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南非经济奇迹的背后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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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顺差，1950年为1.43亿美元，1980年激增为74.30亿美元，以后才随“南非模式”的危机出现下降。
资本项目顺差，1965年为2.15亿美元，1982年达23.66亿美元，17年里年均增长达15.2%，但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后就急剧下滑，1985年后出现了负数（资本外逃）。
此前，南非依靠“经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成为世界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之一。
1979年美国在南非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达18%，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平均利润率仅13%，在发展中国家也仅14%。
二是南非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经济增长。
由于“低人权优势”，南非国家可以随意圈占黑人的土地，这是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做不到的。
因此南非得以大量占地，修建基础设施。
如南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的建设却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其里程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而居世界第三。
“南非奇迹”主要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
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
但仅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应该说也是事实。
持续经济增长使得哪怕是在这种体制下受欺负的黑人，生活也在提高：
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
横向看，他们比周边那些黑人掌权的邻国，大众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
南非多年来一直是周边各国，尤其是莫桑比克、马拉维、斯威士兰、莱索托、津巴布韦等国大量黑人劳工的打工地，其数量占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很大比重，甚至更远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也有在南非的打工者。
尽管南非这些外籍黑人的待遇还不如南非本国黑人劳工，但显然他们在南非的收入要高于在本国，否则他们不会来。
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黑人占人口的3/4，个人收入只占1/4。
1982年，南非全国白人雇员月均工资1073兰特，黑人雇员278兰特，两者之比为3.9：
1；
1987年白人1959兰特，黑人593兰特，两者之比缩小至3.3：
1，黑人工资增长了113.31%，白人工资增长了82.57%，但绝对差距却由1982年的795兰特扩大为1987年的1366兰特。
这些数据表明：
种族隔离前期，随着歧视的严重，白黑差距无论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在扩大，其中相对值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最高。
此后，由于黑人抗争与国际压力的作用，相对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身份壁垒下的“社会主义”
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国有经济”比重奇高。
尽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经济上却颇为“社会主义”。
即使在国有经济已经不太景气的种族隔离时代末期，1986年公营部门仍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产值的26%，出口的50%以上和进口的25%。
因此，那时的南非颇有点“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色彩。
正如著名左派学者沙米尔·
阿明所说：
“尽管南非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统治者的‘中央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却一直把这个国家置于按习惯包括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世界之内。
”这种状况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数的荷裔（现在自称阿非利卡人，过去被称为布尔人）推动的。
殖民时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白人征服了占多数的黑人，而英语白人通过“英布战争”在军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数的布尔人，但政治上却与布尔人达成了妥协，承认后者自治南非。
在英布战争后的南非，具有市民传统的英语白人适应工商业竞争，多属于企业家与白领阶层，是南非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动力。
而人数更多、政治上也占优势的阿非利卡白人传统上是农牧民（“布尔”就是荷兰语“农民”之意），不善经商，进城后多属于工薪阶层，其中不少人属于“穷白人”。
他们论经营不如英语白人，论打工却又不如更为吃苦耐劳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种族特权的保护。
他们歧视黑人更厉害。
布尔“穷白人”不仅长期支持种族压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过渡期内他们也成为顽固抵制黑人权利的白人“极右派”的社会基础。
为了维护种族特权，保障既得利益，维持“布尔人的团结”传统，南非为阿非利卡人实行相当程度的大锅饭制度，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给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铁饭碗”，实行高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终生雇佣制。
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把种族沙文主义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发动了抗议资方允许黑人劳工“入侵”该行业的武装起义。
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国”的口号。
起义本身虽被镇压，但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从此打下基础。
因此学者们注意到，与中国台湾、韩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却对进城黑人实行“积累的排他性”制度。
这种“种族社会主义”当然以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为前提，但是这种压迫与奴役自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更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状态下“市场竞争中赢家通吃”的结果。
事实上，在这种状态下，白人与黑人各自内部的“阶级分化”都很不发达，仅就白人内部看，南非几乎与北欧一样是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
而南非的黑人企业家阶层是种族隔离废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贫穷。
但是“平等的白人”与“平等的黑人”之间却悬殊有如天壤。
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特权社会主义”也给“竞争”带来“特色”。
南非布尔人搞工商业不如英语白人，但靠着国家权力的支撑，在金融与房地产领域暴富的很多。
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非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构：
英语白人构成主要的私营工商业者阶层和外资管理层，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为公务员与国家强力部门（军警等）职员外，经济上主要依托国家，一些人成了有国家背景的垄断寡头，更多人则在国有垄断部门当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工人”。
黑人青壮年多在城里为私营部门打工，或者在国有企业中从事白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工种。
他们的家属则有相当一部分在“户口所在地”，即所谓“黑人家园”，成为留守一族。
如前所述，“种族社会主义”状态下不可能有什么“新自由主义”，但更不可能是什么“福利国家”。
尽管南非的国家财政给白人（只占人口的1/4左右）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
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既无自由也无福利”。
南非黑人民权运动看问题比较清楚，他们既为黑人争取自由，也为黑人争取福利。
畸形的“民族主义”与“文化自尊”理论
在南非历史上，英语白人与布尔人作为白人无疑都压迫过黑人。
但由于英语白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竞争力较强，较少依靠特权，并且更崇尚自由竞争，因此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相对开明，并且与以英语国家为主流的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形成呼应之势。
人类各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英美各国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尊重人权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人权问题上他们都有不光彩的过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应该说，近代人权的进步的确是在这些国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国内人权方面，然后也表现在国际上。
联合国两个“人权宣言”就体现了国际社会促进各国人权保障的努力，而英语国家显然是这种努力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南非问题上也是如此。
当然，英美外交历来有“利益外交”与“道义外交”的两面。
从利益上讲，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它们由于本国资本不肯放弃在南非赚钱的机会，在制裁南非的问题上往往半心半意，使制裁有名无实，客观上放纵了南非。
但从“人权外交”的角度看，再有名无实的制裁毕竟也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其对南非的影响不可小视，尤其在南非国内英语白人的呼应下更是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历史上英国人欺负过布尔人，并通过以强凌弱的英布战争灭掉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使其成为英国殖民地，因此布尔人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
英布战争中布尔人遭到“屠杀”，在“集中营”里大批死亡，给布尔人留下深刻的创伤。
南非各地有关英布战争的纪念碑、博物馆、历史遗迹等等星罗棋布，时刻提醒布尔人——现在的阿非利卡人勿忘过去。
在布尔人的抗争下，即便在英布战争后的英属时期，包括“穷白人”在内的阿非利卡人势力仍然主导着南非政治，独立后更是如此。
于是他们在压迫黑人时，对英语居民乃至以英美等英语世界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规劝、指责与制裁还特别理直气壮，认为你们过去欺负我们，现在有何资格跟我们讲人权？
南非总统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称：
“我的人民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比非洲其他人都早，”而这些殖民者的后裔现在却干涉我们的内政，强迫我们“按我们敌人的方式去理解种族隔离制”，我们绝不屈服，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但绝不搞他们建议的“一人一票选出的政府”。
于是阿非利卡人压迫黑人、坚持自己的种族优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义”、“独立自主”和“拒绝他人干涉内政”的“正义性”。
这就不难理解南非何以如此顽固坚持种族压迫，而且如此振振有词。
为了坚持他们的种族特权，他们可以退出英联邦、蔑视联合国，断绝南非荷兰裔教会与宗主国教会的关系，与国际社会叫板。
早在1834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在南非废除奴隶制时，布尔人就“视之为奇耻大辱”并恼怒地斥责此举破坏了白人与黑人间“合乎体统的关系”。
由此导致的英布关系紧张，在几十年后最终演变成为英布战争。
1910年，原英国殖民地开普和纳塔尔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演变来的殖民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合并，成立布尔人主导的南非联邦。
当时布尔人通过的宪法剥夺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权利（英治下允许黑人购置与拥有土地，黑人区可以选举代表，建立权力有限的议会等，独立后布尔人说这都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东西，都废除了），于是就有黑人组成代表团到伦敦请愿，要求英国政府阻止这一进程，他们因此被骂为“南非奸”、“英国人的同伙”，帮助英国人干涉南非内政等等。
布尔人理论家在论证“有序城市化”等特色理论时，经常把英美狠批一通，如20世纪30年代南非联邦主管土著经济的霍洛维就声称：
美国的黑白一体化政策是不成功的，不能把它强加于南非。
南非宗教中也有这样的问题。
南非英语白人建立的英国圣公会是比较反对种族隔离的，他们甚至选出了一个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
图图。
但是南非的荷兰白人教会归正会却顽固支持种族隔离，甚至对荷兰本土归正会的反种族主义态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门户，断绝了与后者的关系。
在后来阿非利卡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以“反殖民主义”来抗拒人权平等等普世价值压力的做法更是愈演愈烈。
1960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南非，在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讲《变革之风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变种族隔离制度。
结果在阿非利卡人中引起强烈愤怒，认为英国人干涉内政，当年10月，阿非利卡人占多数的南非白人投票宣布脱离英联邦，废除英国女王象征性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国。
同年另一件“外国人干涉内政”的事件是黑人领袖、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Congress，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主席卢图利大酋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南非当局又一次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对阿非利卡人有偏见”。
相反，当时的黑人解放运动对英语世界怀有好感，曼德拉曾自称“亲英派”，他说：
“英语对阿非利卡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
”1941年罗斯福、丘吉尔这英语世界两大领袖发表《大西洋宪章》强调普遍人权原则，阿非利卡人对此嗤之以鼻，但非国大则深受鼓舞，并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文本发表了《非洲宪章》呼吁给予黑人普遍人权。
而南非的英国圣公会更成为黑人基督徒的抗争基地，产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图图等支持黑人解放的精英。
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又一个理由是“文化差异论”，他们以此否认普世的人权，主张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
黑人如果像白人那样要求自由，那就是中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毒，就是被“西化”了，只有乐于当奴隶，才算保持了他们的“优秀传统”。
南非官方学者宣称：
“如同保持种族-生物特性一样，保持民族认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权利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
按照他们的说法，白人喜欢自由，黑人喜欢被奴役，这是他们各自的“文化特征”，保持这种种族“文化特征”就是最重要的人权。
据说黑人也希望保持和保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种族隔离有利于保持黑人文化。
把黑人与白人分开“各自发展”，他们就可以避免外来影响而实现自己文化的“复兴”了。
因此南非的各个种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园发展其文化，黑人的家园就是“班图斯坦”。
在班图斯坦实行“自治的部落制度”就可以保持和发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民族自豪”。
因此布尔人掌权之后，就废除了英治时期的土著人议会，强制“恢复”了传统的酋长专制为主的“班图制度”。
对此南非黑人领袖给与断然的反驳。
纳尔逊·
曼德拉指出：
人权是所有种族与民族都必不可少的。
“人民要民主，……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
”
“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
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
应该说，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就与压迫有关。
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如今也还是有流动工人（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
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
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南非称之为“黑人家园”），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
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流动工人”的英文词义其实就是“候鸟式工人”）。
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过年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
中国新年前后的“民工潮”之“壮观”已是尽人皆知，而堪与相比的就是南非。
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这里会出现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
但是南非朋友告诉我：
如今这些返乡民工已经多是外籍工人，南非本国黑人劳工在民主化以后大都在城里安家（哪怕是在所谓贫民窟里），不再是“候鸟”了。
但历史地看，“流动工人”的前身其实是更糟糕的“征发劳工”，（即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三阶段。
只是南非在民主化以后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黑人取得了自由就业与在城里安家定居的权利）。
南非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通过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
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
黑人就该是“乡下人”——这个观念在南非当局那里可谓根深蒂固。
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南非曾长期保留征发手段来利用黑人劳动力，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就规定：
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3个月，否则必须交纳10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
在那个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不迭的状态下，对白人来说，问题不在于要“隔离”黑人。
所以“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也是到1947年后才出现。
但应当强调：
这绝不意味着此前黑人待遇更好。
在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布尔白人比英语白人封闭保守，对工商业兴趣不大，长期依靠“牛车、步枪、圣经三件宝”，以所谓“牛车阵心理”（顽固、保守、排外）抵制世界潮流。
因此虽然由于发现金矿而致富，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南非的制造业都很不发达，即使在非洲也并不居榜首。
然而在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化潮流后，情况就大为改观。
尽管布尔战争后南非在英属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与布尔人-阿非利卡人达成妥协，保留了许多布尔人特权，并且出现了英属条件下战败的布尔人仍能主导南非政治的奇特现象，但南非毕竟是作为英国属地（独立后是作为英联邦成员）纳入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体系，而且尽管布尔人主导政治，英裔白人在经济、尤其是工商业方面实力仍然成长很快。
因此总的来讲，南非仍然是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成功者。
于是，南非黑人的“低人权”状态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便戏剧性地成为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利条件。
在铁腕控制形成的“稳定”局面下，没有工会、缺乏博弈能力、吃苦耐劳而又百依百顺、既低工资也无福利“成本”的廉价劳工——南非的“进城黑人”，与其他廉价要素一道，构成了“最好的投资环境”。
此时，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导致产业外移的潮流，南非依靠“低人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生产出大量的制造品。
在“经济奇迹”中，南非“进城黑人”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迁徙动力，使得城市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南非的“黑人”来打工：
在南非，1911年“征发劳工”为“流动劳工”所取代，不是“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而是黑人主动进城而白人限制，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隔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种族压迫）是这时才成为主要的歧视方式的。
到20世纪70年代，在南非城市人口中黑人已超过半数，20世纪90年代更超过70%。
这些黑色“进城农民”与白色“城市户口”间的冲突也就尖锐起来。
“通行证”：
沙佩维尔之痛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
与此不同的是：
南非的“进城黑人”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
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
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贱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随身携带特殊证件，警方（以及由政府建立的特殊强力组织）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检查，检查不合格就可以随意拘留、惩罚他们。
早在1760年，布尔人当局就规定黑奴外出需持“通行证”，1809年开普殖民地的英国当局也有类似规定。
由于黑白人外貌易于区分，凡是非有组织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一出现就是非法，几乎用不着查证件就可以被拘留遣返，所以那时“通行证”还不重要。
“流动劳工”盛行后，非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中越来越多了，“通行证”也就重要起来，以致到二战以后，它已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最重要标志。
南非的这种“通行证”阿非利卡语叫DomPas，相当于英语Pass。
这个词由动词“通过”而来，演变为名词后我们习惯译为“通行证”。
这种证件其实是白人当局准许黑人打工的证明。
官方定义持证流动的黑人“只是暂时性”被允许留在城市，证件上标注有“暂时寄居者”（TemporarySojourner）字样，其实译成“暂住证”更准确。
通行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所谓“流入控制”（InfluxControl），白人当局通过它规定黑人劳工准入的地区与行业。
南非官员认为，“暂时寄居者”的身份适合于黑人劳工，他们被允许工作，但他们不能被当作市民看待。
20世纪50年代的南非学者指出：
“今天非洲人的法律地位是：
警察可以在不论白天黑夜的任何时候逮捕在约翰内斯堡大街上走路的非洲人。
”南非统一规定，年满16岁的黑人在“白人地区”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
每年都有大量“贱民”在证件盘查中被拘留。
如南非1984年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黑人达16.3万人次。
南非当局对黑人查通行证，虽是恶法，毕竟还有“法”。
出示了通行证的黑人一般不至于被抓。
南非并无“严打”、“运动”的传统，南非黑人办这种歧视性证件也基本不收费。
《通行证法》一直是南非黑人抗争的焦点，著名的沙佩维尔惨案就是这样发生的。
1960年3月，约翰内斯堡以南35英里的沙佩维尔镇，警察向反对通行证法的黑人示威者开枪，打死69人。
“非国大”就是因发动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打成非法、被迫转入地下乃至从事武装抗争的。
黑人组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索布克维等人则因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
在南非黑人的抗争中，当局出现了某种改良。
1978年后对黑人的通行证检查“放松”了，黑人不必当场出示证件，只要能从5公里内取来即可。
在以后几年里，黑人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人数下降了一半，对于不能出示通行证者逐渐改用罚款来代替拘禁。
1986年，南非当局正式结束了人口流入控制，废除了通行证，但仍通过住房政策来维持对黑人的管制，通过清理“违章建筑”来驱逐他们。
通行证法的彻底废除还是在南非民主化以后。
“没有贫民窟”的奇迹：
索韦托
有了“暂住证”，还有一个在哪里“暂住”的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出现大量都市贫民，他们常常并不是都市原有居民“两极分化”，其中一些人“沦落到”贫民窟里。
“贫民窟”通常都是由外来的新移民构成。
从逻辑上讲，新移民的居住无非有这么几种可能：
如果他们足够富裕，可以购买或租用一般商品房。
如果他们无力这样做，那么在“福利国家”里，他们可以向国家申请廉租公屋；
在“自由放任”国家，得不到住房福利的穷人可以得到“自由”，自己盖简陋的小屋，或者租用“廉租私屋”——这两者都被称为贫民窟。
人们批评贫民窟现象，是出于同情贫民，希望国家提供住房福利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而绝不是主张把穷人赶走。
他们往往根本想不到还会有把穷人赶走的地方。
所以，看到某个地方没有“贫民窟”，他们就会认为那里没有“贫民”而啧啧称赞。
当然，南非不会得到这样的称赞，黑人与白人一望便知。
南非的“白人城市”没有贫民窟，大家都知道是强行“清理”黑人的结果。
按照南非当局的本意，“流动工人”应该把家庭留在“黑人家园”，自己单身进城打工，打到30多岁青春耗尽，就回到“家园”自生自灭。
因为南非强制实行黑人土地部落所有制，禁止黑人私有、买卖和处置部落分配给各家庭的“份地”，因此官方假定他们在“家园”是有“退路”的，城市无需操心他们青春被榨干之后的归宿，只要禁止他们私搭乱建（illegalsquatting）就万事大吉。
因此官方在“白人城市”的边缘设立了许多“集体宿舍区（dormitorytown）”或“集体宿舍院（dormitorycompound）”，并设立了宿舍区与工作地之间的通勤交通。
集体宿舍区的通勤交通比较发达，而棚户区则往往通勤不便。
但是，南非黑人却普遍认为，能够全家团聚在棚户区的黑人劳工，其处境比单身住集体宿舍的“流动工人”好。
两者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无法建立家庭生活。
南非黑人抗争时最突出的抗议标语就是这种制度“破坏家庭”、“毁灭儿童”。
非国大的一份出版物（MigrantLabourandSegregation）指出，他们“几乎是长久地与家庭分离”，而“对于年轻并且性行为活跃的夫妻而言，长期分居将导致家庭破裂”，许多打工者因此“从来没有形成过家庭”。
南非当局不会允许黑人在“白人城市”里形成贫民区而打搅白人的安宁、破坏白人的审美情趣。
于是在“清理”与反“清理”的长期较量之后，南非当局转而采取“城外城”的方式安置黑人家庭，于1930年在约翰内斯堡西郊划出一个“西部区”（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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