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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主体弱化,不能随市场波动主动灵活地动态微调;

养猪服务体系缺失,不能支持保障养猪业稳定持续发展;

政府也没有适时适度地超前调控。

当前,中国养猪业既要克服资源环境双重制约,也要破解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双重挑战。

既要在生产力方面创新突破,也要在生产关系方面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

在生产力方面,中国特色创新型养猪业的技术路线是生态化,增长方式是质量型,产品目标是有机绿色畜产品。

在生产关系方面,中国特色创新型养猪业也有配套的组织路线:

强化小型规模化农户这个微观经营主体;

培育“小型规模化农户+现代养猪服务体系=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中观经营主体;

发展“∑N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联盟或行业协会”这个养猪业宏观主体。

二、养猪业应对饲养成本上升的对策

在生猪养殖成本中,饲料所占比重为75%~85%〔2〕,其中能量原料成本为231元(玉米成本193×

1.1=213元,麸皮成本15×

1.2=18元),蛋白原料成本为164.6元(豆粕成本43.7×

2.6=113.6元,其他杂粕成本30×

1.7=51元)〔3〕,玉米、豆粕占整个饲料成分比例的80%。

当前,玉米大豆价格上涨,会导致整个饲养成本不可控制地上升。

由于饲料价格上涨,饲养成本上升,许多农民养不起猪了,连小规模都养不起,更谈不上大规模养猪。

美国联手巴西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用大豆生产生物柴油,扩大化地制造了玉米大豆的市场短缺,拉动了玉米大豆全球价格的上涨。

作为全球最大的玉米、大豆、生物乙醇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几乎独享了玉米大豆涨价带来的好处。

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CBOT)操纵着全球粮油期货市场价格。

美国农业部掌控的《世界农产品供需月报》(WASDE)是全球粮油市场最权威的喉舌,操纵着杀伤力极强的话语权。

在美国的主导操纵下,玉米大豆价格上涨趋势不可逆转。

我国已经是大豆的净进口国,也将会是玉米的净进口国,现在只能被动地接受涨价,养猪业不可避免地面临饲料涨价的困局。

我国的现代养猪业是按照美国模式发展起来的,品种组合是引进的清一色的大白、长白、杜洛克三元杂交;

饲养方式以规模化、工厂化、集约化为主导;

饲料结构是玉米+豆粕+矿物质+维生素。

美国化的现代养猪模式,直接导致了在饲料上对玉米大豆的依赖。

工厂化饲养方式,不能保证饲养动物应有的福利待遇。

而单一引进品种违背了生物多样性原则,又导致在疫病防治上对疫苗药品的依赖。

玉米大豆价格不断上涨,并具有不可逆性。

这种养猪模式,不仅影响了当前的养猪形势,使农民养不起猪,也影响养猪业的长远持续稳定发展,由于饲养成本长期高涨,农民今后仍然会养不起猪。

那时,北美南美的猪肉就会乘虚而入填补市场空白,继大豆、玉米、棉花和羊毛之后,中国也许会成为猪肉的净进口国。

为破解饲料涨价带来的威胁与挑战,需要放弃“高投入、高产出、大规模、工厂化”的洋模式,走中国特色低成本、生态化养猪的道路。

发展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农户,在有草有树的农田附近饲养。

养猪户配套种植籽粒苋、苜蓿草等高产优质廉价的青绿饲料,部分地替代商品精饲料,以降低饲料成本。

现在,耕地林地等土地资源已承包到户,养猪农户有条件实行种养结合,种植优质高产价廉的青绿饲料,替代价格昂贵的商品饲料,减少对玉米大豆的依赖,可消除玉米大豆涨价带来的风险。

目前急需改变现行的养猪模式,放弃规模化养猪场养殖小区等种养分离的发展模式。

发展不依赖玉米豆粕的养猪农户,将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养猪农户,培育成养猪业的微观经营主体。

各级政府把力量下在养猪业服务体系建设上,把母猪场、屠宰场都当作公益性的服务业来扶植建设,支持保障养猪业稳定持续发展。

由于是小型规模化放牧饲养,不采取工厂化方式饲养,不利用人工采暖,不使用机械排污和机械给水给料,不大量雇工,省煤、省电、省水、省人工,在煤、水、电、人工大幅涨价的情况下,也相应降低了饲养和环保成本。

三、养猪业应对蓝耳病等疫病风险的对策

养猪业目前可谓是多灾多难,倍受各种难缠疫病的困扰,已给养猪业造成巨大损失,并成为影响制约我国养猪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在,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动地应付,而需要从长计议,采取治本的方式,在源头上解决疫病的困扰。

猪高致病性蓝耳病不仅危害严重,还因病原物多重交叉感染和变异而后患无穷。

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饲养方式和发展模式,一味运动式地防疫灭病,依赖疫苗免疫,依靠药品消毒灭病,只能是“临时抱佛脚”的权宜之计。

即使控制了蓝耳病,还会有“红耳病”等更难对付的疫病出现,养猪业将永远不得安宁,无法稳定持续地发展。

生猪疫病流行是工厂化、高密度的饲养方式造成的,也是活猪与猪肉大范围流动导致的。

何明发等认为,随着规模化养猪业的发展,以及猪异地运输的频频进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抗生素的滥用,使生猪疫病也由单一型向混感型发展,旧病未能有效控制,新病又不断出现,给生猪疫病防制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成为制约养猪业健康发展的一道瓶颈〔4〕。

因此,要努力改变现行的养猪生产与流通方式。

推广林地、草地、田间地头小规模饲养方式,给猪以蓝天白云新鲜空气,自由活动的空间。

小规模饲养夏季有树荫乘凉,冬季有塑料棚保暖增温,减少冷热应激。

通过落实动物福利待遇,保证猪的健康,使之摆脱对疫苗药品的依赖。

要改变跨区域此地饲养、彼地销售的方式,推广当地饲养、当地加工、当地销售的产销体制,不要受所谓“重点发展生猪优势产区”,发展“生猪全国统一大市场”等违背国情的洋模式误导。

中国几乎所有地方都能够养猪,当地人吃猪肉不必舍近求远。

实行生猪地产地销,既降低了冷冻费用物流成本,还减少了废气排放和环境污染,并有效控制了疫病大范围传播的渠道。

根据养猪生产地域多样性的特点,也根据猪肉消费多样化的特征,要实行品种多样化,摆脱对单一引进品种“大、长、杜”的依赖,改变“清一色”引进品种的格局。

以高瘦肉率高生长性为目标选育出来的大白、哈白、杜洛克等洋品种,已难以适应抗病力提高的时代新要求。

从国情出发,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种质资源基因库,通过生物多样性途经,将野种猪等纳入经济杂交组合之中,提高抗逆性和抗病力。

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多年来我国生猪改良的成果;

也通过生物多样性途经,提高了猪群的抗病能力和适应性。

四、养猪业应对环保治污节能减排要求提高的对策

规模化猪场或养殖小区,则给土壤、大气、水源等环境造成污染。

现在,规模化养殖已成为重要污染源,COD排放量超过了工业污染物,是江河湖泊富营养化的根源,成为农业领域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

采取设施治污方式,一次性投入大,平时运行费用高,养猪业难以承受、无法推行;

如果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解决当前猪肉短缺危机,仍是大力发展规模化工厂化养猪,不顾及将来的环保隐患,在环保治污问题上敷衍了事。

养猪业就会“躲过初一,躲不了十五”。

下一步就会撞在环保治污节能减排的枪口上,难以稳定持续发展。

当前,环保治污形势严峻。

养殖业污染急需治本之策,急需低成本环保治污的措施办法。

采取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生态化饲养方式,可低成本解决养猪业环境污染问题。

生态化猪场建设在临近耕地的树林草地中。

猪粪以资源化的方式,作为有机肥料施入农田中,由于是小型规模化养猪,农户之间又各自为战,化整为零地养猪,不搞集中化的养猪小区,不会超载污染环境,不必投入环保设施去高成本治理污染。

与工厂化养猪比较,生态化饲养方式,生猪能享受蓝天白云绿地,能呼吸新鲜空气,拥有自由运动空间,满足了动物生理心理的基本需求,使其身体健康,少生病、少用药,解决了猪肉产品健康、安全、放心问题,也消除了对土壤、水源和大气的环境污染。

五、中国特色创新型养猪业的技术路线

1、生态化养猪场址选择与建设布局。

生态化饲养场选址在临近农田耕地的树林草地中,不占用耕地,选址可见缝插针,可大可小,因地制宜地建设。

且投资甚小,不用配套水电基础设施。

生态化养猪模式不主张专门化养猪,而是提倡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结合,实行种养结合兼业化。

生态化饲养场可建在农田耕地旁边,也可选址在蔬菜保护地种植区的旁边。

由于靠近农田,农户可利用自家的耕地种植籽粒苋、苜蓿等优质高产的青饲料养猪,部分替代商品精饲料。

节省商品饲料的使用量,有效地降低饲养成本,提高养猪经济效益,提高市场竞争力。

生态化养猪模式不搞成百上千头的大型规模化,而是推行小型规模化。

每户仅为10-20头的饲养规模,生态猪场设在田间地边,猪粪便及时转化为肥料变废为宝。

2、从猪肉的供给与需求来讲,欲稳定价格需稳定供给,稳定供给的前提是稳定生产,稳定生产的基础是保护养猪生产者。

因此,需要在技术路线上给农户出路,使他们在市场风浪到来时能够逃生,不致于套牢而倾家荡产,使之在市场转好时能重操旧业。

中国特色创新型养猪业的产业模式,仔猪由母猪场提供(母猪场在市场低谷时可获得政府财政补贴),农户只养育肥猪。

他拥有充分的选择权,可以选择养,也可以选择不养,可多养可少养。

在出栏时间上可以选择提早或延后。

完全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的条件进行安排,并动态地进行调整,能避风险。

3、生态化养猪的产品形式是鲜肉,市场区域为地产地销。

我国猪肉出口占总量比例极小,由于饲料涨价和国际贸易壁垒的障碍,国内市场将是猪肉的主销市场。

中国的养猪业能够守住国门,将国内市场占领覆盖,能够占主导地位,就能做大做强。

特色创新型养猪业目标市场定位在本地区,实行地产地销,产品形式为热鲜肉或冷鲜肉,而不是冷冻肉。

因为,冷冻肉有冷冻费用,加工成本高,有库存占压资金多;

而鲜肉则省却了冷冻加工费,周转快、没库存,不占压资金,几乎就是当天屠宰当天销售。

由于是冷鲜肉或热鲜肉,又定位在本地市场,或距离最近的大中城市。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可以发展养猪业,因此不能一刀切采取此地饲养彼地销售的模式,应该选择地产地销的模式,节省物流费用,创造稳定的市场需求,培育固定的客户群,使产业更有竞争力。

还避免了活猪肉品大范围流动传播疫病的风险。

六、中国特色创新型养猪业的组织路线

1、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农户是养猪业的微观经营主体

农户家庭经营机制灵活,适应市场波动变化的能力强,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它与企业化经营相比较,具有组织成本低、沟通协调成本低、内部环节少、运行费用省的优点。

农户家庭经营多实行种养结合,也具有内部交易低成本等优势。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风险是养猪业最大的风险,为克服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要发展小型规模化的养猪户,专养育肥猪,不饲养母猪。

这样的养猪农户弹性灵活,可以根据市场行情,不受制约地选择养还是不养,多养还是少养。

出栏时间可长可短,育肥猪提早出栏出售,还是延后出栏上市,都是根据市场行情变化,进行动态调节。

以便及时准确地抓住市场行情,实现效益最大化。

农户实行种养结合,精饲料青、粗饲料大部分或全部来源于农户自家,不依赖市场采购,减少流动资金占用,克服了资金短缺的制约瓶颈,降低了交易成本。

种养结合的农户,用农家肥代替化肥,也节省了化肥的投入支出,降低种植成本。

、发展养猪生产型服务业,建设现代养猪服务体系

创新型养猪业主张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农户,是现代养猪产业体系中的微观经营主体。

由于我国农户手中土地数量少,只有小型规模化才能实现种养结合,只有种养结合才能实现低成本养猪,才能实现生态化健康养殖,才能实现动物与自然和谐,才能低成本地防疫灭病,才能走上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因此,需要发展养猪生产性服务业,为农户养猪提供支持保障,使养猪业稳定持续地发展。

良种繁育服务业。

养基础母猪与公猪的饲养繁育,需要多方面的专门技术,不是普通养猪农户所能掌握的。

因此,需要将公母猪饲养与育肥猪分户经营。

母猪场专门设立,每镇拥有一处,专为当地养猪农户提供仔猪。

母猪场在提供仔猪的同时,也输出饲养管理等技术指导与咨询服务。

作为养猪业服务体系的内容来建设,是享受政府补贴的公益单位。

保种场是保护资源基因库,需要政府出资,这是国家资产,是公益事业,无法市场化运作。

育种是科研开发,也需要政府投入支持。

屠宰加工服务业。

现在,畜产品加工都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由工商企业来收购屠宰加工销售。

定价权话语权在加工企业一方。

农户处于弱势一方,在过剩价跌卖难的市场形势下,只能被迫接受较低的收购价格,政府无法插手干预。

当货源短缺毛猪价高时,生猪屠宰企业遭受高价收购运行的困扰,被迫减产或停产。

屠宰加工厂处在生猪产业链咽喉环节,长期遭受高成本亏损打击,亦难坚持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把农产品批发市场定位为公共设施,由所在地政府出资建设,为所在地公众提供服务,委托专业公司来管理。

既然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定位为公共设施,猪宰厂也可以定位为公共设施。

由政府出资建设,委托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加工型龙头企业管理,只收加工费。

猪宰厂掌控在政府手中,作养猪生产性服务来对待,既能在市场低谷时保护农户利益,使其免遭猪贱伤农之罪,稳定养猪产业不致于大起大落。

当猪短缺价高威胁猪宰厂生存时,也能正常运转持续发展,对生猪产业起稳定作用。

提高养猪业的组织化程度,关键是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组织化程度,而不仅仅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我国的养猪产业链种植与养殖是分离的;

养殖与加工也是分离的;

加工与销售还是分离的,不是一体化运作。

产业链成员都是互相独立的市场主体,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完全市场化自由竞争的状态下,不能稳定协调地一体化运作,必然会出现短缺与过剩交替的恶性循环。

当今世界是国际化范围的市场竞争,是产业链对产业链的竞争,是产业体系之间的竞争。

养猪产业化或组织化,恰恰缺少产业链层面整体系统的组织化,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成员都在盲人摸象,都把局部当做整体。

养猪业是社会化大生产,包括了上中下游,包括了种养加工、产供销各环节。

农民所从事的仅是其中的种养环节,而且是最脆弱的环节。

现在,我们都在居高临下地对农民指手画脚,说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无法与社会化大生产对接,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等等。

但是,在国际化市场化条件下,仅仅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

农业组织化程度低,不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而是整个产业链组织化程度低。

因此需要整个产业链的配合行动,在产业链层面进行组织协调指挥。

养猪业要靠组织起来的力量,靠整个产业链一体化来立足生存和发展。

需要把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结合起来,形成整体的竞争实力。

利用信息网络组建养猪产业联盟,把农工商产学研统统组织协调起来,实行有分有合有实有虚的一体化。

农工商是不能脱节的,必须一体化运作。

这个一体化,不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的“垂直一体化”,不是“大而全”的一体化。

产业联盟是各级政府的事业单位,其职责是对养猪业上中下游产业链的成员进行组织协调。

搭建共享平台,组建利益共同体,结成合作伙伴,制定游戏规则,采取虚拟与实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组织化整合。

当前,养猪产业联盟要推动种养结合一体化,由于农户手中拥有土地等生产要素数量少,只有小型规模化才能实现种养结合;

养猪产业联盟要推动养殖与加工结合一体化。

县级政府要采取投资或民营转国有形式建设猪宰厂,并作为公益性服务业来扶持,廉价转租给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利用;

养殖产业联盟要推动加工销售结合一体化,国家要将大中城市的农贸市场定位为公益性的非商业机构,以廉价和税收优惠等扶植政策交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

在农贸市场从业的城镇市民,需要上山下乡同农民结合组成专业合作社,才能进入农贸市场开展经营活动,才能享受各项优惠政策。

这样工农之间就能够结合在一起,生产要素就能在城乡之间流动,农民获得了城市销售渠道资源,等于享受到城市化的好处,还有效克服了城市中的国外大超市对农产品的渠道垄断壁垒。

  

七、国家适时适度对养猪业实施宏观调控

市场可以有波动起伏,但是不能大起大落。

不能动辄涨幅就创历史新高,然后跌幅就创出近年最低。

市场大起大落,既给产业造成巨大损失,使其伤了元气,也给农户造成倾家荡产的损失。

即使市场转暖,农户也会因为损失惨重而无力重操旧业。

为防止生猪市场大起大落,国家对养猪业要适时适度地实施宏观调控,既要防短缺,也要防过剩。

为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需要构建适应市场化环境的养猪业微观经营主体。

这个微观主体是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农户,其能够对宏观调控信号及时作出反应,并能够积极行动。

这种产销平衡是市场微调,动态随机地进行,市场波动小,尽量使生猪市场不出现大起大落。

可惜的是现在的农户多数是贫农,急需把他们培育成富农,培育成拥有耕地、林地、草地、圈舍、牲畜等生产资料的富农。

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实物资源,对短缺的货币进行替代。

饲草饲料自家种植,不用花钱到市场上购买,规模小用工少,劳动力主要来源于自家,减少了对资金的需求,减轻了对贷款的依赖,降低了发展养猪业的交易成本。

农户经过不断地积累经验积蓄资源,持续地提升能力实力,滚雪球般发展壮大。

由贫农成长为富农,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骨干中坚,成为养猪业的微观经营主体。

国家宏观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不可轻动,只要不存在大起大落的隐患,就不能轻易举起宏观调控的大棒。

养猪业产业联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抓手,要主动及时地对养猪业产供销进行组织协调,以减轻国家宏观调控的责任。

发展养猪生产性服务业,建设现代养猪业服务体系,能够为养猪业稳定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和保证,也能够减轻国家宏观调控的压力。

八、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创新养猪业发展理论

当前,养猪业发展理论不仅滞后,还存在着严重误区,在规模的“大”与“小”问题上,主张大规模,否定小规模;

在生产组形式的“户”与“场”问题上,歧视农户家庭经营,主张企业化公司制、牧场式经营;

在经营内容的“专”与“兼”问题上,主张专业化种植或专业化养殖,否定兼业化的农牧结合、林牧结合等。

养猪业的理论误区还表现在把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说成是现代的,把农户的小型的兼业的养猪业说成是传统的落后的,并判定为需要淘汰的小农经济。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观点,违背了现实国情。

直接影响中国养猪业走科学发展的路子,也耽误了中国养猪业转型创新的进程。

给中国养猪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种理论观点无视国情特点。

弱化了中国农户的微观主体地位,致使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无法及时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保护。

也使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农户得不到专业化支持帮助。

大多数农户所从事的种养业无法达到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的高标准,因此被边缘化。

现在,供他们选择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抛家舍业背井离乡进城打工。

笔者赞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帕河·

查特吉教授的观点,他认为现在与几十年前不同,农业生产已经融入市场,亚洲农业与手工业生产,都已完全融入市场经济。

几乎没有任何家庭生产可以被认为是只为自己生产,或者只在地方社区中进行非货币的交易。

这是查特吉教授针对亚洲的情况说的,笔者认为也符合中国的情况。

要正视国情特点,对小型规模化农户家庭经营,要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

对农户从事小商品量的生产活动,给予扶持鼓励,不歧视排挤打击。

中国养猪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市场化和国际化,是市场化、国际化的制约与风险,不是规模化、企业化和专业化所能解决的。

所以,不要继续在规模化上做表面文章,不要继续在股份制、企业化上搞形式主义,要把力量下在建设养猪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上,放在建设公益性的养猪生产性服务业上。

为小型规模化农户提供支持帮助,推广“社会化服务体系+小型规模化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化组织形式,组建养猪业产业联盟,实现产业链一体化运作,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养猪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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