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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于苏联模式者，大有人在，直到不久前还有同志发表文章认为，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
这实际上是把“四项基本原则”混同于苏联模式，随而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即“中国模式”，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混同了。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苏联模式论和斯大林体制的区别，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是全面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和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
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
编辑本段产生的背景和条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旧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国营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极为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并存的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带来的是消耗高、浪费大、质量差、效益低，形成的是短缺经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加上“文革”的政治动乱，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主要政治障碍基本清除后，中国走上了探索新的经济模式的道路。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旧的经济模式虽然问题很多、弊端突出，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一个重要的成就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比较好的重工业基础，为改革开放后轻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否则，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难以得到那么快的发展。
编辑本段基本特征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模式”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模式。
从基本经济制度上看，中国由过去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单一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交融的混合经济；
由过去分配方式单一、平均主义倾向严重的分配制度转变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公平与效率并重、既有差别而差别又不能过大、既鼓励部分人先富又强调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
从经济体制上看
中国已经根本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主要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市场、价格、竞争作用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合理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的作用，没有完全放弃必要的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
从经济结构上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根据国情和国际环境，在不断的调整中趋向合理化。
在轻工业快速发展、农业得到加强之后，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落后的畸形产业结构已经改变，目前重点发展的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城市化严重滞后的局面已经改观，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部分拉美国家和印度等国那样的过度城市化；
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平衡协调发展。
从经济增长方式上看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以粗放型为主，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发展经济，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开始改变，新模式强调要依靠技术进步、加强管理，以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
从经济发展战略上看
中国已经成功实现战略转换，由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转变成现代化战略；
由重速度、重数量、轻效益、轻质量的倾向转变成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效益、质量、合理实在的速度；
由片面强调自力更生、闭关锁国转变成对外开放，掌握两套本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编辑本段内在规定性
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所谓中国模式，应该就是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和总结，有着鲜明而独特的内在规定性。
独立自主
其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邓小平说，“独立自主，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管外贸依存度较大，但不是外部依赖经济，更谈不上“依附型积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推动，独立自主的发展实质始终没有变。
其二，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紧紧扭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水平。
其三，在开放社会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
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表明：
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一条自绝于人类文明大道的死路；
盲目排外，任由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根本上背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不顾实际国情的区别，简单复制别国模式，无疑是取乱之道；
而坚持对外开放战略，实现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是获得对自身民族性格、历史方位、发展战略等主体特性的科学认识以及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改革创新
其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懈怠，不折腾。
1978年以来，没有思想观念、生产关系、管理体制、政府职能和领导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大变革，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生活中诸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部分民众权益受到侵害、官员腐败现象严重等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否定改革重走回头路，更不能改弦易辙，而应在不断增强改革决策科学性、改革举措协调性的前提下，最终依靠改革的不断深化加以解决。
其二，因地制宜，鼓励创新，不搞一刀切。
正是在这种改革方略的指导下，各地在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涌现出一系列带有本地特色的“模式”和“经验”，有力推进了各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显示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中国模式所具有的内在活力和强大生命力。
其三，稳字当头，循序渐进，不搞齐步走。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三十年改革实践的一条成功经验。
我国的改革进程，突破了中外教科书的各种理论范式，打破了西方改革家的线性规划，也避免了诸如“休克疗法”带来的剧烈社会震荡，走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发展道路。
实践本位
其一，实践第一，理论服务于社会实践。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上，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而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制定和推行各项战略部署。
在“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这个基本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客观看待共产党的时代任务、历史方位、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特点，注重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坚持以历史、具体和实践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系列观点和论述，克服僵化思维和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注重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其二，坚持让实践说话，不搞无谓的争论。
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来自左右两个方面有关改革实践及其理论的争论就始终没有中断过，但这些争论在根本上都没有构成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干扰，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一条基本方针，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搞无谓的争论。
其三，“摸着石头过河”，着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体制、制度和理论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前人也没有具体论述，一切只能在实践中探索。
有人说“摸论”是典型的经验主义，与科学理性是背离的，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它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把中国当初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看成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继承和理论来源的逻辑原点。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仅没有丢弃老祖宗，反而是始终注意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实践创新推进理论创新。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一自觉历史过程的理论结晶。
以人为本
其一，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一项关乎全局、影响深远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都得益于人民群众的首创之功。
其二，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依靠谁、为了谁，是一个决定发展性质及其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已经做出了初步回答。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贯彻，不是对以往发展路线的否定，也不是什么所谓的纠偏，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得益于改革、受惠于改革，从而成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强大力量。
其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定意义上是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起步的，而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没有民主，也没有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等就很自然地成为新时期新阶段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追问。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为新形势下党和政府为切实维护、实现、发展人民群众各项基本权益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举措。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把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完整地表述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根本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中国模式蕴含的基本价值遵循。
和而不同
其一，多元一体，相得益彰。
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但在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党的新时期民族政策指引下，形成了多元一体、和谐发展的良好格局；
“一国两制”的政治智慧，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和治理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则为新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而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更是这一哲学思想在国家社会建设和对外战略方面的生动体现。
其二，求同存异，凝聚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多次不同的观点争鸣，我们注意区分学术与政治、思想认识与是非原则问题，注重在多元中寻求主导，于多样中寻求共识，极大地凝聚了社会各界关于改革发展的共识，最大限度地汇集了各方智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其三，和平发展，互利共赢。
崇尚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取向。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共处、合作交流、互利共赢的对外战略。
落后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时代条件已经不允许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强盛的中国尽管是“大块头”，但不当头、不争霸的根本立场决定了它带给世界的不是挑战，而是机遇。
编辑本段成功经验
中国现行的模式虽然还在发展、完善中，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成功经验。
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又需要完善的制度保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如果制度极不合理、政治上动荡不定，就谈不上发展。
“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中国的经验是：
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
改革是手段，是动力；
稳定是前提，是必备条件，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
改革和稳定为发展服务，发展能够促进改革和稳定，改革必须带来发展，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
“中国模式”没有走极端、搞单一化，而是实行多元化、多样化、混合化。
既否定了单一公有化，又没有搞全盘私有化，从而能够发挥多种所有制的优势和作用；
既改变了方式单一的平均主义倾向严重的分配制度，扩大收入差距，鼓励部分人先富，又强调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防止贫富高低悬殊、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公平效率并重，更有利于发展和稳定；
既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没有一切市场化、完全自由放任化，注重发挥了政府宏观管理的作用，更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特别是致力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本国企业、产业、经济的必要的合理的保护；
既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本、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又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促进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的模式转换也没有采取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先试验后推广，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双轨”过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这样阻力更小，成本更低，至少到目前为止的实践证明是更成功的方式。
编辑本段不足和完善
中国现行的模式，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还不成熟、不完善。
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创新动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
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国际竞争激烈、外贸条件恶化、外贸顺差过大、外贸依存度太高；
工业、城市、东部地区发展快，农业、农村、中西部发展滞后，“三农”问题严重，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扩大；
收入差距扩大，发展成果分享不均；
公共品供给不足，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生产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比较严重；
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问题比较突出；
民主、法制不健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明显，政府有些不该管的事仍然还在管，有些该管的事又没有管好，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
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中国现在提出一系列新的理念、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充实和完善现行的经济模式。
[1]
编辑本段政治智慧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道路，或说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在政治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这个模式就是十七大报告讲的，“三者有机统一，四大民主框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总体处于低潮，西方固有政治模式也遭遇诸多问题的形势下，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政治模式释放勃勃生机，成为几十年来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
纵观当代世界各国的运行状况，中国政治发展所处的环境最为复杂，需要克服的困难最多，实际成效最为明显，蕴含的政治智慧也最为丰富。
特别是通过确定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相统一的政治原则、政治方法，科学把握整个政治发展运行轨迹的举措，成为具有本质意义的“大智慧”。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承担的使命将更加繁重，学深用活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智慧，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深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与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从容应对新世纪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随时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从应对中国变革难题到回答世界政治发展难题的“大智慧”
智慧通常指辨析、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
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智慧特指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探索，在逐步形成中国政治模式过程中辨析、判断、处理政治问题的突出能力。
这种突出能力不仅有效处理、逐步解决了中国变革过程中诸多重大难题，而且逐步回答了当今世界政治发展中形成困惑的一些重大难题。
在科学处理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复杂关系中展示政治智慧。
发端于19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应对复杂局面，克服多重矛盾的过程：
党既要坚决纠正领导人在政治、经济等重大领域的种种失误，又不能因为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而造成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混乱；
既要向西方打开国门，引进各种经济要素，又要坚决避免意识形态以至政治制度受到严重冲击；
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避免思想、利益、组织形式多样化而造成社会的失序；
既要改革执政党“包办代替”、中央政府“一竿子到底”的政权运行方式，又要在权力下放后避免社会整体调控能力大大减弱；
既要激发有条件的区域、人群、领域的创造活力，又要避免相互之间差距过于明显而蓄积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家，要处理好这些重大关系，无疑是世界级难题。
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2位跃升到世界前列，全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不断缓解，而且始终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执政党与国家的凝聚力在新的层面不断增强。
这一切没有执政党高超的政治智慧是难以实现的。
在解答世界政治难题过程中展示政治智慧。
中国高速发展、政治模式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不少国家从否定、怀疑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到不得不认真看待，以致于客观评价中国政治模式的过程。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包括中国的政治模式从一些重要的方面科学处理了涉及民主与法制的重要关系，解答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都相当困惑的问题。
例如：
作为中国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经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既能够通过固定的程序听取各方意见，融合各方智慧，又能够把意见、智慧集中为统一意志，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来贯彻实施。
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过不断完善，既使执政党受到有效监督，又能体现不同群体的意愿与利益，避免纯粹竞争性政党许多时候的无谓纷争。
在民主形式上，将投票式民主与协商式民主有效结合，显示了民主的多样性，既体现民众的真实意愿，又能够有效减少单纯运用选举式民主对少数人利益的影响。
在政权运行体制上，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及法院、检察院各司其职，既合乎政党理论的一般原则，又能够减少建立在制衡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机关与相应体系运行时可能产生的过度损耗。
在社会整合模式方面，执政党团结各个政党、民族、宗教、阶层以及海内外人士形成统一战线，既寻求一致性，又尊重差异性，有利于形成合力，较好完成共同的目标。
在多民族共处共促方面，通过少数民族自主自治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结合，既体现各民族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平等，又顺应现代社会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发展趋势。
在矛盾纠纷处理方面，实行司法审判与人民信访、人民调解有机结合，既体现司法机关的尊严，又有利于化解矛盾……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与人类社会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相伴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的诸多政治文明成果，但依然暴露了许多不足甚至严重缺陷。
中国的政治模式在不断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经过有效的探索，为国际社会现有模式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从根本着眼运行着手广泛运用的“大智慧”
当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开时，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中国的许多具体举措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时，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展示出一种“大智慧”：
无论经济社会如何运行，都要坚持明确、稳固而科学的政治原则与根本方法。
这种“大智慧”博大精深，概括起来，具有鲜明的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
原则性。
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则，即在政治方向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政治发展举措上，始终坚持民主与法制建设这一主要内容；
在政治效果方面，始终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全面性。
在中国政治模式形成、完善的过程中，党总是用系统、全面、整体的思维分析判断、谋篇布局，把现代社会涉及政治发展的重要领域作为有机整体。
正像处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时，总是注意“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一样，在推进政治发展时，也不是简单地突出一个方面，而是始终把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统筹考虑。
最为典型的是关于党的基本路线、方针以及重要策略的确定。
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既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又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在科学发展观方面，既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又强调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以及统筹兼顾的方法……这种全面性，是服从原则性的全面性，不是不分轻重的面面俱到。
均衡性。
改革必须突破常规，不断创新，但无论如何着力，都要具有稳定的结构与框架。
在中国政治模式形成、完善的过程中，党一方面始终注意与时俱进，激发全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另一方面又始终保持政治结构的均衡性，保持党对全国现代化大局的绝对领导权与调控力。
同时，党又越来越注意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将一系列先进的理念加以具体化与稳固化，保持政治运行的均衡性。
政治结构与政治运行的均衡性相互补充与促进。
在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当中，原则性是根本，全面性是表现，均衡性是结果，也是一种保障。
三者构成有机整体，形成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充分体现人类发展规律，充分展示科学性、先导性、实效性的“大智慧”。
中国政治发展体现的“大智慧”，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
集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为一体的科学思维理念，反映出党对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时代人类重要发展规律的把握。
这些理念不仅适用政治领域，而且适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需要在全面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坚持与发展中国政治模式，既不断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又为世界政治文明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因此，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需要深刻领悟与充分汲取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智慧，始终强化根本性的政治理念，深化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相统一的政治思维，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以自身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中国政治模式的综合运行效果。
编辑本段经济模式
从经济模式来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模式。
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
如果来分层次的理解，根据资本事实，可以把它概括为四个层面：
第一、从所有制角度来看，我们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同时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是经济模式的第一层面。
第二、从分配角度来看，我们是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样一个分配模式。
第三、从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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