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21世纪资本论》对经济学的贡献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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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任其自流,纯粹资本主义（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天生具有一种使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加剧且得到无限持续的长期内在趋势。
在这种长期趋势中,核心机制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
g）的必然性。
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自然的、自发的”动态机制交织着“均等化”（收敛）和“差异化”（扩大化）这样两股强大的力量。
推动“均等化”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虽然市场上劳动的流动性及其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也会对“均等化”产生影响,但其影响弱于知识的扩散和人力资本投资。
“差异化”包括两股力量:
一是高收入者（精英阶层）快速且极大地拉开自己与其他人群的差距;
二是与财富积累和集中过程相连的一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
g）。
如果放任其自流,那么,“均等化”的力量不足以抵消“差异化”的力量。
其根本原因在于:
后一种力量中存在着强大的r>
g的机制。
只要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富人的财富和收入增长就会比典型的靠劳动获得收入者快得多。
欧美国家近300年可观察到的数据表明,资本收益率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p.352,354）。
如果5%的投资回报率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则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
这些事实意味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加剧,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下述两幅图示描述了欧美国家的这种历史演进。
图1 欧美（1810-2010年）财富不均等的变化（p.349）
图1从一个侧面描述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经历了一个“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轨迹。
如图1所示,无论是用最富10%人口的财富份额来衡量,还是用最富1%人口的财富份额来衡量,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财富不平等集中度在不断提高,20世纪呈现出“U形”的变化轨迹。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其最富10%人口的财富份额从20世纪初的90%高峰值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随后保持这一比重直到80年代。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比重又开始上升,目前已升至65%左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低于欧洲,其最富10%人口的财富份额为80%,但自1970年以来不平等程度高于欧洲,目前最富10%人口的财富份额已升至70%以上。
图2聚焦于20世纪,采用最富10%人口的收入份额这一指标,展现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及瑞典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
从中可以看出,欧美各国的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同样显出“U形”变化轨迹,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态势。
目前,从国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来看,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最高,2010年其最富10%人口的收入份额已接近50%;
相比之下,瑞典的不平等程度最低,2010年起最富10%人口的收入份额只有25%左右。
图2 欧美（1900-2010年）最富10%人口的收入份额（p.323）
皮凯蒂对20世纪U形图形（其他几个变量也都呈现出这种特征）的变化轨迹有一个创见性的解释:
20世纪出现的财富和收入差距缩小（准确地说是1910年到1945年有所扭转）,并不像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所预言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正常现象,而是对资本主义长期内在趋势的一种偏离,而且作用机制也并不是这种假说所说的市场机制!
按照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在工业化过程初期,资本是最稀缺的要素,投资机会很多,企业所有者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从而出现一个富裕的企业家群体;
与此同时,大量的廉价乡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使劳动者的收入处于较低的水平上。
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资本会趋于日益充裕,促使利润率下降;
另一方面,劳动力会趋于供给紧张,工资开始上涨。
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程度将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轨迹。
这种变化是市场力量的正常产物。
皮凯蒂认为,真相不是这样的!
他批评说,库兹涅茨曲线是建立在1914-1945年间的短期历史数据之上的;
而且,在这一期间,不平等程度急剧大幅度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力量使然,确切地说,是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及其对精英阶层拥有的巨额财富和资本造成的毁灭性冲击,以及这一期间对财富和资本收入征收很高的累进税等制度性因素。
正是这类因素,使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
暂时偏离了“长期趋势”。
基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皮凯蒂强调,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是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书中反复强调的r>
g）导致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机制与所谓的“市场竞争不充分”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而消失。
即使是满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等完美的制度条件,纯粹的资本主义只会带来不平等严重化的自然趋势!
这正是欧美各国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下降之后最终又走上“上升”之路的根本原因。
观点之二:
在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中,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基尼系数的大小,而在于不平等的等级结构细节之中。
只有在这类细节中,我们才能发现r>
g在加剧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中的决定性作用。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扩散,来自劳动收入的差距会被压缩到一个相对温和的程度。
但是,财富（资本）分配的高度不平等与r>
g的力量之结合,则会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在有数据可以推算的最近200年间,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入份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在法国,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1800-1810年的35%-40%下降到2000-2010年的25%-30%,相应地,劳动的收入份额从60%-65%提高到70%-75%（p.223）。
其他欧美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最近几十年,在这些国家,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一般稳定在2/3和3/4之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缓和!
经济学家习惯于用基尼系数之类的单一的综合性指标来衡量不平等的程度,虽然有其用处,但会掩盖不平等的真相,不足以揭示不平等的复杂事实,更不足以揭示其间的内在机制,甚至会混淆在不平等中正在起作用的经济机制与对不平等现象是否合理的规范性证明（p.266）。
仅仅从上述长期趋势,还不足以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不平等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衡。
基于这种认识,皮凯蒂认为,思考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更好方式是考察不平等的内部结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出不平等的本质。
例如,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其间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机制和含义是极为不同的。
那么,欧美社会不平等的等级结构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虽然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相对温和,但内部差距仍然严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群大约拿到工资总额的20%,最底层50%的人群拿到约35%。
在劳动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多数欧洲国家）,最上层人群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阶层人群约占30%。
在最不平等的国家（如美国）,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p.246）。
为什么各国之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
主要的原因应到制度层面中寻找。
劳动力市场是以具体的规则和协商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建构。
正是规范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各种制度（例如最低工资法、劳资谈判机制等）,决定了工资的等级结构（pp.307-310）。
各国之间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反映的正是这类制度的差异。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皮凯蒂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级经理人阶层的崛起”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现象”。
这种现象意指:
公司经理获得“超级薪金”,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讲英语的国家特有的突出现象。
这种现象使这些国家的劳动收入差距大于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
第二,财富分配最不平等。
在整个19世纪,财富的高度集中是欧洲社会的基本特征。
直至1900-1910年,法国、英国、瑞典和
其他有数据可证的国家,最富有的10%群体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国民财富,比重达到90%。
其中,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超过50%的财富。
居于中等的40%人群拥有的财富刚好超过国民财富的5%。
就财富分配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中产阶级”（p.261）!
之后,由于战争、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的实施等原因,财富的集中程度大幅下降,但是财富分配仍然悬殊。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仍然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全部国民财富的50%。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而在美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财富份额达到70%（p.248）。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
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
第三,与财富不平等程度相对应,资本收入的分配高度不平等。
最富有者的私人财富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房地产,另一部分是金融和商业资本。
它们基本上代表着资本所有权的分配。
只要把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
g）的事实与上述事实结合起来,我们就会看到:
资本收入在拉大贫富差距中的作用。
按税前计算并且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该书认为,通货膨胀有利于更有能力管理资产的富人）,在18、19世纪,英法两国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是35%-40%,到20世纪中期下降到20%-25%,20世纪末开始又回升到25%-30%（“U形图”）。
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资本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情形。
即便是以平等著称的北欧,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远高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例如,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北欧各国,劳动收入最高10%人群的劳动收入只占全部劳动收入的20%,而资本收入最高10%人群的资本收入却占到全部资本收入的50%。
至于在其他国家,这种不平等的差距更大。
例如,在2010年的美国,劳动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劳动收入占全部劳动收入的35%;
而资本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资本收入占全部资本收入的比重高达70%（pp.247-249）。
总体上看,财富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远高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即便在最平等的北欧,资本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高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皮凯蒂把这种现象称为不平等的“两个世界”!
观点之三:
最重要的不是不平等的程度,而是不平等的合理性问题。
推动上述各种数据所显示的不平等程度的机制,正在破坏民主社会及其价值观,而民主社会的价值观（通过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努力来获得成功）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的健全基础（p.571）。
仅仅从现实中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且在扩大的事实,并不能直接引出它们是否合理的问题。
因此,我们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如此悬殊的分配差距是否合理?
对这一问题,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其间的观点错综复杂,大致上可分为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是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主要代表的、倡导自由市场的新保守主义者。
他们认为,只要财富和收入的获得满足程序公正原则——初始获得的公正和财产转移的公正,那么,由此而带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不管差距有多大。
因此,他们总体上反对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第二个阵营比较复杂,包括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凯恩斯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但他们共同的特征是追求某种平等主义的理想。
他们认为,放任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自由市场社会既不公平也不自由。
在他们看来,一个公正的社会需要政府的政策来修正这种社会经济体的缺陷,既要给每个人提供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也要培养低收入人群利用这种平等机会的能力。
因此,他们总体上倡导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如果我们要对皮凯蒂进行归类,那么不妨把他归为第二阵营。
但是,他的论证也自有其特色。
他认为,“问题在于,创业本身并不能让所有的贫富差距都合理化,……无论初始的财富差距是否合理,财富会自我生长并自我膨胀,会超越一切合理界限以及社会效用角度上的任何合理解释。
”
在他看来,上述各种数据显示出的不平等程度的不合理性,主要在于财富自我膨胀机制对民主社会及其价值观的破坏!
一方面,不平等等级结构的“两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
在19世纪,最富有的1%群体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英集团!
现在,这部分人群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集团,对社会前景、政治和经济秩序施加着巨大的影响（p.254）。
另一方面,它在破坏着民主社会崇尚奋斗的世界观,即:
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应当由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来决定,而不是由其出身和拥有的某些特权来决定（p.422）。
历史和现实中的两大因素——“遗产型资本主义”（食利者社会）和“超级精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种基本价值观。
特别是“遗产型资本主义”,使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破坏着民主社会的平等价值观,而且培养出一个“食利者”社会。
虽然在现在的欧美国家,“超级世袭者”已经比较少,但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世袭中等阶层”,“食利者”社会的本质没有变化。
那就是一种寄生现象。
他们之所以能获益,与其努力无任何关系,纯粹源于“出身”这一偶然因素!
皮凯蒂甚至说,“食利,乃民主之敌”（p.422）。
以法国为例,从流量数据来看,每年通过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而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初达到最高,为25%左右,随后大幅下降,在1950年时达到最低,仅为5%左右,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开始快速上升,目前已达15%左右（p.399）。
更令人震惊的是存量数据,仍以法国为例,个人财富中由继承而得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总量的比重同样在20世纪初达到最高,高达90%,随后大幅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但仍高于40%,随后开始快速上升,目前已接近70%（p.402）。
这些数据表明,所谓“劳动致富”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劳动是可以增加收入,但无论如何都赶不上“食利者”的致富速度。
并且,按照皮凯蒂的估算,这一比重在21世纪极有可能继续攀升,无怪乎有媒体据此惊呼21世纪将是一个“拼爹世纪”!
观点之四:
分配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把它简化为纯粹的经济机制问题。
不平等的历史是由两组错综复杂的因素互动作用过程所塑造而成的。
这两组因素是:
经济行为主体、社会民众和政治活动家对于“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看法;
上述行为主体的相对权力（或力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集体选择（p.20）。
使分配的历史一直深深地根植于政治之中。
虽然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对于再分配政策或制度是否合理争论不休,铁的事实是,其一,关于社会公正的抽象原则,社会是存在某些共识的;
其二,20世纪的文明社会都在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实施着广泛的再分配。
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正是这种内在的关系,促使20世纪后半期欧美各国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实行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以此来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现代文明社会,遵循个人的社会基本权利之逻辑,实施再分配政策。
这种社会权利观的政治和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
《独立宣言》宣布,每个人都拥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
《人权宣言》也宣布,人生而自由,并保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虽然18世纪产生于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体系主要是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权利,但是,20世纪实施的“福利国家”政策在观念上也源于此。
欧美国家在实践中把人的平等权利拓展到教育、健康、基本生活保障等领域,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
1930-1950年间财富和收入差距的大幅度压缩,虽然与战争因素有关,但也与经过政治斗争而实现的一组以追求平等为导向的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制的引入）相关。
累进制的所得税率和遗产税率是20世纪的两大创新,对降低不平等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正是这样的政策,使欧美各国1960-1975年间的收入差距能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
类似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程度的再次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决策转向的产物。
这次政治转向,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发挥个人能力和追求效率的名义,对制约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税收和金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有利于市场精英的调整!
如图3所示,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对最高收入的课税税率均维持在极低水平,普遍在10%以下;
“一战”之后开始迅速升高,随后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又升至新的高峰,达80%-90%,并一直维持这一水平至20世纪70年代末。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的最高收入边际税率开始急剧下降,普遍降至40%-50%左右。
总的来看,20世纪欧美各国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呈现出“倒U形”的变化轨迹。
结合图1和图2刻画的20世纪欧美各国收入不平等的“U形”轨迹可知,累进所得税制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反向变动关系:
在各国累进所得税制边际税率最高的1940-1980年间,正是不平等程度最低的时段;
而1980年以来最高边际税率的大幅下降,也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重新上升。
图3 欧美（1900-2010年）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p.499）
图4 欧美（1900-2010年）最高遗产的边际税率（p.503）
无独有偶,除了针对收入的累进税制之外,20世纪欧美各国针对遗产的累进税制也表现出类似的
特征。
如图4所示,20世纪欧美各国针对遗产的累进税率也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同样从20世纪初期的低水平开始（不到10%）,至二战结束后上升到70%-80%的最高水平,1980年以来又开始大幅下降。
这一轨迹与图1和图2所刻画的20世纪不平等的“U形”轨迹同样呈反向变动关系。
图3和图4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就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化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英、美两国,要比欧陆传统的法、德两国更为剧烈。
1940-1980年间,英、美的最高收入边际税率高达90%,而法、德则为60%左右;
同期,英、美的最高遗产边际税率在70%-80%左右,而法、德仅为20%-30%。
皮凯蒂认为这反映了二战结束之后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在压缩贫富差距上的政策差异:
英美主要诉诸高累进税制,而欧陆则更多地通过“国有化”来实现平等（pp.505-506）。
然而,不论是累进税制还是“国有化”,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制度,而是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复杂结合。
一个大胆的预测:
21世纪的欧美财富和收入分配将重归“长期趋势”!
除上述的主要论点之外,皮凯蒂还有一个激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推论,或者说是一个大胆的猜想。
那就是:
21世纪可能恢复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分配形态!
那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形态。
差异仅仅在于,20世纪初是一种典型的“超级世袭资本主义”,而21世纪则可能是“超级世袭社会”和“超级精英社会”的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
皮凯蒂认为,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有几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在21世纪继续上升。
其一,资本收入比（资本/国民收入）已经重新上升到20世纪初的高度;
其二,21世纪的世界经济恐怕很难保
持20世纪的高增长（g下降）;
其三,资本回报酬率r可能会下降,但不足以抵消资本收入比上升的幅度,从而难以避免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
其四,如果资本回报率r下降的幅度小于经济增长率g下降的幅
度,则r>
g的作用将继续强化（r-g扩大）;
其五,来自劳动收入方面的趋势也不容乐观,“超级经理人”阶层的出现加剧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
其六,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的最高累进税率（无论是累进所得税还是累进遗产税）均急剧下降,累进税制调节贫富差距扩大的作用大为弱化。
因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趋势,从纯粹经济逻辑来看,21世纪的不平等极有可能继续加剧,重新达到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二、进一步的评论和延伸思考
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是第一位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
虽然他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假说,但由于缺乏足够长的历史数据,他对不平等问题的分析是不充分的。
在皮凯蒂之前,有一些经济学家利用较长的历史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考察,主要有R.J.Lampman的《顶级财富所有者占国民财富的份额》（TheShareofTopWealth-HoldersinNationalWealth,1923-1956,1962）,AnthonyAtkinson和A.J.Harrison的《个人财富的分配:
1923-1972》（DistributionofPersonalWealthinBritain,1923-1972,1978）等著作。
《21世纪资本论》出版之前的数年间,皮凯蒂也与其合作者发表了一批类似的高质量论文,由此得以跻身于这一领域第一流经济学家之列。
但是,此书的出版则使他成为一位享誉公众、媒体和社会各界全球知名的人物!
在此书中,皮凯蒂的最大贡献是,运用一组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基本特征,让我们较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阶层分布和动态趋势的历史画面。
在他之前,谁能看到这么清晰的变化轨迹呢?
他描述的这幅画面和据此提出的一组观点,改变了人们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历史的理解,触动了资本主义的痛觉神经,从而也拨动了各路人马的神经。
然而,由此激起的众多媒体评论却充满不实之词。
支持者有时用溢美的语言称赞它。
例如,纽约市立大学访问教授布兰科·
米拉诺维奇称《21世纪资本论》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Milanovic,2013）;
《纽约时报》伦敦站站长史蒂芬·
厄兰格称,这本书足以与亚当·
斯密和马克思一较高下（Erlanger,2014）;
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
赫西称这本书是“史诗”和“奠基石”（Hussey,2014）;
莱恩·
古柏认为,它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Cooper,2014）;
斯蒂文·
博尔斯丁称它是一个“经济史对理论的、数学的经济模型的胜利”（Pearlstein,2014）。
有些批评者如丹尼尔·
沙克曼则用愤怒的语言批判说,“纵观全书,几乎全是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这种观点的中世纪般的仇视,……把结果的平等视为最终目的。
与各种媒体报道相比,一些重量级的经济学家撰写的评论文章则更加冷静和客观。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索洛以《托马斯·
皮凯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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