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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即使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亿6千万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

《永乐大典》的规模更是西方同时代的典籍所望尘莫及的。

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

永乐大典(残本)明角缙、姚广孝等编。

永乐元年至二年(公元1403至1404年),编成初稿,名《文献大成》。

后经修订,至永乐六年成书。

改用今名。

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多万字。

采集古籍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韵目编排,“用韵以系字,用字以系事”。

依次录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曲等。

元代以前的秘册佚文,往往一字不易地全行录入,许多古籍赖此得以保存,对于辑佚、校勘的价值极大。

该书只有抄本,正本世藏于文渊阁,副本藏于皇史宬。

正本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的大部分为八国联军焚毁,有些被劫到外国,目前存世者仅有八百多卷。

中华书局根据历年征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

说到《永乐大典》,不能不提到主持编纂这部典籍的两个大功臣:

解缙和姚广孝。

  解缙生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正是明太祖朱元璋刚刚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时候。

明成祖朱棣很赏识他的才华,任用他主持过《太祖实录》和《列女传》的编纂。

不过最让他名垂青史的,还是他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经历。

  姚广孝生于元元统三年(1335年),苏州长洲人,比解缙年长34岁。

姚广孝14岁就出家当了和尚,法名道衍。

姚广孝被明成祖朱棣请出来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一则是因为解缙编纂的《文献大成》(《永乐大典》前身)还是遵循儒家正统,没有兼收佛道之书;

另一则是朱棣听说建文帝隐姓埋名在佛寺中,要通过姚广孝主持《永乐大典》编纂的机会,拉拢佛道信徒,以找到建文帝,根绝后患。

  解缙等人在明成祖的全力支援下,果然不负嘱托,成功编纂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前后编纂过两次,第一次编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由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人负责,召集了147人,于次年完成了编纂工作。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再命姚广孝、解缙等人重纂,这次因为采选的书籍众多,参与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2,16万人。

  《永乐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人员数量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

  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人员的生活条件优裕,他们居住在离皇家藏书处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由光禄寺早晚供给酒肴、茗果,还发给膏火费,官员参与编修的可以免朝,待遇十分优厚。

当时有人就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永乐大典》编纂的盛况。

真正面目:

这是一册完整的《永乐大典》,它高50.3厘米,宽30厘米,用明代营造尺来量,应该是高一尺五寸六分,宽九寸三分。

开本宏大,很有皇家的威仪和气魄。

  每册《大典》约有50叶(页)左右,主要都是二卷一册的,也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的。

书叶采用雪白、厚实的树皮纸,翻开书发出淡淡书香,十分讲究和美观。

永乐大典的[书衣]

古籍的书衣就是现代书籍的封面,因为像人穿的衣服一样包裹在书的外面,就有了“书衣”这个形象的称呼。

  《永乐大典》的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

这种很像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叫做“包背装”,是元朝和明朝前期书籍装帧普遍采用的方式。

包背装书籍应该是立着插在书架上,不像后来的线装书是躺在架子上的。

可以想象,一万多册开本宏阔的《永乐大典》摆在架上,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真可以说是煌煌巨制了。

  书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

  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黏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

如果手里有一部当时通用的《洪武正韵》的话,按图索骥,,就能十分方便地从一万多册《大典》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前言

  翻开《永乐大典》书衣,就是卷端,也就是正文的第一叶(页)。

可以看到,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笔写成的。

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引用书籍的著者和书名;

墨笔用来书写题名、卷数、韵目、书籍正文并绘制图画;

圈点则是用内空外圆的芦、竹、骨或玉制笔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

整体看起来端庄美观,朱墨灿然。

细看《永乐大典》的行格

  若不说,你恐怕不会知道,《永乐大典》每一叶朱色的边栏界行都是用手绘制、而不是印刷出来的。

 《大典》的边栏四周都绘成双边,“朱丝栏”把每半叶隔成八行,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中间还有一个“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叶数。

行格的笔画粗细均匀,画得一丝不苟。

  如果仔细看看,还会发现朱丝栏线上、下都有针眼,根据这个针眼,你就能猜出为什么栏线能画得间距相等了吧。

秀美挺拔的书法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30张)的3亿7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

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

《大典》中所绘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丽工致。

这3亿多字在编纂时应该至少抄过一遍,两千多人连编带抄用了5年时间;

定稿后清抄,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

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

 清抄的书手中有许多是各地有名的书法家。

由于现存的《永乐大典》是嘉靖年间重录的,永乐年间原本的书法不得而知。

嘉靖年间负责重录工作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曾经赞叹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现在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

从嘉靖重录本看,《大典》的书法较为瘦长,类似欧书,看起来流畅挺拨,相比较,清代的馆阁体则显得更圆润一些。

当然,《大典》的书法也有匠气较浓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过于挑剔。

  历史上的《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也带来了同样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谜。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

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

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佛道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

  清代学者辑录宋、元文人的诗歌文集和宋、元两朝的史料最为丰富。

近现代以来,戏曲、地方志、科技书籍和医学著作开始被人们重视和辑录。

近年来,《大典》中的佛教、道教资料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下面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历代辑佚的过程和成果。

永乐大典》的编排

  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它的辞条是用英文26个字母的顺序来编排的,那么在中国古代,如何把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很快能检索到要找的内容呢?

《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这幅《永乐大典》图版中,卷端第一行下方“四霁”就是韵目的顺序和名称,第二行的“寄”字就是属于霁韵的一个韵字。

别看只有三个字,作用可是很大的呢!

《永乐大典》的内容和组织

  我们现在的专家学者要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往往要先确定条目,再根据大量的资料逐条撰写。

像《大英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是这样。

《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也要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不过他们并不撰写什么文字,而是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

这种做法,有点类似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

  《永乐大典》记载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的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就像这幅图版看到的样子。

  韵字下面也有文章:

《永乐大典》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都列在辞目下面。

但根据具体情况,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

比如图版中的标目字“昭”的下面,就把《左传》中关于鲁昭公一节的记载全部列在下面,而且一列就是好几卷。

 

《永乐大典》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它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

《永乐大典》的规模是空前的,就算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是惊人的。

除了有庞大的规模外,《永乐大典》还有着高超的编辑技巧。

《永乐大典》是一部类书,类书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工具书,它辑录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所收内容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包。

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它是依靠语言中最基本的音韵来编排和检索的。

《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最初藏在南京的文渊阁。

对于长期征战大漠的成祖朱棣来说,有一个想法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

雄心勃勃的他,希望摆脱偏安南京的局限,将天子的威望延伸至更为广阔的天地。

曾经的燕王府北京,自然成了首选。

经过十来年的精心准备和营建后,新皇宫和未来的国都已经初具规模。

永乐十九年,成祖朱棣开始了浩荡的迁都工程。

据记载,《永乐大典》随成祖朱棣一起从南京迁移到了紫禁城,便深藏禁宫,秘不示人,《永乐大典》只能由皇帝一人翻阅。

迁都北京后,《永乐大典》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明朝历代史书中很少提及这部大书,即便有也只是偶尔寥寥数笔。

慢慢的,《永乐大典》的安身之处和它的下落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直到清朝初年,在皇史宬再次发现《永乐大典》。

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宝藏之一,它的背后是中国文化史上令人深思的一段历史。

目前,国图拥有《永乐大典》221册,居世界各处收藏之首,其余则散落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公私所藏《永乐大典》仅800余卷,400册左右。

这意味着今天全世界各地所发现的《永乐大典》数量全部加在一起,还不到原书的4%!

而这不到4%的《永乐大典》还是根据原本誊写的副本。

翻开这历经几百年沧桑的《永乐大典》,专家们发现,这里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它们所使用的纸张全部是嘉靖时期的皮纸,也叫白棉纸,书后注明的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以及圈点人姓名也都生活在嘉靖年间,可以推断,它们全部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抄本。

如今,这些抄本大多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也就是说国图收藏的《永乐大典》并不是永乐年间编纂的正本。

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明朝各代帝王中查阅过《永乐大典》的寥寥可数,而明世宗嘉靖皇帝却对它爱不释手。

因为《永乐大典》关于古代礼制的记载非常详细,他常常是把《永乐大典》有关的书籍放在自己身边,或者是请大臣来去查找有关古代礼仪的记载。

在和群臣辩论大礼的时候,为他提供支持。

嘉靖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57年的晚春,皇宫突然发生大火,火势连绵。

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受到威胁,情况十分危急。

消息传来,让嘉靖皇帝感到最为担心的就是《永乐大典》的安全,他一夜当中连下三次紧急密令,号召宫里的人全都去抢救《永乐大典》,在火中把《永乐大典》保存下来。

这场大火让嘉靖皇帝心有余悸,他决心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

大火之后的第七年秋天,工程浩大的重录工作正式开始。

对于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大类书,重录官员选择了按照原本进行“对本抄写”这个最为简单也最为正确的方法。

工作进行了整整六年,直到嘉靖皇帝去世,重录还在进行之中。

嘉靖年间的抄本最主要的特征,写的字不像是多个人写的,像是一个人写的,因为从他们开始写字就受到训练,而且按照一个规格培养。

这副本的抄录,要求用原来同样的纸张,同样的格式完完整整抄录。

中间没有任何错字,没有任何挖补,不许你改,不许你有错字,而且每天有定量,抄多少页。

新皇帝明穆宗继位之后,《永乐大典》的重录工作才得以完成。

重录的《永乐大典》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令人叹为观止,此后,《永乐大典》便有了两个版本。

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

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世界各处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均为副本。

这也就是说,《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了!

公元1772年农历正月初四,大年已过,鞭炮的残响还不时回响在紫禁城的上空。

这一天,清乾隆皇帝第三次下诏,搜集民间藏书,准备编纂《四库全书》。

此时,距明成祖朱棣敕令编纂《永乐大典》正好是370年。

这一年,乾隆皇帝63岁。

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官臣们是可以使用《永乐大典》的,但是他们要借阅,原则上是不能够带回家去。

但是当时管理很松懈,因为这毕竟不是明朝了,虽然是皇家的东西,但是是前朝遗物,一些文人、好书者,偷书不算偷,他们就想出了办法,把这些《永乐大典》带出了宫,所以这样大典就迅速流失。

《永乐大典》的另一次劫难则是光绪二十六年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带来的。

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靠近使馆区,很快便沦为战场。

由于《永乐大典》又大又厚,侵略军有的把它构筑工事,有的直接据为己有,在这场灾难过后,《永乐大典》的副本几乎丧失殆尽,数百册《永乐大典》副本散落在世界各地。

当《永乐大典》副本几乎荡然无存时,中国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大典正本,希望永乐年间修撰的大典正本能逃离战火。

《永乐大典》如果还存世的话,那么永陵,就是嘉靖皇帝陵,是应该找而没有找的地方。

在十三陵中,除了定陵被打开,其他陵墓始终保持着是神秘的面纱。

嘉靖皇帝既然这样喜欢这部《永乐大典》,且晚年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我要给大典找一个好地方。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使用微重力原理对永陵进行测试,这种方法不会对陵墓产生破坏,却可以清晰地绘制出陵墓内部的结构。

测试的结果是,永陵和十三陵中其他陵墓相比多出了两个房间,这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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