一个错误的“康熙乙亥年”横在胸中，于是将郑氏的正确结论忽略或误解了。
郑先生认为:
今所知的最早的民歌集，乃是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京都永魁斋”所梓行的《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永魁斋只题着梓行的年月:
“岁在甲子冬月”，但马隅卿先生所藏的一本（我的藏本即从此出），封面前有维宽氏的“乾隆三十九年吉立”字样，由其版式看来可知此“甲子”，必是乾隆九年。
如果是再前六十年的刊本，则便是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的“甲子”了。
但其版本却全然不是康熙时代的，更不是明代的。
故可断定其刊行年代必为乾隆九年。
13
笔者未能目验这两种《万花小曲》的原本，但看到过1978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一个“岁在丙申秋月金陵奎壁斋梓”的本子，收入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第79册。
正如郑振铎所言，这个本子的版式也决非是康熙以前所印行。
它当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产品。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两头忙》及《万花小曲》之类的作品在乾隆年间十分流行。
固然，《两头忙》（或《艳阳天》）从陕西流传到京都稍有时日，但一般也用不到多少时间的。
且此曲是《闺艳秦声》的作者在“儿时”所记，到他写《闺艳秦声》时，恐怕出版《两头忙》之类的热潮已退。
据此，大致可推定《闺艳秦声》创作于乾隆后期，甚至是嘉庆年间。
三“易性文学”中“最有情趣的一篇”
1962年，路大荒先生编集《蒲松龄集》时，没有将见到过的《闺艳秦声》编进去，一是考虑到“难以考定是否蒲氏作品”，这是他的谨慎之处;
二则认为“内容黄色”14，这就牵涉到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了。
实际上，早在30年代，郑振铎先生就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称《闺艳秦声》的前身《两头忙》为“全集（《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里最有情趣的一篇”，其写闺女思春超过了《牡丹亭》等。
80年代以后，人们在论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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