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时代文档格式.docx
《美国进步时代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美国进步时代文档格式.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由于这些变化，到进步时代时期，美国社会已经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会。
然而，从联邦到地方，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基本上仍然是19世纪上半期成型的政党政治下的有限政府，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新问题，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和美国国家治理结构都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
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问题和挑战的时代。
面对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在进步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改变他们关于美好社会和政府的传统信念。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改革者首先在城市层面掀起了一场改革政治体制和政府的运动。
其后，这一改革被推进到州一级，再到联邦一级，并在1912年的全国性的改革论战中被称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
当然，对于这一时期的各种改革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是社会控制的还是社会福利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历史学家都有许多争议。
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说，这一时期不应该称为进步时代，因为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改革并不都是进步性质的（转引自Flanagan，2007，p.vi）。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尽管进步时代的改革的确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有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进步时代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进而改变了美国社会，相对成功地适应社会、经济变迁重构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进步时代的改革，我们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繁荣、强大的美国，而且基本上对公民负责的美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经验也包括教训，不仅在美国人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那些正在经历大致类似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社会来说，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正如进步时代的改革者经常将他们的眼睛转移到欧洲来寻找改革的借鉴一样，我们研究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也是希望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在借鉴国外的经验时，不能仅仅看别人正在做什么，而更应该看他们处于与我们类似的发展阶段、碰到类似的问题时是如何解决的。
一、美国人的非凡成就：
19世纪中期以来经济繁荣
内战后直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经历了快速而且成功的工业革命。
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美国经济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从农业经济转变成工业经济。
生产率大幅度地得到提高。
在技术创新上，美国也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美国人发明了铁路、电话、汽车等新技术。
这些新技术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质量。
同时，在支持自由市场的政治环境和技术进步的辅助下，市场体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美国扩展，不仅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国内市场，而且与当时正在逐渐成型的世界经济体系联系越来越紧密。
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实现了非凡的经济繁荣。
在这一时期，以煤、铁和蒸汽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经济取代了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同时，铁路和通讯方面的技术创新将农场主与国内和国际市场联结起来，为农业的商业性生产开辟了广阔的机会，也使得新兴的而且越来越大的工业人口成为工业制造品的消费者，同时，这也建立了全国性的制造品市场，极大地刺激了采矿业和钢铁工业的发展。
而钢铁业等大工业的发展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又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方纳，2003，第93、175页）。
巨大的工业增长使得美国迅速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国。
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投入运营的铁路线从30，000英里（相当于全世界铁路线的一半）增加到193，000英里，投资于制造业的资本从10亿美元上升到100亿美元，工业工人从1，300，000增加到5，300，000，年度工业生产总值从不足20亿美元上升到超过130亿美元。
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到1900年，前者是后者的两倍（DeSantis，2000，pp.1-2）。
到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总量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三个国家的总和（方纳，2003，第175页）。
到19世纪末，美国已是工业国家中的领袖，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DeSantis，2000，p.1）。
正如当时著名的统计学家米歇尔·
摩霍（MichaelG.Mulhall）在1895年宣称的，美国“拥有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庞大的经济权力”，而且，“这一权力从1860年以来翻了三番”（转引自DeSantis，2000，p.1）。
从总体上讲，内战以来，美国的GNP呈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GNP总量是110亿美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高达840亿美元，增长了八倍（Dinner，1998，p.4）。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竞争加剧，工业和金融业越来越趋于集中，垄断性的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成主要以大公司或大企业为核心的公司资本主义。
在19世纪初，美国经济主要由所有者自己进行管理的中小企业组成。
19世纪中期，在建造铁路、运河、钢铁厂的过程中，美国商人组建了第一批大规模的股份制的公司，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并实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19世纪70年代，交通（尤其是铁路）和通讯技术的改进（电话、电报等）推动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商业机会，同时，工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也使得大规模的集中生产变得可能。
然而，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尽管可以大规模地生产和销售，企业的利润仍然是不稳定的。
为了控制产品供给和市场，许多产业的厂商都开始进行联合，建立起更大的公司。
在这一背景下，大型经济企业迅猛发展。
其中，洛克菲勒建立的巨型石油企业就是当时最典型也最具争议性的垄断企业。
洛克菲勒于1863年开始介入石油开采，通过不段的联合和收购，到1870年，洛克菲勒集团控制了美国原油提炼十分之一的产量，到1890年，控制了全国90%的石油提炼（DeSantis，2000，pp.1-2；
Dinner，1998，pp.14-16）。
由于工业化需要将大量的工人集中到一个中心区域从事生产，而且，这种人口聚居也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因此，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工业化，美国也迅速地从一个乡村社会转变成一个城市社会。
在1790年，只有5.1%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是，到186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9.8%，到进步时代开始之时（1890），已有35%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到19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9.7%，到1920年，这一比例已高达51%。
而且，大多数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大都市区域（DeSantis，2000，pp.96-97；
Dinner，1998，p.5）。
根据历史学家巴罗（RobertG.Barrows）的研究，19世纪后期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缘于“净移民”，其中一半是来自美国农业地区移民，另一半是国外移民（转引自DeSantis，2000，p.97）。
在巴罗看来，19世纪后期，西部已经不再是“边疆”，从而不再是一个可以吸纳东部城市人口剩余的“安全阀”。
恰恰相反，在这一时期，高出生率导致劳动力增加，农业机械化减少了对农场工人的需求，加之几次农场破产（尤其是在1870年代和1890代的经济萧条时期），这些都导致农村出现人口剩余，而正在兴起并以极快的速度扩张的工业部门现在承担起了吸纳农业剩余人口的作用。
实际上，正在兴起的工业部门不仅吸纳了美国本土农业的剩余人口，也吸纳了欧洲经济的剩余人口（转引自DeSantis，2000，p.97）。
19世纪中期来的经济发展、城市化以及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质量。
首先，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创造了成千上万的新的就业机会，也为每个人（甚至包括欧洲人）打开了以前不可想象的生活机会，提供了无数的实现梦想的机会。
其次，技术进步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得美国的企业生产出新的甚至是前所未闻的消费品，大大地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正如一位在1900年访问美国的英国人写道的：
“在美国的生活是一年四季都旋转在电话、电报、留声机、电铃、汽车、电梯和各种自动化机械中”（转引自Dinner，1998，p.1）。
1900年时，美国人已经拥有了大约8000辆汽车，而到1920年，美国人拥有了八百万辆汽车。
到1910年时，美国的家庭已经开始使用各种极大地改进生活质量的商品，例如电扇、洗衣机、空调清洗机、洗碗机、加热器等（Dinner，1998，pp.1-2）。
二、发展带来的问题
面对如此辉煌的成就，美国人无疑是充满自豪感的。
对于18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许多美国人来说，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地方，未来只可能是不断地进步的希望（Flanagan，2007，p.1）。
但是，这些发展，尤其是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大量的移民涌入，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
从根本上讲，正如格尔默（Gilmore，2002）总结的，进步时代改革面对的各种问题之所以出现，“主要是源于美国的工业化及其参与了一个正在浮现的世界经济”（p.5）。
18世纪在英国兴起的工业化在19世纪的美国全面推开，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工业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根本性的。
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不仅引起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巨变，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改变了经济与自然的关系，并打破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维持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平衡。
首先，工业化不仅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且也需要大量的工人，并且需要大量的工人聚集在生产中心，这一方面导致快速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大量的移民（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外到美国）。
其次，工业化改变了人与工作的关系。
在此之前，农民或农场主主要涉足必要的地方性贸易，手工业者在工场中与雇主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自由，但是，工业化以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为工资而工作，逐渐失去了自主性和自由。
其三，工业化及其必不可少的自由市场尤其是正在逐渐成型的世界性市场，虽然对每个家庭而言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
工业化以及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给美国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但是，它产生了一种个人无法预期更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
例如，工业化对农场品的巨大需求以及越来越大的市场使得农民可以将农场品卖到很远的地方，获取利润，但是，波动的市场价格是农民无法预期和控制的，其中的不确定性常常使得农户陷入困境。
同样地，工业生产及市场经济的周期常常导致工人失业（Gilmore，2002，p.5）。
第四，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自由的市场竞争最后又导致资本和产业的集中，这一方面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另一方面也使得私人财富开始拥有超过国家的力量，形成在实力上可以挑战国家的大企业和大财富拥有者。
第五，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工业资本主义企业可能会采取各种短视的基于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为基础的自私自利行为，无视其行为引起的各种社会成本和环境代价，例如，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对环境的工业污染等等。
最后，工业化必然会引起的城市化，使得大批的人口密集地居住在一起，导致各种外部性问题，大幅度地提高了各种公共服务的需求。
同时，各种移民的涌入也改革了美国的人口的结构，如何将这些新移民整合进美国的文化与体制内，如何为这些新移民提供服务，也是一大问题。
尽管经济与社会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仍然是18世纪已经制度化了的有限政府和后来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
这使得国家治理结构不仅无法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变迁形成的各种问题，而且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
总之，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
内战后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带来了各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代议制民主在州和城市的瓦解；
贫民窟、犯罪和贫困在大城市的蔓延；
对儿童和妇女的剥削；
工业和金融日趋集中，尤其在工业、铁路和银行等行业形成高度垄断。
这些都改变和影响着每个美国人的生活，然而，个人几乎无法对这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因素进行哪怕最小的控制（DeSantis，2000，p.148）。
19世纪90年代，美国进入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经历了19世纪最严重的两次经济萧条、平民党的兴起以及持续不断的工人罢工（方纳，2003，第194页）。
到1900年，各个阶层的美国人都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商业利益与美国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紧张关系，新旧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社会也似乎达到两极分化或者到了如果不改革就有可能崩溃的边缘（卡门，2007，第198页）。
经济集中与垄断：
财富挑战国家
美国早期建立的是一个有限政府，并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后期。
不过，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的。
在这两个领域都无法形成可以压倒国家的私人利益，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力量基本上是平衡的。
然而，19世纪后半期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彻底地打破了这一均衡。
自由竞争的结果是，无论在工业还是金融领域，经济都达到了高度垄断的程度。
首先，在工业生产领域，经济快速地实现了集中。
到1900年，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经济都已经高度集中化，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控制着美国的钢铁、石油、糖业加工、肉类包装和农业机械制造等行业。
美国的财富基本上集中到了73个工业联合体，每个联合体的资产都超过了一千万美元，许多联合体对本行业的垄断程度甚至达到50%以上。
到1901年，1%的公司生产了全美国44%的产品（钱满素，2006，第66-67页；
方纳，2003，第175页）。
其次，也是最令当时的许多美国人感到恐惧的是，高度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华尔街集中了美国绝大部分的资本，他们操纵着国家的金融，进而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其中，著名的摩根集团就拥有足以使得整个国家陷入经济恐慌和工业萧条的经济实力（钱满素，2006，第67页）。
凭借其控制的巨大财富，这些大企业和大商业在政治中发挥着与其经济实力不相上下的影响力，它们强有力地影响着各个主要政党（尤其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党）的活动，使得这些政党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言人，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者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过程（方纳，2003，第175-176页）。
1894年，亨利·
劳埃德出版了《财富挑战国家》，描述标准石油公司如何通过操纵市场，将对手排挤出竞争行列，来垄断市场，如何向立法者行贿，收买政治家为其利益服务。
在劳埃德看来，财富的高度集中使得民主政治过程大大地贬值，使得个人自由成为一个虚假的东西。
因为，在劳埃德看来，“自由与垄断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方纳，2003，第177）。
例如，面对着控制美国金融命脉的摩根集团，国家的能力已显得极端脆弱。
1893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甚至不得不请求摩根集团帮助维持国家的黄金储备。
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短短十五年中，面临经济危机，美国总统曾经三次求助于摩根集团来挽救国家。
1907年，当国家面临金融危机时，摩根甚至建议总统由摩根集团来拯救国家（钱满素，2006，第67页）。
贫富分化：
进步与贫困
美国内战以后的经济增长与繁荣伴随着复杂而矛盾的后果。
一方面，财富的巨大增长伴随着史无前例的财富集中，富有而且影响力巨大的工业及金融资产阶级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无产阶级（方纳，2003，第176页）。
到进步时代开始的1890年，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的美国富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美国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或者具体地说，1890年美国的私人财富估计有600亿美元，其中的54.8%在1%的家庭手里，同时，50%的家庭几乎没有任何财富（方纳，2003，第178页；
桑巴特，第13页）。
到1900年时，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状况，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拥有美国财富的87%，而在另一个极端，1000万美国人（占人口的八分之一）却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Flanagan，2007，p.7）。
对于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德国学者桑巴特1906年这样评论道：
“可以无可争议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贫富差距都没有美国那么大”（第13-14页）。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后期，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贫困、剥削和逐渐消失的自由。
这种不安最典型地体现在亨利·
乔治在1879年出版的那本在当时极受欢迎的著作《进步与贫困》。
乔治警告说，长期以来被美国人当作旧世界独有的“社会病”--阶级分化与贫困--已在美国出现的，并分析了这种社会病是如何出现的。
自由曾是美国人的理想和生活目标。
在自由主义学者那里，自由的真正领域是市场而不是民主政治。
对此，乔治提出了这样的诘问：
如果真是这样，19世纪的市场扩展和经济繁荣理应让更多的美国人感觉到自由的增进。
然而，19世纪后期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后带来的后果恰恰是阶级分化与剥削，这使得这种自由主义理想彻底落空。
乔治因此结论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参见方纳，2003，第176、180页）。
正如进步时代知识分子的圣经《新共和国》的主编赫伯特·
克罗利曾经问道的：
在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中，美国人能够成为自由的人吗？
（转引自方纳，2003，第208页）。
尤其最令美国社会各阶层不安的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阶级冲突（Dinner，1998，p.4）。
尽管内战以来实际工资一直在持续增长，但是，由于以下原因，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仍然处于极为贫困的境地：
通货贬值、持续于19世纪70到9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缺乏保障的就业危机（方纳，2003，第176页）。
尽管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市场经济的运行充满了内在的不确定性，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不断光临。
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萧条是如此的富于打击性，“动摇了中产阶级对于自由放任的信赖，增强了对于工业资本主义后果的不安”（Dinner，1998，p.203）。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那些年份，20-30%的劳动力在每年的某些时间都是出于失业状态（Flanagan，2007，p.7）。
契约自由理论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核心的地位。
根据这种理论，每一个可以自由出售自己劳动力的人都是自由的人。
然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由的工人”却发现他们实际上没有自由。
工人们发现，在工业化时代，他们已经成为工资奴隶。
而且，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作时间非常长、而且缺乏劳动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措施。
例如，从1899年到1915年，在匹兹堡的钢铁厂，就有2，313例工人死于事故，平均每年死亡136人。
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生产中受伤致残，而没有任何补偿和保障（Flanagan，2007，pp.17-18）。
其中，女工的待遇就更糟糕。
从1880年到1900年，参加劳工队伍的妇女人数从250万上升到530万。
但是，尽管工作的时间一样长，她们的工资要比男性工人低。
1888年，《芝加哥时报》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芝加哥的“血汗工厂”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
此外，童工的问题也很普遍（方纳，2003，第187页；
DeSantis，2000，p.116）。
同样地，在19世纪后期，越来越深入的市场革命开始将广大的农民置于一个他们自己无法预测更无法控制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环境中，任何市场价格的波动都可以让农民失去他们在农业社会曾经拥有的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能力。
另外，在那些代表着新型生产方式的垄断大企业面前，农民经常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无力，发现自己也是这些大企业剥夺的对象。
虽然铁路使得农产品可以运送到很远的地方销售，这增加了农民赢利的机会，但是，农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附于铁路公司，受其垄断的运输价格剥削。
庞大的但是看不见的金融资本企业也对农民构成了另一层面的剥削，例如，金融垄断企业决定的信贷成本就经常是农民陷入破产的困境。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农业经营的破产，一些农民开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在美国农民中的比重一直在稳步下降，佃农在农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880年的26%上升到1910年的37%。
在南部和中西部，不断下跌的农产品价格和农村地区出现的经济依附使得的农民的生活越来越陷入困境（方纳，2003，第189页；
Dinner，1998，p.4）。
城市问题：
白色城市与黑暗城市
经济增长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而这又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城市政府带来很大的挑战。
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尽管城市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拥有的权力很少，但是，如果用成本和服务的标准来看的话，它们是“民主的、与一个社区导向的社会中的人民亲密无间的”政府（Schiesl，1977，p.1）。
一方面，城市政府的各种规制保护着个人生命和财产，另一方面，通过征税（尽管是受限制的）和私人捐献来共同改善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
这在当时数量很小的城市人口中培育起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社区意识。
然而，19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及其伴随的移民潮使得城市政府的这种自给自足状态开始消失（Schiesl，1977，p.1）。
城市化及移民潮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聚集到城市，这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的需求和压力。
同时，工业化和人口的上升的带来了极大的城市污染，包括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也加剧了城市公共服务的成本。
在这一时期，尽管城市政府也在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例如，处理下水道的污水，清理街上的垃圾，建立公用水设施，提供某种公共交通，提供治安和消防服务。
但是，面对如此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当时的城市政府并不能有效地予以解决。
在当时的许多观察家和改革者眼里，城市政府是极其不负责的、低效率的，并且是腐败的（DeSantis，2000，pp.97-98）。
英国观察家詹姆斯·
布莱斯（JamesBryce）曾经将美国城市政府的低效率视为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失败。
1890年，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安德鲁·
怀特（AndrewD.White）甚至这样写道：
“极少例外地，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世界中最糟糕的--最浪费、最没有效率、最腐败的”（转引自DeSantis，2000，p.98）。
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具有两面景观：
“白色城市”和“黑暗城市”。
这两个名称来自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当时，世界博览会的展览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