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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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防工业、石油天然气、水电开发等极少数战略性产业外，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应该再直接承办工业项目。

对于现有的国有工业企业，各级政府资源也应逐步从市场竞争性领域退出。

今后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应主要依靠各种民间资本，尤其是企业、外商和私人投资。

因此，在产业政策导向上，今后国家应进一步扩大产业开放的领域，减少甚至取消对民间资本的各种人为限制，通过指定各种投资诱导政策如减免税收，贴息贷款和投资补贴等，吸引各种民间资本投向西部地区。

同时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吸引高层次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西部开发和工业化服务，把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到城市，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发展，化解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所引起的种种矛盾。

还应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的治理改善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最终为西部大开发和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提供一个良好、宽松的外部环境。

一、西部工业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机遇

1980年代，沿海地区工业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乡镇、集体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规模外延式的扩张来推动。

由于当时国内面临的是短缺的经济环境，许多产品都存在着市场空隙，只要企业能够开足马力大量生产就不愁没有市场；

另一方面不断降低成本，产品就不愁卖不出去。

正是在这种短缺经济环境下，沿海地区迅速完成了工业原始积累过程。

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是我国工业经济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短缺的状况，逐步由短缺走向结构性过剩；

二是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由原来的以解决衣食为主，逐步走向以解决住行和文化娱乐为主转变；

三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内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出现了“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趋势；

四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额有所下降，1998年下降了9.1%，1999年又下降了7%；

五是加入WTO以后，西部地区工业竞争力很弱，今后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既给西部工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随着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今后西部地区的资源性产业将面临严峻挑战，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将不可避免。

以前，一谈到西部地区开发，试图把西部建成支撑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发展的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基地。

这种战略目前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由于我国当前国内有许多关键的矿产资源如铁矿，石油等都难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今后从国外进口矿石和原料，靠近港口发展一些原材料工业将不可避免。

预计今后我国石化、化工、钢铁等原材料工业将会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中国加入WTO，一般加工工业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西部地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精深加工的制造业，逐步提高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档次，将是大势所趋。

第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成为加快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催化剂，推动西部工业逐步走上持续快速增长的轨道。

当前中央已确定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作为我国21世纪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国家将逐步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国土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以及交通通讯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将有重点地强化某些区域的公共产品供给。

由此将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改变西部地区因为历史和自然因素长期形成的地区劣势，从而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可以预见，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西部一些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尤其是陕西以西安为中心发挥集聚效应有可能率先崛起，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

因此，像东部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西部地区一样，依次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发展。

第三、随着国家政策倾斜力度的加大和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各种民间资本将会逐步成为今后西部工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由于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今后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将主要依靠企业、外商和私人等各种民间投资。

在未来15年到20年内，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将会逐步向西部地区转移，国内私营企业也将会积极参与到西部开发中来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将日益打破传统的交通条件对企业位置选择的限制，国内外一些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出于成本和市场销售等方面的考虑，在西部建立自己的销售中心、生产工厂甚至区域性总部和研究开发机构。

所以在未来西部工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应采取恰当的政策，使大企业、外资和民间资本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加快实现工业化有利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目前，理论界认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主要是加快农牧业的发展，应大力开展植树种草，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5）也有学者认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不宜过多发展工业，国家应主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地区差距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工业化带来一系列社会环境副效应，所以不应该再扩大西部工业化，（国风，2004）这些观点有失偏颇。

发展农牧业和改善生态环境当然是加快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其必要性。

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也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扩大引起的，而东西部之间发展差距扩大则主要是由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引起的。

在今后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政策的支持上，中央应把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举措。

过去西部一些区域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主要是由于当地居民缺乏谋生手段，进行乱砍滥伐、过度开垦而引起的；

如果能加快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将一些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人口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工商业活动，将有利于减轻西部地区人口过度膨胀引起的生态压力。

同时，随着西部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将会极大地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西部地区有能力去逐步改善和美化生态环境。

工业化对于解决我国富余人口和就业压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具体表现在：

1.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直接导致因素，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成正比。

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

综观全球工业化的历程，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经验是工业和服务业很难在农村发展起来，只有首先在城市才能获得迅速发展。

2.工业化对于扩大社会就业总量、城市和农村就业是有利的。

1978—1997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7.9%提高到29.9%。

与此同时，全部从业人员平均每年递增2.94%，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平均每年递增4.04%。

而农村从业人员平均每年递增2.55%。

显而易见，随着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推进，城镇从业人员要比农村从业人员增长快得多。

加之9亿多农民这一基数很大，农村就业压力将更大，而实现工业化，利用城市集聚效应，实现农村富余人口的大量转移，有利于缓解农村由于就业压力造成的各种矛盾，这可以部分地从现实资料加以证明，“1978-2003年，农村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份额从70.5%下降到49.1%，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

1978-200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GDP比重由28.1%下降到15.2%，在农村三次产业增加之中，第一产业比重由84.2%下降到33.5%，第二产业比重由14.3%上升到51.7%，第三产业比重由1.5%上升到14.9%。

”[1]而这种连续变化主要由1998年到2004年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数据来支持。

数据显示结果证明了农村人口转移既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就业压力，也有利于缓解全国就业压力，更主要是有利于缓解西部地区农村就业压力，因为从1998年以后大量涌向城市的民工潮中来自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所占比重相对其它地区较大。

3.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

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仅体现在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更主要体现在服务业的崛起对劳动力的需求。

大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转移。

课题组研究资料证明，“2004年，农民人均外出务工收入398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6%，比上年增加52元，对当年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16.6%”[2]在西部绝大多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靠进城务工人员收入拉升，而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要靠农民自我供给，如教育设施投资等能够增加劳动力素质的公共产品提供等。

可以用以下链条（可以被称作价值链的一种）来形象表达：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农民工进城挣钱→反哺农村基础实施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消费→农村人口素质提高→进一步加快工业化→城市农村良性互动发展→整个国家经济增长→城市化进一步发展。

这一链条源起于工业化，并实现了良性循环互动。

4.我国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与城市化严重滞后有必然联系；

另外，人口的集中使得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并推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建设和供给效率，可以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给于进城务工农民与城市市民平等享用城市公共产品的权利，进一步提高农民素质，有利于农民工后续人力资源的培养，并逐渐实现农民非农化，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转移，而城市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将直接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

5.逐步缩小城乡实际消费支出差距，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发展。

目前城乡分治城乡分割状态对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仅80%，但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用于农村发展的比重很小，“用于农村发展的仅占GDP的1%，1997-2000年，城镇人均消费年递增6.09%，而同期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仅为1.08%，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的2.49：

1扩大到2000年的2.99：

1，到2002年为3.11：

1”[2]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证明合理的区间应该是1.5至2之间。

虽然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人为分割，大部分情况下难以直接享受到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待遇，也有农民工是弱势群体的说法，其实主要是由于目前农民工教育层次相对较低所造成。

随着农民工进城增加收入的同时发生连锁反应逐渐地会增加整个农村收入，不管是以实物形式捐赠还是直接用于户籍所在地乡村的基础实施建设，这些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消费等方面的差距，最终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发展。

6.促进西部地区内部工业化是加快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有效途径。

目前，民工潮的东西南北大转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并且转移成本很高。

由于西部地区人口居住过于分散，到东部沿海如深圳、广州等地打工的人较多，在过节时南北东西大转移对个人来讲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成本，并且东部沿海城市的物价指数较高，生活成本相应较高，这包括工子女求学费用，自身劳动力持续恢复费用等。

若就改善好投资环境，在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办起也就会使农村劳动力以较低的转移成本获得较多收益，其纯的真实收入必然大于到东部沿海地区大宽度转移所获。

7.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加速了西部地区工业化，进而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现。

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步子趋缓，经济效益下滑，吸纳新增就业能力明显减弱，但即便如此，由于乡镇企业资本密集度较低，其就业生成能力比城市国有企业要搞得多，它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1978-2002年乡镇企业共吸纳了1.282亿农业劳动。

”[3]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身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换，也减轻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这与前面所述并不矛盾，只能说明目前要解决农村问题得走“宽领域，多途径”之路。

这样的转移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刺激了农民实际消费，有组与西部经济发展，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和谐地实施。

从长远发展来看，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工业发展将同时面临工业化和现代化两大任务。

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不同，在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目标的选择上应有所侧重。

沿海地区由于现有基础较好、社会经济综合实力较强，今后应把工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实现地区工业现代化上；

西部地区因为现有基础较差、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其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今后重点应是加快地区工业化进程。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实现我国工业现代化的目标应多依靠沿海地区，而实现全国工业化的目标则要更多依靠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国土面积占全国近60%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

三、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工业化

在当前国内劳动力严重过剩条件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不能再走沿海地区1980年代外延式扩张的老路，而应该有全新的发展思路。

今后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

各级政府部门都要在资金投入和政策输出支持上，大力优先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全面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同时要加快科研成果转化，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不断推进西部地区工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高级化的步伐。

从内蒙古伊利，新疆阿里山皮革和云南烟草等西部成功企业的经验看，西部工业要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就必须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核心，把科技优势、竞争优势与资源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对西部地区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了科技、竞争和资源优势，工业发展才会有很大的出路，否则，在缺乏科技和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仅仅立足于本地资源，发展一些低档次加工产品，只会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严重浪费国家短缺资源。

在科技优势、竞争优势和资源优势中，科技优势是前提条件，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核心和关键，而资源优势仅仅是一种外部条件。

在当前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必须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依靠政府投资兴办各种工业项目的做法。

除国防工业、石油天然气和水电开发等极少数战略性产业外，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应该再直接承办工业项目。

对于现有国有工业企业，各级政府应逐步从市场竞争性领域退出。

因此，在产业政策导向上，今后国家应进一步扩大产业开放的领域，减少甚至取消对民间资本的各种人为限制，通过制定各种投资诱导政策如减免税收、贴息贷款和投资补贴等吸引各种民间资本投向西部地区。

同时政府应采取有利措施吸引高层次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西部开发和工业化服务，还应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的治理改善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按蒂布特（Tiebout）对地方公共产品研究结果表明，人们由于不同地区公共产品提供的富裕程度不同“用脚投票”，西部地区应该发挥后发优势，最终为西部大开发和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提供一个良好和宽松的制度环境。

四、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

1.工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的有效途径。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随发展，农民工进程挣钱，这部分收入可作用与子女受教育、自身劳动力补偿恢复，进程从也有利于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对整个宏观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2.西部地区工业化有利于西部农民工迁移成本降低，是较长期解决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3.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政策输出科学化和政策支持相当关键。

我国目前的劳动人事制度不健全，也没有专门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使得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未能如期转移出去，农民人均净收入增加十分困难。

因此，政府应积极从制度因素方面入手，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积极改革劳动人事，撤销阻碍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流动的规章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农村周边地区的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也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

”[6]这部分地说明地方政府政策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实现农民增收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政府应该在制造平等竞争环境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工人能享受到公平竞争环境的好处。

4.户籍制度需要继续改革。

除少数特大城市之外，大部分中心城市或中小城市应逐步放开农民工进程就业的限制条件，允许农民自由进入城镇择业和经商打工；

允许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平等竞争就业岗位；

对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技能培训；

简化农村劳动力进程就业办理居住证明和就业证明等各项手续，特别要取消不合理收费等。

[4]当然政府出面来解决农民子女教育问题既有利于降低农民工进程成本，也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接收到城市教育这一优值公共产品所带来的好处。

5.工业化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推进西部工业化进程是现阶段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只有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才能有效实现上述价值链。