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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陶渊明所说的“影”与慧远所说的“影”根本没有一点联系。
因此，组诗《形影神》是在极其广泛的意义上发表对生死问题的看法，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与陶诗中其他很多吟叹生死主题的诗一样，都是诗人在坚执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的过程中，对人生的感悟之作。
诗前小序也清晰地呈露了诗人超越死亡的心灵轨迹，表现了对生死问题的清明与旷达。
组诗借辞赋中常见的对话的形式，让“神”以“自然”之理释解“形”、“影”惜生之苦，反映了诗人思想中各种矛盾因素的冲突与调和。
面对人生的种种局限，诗人以委运乘化、一任自然来求得自我的解脱。
不断地追求超越有限的生命而与无限合一，期望回归自然以求得永恒，“自然”成为诗人追求的生命的最高境界。
诗人在弃官归田，返回外在的自然之后，与大自然深心相契，与山川万品归于一体，又返回了内在的自然，实现了“身心与天游”。
而且诗人对生死的反思直指生命存在本身，将死的超越与生的安顿融合为一，关注的是生命存在的自然过程，而不是某种结局，努力摆脱与生命的任何非本真的联系，使生命存在的本身自成目的。
寥寥数语以“自然”二字结穴，“释得透快”，也给人无限的启迪，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理。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形、神问题本是哲学上的重要问题之一，关于形神的讨论由来已久。
《管子。
内业》所谓“形”与“精”已经导始了形神的讨论。
《荀子·
天论》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了神对形的依赖关系。
桓潭《新论·
形神》用烛火比喻形神，成为一个有名的论点，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就是借“薪尽火传”来“验之以实”的。
嵇康《养生论》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形和神的关系。
组诗题名《形影神》，使形、神这个二极的命题扩展成为形、影、神三极的命题；
使三者各有所指代：
“形”，指代人的身体，兼指人求长生的愿望；
“影”，指代人的影子，兼指人立善求名的愿望；
“神”，指代人的理智。
这样就突破了形神关系这个纯哲学的命题，使之更贴近人生的实际，这是诗人独立思考的结果。
陶渊明以诗人的慧心和灵气体悟到了生命的重心。
其深度可以说是空前的，他又以平谈自然的语言写出自己对人际的关怀和对人际的超越，把个人对生活的感悟升华为带有普遍意义的哲理，尽管没有刻意求深，但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却相当大。
二、感受虚空与纵酒行乐
组诗《形影神》的主旨在于发表对生死问题的看法，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对生死问题的关注首先集中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忧虑。
第一首《形赠影》便直接承接魏晋时期作品中浓郁的人生意识和宇宙情调，提出了一个永恒的疑问：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
草木得常理，霜露荣粹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亡吞噬并带走了人的一切，生命显得那般苍白和空虚。
当死亡降临的时候，社会、亲友、财产、权势都将毫无用处，人只能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孤独地面对陌生、冷酷、黑暗的死亡。
而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他不仅可以从他人的死亡联想到自身，而且人还有丰富的情感。
在体认生命有限性的同时，总是伴生出哀愁、忧怨、悲苦、畏惧等种种消极的情感。
《形赠影》中接着写道：
“适见在世中，奄去无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
但余平生物，举目情。
”就是这种情况的形象的概括。
陶渊明有极强的生命意识，他对生命局限性的体验十分敏感和自觉，也非常深刻而凝重。
时光的流逝、节序的变化、自然景物的荣枯常常引起他对生命终结的焦虑。
有时面对良辰美景，诗人也会产生满腹愁绪。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写道：
“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颸。
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
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
流目视西园，烨烨荣紫葵。
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
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
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
”这样的诗很多很多，《游斜川》诗小序中说“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
”这成了诗人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
这些诗在平淡自然的描写中，常融进诗人自己生活的实感，形象格外凄切动人，感情也格外沉郁笃实。
如《杂诗》其七写道：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逼。
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
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
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亲人的离世、老境的迫促，也常常把诗人带到死亡的边缘，使诗人惶恐感叹不已。
《归园田居五首》之四写道：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
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
死没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有时诗人甚至还有意识让自己去体验去经历自己的死亡，他写的《拟挽歌辞》三首和《自祭文》，在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这种对生命局限性的体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悲哀不能简单地视为悲观消极。
不仅因为其中深藏着对生命的强烈的执着和留恋，也因为它可能激发起人超越自我的强烈而深沉的冲动，产生无限的创造力，使人能以现实的努力来抗拒人生的虚幻和时间的奔流，从而超越生命的有限性。
陶渊明的诗至今仍令人激动，让人感奋，催人进取，就是因为其中始终回荡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进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杂诗十二首》之一）的最强音。
在《形赠影》中，“形”主张的是另外一种生的决断：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这使人一下子联想想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若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面对趋时而在的“有生必有死”（《拟挽歌辞》三首之一）的结局和人生短暂、性命无常的悲哀，纵酒忘忧成了汉末以来士人追求生命超越境界的共同手段和形式。
陶渊明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游斜川》）既然人不能摆脱死亡，永久地占有自我的生命，便在绝望中通过纵酒行乐填补存在的虚空，暂时忘却死亡的焦虑。
显然，形的主张代表了陶渊明思想行为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诗人说“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
”（《读山海经》其五）因此，“形”指代人求长生的愿望；
而不得肉体长生就得穷尽今生，“形”也是及时行乐，放纵感性的代名词。
这是从人的自然性的角度立论，苦于人生短暂，性命无常便转而采取纵酒行乐的态度。
另一方面，“形”主张有酒即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认为饮酒可以养形存生。
陶渊明服用菊花泡制的药酒，他相信“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九日闲居》）这与炼丹服药以求肉体长生不老是一回事。
因此“形”的主张也代表了道教养形存生的愿望。
尽管诗人不相信个体生命会永世长存，但是饮酒所得到的形神相亲证明自己的生命存在不是一种虚空，醉酒之后放浪形骸，纵情肆志而又可以逃避现实，远祸全身更是身处乱世、常有性命之忧的诗人寄托和表现自我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因此诗人仍然纵情于酒，他写了《饮酒》二十首，畅叙了饮酒之乐，其七写道“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
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饮酒不仅能忘忧，而且能够得生，诗人有时“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有时“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之一）有时“壶浆劳近邻”。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有时“欢然酌春酒”，（《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酒成了诗人须臾不可离却的东西，“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止酒》）在《拟挽歌辞》三首之一还悬拟死后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酒，似乎已成为诗人生命存在的标志。
诗人饮酒还饮出了“深味”，《饮酒》二十首之十四写道“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饮酒使诗人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靠酒的兴奋与刺激，诗人第一个把酒和诗连了起来，在饮酒之后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好诗。
杜甫诗云：
“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可见酒成了陶渊明诗意人生的兴奋剂，酒给了诗人以灵感，使诗人发现了许多人生的真谛，也使诗人能在超然悠然的心境中为诗，诗人的生命价值在酒的濡溉下得以实现。
陶渊明主张有酒即饮，在很多诗中还对“有酒不肯饮”的假道学进行了讽刺，借此也对当时的黑暗现实作了强烈的抨击。
《饮酒》二十首之三写道：
“道丧向千载，人人异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
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酣畅淋漓之中也展露出个体存在的本真性，显然，独得酒中深味的诗人以酒表达出比那些整日提心吊胆、道貌岸然的追名逐利之徒更为洒落的情怀。
总之，“形”主张饮酒享乐，这种生存方式的选择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
尽管诗人否定了这种选择，但其本身毕竟还是诗人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一次努力超越。
三、追求不朽故立善求名
《影答形》与《形赠影》一样为死亡恐惧所折磨，且进一步认识到养形存生也是不可能的。
《影答形》说：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
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如果说在《形赠影》中“形”对长生不死还有些幻想的话，那么《影答形》中“影”一开始就打破了这种幻想，它对死亡的认识要比较清明，能够直面死亡的深渊。
尽管死亡作为对生命冷酷的否定，令人非常痛苦，但“有生必有死”这是一种必然的归宿。
陶渊明与中国古代很多贤哲一样，对此有着相同的豁达与明智。
《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八写道：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
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
”在《与子俨等疏》中说：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
”个体生命只有直面死亡的存在，才可能返观生命自身，筹划自己生命的未来，实现对有限生命的超越。
人生匆匆百年，倏忽即逝，如果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确实很令人悲哀。
“影”之所苦正在于此。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憩阴若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乐俱时灭。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基于名随身灭的悲哀，“影”主张应立善求名。
不能使肉体长存就得让声名不朽，而求名的最好途径莫过于立善。
《影答形》中归结为：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
显然，“影”的主张代表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生死观，这是从生命个体存在的社会价值来立说的。
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注重通过建立事功即“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不朽的人生价值，是原始儒家的精髓，陶渊明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很深，“立善遗爱”一直是诗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
他“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三十六）“猛志溢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中年时期几度出仕，“时来苟冥会，宛辔憇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也确曾有过积极用世的热肠，只是因为“世与我而相违，”才走上归田躬耕、洁身守志的道路。
即使是在晚年诗人也经常慨叹：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杂诗》十二首之二）有时还坚定地表示：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
（《杂诗》十二首之四）让人一下子就想起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
诗人“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十）经常在诗中抒写建立功业来实现生命价值的冲动和激情，也经常在诗中表现一种生命价值落空后的悲凉，黄庭坚称他为“沉冥一世豪”，龚自珍也称“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
《影答形》以立善遗爱求名的愿望否定饮酒行乐，表面看来要积极得多。
实际上这二者常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中，随着形势、处境的变化，二者也可以相互转化。
一个人立身不成、求名不得可能转而及时行乐；
而行乐饮酒之时又往往不能完全忘怀功名未立，饮酒行乐也就变成借酒浇愁了。
而且这二者都是将有限的生命寄托于外在的形式，而忽视了主体本身，因此只要执着于生，就都有苦，“形”之苦在于人生短暂、性命无常，“影”之苦在于功业难成，修名难立，加之生命主体永不满足的内在欲望，人的心灵会永远处于无止境的渴望和追求之中，就会伴生无尽的烦恼与失落。
这就是“惜生”之苦。
因此，人的理智必须对生命存在的优长与局限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实现对有限生命的真正超越。
而这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即个体精神的自由；
要实现个体精神的自由，必须充分运用自然赋予人的理智，即“神”。
陶渊明的组诗《形影神》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其突出的魅力和价值，《神释》中“神”以自然之理释解形影惜生之苦，蕴含了诗人无穷的人生智慧，体现了诗人洒落旷达的胸襟气度。
诗人在超越生死的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他生命意识的深度，展示了他生命存在的高度。
四、委运自然以顺化人生
如诗前小序所说，组诗写作的主旨在于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惜生之苦。
因此，释解了形影惜生之苦，也就实现了对个体生命的真正超越，进入到洒落澄明的最高境界。
《神释》中，诗人以五层相互密切联系的意思组织成一个浑融无间的整体，阐明了组诗的创作住旨，实现了对有限生命的真正超越，也体现了无可比拟的理性思辩的力量。
第一层是开头两句：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
”十个字即阐明了自然之理，充分体现了诗人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
宇宙间万事万物都顺着自然造化之力而运转不息，各有其存在形式和存在规律，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改变的。
秉承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诗人认为万物出于自然，《自祭文》中也说：
“茫茫大块，悠悠高冥，是生万物，余得为人。
”确立这一观点极其重要。
它不仅能否定天命鬼神对于人事的决定作用，诗人在《冤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即说：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对传统的天道观、鬼神说提出深刻的怀疑，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更重要的是奠定了生命存在的根基。
《庄子·
齐物论》中说：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生命个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归根结底也是自然化迁之力。
因此，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够得其生。
陶渊明特别强调“乐夫天命”、“任真无所先”、“抱朴含真”都是这个意思。
第二层是接下来六句：
“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
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陶渊明已经充分认识到人作为生命主体的特殊性，就在于人有理智。
在《感士不遇赋》中说：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
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人作为主体，与天地山川草木的存在相比，有自己最大的优越性，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智来探寻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清醒地认识到生命主体存在的优长与局限，扬长避短，在给定的生命限度内进行最大可能的价值创造，不断开拓出新的生命境界。
尽管诗人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人的智慧的来源与性质较为机械，是不科学的，但他对人作为主体在自然万物中的位置的把握还是基本正确的，表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主旋律。
第三层意思是用自然之理阐明人生命个体的死亡。
诗说：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今天看来这已成为常识，但在道佛二教盛行的魏晋时代，陶渊明能清醒而勇敢地揭明生命个体死亡的客观自然性，这在认识史上是很有价值的。
人虽认为是“万物之灵长”，“最为天下贵”，但“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人与自然万物一样，有个体生命的局限性；
而且死亡对人是绝对公平的，“无贵无贱，同为枯骨。
”然而，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常常为了一己之私而惑于生死。
道教主张炼丹服药，可以长视久生；
佛教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有报，陶渊明以自然之理阐明死亡问题的本来面目，无疑是对道佛二教的有力的批判。
诗人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八中尖锐地指出：
”在《连雨独饮》中也说：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
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第四层意思是以自然之理否定形影的主张。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立足于自然之理，“神”认为“形”苦于人生短暂、性命无常，因而执着于长视久生，而这根本不可能，于是又通过饮酒以忘忧，但这恰恰是伤生害生。
陶渊明“性嗜酒”，却对饮酒忘忧作了否定，这是因为饮酒并非诗人生命主体本真的追求，梁昭明太子萧统撰《陶渊明集序》云：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
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
”据统计在现存陶诗中，有近六十篇直接或间接涉及饮酒，而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的政治诗多与饮酒有关，这说明饮酒不过是诗人借以隐晦地感叹时局和世道而已，《述酒》诗即为典型，通篇充满了庚词隐语，而无一字提及酣饮之乐。
此外，据《饮酒》诗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
顾影独尽，忽焉复醉。
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
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这说明陶渊明并没有象此前的阮藉、刘伶那样把饮酒看成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和目的，他饮酒量并不多、而且饮酒之后还能写诗，确实从饮酒中得到了乐趣。
尽管也有很多借酒浇愁之作，但诗人绝没有狂饮烂醉，嗜酒如命。
因此诗人并不是简单地全部否定饮酒，而是否定那种狂饮烂醉、肆意害生式的纵酒。
同样，诗人也不是简单地否定立善，而是借此对当时的黑暗现实作强烈的批判。
立善本是诗人一贯的追求。
只是诗人所处的时代是：
“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
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
”“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
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
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加之，“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
”（《感士不遇赋》）在政治纷扰、战乱相寻，各方诸侯杀伐篡夺，利欲熏心的黑暗的年代，立善求名是根本行不通的，诗人“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却“白首无成”，就是最好的证明。
另外，当时佛教甚嚣尘上，慧远等反复宣扬灵魂不灭，超脱轮回，立善有报，反动统治阶级（包括上层佛教徒）一方面残酷掠夺和压榨人民，穷奢极欲，大肆挥霍，另一方面，又专心空门，重金施舍，以资冥福，充分暴露出他们贪婪、自私的剥削阶级本性。
陶渊明对此深恶痛绝，在很多诗中都直接抨击了佛教的欺人诳世之谈。
诗人否定立善，是否定那种以立善为名，实质“营营以惜生”的追名逐利之徒。
第五层意思诗人正面阐明自己的生死观。
诗云：
“甚念伤吾生，不如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指出：
“《归去来辞》结语‘聊乘化以归尽，乐夫无命复奚疑’乃一篇主旨，亦即《神释》诗所谓‘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之意，二篇主旨可以互证。
又《自祭文中》‘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亦即《神释》诗‘正宜委运去’及‘应尽便须尽’之义也”。
陈寅恪先生把这概括为委运乘化的“新自然说”。
其结论曰：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
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
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
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者之积极抵触名教也。
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
”陶渊明这种承受生命终结的态度在其《自祭文》中表现得最为透彻，处于死亡的边缘状态，诗人坦然地说：
“宠非己荣，涅岂吾缁？
捽兀穷庐，酣饮赋诗。
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
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
”阮籍在《达庄论》中曾说：
“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
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心气平治，消息不亏。
”但恬于生而静于死对“旧自然说”来说只是一种纯理论形态，在实际生存状态中，庄子是“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痈”；
阮籍是佯狂任诞，纵酒荒放，最终也就扭曲了生命主体的自然本性。
陶渊明归田躬耕，在世风颓废中安贫乐道、洁身自守，“任真自得”、“乐夫天命”，不仅得遂自然之志，保持了自我，也真正超越了死亡的忧虑。
面对死亡这一摆脱不了的宿命，处于令人不胜其哀的生命最后一息，诗人的心灵空明湛然又平宁静远，了无一累而廓然无碍。
回归自然是陶渊明顺化人生、超越死亡的途径，“托体同山阿”是生命主体回归自然的唯一形式。
将一己生命融进宇宙大化的生命节律之中，与造化和同一气，个体生命才能与天地山川一起得到永恒。
诗人在《拟挽歌辞》三首中真实而不虚矫地坦露自己的性命之真：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是最高形式的幽默，不忮不求，了无挂碍，使诗人的人格和诗的价值最后一次得以提升，成为一种不可企及、不可再造的真性灵。
诗人的自挽诗正是诗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而留下的千古绝唱。
陶渊明对生死的清明旷达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为什么归田隐居、躬耕自守后的诗人能“即事多欢欣”，为什么诗人能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宁静清纯、温馨平和、充实完美的田园诗世界？
这不仅因为安定闲适的田园生活解决了诗人“仕与隐”的矛盾，使诗人不再“违己交病”、“东西游走”、不再“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更因为回归自然之后的诗人摆脱了功名、富贵、利禄、得失，也摆脱了生死的俗网的羁绊。
灵魂的自由、心境的旷达使诗人完全投进自然的怀抱，涵咏俯仰与大自然融成一片，或“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总能以艺术的心灵感受到田园风光的美好，诗人整个的生活已经诗化了。
他以哲人的智慧悟彻了宇宙和人生，又从平常的事物中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理趣和人生的真谛，他所实践的是真正的诗意人生。
海德格尔说过，人，可以诗意地安居在这块大地上，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有了诗人，人类才有真正的安居。
陶渊明正使我们看到了诗人的价值和伟大，我们应该对他表示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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