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宗教兼容性与排他性的历史解读剖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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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宗教的兼容性与排他性一直是中俄宗教比较研究的重要命题。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宗教具有兼容性，而俄国宗教具有排他性。
这一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分析的过程往往流于肤浅，缺乏有层次、有深度的细致阐述，有些观点也过于模式化、简单化。
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视角分析。
一、民间宗教的兼容性与排他性
（一）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兼容性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度，汉以后佛道并存，唐宋以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基本上和睦共处，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教徒相互残害的事件，也未发生过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战争。
各宗教偶有冲突，往往是各统治集团之间矛盾激化的一种折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权，而不是要建立其他宗教统治。
兼容共存是中国宗教关系的主流，这一方面表现在各种宗教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上，佛教和道教的关系是最鲜明的佐证。
虽然道教曾以抵制佛教为己任，但由于其理论远不如佛教精微，不得不从佛教中汲取营养。
汉明帝时，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经，拜的是释迦。
到东汉末年，西域高僧安适高等到达洛阳，大量翻译佛经，佛教以其精细的宗教思想和新颖的宗教仪式、组织、偶像等给中国社会和民众极大的影响。
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各种要素逐渐形成了：
神仙家的阴阳五行和谶纬之说同老庄哲学结合起来，被固定在中国的道教教义中；
中国古代宗教的天神、地祗和人鬼系统及被神化了的黄帝、老子又被固定在中国的道教偶像崇拜中；
专职的神仙方士编造了神仙所降的经典并且被改称为道士[1]。
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也曾援道入佛。
传入之初，它是以依附于中国古代宗教的形式出现的。
许多名僧学习神仙方术，其理论被认为是“清虚无为”的黄老道术，当时称佛僧为道人，方士又称道士。
僧人用道家思想解释佛教，如把涅磐解为无为，把无常视为非常，把禅定说成守一。
南北朝时，已有和尚将佛道相杂，把佛像与道教神像刻于同一块碑上，称为“佛道二尊像”。
中唐以后，佛教加速了对道教的融摄，吸收道教教义和养生方法，较著名的有天台宗吸收了道教的服丹成仙思想。
唐代盛行的密宗，有些是明显受到佛教影响的东西，如人身三部二十四位，各有神守护，源自《黄庭经》；
密宗的“五轮观”，脐下是生身释迦如来，胸至咽系无量诸菩萨所居。
道教信奉北斗星，称北方玄武真君，脚踏黾蛇；
密宗称北斗星为妙见菩萨，也足踏龟蛇。
在密宗经典中，还有青龙、白虎、本命神和泰山府君、司命、司禄等大小神祗，都可以认定是从道教来的。
在民间小宗教中，宗教信仰的兼容性表现也很突出。
如白莲教本是佛教净土宗的一支，但后来杂入了摩尼教和道教因素。
在摩尼教中也可以找到拜火教、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因素。
中国民间宗教兼容性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各种宗教和儒家思想的相互借鉴和吸收上，尤其是倡导儒、佛、道的合流。
道教初创就从儒家吸取营养，强调积德行善，尽忠尽孝。
道教第一本经典《太平经》就自称以弘扬儒家伦理为己任，明确肯定三纲五常。
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其著作《抱朴子》中自称是儒道兼修的道士，后来的道士承袭了这一传统，都大谈理论纲常。
太子校书郎李观和柳宗元等都主张儒道同源，融合道教的宇宙观和万物生成论，后来孕育演化成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初入中国，就注重不与儒家伦理相悖，把佛经中与宗法等级制、男尊女卑思想相矛盾的地方故意略而不译。
东晋名僧慧远将儒玄佛三家学说相融合，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明确指出儒佛学说虽异，但佛教与忠孝之道并不相悖。
宗炳在《明佛论》中说：
“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2]
宋明三教合一是时代潮流。
道士们高唱三教一家，全真教祖师王重阳说：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三教合一最重要的标志是理学的产生。
理学奠基者周敦颐融摄道教思想而有《太极图说》；
在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所创立的基本理论中，处处都与佛教禅宗思想有联系。
如朱熹提出的“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和“月印万川”等理论，基本上出于玄觉的《永嘉证道歌》。
不仅佛教、道教与儒家相互借鉴，其他教派也如此。
清朝著名伊斯兰学者蓝煦说：
“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
自称翻译伊斯兰经典是以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
基督教教士利马窦初入中国就广交儒士，研究《四书》、《五经》，并据此著书立说，发挥教义。
犹太教来到中国后也是如此，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到犹太人的观念中，祖先崇拜与伦常礼教已成为他们思想意识与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首先，在犹太教的祖先与中国的祖先之间攀上了血缘关系。
其次，以儒家天道观阐释犹太教的起源与某些祭祀仪式。
第三，以儒家伦常观和仁义说阐述犹太教教义[3]。
（二）俄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排他性
俄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主要表现在国教东正教为了维护自己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对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等宗教采取限制、排挤、镇压的政策。
限制天主教。
伊凡四世时期，东正教会允许西方人士信奉天主教，但禁止向俄罗斯人传教，更不可以在俄国土地上建造教堂。
彼得大帝时期，东正教会准许耶稣会在俄国创办学校，但由于耶稣会士在青年人中间宣扬天主教思想，因而于1688年被驱逐出俄国。
19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在俄国的活动超出了单纯教育的范围，开始公开传播天主教，发展教徒，宣称天主教比东正教更有优越性，引起了东正教会的强烈不满和斥责。
1820年，耶稣会士在全俄国遭到驱逐。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居住在俄国西部地区的波兰天主教教徒因民族纠纷举行起义。
失败后，俄当局强行将这些人迁到西伯利亚，关闭天主教修道院，修士被流放，财产被没收，天主教堂归东正教会所有。
1905年，沙皇政府公布了《信仰自由法》，天主教在俄国获得了自由，传教活动积极起来。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沙俄当局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依然不十分宽容，尽管法律上规定东正教徒可以改信天主教，实际上这样的改信却是不允许的。
排挤伊斯兰教。
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后，对内加强专制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
在夺取喀山汗国时，不仅摧毁清真寺和学校，还把穆斯林居民赶出城，伏尔加河流域的穆斯林文化遭到浩劫。
1905年4月，沙俄当局虽然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穆斯林在日常宗教生活中仍受到很多限制。
镇压基督新教。
16世纪，莫斯科扎哥尔斯克圣三一修道院院长引进路德派福音思想，追求对基督的精神信仰，受到东正教会的指责。
传播基督新教思想者一经被发现，就会被东正教会当作异端处以火刑。
17世纪，东正教会对基督新教的镇压有增无减。
沙皇命令异教徒从首都迁出，不许他们雇用东正教徒做工。
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不允许波罗的海沿岸和圣彼得堡近郊的路德派教徒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祈祷活动，必须改用俄语举行宗教仪式。
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规定基督新教只可对穆斯林开展传教活动，而不能向东正教徒和儿童传教。
此外，基督新教组织举行活动，每次必须缴纳一定的税款；
牧师每年的薪水须缴纳64~96戈比所得税，而东正教会及其神父则免去一切税款。
19世纪80年代初，新教路德福音派想进入国家宗教管理机构圣主教公会里任职，引起当局的警惕，随之遭到围剿。
1882年，俄东正教会在圣彼得堡警方的协助下逮捕了该派的一些头面人物[4]。
二、官方宗教政策的兼容性与排他性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中国传统宗教政策具有兼容性，俄国宗教政策具有排他性。
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对两国宗教发展史进行认真的梳理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即中国的宗教政策是兼容为主排他为辅，而俄国则是排他为主兼容为辅。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兼容性包含两方面的内涵：
一是指各民间宗教信仰的共存、并存；
二是官方宗教政策的宽容、包容。
（一）中国宗教政策的兼容性与排他性
中华民族长期共居，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大规模民族外移或异族迁入，中华文明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加上长期的农耕生活，适宜于用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儒家思想因之发达，统治阶级赖以作为立国之本。
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精神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是儒家，而不是任何一种宗教。
宗教从未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也没有实行过国教制。
历史上，虽然有某些帝王偏爱某一种宗教，佛教、道教也都曾显赫一时，但总的来讲，历代统治者对各宗教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兼容并蓄是中国宗教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历代王朝对来自异域的宗教往往持宽容与包容的友好态度，这里以犹太教为例。
犹太人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
在欧洲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政府与教会反犹、排犹，推行强迫同化的政策，迫使犹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改信基督教。
然而，中国则以其宽厚的宗教情怀接纳了这个饱经风霜的民族，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未曾有过反犹排犹的行动，也从未歧视、迫害过犹太人，更没有强迫同化的意图。
据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开封犹太人所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记载：
“（宋）帝曰：
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不仅允许他们定居开封，而且允许其保留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习惯。
此外，定居开封的犹太人都无条件地取得了与当地中国人同样的身份、地位、权利，“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乡者亦有之矣。
逮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
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
商勤于远，而名著于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
犹太人任文官、武职、地主、农、工、商，应有尽有，政府也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
事实上，从唐代开始，隋以来通行的科举考试，从异域来的人，不问国籍，都可以参加，法律绝不限制，社会也绝不歧视[5]。
从现存开封的三块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出，犹太人中有许多是进士出身。
在明清两朝，犹太人中就有人担任过锦衣卫指挥、江都指挥佥事、布政司右参议、给事中、游击等。
中国宗教政策在兼容并蓄的主流中，也呈现出了一定的排他性，主要表现为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打击。
北魏太武帝采纳崔浩灭绝佛教的进言，下达废佛诏，沙门悉被杀死，佛像经卷皆被烧毁。
建德三年，北周武帝开始废除佛教两道，毁坏佛经、佛像，令沙门道士还俗。
845年，唐武帝禁佛，下敕令：
“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
天下节度观察史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
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留5人。
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还俗。
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乃遣御史分道督之。
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
诏行之后，全国凡毁寺4600余座，还俗僧尼26万余人，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收良田数千万顷，舍奴婢15万人。
五代帝王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周世宗更是断然下令废佛，禁止私度僧尼和私下受戒，禁止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
废天下佛寺3336所，诏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
宋徽宗时，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道教化，给佛教以很大打击。
（二）俄国宗教政策的兼容性与排他性
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立东正教为基辅罗斯国教，从此，历代沙皇和统治阶级为了牢固东正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地位，加强对臣民的思想控制，采取强化国教地位、排斥其他宗教的不宽容政策。
在对待犹太教的态度上表现最为明显。
虽然，与欧洲国家不同，沙皇政府并不强迫犹太人同化，但却同样地反犹、排犹，歧视犹太人。
18世纪前，俄国只有很少的犹太人，但罗斯王公们却有很强的反犹意识，彼得大帝称犹太人为“流氓和骗子”。
1722年，俄帝国初次降谕：
在俄国西部和西南地区设立帕累居住区，规定犹太人必须在此处生活。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当局先是对犹太教徒实行宽容政策，后对他们实行了各种限制，如禁止他们租借土地、开设旅馆等。
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代，是“对待犹太人无情的30年”，他把犹太教徒视为“吸血鬼和寄生虫……无法同化的分子”，下令收回对犹太人社团自治权的认可，将帕累区的范围缩小，使15万犹太人被迫迁移；
规定犹太儿童必须在国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犹太男孩子从12岁起就要被强征入伍。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由于怀疑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系犹太人所为，反犹运动成为政府的官方政策。
屠犹暴行在基辅、敖德萨、华沙及其他很多小城镇接连发生。
1882年，沙皇颁布《五月法令》，禁止犹太人购买财产、获得抵押、在星期天从事经营活动和进行城市间的旅行。
1891年，沙俄开始设立限制犹太人进入大学的歧视制度，禁止其在政府机关就职，并被逐出莫斯科。
政府对帕累区的法规更加严格。
1897年，俄帝国人口普查表明，约有521.58万犹太人，其中490万被限制居住在帕累区。
“大多数犹太人按照自己的习俗生活，他们被俄国政府圈进犹太人居住区。
他们特有的、传统的宗教和社会组织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个庞大的社团有自己的语言，很少与当地居民交往。
”[6]沙皇对犹太教的仇视和不宽容以及植根于群众意识中的反犹思想，常常导致屠杀犹太人事件的发生。
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反犹法规继续存在。
1903年基什尼奥夫大屠杀和1911年门捷尔别利斯事件震撼了犹太世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抗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犹太教徒的处境极为艰难。
犹太教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也处于受歧视的地位，这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扩大到犹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
在对大多数宗教不宽容甚至是迫害的同时，俄国的宗教政策也呈现出些许的兼容性，主要表现在官方对佛教的宽容态度上。
自佛教传入布里亚特—蒙古人中起，沙俄东西伯利亚当局就认为不要干预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对他们政治上忠于政府表示满意。
1822年的《东西伯利亚异族人管理章程》维持了佛教界的权利，禁止强行将佛教徒改宗基督教。
随着卡尔梅克人同西藏联系的减少，沙皇政府的作用加强了。
自18世纪末起，确定了卡尔梅克最高喇嘛取代拉萨在彼得堡的特权，规定每年用700卢布的薪俸来供养他。
三、实用功利性和信仰纯粹性
宗教兼容为主的特征造就了中国民众宗教思想的实用功利性，而宗教排他为主的特性则培养了俄国民众宗教信仰的纯粹性。
（一）中国人信教的实用功利性
宗教的兼容性为重实用轻幻想的中国人提供了功利性的选择空间，中国人信教不是为了拯救灵魂，解决精神上的痛苦，而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谁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就信谁，对中国人来讲几乎不存在信仰的纯粹性问题。
因此，只要某个宗教教义符合人们的意愿，人民群众就会趋之若鹜。
“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中……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进行追逐的时髦而已”[7]，“和在所有事情上一样，多数中国人在宗教方面也讲实用，希望菩萨给自己带来俗世的幸福”。
道教提供了典型的中国人的生活理想。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将理想的世界置于彼岸，把来世作为灵魂的归宿，而只有中国的道教不强调来生来世的重要，它追求的是长生不老，白日飞升，得道成仙。
道教中的巫觋色彩是十分浓厚的，因为巫术具有实用功利性，不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决定性，所以被道教纳为自身的一个合理组成部分。
符箓、神水、禁咒、占卜、驱鬼见鬼、祈福禳灾是最典型的道教行为。
道教的神灵从高位神到俗神，都是为人的现实生活服务的。
如三官大帝中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雷公、门神、财神、灶君、土地、妈祖、城隍等俗神的功能主要是满足人的现实祈求，消灾解难，保佑平安幸福。
佛教原本是否定现实人生的，认为人生一切皆苦。
然而，传入中国之后，其教义发生了很大变化。
自两晋起，其禁欲主义思想便开始被改造。
首先与老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适意自由”的生活情趣相融合，进而禅宗倡导“本心即佛”，反苦修坐禅读经念佛，否定一切清规戒律，相信只要顿悟本心即是成佛，顺应自然，“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同时，佛教本意是万物乃因缘和合，无固有实体，是过眼烟云，故不值得追求，本应与巫术无缘，但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实用心理，巫术进入了佛教。
僧人盖庙要请阴阳先生看风水，僧人在庙里也为俗人打卦求签占卜。
许多和尚精于相面、揣骨、算命、算卦、除妖、捉怪。
佛教中的神灵也被改造，主要是满足人的现实要求，消除痛苦和灾难，保佑今世的平安和幸福，如地藏菩萨成了惩罚恶人的阴间主管，而观音菩萨则有了救苦救难、施财、布雨、送子等多种功能。
这一切，无不说明中国人宗教思想的实用功利特征。
民间信仰是中国宗教中功利性最强的，一般百姓崇拜鬼神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祈福禳灾。
在善男信女的观念中，崇拜鬼神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只要为神烧几支香，献上若干祭品，让神灵保佑自已实现诸如财运亨通、全家平安、风调雨顺、驱邪治病、五谷丰登等愿望。
（二）俄国人宗教信仰的纯粹性
宗教的排他性造就了俄国人宗教信仰的纯粹性，格雷厄姆说得好：
“俄国人永远走在一个可能找到上帝的地方途中”，他们被称为“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
东正教精神已深深根植于民众的语言、服饰、衣食住行、生活和生产等日常活动中，融合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内心世界中，积淀成俄罗斯文化最重要最精华最深层的特质。
在俄罗斯古老的谚语中，涵盖着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处处体现着强烈的宗教意识，彰显着上帝的无所不在。
例如，上帝是全能的，并且了解人们的意愿：
“上帝是自由的，他可以随意所为”；
“人行路，但上帝引路”；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
上帝也关心人的需要：
“上帝给了身体，也会给健康”；
“如果上帝不给健康，医生也无能为力”。
穷人好像受上帝特别的宠爱：
“有钱人奇怪穷人怎么能生活，但是上帝眷顾穷人”；
“谁相信上帝，他就永不会感到失望”。
上帝不吝惜仁慈：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
“谁捍卫真理，谁就会得到上帝的报偿”。
依靠上帝并不等于不需自立和辛勤：
“谁保卫自己，他就得到上帝的保护”；
“谁起得早，上帝就会赐福谁”。
祈祷也常出现在谚语中：
“谁播种而不祈祷，谁就不会有收获”[8]。
俄国人对东正教信仰完全是精神层面的需求和认可，而不带有任何实用功利目的。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信宗教的“带有神性的”民族，“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带有宗教性质”[9]。
在索洛维约夫寻找建立他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时，就深刻地看到了俄国人身上特有的精神特性——虔诚感。
俄国遍布教堂、神龛和修道院，人们不断地进行敬拜，每一天都是圣徒纪念日，教堂整日开放，始终有人下跪、鞠躬、划十字。
在俄国的监狱里，这些“变得麻木的灵魂”有时付出他们仅有的一个戈比去买一根蜡烛，用它照亮圣母玛利亚神龛，或者守护者的神龛。
正如许多哲人所一致认为的，俄国人心灵中宗教特征应该表现为：
对上帝和神性真理热切的思慕与寻觅、喜欢不幸和受苦的人、对社会底层的崇敬和同情、宽恕精神、对不公平待遇顺从和不反抗，以及对神圣象征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的忠诚。
对俄国人来说，宗教首先就是敬拜和冥想，而不是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
四、历史实证的考察
中俄宗教的兼容性和排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实用功利性和信仰纯粹性，成为两国文化根深蒂固的特质，这种差异性深刻地影响着中俄的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体现着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这里，我们以中俄农民战争和蒙古文化对俄国文化的影响为例作一番历史的实证考察。
（一）中俄农民战争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各国农民战争中曾以其特有的功能发挥过不同程度的作用。
中俄农民战争也没有跨越宗教的园囿，都带有“宗教色彩”，但由于两国宗教兼容性和排他性的作用，则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
中国农民战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俄国农民战争则具有淡薄的“宗教色彩”。
在中国封建社会十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中，就有四次起义把某种宗教作为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
东汉末年，张角的黄巾大起义利用道教的一支——太平道，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利用摩尼教徒发动群众；
元末农民大起义最初的组织者和发动者韩山童和刘福通，采用民间白莲教秘密会社的形式深入而广泛地组织了农民群众；
太平天国是利用宗教发动起义的典型，洪秀全受基督教《劝世良言》的启发，创立拜上帝会，吸收各族贫苦人民入会，为起义打下了坚定的群众基础。
中国农民战争“宗教色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在进程中利用某些宗教信仰，尤其是原始宗教的内容为起义服务。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陈胜、吴广起义用占卜巫术的方式为“陈胜王”造舆论，以表明天意；
西汉末赤眉起义，用“设坛坊”、得符等办法来选刘盆子为帝；
反隋起义领袖王薄，自称“知世郎”，打扮成天降救世主的角色；
唐末黄巢、王仙芝大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都曾利用天意为自己制造舆论。
俄国农民战争宗教色彩的表现形式则是把民众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融于起义的文告和号召中，经常出现的“上帝”字眼，多半是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习惯的用语，并不含有深刻的组织和号召民众起来抗争的意味，在拉辛起义文告中写道：
“愿向上帝起誓，吾等只祈求诸王公贵戚之恩典，以维护彼此间和谐与安宁也，彼此双方均系基督教徒，切勿使之重遭杀戮。
吾等恳求上苍庇佑。
”在普加乔夫起义中，普加乔夫在致《阿夫赞—彼得洛夫工场工人的诏书》中写道：
“如果违抗我的命令，那就会触动我公正的愤怒，同时也逃脱不了上帝的主宰，谁也不能庇护你们逃出我们的巨掌。
”
从以上分析可见，两国农民战争宗教色彩具有较大差异性。
中国农民战争利用的宗教种类繁多，流派渊源广泛，主要有道教、摩尼教、佛教、基督教和原始宗教，正是宗教的兼容性提供了其生存发展的坚实土壤。
而俄国农民战争采用的宗教也只有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东正教，正是宗教的排他性造就了农民战争思想武器的单一性。
（二）蒙古文化对俄国文化的影响
中俄两国都曾置于蒙古的统治下。
蒙古大军西征带回大批穆斯林，称“回回”，属色目人，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
学界普遍认为，在俄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对其东西方文化属性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即“鞑靼压迫”时期（也就是金帐汗国统治时期）和彼得大帝欧化改革时期，前者使俄罗斯更加东方化了，而后者则是俄罗斯向西方融合的壮美乐章。
学者们提出，蒙古人的“亚洲封建军事专制传统”对莫斯科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提供了现成的范本，带来了俄罗斯历史上“最专制的时期”；
此外，蒙古人的风俗、语言、性格也都在俄罗斯社会和民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诚然，金帐汗国在俄罗斯统治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蒙古文化必然会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认为，蒙古文化对俄国文化的影响没有那么深远和巨大，而是相对有限的。
在蒙古统治时期，俄国并未被完全“鞑靼化”，俄罗斯民族在原有的轨道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灿烂文化。
从历史沿革上看，拜占庭的政治制度才是俄国中央集权制最根本的渊源，蒙古的入侵只是为其增添了浓重的军事色彩。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拜占庭对东斯拉夫人而言，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伟大的引导者、宗教和文明的源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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