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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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便，我们把这个定义代表的观点浓缩，称为“社会运行论”。
社会学的一个特点是：
它研究别的具体社会科学都涉及但不做专门研究的东西。
“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正是这样一种“别的具体社会科学都涉及但不做专门研究的东西”。
重要概念
把“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看做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并不是主观杜撰，而是有多方面的根据的。
一、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时代根据
社会学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决定性的因素是时代的实践的要求。
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那样：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因此，揭示社会学独特对象的根本途径，就是要说明这个决定社会学产生的时代需要。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Inkeles）指出了给社会学下定义的三条途径——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什么）、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什么），但这三条途径只有跟恩格斯指出的这个根本途径联系起来，才能是深刻的。
要说明决定社会学产生的时代需要，离不开说明西欧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变化，说明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正是这些社会变化和社会后果，突出了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即如何实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避免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问题。
在近代西方社会的变革历史中，最核心的事件是18、19世纪的两次大革命。
一次是l8世纪在英国开始，l9世纪扩展到整个西欧和美国的产业革命。
另一次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大革命（同时也是思想大革命），到l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已在欧洲主要国家中完成了。
这两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和后果，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社会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型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两大革命的巨大作用在于，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它们推动了自由竞争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建立：
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和统治。
它们引起了观念的变化：
金钱关系、金钱至上的观念代替了宗法等级观念，“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它们造成了一个急剧变化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而与千百年沉睡的慢节奏的传统社会不同：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总之，两大革命使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思想观念到政治制度都发生了变化。
作为上述变化突出表现的丁业化（机器大工业普遍地代替工场手工业）和都市化（城市规模的扩大、作用的增大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对社会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性的王国”，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反，却越来越暴露出这一社会的许多弊病、祸害和恶性循环：
作为社会瘟疫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
作为贫富悬殊标志的富人区和贫民窟的并存；
从劳资对立到工人怠工、罢工、破坏机器以至起义；
从大鱼吃小鱼到企业破产、倒闭；
从童工的使用到工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悲惨处境；
从失业大军的形成到犯罪率的提高；
一边是“生产过剩”，很大一部分粮食和其他制成品被销毁，另一边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饥寒交迫，如此等等。
这种种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障碍和不协调，以极其鲜明的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
如回答“能”，则有一个如何达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
如回答“不能”，则又有一个如何解决、出路何在的问题。
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根据l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特别是圣西门的思想，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像孔德、斯宾塞（Spencer）等西方社会学的创始者们，像涂尔干（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克姆等）、韦伯（Webber）等西方社会学的实际奠基者们，实际上都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上，着眼于社会改良，各以不同的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围绕这一点来谈论社会学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则站在推翻旧社会、创建新社会的立场上，着眼于社会革命，来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的问题。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采用“社会学”这个术语，而把自己的学说叫做“唯物史观”，但这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
作为时代的实践要求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因此，它以不同的形式植根于社会学两大分支之中，是不奇怪的。
照我们的看法，“创始人说了些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提出了争取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避免社会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的问题。
“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什么”，在我们看来，也没有脱离这个根本点。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越来越复杂、越分越细微，系统里有小系统，部门里有小部门，因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重要。
至于“理性指示什么”，当然也应当这样来理解。
应当注意，当我们说揭示社会学独特对象的根本途径是说明决定社会学产生的时代需要时，丝毫无意于否认思想材料在形成社会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同任何新学说、新思潮的产生一样，社会学的形成首先也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社会经济的事实之中。
这是恩格斯在分析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阶段到科学阶段时提供的方法论原则。
社会学由以出发的思想资料一般地说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历代思想家在其哲学、政治和伦理观点中包含的社会思想。
这些社会思想尽管属于作为学科的社会学的史前阶段，但也给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以这样那样的启示和影响。
例如，孔德不仅受到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1e）、霍布斯（Hobbes）等人的影响，而且还直接从孟德斯鸠（Montesquieu）关于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决定论以及孔多塞（Condorcet）关于人类理性进步的必要阶段论中，引出自己关于人类知识、关于政治形式，以及关于社会类型的各个三阶段论。
在中国，严复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就是受到苟子关于“人生不能无群”等思想的启示。
第二，从康德（Kant）到黑格尔（Hegel）的德国古典哲学。
以亚当·
斯密（AdamSmith）和大卫·
李嘉图（DavidRicardo）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以傅立叶（Fourier）特别是圣西门（Saint—Simon）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当然也是其社会学的思想来源。
西方社会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思潮也受到
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以及社会科学历史学派的影响。
韦伯的社会学既受德国人文科学观点，又受英法实证主义的影响。
第三，自然科学成就及其方法的影响。
细胞、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生物进化等三大发现，既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也促进了以孔德、斯宾塞等人为代表的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发展和盛行。
第四，17—19世纪的早期社会统计调查和定量分析。
它发源于英国，既为社会学积累了有关人口、商业、男女性比例、自杀率等的经验观察材料，也为形成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特别是为社会学成为一门不同于过去思辨的社会哲学的实证社会科学起了推动作用。
涂尔干的《论自杀》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
二、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现实社会根据
说明社会学对象的历史时代根据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了解我国社会运行和发展情况。
如果结合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实际，就能够把社会学的对象问题说得更清楚。
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地解释下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类型。
我们认为，一般地说，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姑且分别称它们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
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同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更与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相对立。
而社会的中性运行又跟恶性运行有本质的差别。
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四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
所谓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四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
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体现，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理想模式。
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是清一色的，它因程度不同而表现出多样件。
我国存20世纪50年代前期，常风优良，政治清明，社会风气正，人民的精神面貌好，生产恢复发展快，社会障碍等因素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但总的来说，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
可以说，那时我国社会处在一种初级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状况之中。
所谓社会的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是指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不甚平衡，包含较多较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未危害、破坏社会的常态运行。
因此，社会的中性运行也可称做有障碍的常态运行。
这是一种介于良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之间、协调发展和畸形发展之间的中间状态，是一种不稳定状况；
它有可能向前者进化，也有可能向后者退化。
我国1957—1959年期问、1962—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时期，总的说来，就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中。
“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倾运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是政治上的障碍和不协调因素；
超越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阶段，片面地、频繁地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和革命，如公社化、割“资本主义尾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以及“大跃进”之类，是经济上的障碍和不协调因素；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日益遭到践踏，又是思想上的不协调因素。
对这些“左”的不协调因素失去警惕，不加以及时纠正，任其泛滥，结果是愈演愈烈，终于退化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时的社会恶性运行。
社会的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是指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不甚平衡，包含较多较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未危害、破坏社会的常态运行。
所谓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是指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离轨、失控。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初步感受到了这种恶性运行；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更全面广泛地感受到了它。
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是指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离轨、失控。
应该说，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总体上是能够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
不仅宏观上如此，而且微观上也能如此。
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它与生产的社会化是一致的。
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
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总体上不能够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至多只能在局部上、微观上做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是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个别企业的有组织状况，正表明了资本主义只能在微观上而不能在宏观上做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对资本主义来说，有障碍的常态运行是它经常出现的面貌，经济危机时期则是它的恶性运行时期。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
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常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
如果再不注意，还会陷入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甚至达到崩溃的边缘。
“十年动乱”给我们上了极其充分的一课。
从这个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真正结束了我国不幸陷入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使我国社会进入了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的状况，并向我们展示了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转化的现实可能性（见表l—1）。
表1—1新由围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和维持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长远、根本利益，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发挥。
但是，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到来。
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并努力创造这种条件，按照这种机制去尽力加以争取。
社会学不是别的，正是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我们现在要建立的社会学就是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
所谓从社会学角度看问题，正是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看问题。
这样的社会学向人们表明树立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观点的重要性以及没有这种观点的危害性。
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从无数生动的事实中，处处获得印证。
组成“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个定义的各个概念，除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等已在上面作了解释，其他概念可以做如下理解。
所谓“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社会”具体指“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及与之不断互动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社会”。
所谓“具体科学”，表明社会学不是哲学科学，而是对社会系统进行有社会学理论视野的、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的具体科学。
所谓“综合性”，表明社会学是以别的具体社会科学都涉及但不做专门研究的东西为对象的，不是那种以社会的某一个子系统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单科性学科。
所谓“条件”，指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需要的主要的内外部条件，即人口条件、生态环境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与心理条件。
从社会学角度看，还有对我国社会运行产生特殊影响的内外两个条件，这就是我国社会受到社会转型和迟发展双重效应的影响。
上述其他的条件，也都多多少少、这样那样地带有转型和迟发展的特征。
所谓“机制”，指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带规律性的模式。
它可以有多种划分方式。
从功能上划分，社会运行机制主要可分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等五个二级机制。
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
从部门、区域、领域来划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城乡协调机制、区域协调机制、阶层划分机制、经济社会协调机制、社会自然协调机制、国内发展对外开放协调机制等。
这些对建设和谐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条件和机制的区分是相对的，例如高质适量的人口既是我国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又是重要机制。
同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条件和机制又都与规律性有关。
因此上述定义也可表述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三、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
上述社会学定义，也即社会运行论的中国特色，首先表现在它跟中国历史上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
可以说，社会运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学术传统长期以来看待社会历史的角度的影响。
这个角度就是注重考察社会的治乱兴衰。
细察诸子百家及以后学者的论述，他们都注重从总体的、综合的角度来评估社会的治乱兴衰的原因与达到治的方法。
知识窗
在《墨子·
非命上》申，就有对夏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桀乱、商汤治，纣王乱、武王治的评慈。
若此则天下治。
”此外，汉“文景价；
而在《墨子·
兼爱上》中，则有对之治”、唐“贞观之治”，尽人皆知；
老治乱原因和达到治的方法的探讨：
若庄的“无为而治”无人不晓。
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
所以在中国传统的史学中，一部中国历史就是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
无怪乎程颐说：
“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
”（《二程集·
遗书》）。
也无怪乎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把社会学看做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
应当承认，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直接受到严复观点的启发。
很明显，这种社会运行论没有割断中国的学术传统，不是一种主观杜撰。
同时，这种对学术传统的继承不是简单照搬，而是有了某种创新。
例如，它没有停留在“治乱兴衰”这种素朴的认识上，而是上升到理论，概括出社会运行类型的范畴，并把“治世”、“乱世”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发展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的三分法，其中的“中性运行”明显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
其次，社会运行论的中国特色还表现在它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实社会运行密切相关。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社会有过初步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时期，有过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的时期，也陷入过局部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甚至陷入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的恶性运行。
而一旦社会陷人恶性运行，我国每个年龄段的人都会直接间接地、这样那样地受到损害。
对于这些，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人都会有切身之感、切肤之痛。
正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恶性运行状况的反思，再加上严复的具有中国学术传统色彩的社会学定义的启发，使我们形成了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想法，提出了社会运行论。
这种通过对我国社会运行的实际进行社会学概括而得到的理论，当然能回到实际中去，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把握，对它产生共鸣，从而也就不能不带有中国特色。
最后，社会运行论的中国特色还表现在它能够有效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改革开放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它提供的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学角度，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由中性运行向良性运行发展的必由之路。
它也使我们懂得了改革健康发展的途径：
就全社会范围看，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子系统的改革应当保持同步关系，某一子系统的改革过分超前或过分滞后都会对改革产生不利影响。
现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好多年，从而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引发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把中国社会推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处处感受到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因素的制约，这里存在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可以说，社会运行论提倡的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的一种社会学的表达。
从20世纪80年代起，它们已经从学术语言变成大众语言，又变成了政策语言。
四、国内夕}、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及分类
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多方争论的问题。
提出社会运行论，也是对其他社会学定义进行考察并从不同方面受到启发的结果。
因此，简略回顾国内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既是历史地把握社会学知识的需要，也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社会学对象和社会运行论。
（一）国外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及其分类
“什么是社会学?
”这一直是社会学创始人以及后辈社会学家力图明确回答而又不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
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曾系统介绍过从l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30年代初为止国外9种关于社会学的定义，即社会学是研究以下问题的科学：
（1）社会现象；
（2）社会形式；
（3）社会组织；
（4）人类文化；
（5）社会进步；
（6）社会关系；
（7）社会过程；
（8）社会现象间的关系；
（9）社会行为。
美国社会学家H．巴利和8．穆尔统计了l951—1971年20年间美国出版的16种社会学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8种提法：
（1）社会互动；
（2）社会关系；
（3）群体结构；
（4）社会行为；
（5）社会生活；
（6）社会过程；
（7）社会现象；
（8）社会中的人。
当然，社会学在1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定义远比上述诸种多得多。
这众多的定义主要分属于三大类：
第一类侧重以社会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
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要代表为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人，形成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路线。
第二类侧重以个人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
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要代表为韦伯等人，形成社会学中的反实证主义路线。
这两类观点影响至深，后世的许多定义多为这两类观点的变形或混成。
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学者中，既有主张第一种类型的观点的，也有赞成第二种类型的观点的。
但他们都是以社会和个人的统一为指导的，都赞成马克思的下述观点：
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应当避免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
反之，社会又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各个人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至于不属于这两大类的其他社会学定义则可以看做第三大类，其中有些观点影响不小，但都没有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主流。
（二）国内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按照上述分类，中国社会学界100多年来大体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侧重以社会为研究对象。
其代表性观点有：
（1）认为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由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
这是严复在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的序言中首先提出来的。
80多年后，郑杭生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如下的定义：
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也即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这一定义可以说是沿着严复的思路发展的。
（2）认为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一样是研究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
1949年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陈翰笙等均持此种观点。
（3）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整体及其规律性的。
由费孝通主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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